2016年8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等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社区矫正工作衔接配合管理的意见》，对社区矫正工作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规定。
（一）社区矫正机构与监狱的衔接运行
1.社区矫正衔接机构的设置。2003年，我国监狱体制改革将监狱行刑与管理（矫正）分离，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社区矫正与监狱行刑的衔接存在一定的问题，影响了社区矫正的有效执行。自2003年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以来，公安机关成为社区矫正的执法主体，同时还联合相关单位组成社区矫正执法综合体系。如在市一级设“社区矫正办公室”，有的区、县成立“领导小组办公室”“社区矫正工作处”“社区矫正科”，或者由司法局“安帮科或安帮办”负责社区矫正工作，但这些工作机构的名称大多都不统一。
2.法律文书与报到管理之间的衔接。2010年，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建立的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信息系统已在全国范围内启动，对于衔接工作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也出现了监狱警力不足、转递矫正对象法律文书等相关材料不全或者不统一、一些社区矫正机构未及时更新相关信息，对于材料转递函的回执或回寄问题重视不够、矫正资料交接不到位等问题。
3.特殊矫正对象与疾病防控的衔接。在监狱行刑实践中，特别是关押重刑犯的监狱，每年需要进行特殊矫正的人数增多。如果将在监狱服刑的精神病和艾滋病罪犯放在社区进行矫正，将会产生疾病防控、精神病罪犯治疗与矫治衔接以及社区安全冲突等问题。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将其移交精神病医院进行治疗，这样既能使风险得到控制又能保证社区矫正的顺利进行。
4.矫正期间信息反馈与收监执行的衔接。监狱行刑与社区矫正衔接工作需要双向发挥作用，如果在这一环节上处理不当，将会影响社区矫正工作的落实。所以，对矫正对象的管理、信息掌握和信息反馈等配套工作十分关键。
（二）司法机关与公安机关之间的衔接(www.xing528.com)
从国外的一些实践来看，社区矫正的执法主体多是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机构。如美国统一由司法行政部门管理，并设独立的假释委员会，负责假释及执行工作。[6]在我国，司法行政机关在管理社区矫正过程中与公安机关发生联系是不可避免的。由于公安机关掌握较为丰富的社会管理资源，能够更好地协助司法行政机关开展相关工作。但是他们之间工作的衔接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比如对服刑人员文件接收不及时以及对异地服刑人员的相关信息掌握不一致。尽管2012年《刑事诉讼法》将社区矫正的执法主体由原来的公安机关改为社区矫正机构，但这并不是说社区矫正与公安机关就没有关联。事实上，社区矫正机构与公安机关仍然需要加强协作配合，从管控的严密度来看，司法所的人员比公安机关更加了解和熟悉服刑人员的情况，但公安机关具有的优势使其能够更好地掌握外地服刑人员的情况。因此，社区矫正机构与公安机关之间需要加强衔接配合。
（三）社区矫正机构与专业机构之间的衔接
社区矫正机构应当针对罪犯的不同情况采取有针对性的矫正措施，以保证矫正工作的顺利进行。《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第17条和第18条规定，司法行政机关要根据社区矫正人员的心理状态、行为特点等具体情况，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进行个别教育和心理辅导，矫正其违法犯罪心理，提高其适应社会的能力。因此，社区矫正机构要从心理辅导和就业技能培训等方面对罪犯进行帮扶。但现实的困难是社区矫正机构没有专业人员能够为服刑人员提供心理和就业技能培训。因此，社区矫正机构需要与心理辅导和就业培训等机构进行衔接配合，形成协同效应。
我国各地也进行了一些积极的司法实践，如北京市在各区县建立了“阳光中途之家”，专门配备了一些专业人员，主要负责对服刑人员进行心理教育，帮助社区服刑人员更好地回归社会。此外，社区矫正机构要加强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相关职能部门以及就业技能培训机构的合作，提高社区矫正人员的就业能力。
（四）社区矫正机构与所在社区的衔接
社区和社区居民是社区矫正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力量。社区服刑人员在社区接受矫正教育，日常生活主要在社区，因此，服刑人员所在的社区比较了解其在社区的情况，甚至可以进行一定程度上的监管或帮扶。但在司法实践中，社会机构和社区居民对矫正工作的参与度相对较低。因此，应促使社区矫正机构与社区服刑人员所在的社区进行紧密合作。积极发动社区中的居民参与社区矫正工作，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善矫正工作的运行状况，有利于服刑人员早日回归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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