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理论与实践解答

正如国民经济学是资产阶级的“学术代表”一样,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新的“感性意识”,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则是这一新的感性意识的理论表达^[47]。概略而言,深入把握共产主义的根本旨趣,至少要透彻地领会以下两方面的内容:

首先,从理论方面来说,共产主义是对人类社会“历史之谜”的系统解答,是关于人之为人最深刻的思想洞见。以往的哲学家往往从意识、宗教或伦理等方面来谈论人与动物的区别,来阐发人之为人的理论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则要求从劳动,从人的感性的、对象性的活动来理解人,从人对自己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来理解人。确认人立足于自身的劳动亦即感性的、对象性的活动创造历史,就从根本上瓦解了形形色色的自然崇拜和神圣创世说,从而建立起一种彻底的人文主义的世界观,同时也是一种彻底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彻底的人文主义和彻底的唯物主义的统一,或者用马克思本人的话来表达,“完成了的人道主义”和“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的统一,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也就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就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48]。

值得注意的是,所谓彻底的人文主义和彻底的唯物主义的统一,不仅统一于将来,而且统一于“人之为人”的时时刻刻和在在处处。因为从潜能的意义上来看,人类活动自始至终都是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都是自由自觉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但这种统一进入一种意识上的自觉,则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贡献,同时是一部人类“史前史”的发展结果。因为从现实性的角度来看,作为人类社会真正基石的感性-对象性活动(劳动)为保存与发展人类既得的社会生产能力和社会生活财富,从自身出发为自身创造了一系列“历史地前后相继的等级和阶级的共同生存条件”,亦即作为“世界”“国家”和“社会”的“交往方式”。换句话说,人类“史前史”社会的“史前”性质,恰恰在于人的感性-对象性活动(劳动)及其“交往方式”(“世界”“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异化”性质。并且,这种“异化”并非单纯观念上的迷误,而是深深植根于人类扩展自身感性生命和感性生活的实际需要,只是因为它们反过来制约和限制人的感性-对象性活动亦即人的生命活动-劳动的自由自觉性,才具有“异化”性质。因此,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鲜明指出,“异化和异化的扬弃走的是同一条道路”。一部世界历史的根本目标,就是通过人的“世界”“国家”和“社会”存在形态(交往方式)的演变,使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主义所直观到的人的本真性存在直接成为感性意识的对象,直接成为人的“现实的本质”,亦即使人真正成为人。

其次,从实践方面来说,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创造新世界的行动纲领,是切近将来的“必然的形式”和“有效的原则”。马克思曾经坦言,“要扬弃私有财产的思想,有思想上的共产主义就完全够了。而要扬弃现实的私有财产,则必须有现实的共产主义行动”^[49]。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学说之所以是科学社会主义,也正是因为它“决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而仅仅是对“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的理论描述^[50]。

出于对黑格尔哲学尤其是对青年黑格尔派的不满,马克思从独立走上自己的思想道路开始,就猛烈抨击了关于社会历史变革的主观主义态度。在《德法年鉴》上公开发表的与卢格的通信中,马克思明确提出“意识变革”或“哲学批判”的任务与方向:我们的任务不是“教条地预期未来”或“构想未来并使它适合于任何时候”,而是要“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要“使世界认清本身的意识”,为世界“喊出真正的斗争口号”,一句话,要“对当代的斗争和愿望作出当代的自我阐明”^[51]。在稍晚创作但同样是首次公开发表于《德法年鉴》上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进一步提出“批判的武器”(哲学批判)和“武器的批判”(实践批判)相结合的主张:“革命需要被动因素,需要物质基础”;“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因此,人类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心脏是无产阶级”^[52]。(www.xing528.com)

如果说《德法年鉴》时期的马克思还只是从原则高度阐述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和人类解放的基本内涵的话,那么,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则为无产阶级的历史运动提出了切近的政治目标:“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53]其中,“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这个短语可谓意味深长:正如封建生产关系中的农奴并不直接成长为资产阶级一样(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研究表明,逃亡农奴是现代资产者的前身),现代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中的工人群体也并不直接等同于无产阶级。列宁后来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卢卡奇对无产阶级意识重要性的极端强调,都和这个深刻的道理密切相关。

关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马克思在1852年3月给约·魏德迈的信中写道:“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家就已经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经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所加上的新内容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54]在我看来,十分必要将马克思的这一声明同他1859年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相关论述合起来理解:“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55]

综合马克思以上两段论述,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几点推论:(1)阶级斗争的确切含义是“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2)阶级斗争至少包含两种基本类型,其一是特定经济社会形态(诸如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内部的“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其二是前后相续的经济社会形态之间的“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3)阶级斗争既不是天然的也不是永恒的,而是“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人类社会什么时候开始有“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什么时候就开始有阶级斗争,反之,什么时候丧失了“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什么时候就消解了阶级斗争;(4)资产阶级社会之所以是人类“史前史”的最后形态,是因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将彻底终结“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因为共产主义的真实含义乃是人类认识到自身“固有力量”的社会性质并把这种社会性的力量组织起来而不再使之作为“政治力量”同人自身相分离;(5)人类“史前”状态的终结是一个历史过程,这个过程既可以称之为共产主义运动,也可以称之为无产阶级专政,在此过程中将实现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以及“传统的观念”的“最彻底的决裂”;(6)在“最彻底的决裂”完成之后,“社会进化将不再是政治革命”,将实现人的个体性和社会性直接统一,从而扬弃个体性与社会性之间的“异化”性质,亦即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56]。

总之,就理论的方面来说,共产主义作为对人的本真性存在的洞见,所把握到的是作为整个世界历史过程亦即经济社会形态变迁的内在根据(感性-对象性活动);就实践的方面来说,共产主义作为终结人类“史前史”的伟大社会变革,是对人类社会内在根据及其历史性的经济社会形态何者为第一性的根本性颠倒。确认这一实践过程的必然性和长期性,包含着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及无政府主义的根本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