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发展方式：超越普遍性文化

综上所述,从黑格尔立足于“思想”或“普遍性”原则对人类历史的哲学阐释,以及马克思立足于人之为人的“感性”“对象性”的存在方式对黑格尔哲学展开的批判中,我们得到了关于“普遍性”以及“世界历史”的两种有着内在关联的理解。现在,让我们由此出发回到所谓中国发展中的“普遍主义”问题。

尽管我们前面着重指明的是,马克思与黑格尔关于“普遍性”以及“世界历史”性质判定上的基本差别,但这里首先需要强调的,反而是这样两种判定所依据的基本理解上“内在关联”的方面:这便是以发端于欧洲的现代西方资本文明为主导的世界历史进程历史必然性亦即“思想”或“普遍性”统治的历史必然性。我们的意思是说,即使是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所说的“思想”或“普遍性”的统治也决不是思想家的呓语或仅仅是一种理性的迷误,相反,它作为现代社会的现实恰恰在马克思所说的人的“感性的”“对象性的”活动方式中有其根据,并且也只有通过这种“感性的”“对象性的”活动本身的必然开展来历史地扬弃。

在《共产党宣言》中,我们可以明确看到,马克思对发端于欧洲的现代西方资本文明所主导的“世界历史”进程之于非西方民族、国家和文明的强制性质的描述:“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35]

也就是说,尽管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思想”或“普遍性”(亦即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统治,无疑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一种“异化”形式,但这种“异化”形式的社会生活在世界范围内的无产阶级革命发生之前仍然是占据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之一。因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36]。而只要“思想”或“普遍性”统治亦即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在“世界历史”中占据支配性地位,并且只要我们还局限于这样的“世界历史”视野中,那么,所谓文化间交往的“普遍主义”问题就必然被视为一种抽象的普遍性与同样抽象的特殊性之间的相互对抗与相互作用的关系。

以关于中国发展的“普遍主义”问题讨论中所谓“文化普遍主义”与“文化特殊主义”思潮的对立为例,我们可以看出:一方面,无论是以西方文化传统还是以其他文化传统的核心价值、或者以有待生成的所谓文化间的价值融合为底色的“文化普遍主义”立场,由于必然受到其他“文化普遍主义”和“文化特殊主义”立场的限制,而不可避免地被指谪为实质上的“文化特殊主义”;另一方面,任何一种策略上或实质上的“文化特殊主义”立场,哪怕是拒绝融入西方文明为主导的世界历史进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世界体系)的极端“文化特殊主义”立场,也都同样不可避免地被指谪为一种实质上的“文化普遍主义”。

问题的关键在于,尽管这些相互“指谪”本身乃是最无思想的抽象反思,但这种抽象反思恰恰是纯粹“思想”或“普遍性”这一现代社会生活的支配性原则在当代文化交往领域的具体表现。实际上,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以及《论犹太人问题》等文献中已经对这个现代政治生活中的抽象“普遍性”原则做了深入的剖析。

在马克思看来,一方面,当经过资产阶级革命即“政治解放”的现代国家“宣布出身、等级、文化程度、职业为非政治的差别,当它不考虑这些差别而宣告人民的每一成员都是人民主权的平等享有者,当它从国家的观点来观察人民现实生活的一切要素的时候,国家是以自己的方式废除了出身、等级、文化程度、职业的差别”;但事情的另一方面是,“国家还是让私有财产、文化程度、职业以它们固有的方式,即作为私有财产、作为文化程度、作为职业来发挥作用并表现出它们的特殊本质。国家根本没有废除这些实际差别,相反,只有以这些差别为前提,它才存在,只有同自己的这些要素处于对立的状态,它才感到自己是政治国家,才会实现自己的普遍性”。总而言之,“完成了的政治国家,按其本质来说,是人的同自己物质生活相对立的类生活”^[37]。(www.xing528.com)

显然,使所谓“普遍主义”问题或“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相对主义”“历史主义”等思潮的对立得以可能的当今文化交往过程本身,也是完全落在马克思关于现代政治国家的“普遍性”与其“特殊因素”之间关系的基本判断中的:作为支配“世界历史”进程亦即支配当代文化交往过程的“思想”或“普遍性”原则,一方面是超越于作为世界历史进程的“特殊因素”即各个文化、民族、国家、地区和个人之间的差别之上,另一方面又根本没有,不可能、也不必要废除这些差别,而是让它们作为“特殊因素”发挥实际的作用。这种在“世界历史”中、在文化、民族和国家之间发挥作用的“思想”或“普遍性”原则不是别的,就是所谓“国家主权的独立”与“经济全球化”或“统一的世界市场”。

如果说当今文化交往的实际状况毕竟与一国之内的政治状况存在差别的话,那也只是意味着国际关系的政治水平还远远落后于一国之内的政治水平。因此,黑格尔“世界历史”观念的当代继承者们往往以推动严格意义上的“世界政府”和“世界宪法”的成立为己任,而作为完成这个“世界历史”任务的一个基本方面就是在意识形态上为“普遍主义”或“普遍性”原则的支配性地位作辩护。

但是,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无论是站在所谓“特殊主义”“相对主义”或“历史主义”的立场来反对“普遍主义”,还是以一种或积极或消极的“世界主义者”的姿态来讨论“普世价值”“底线伦理”等,实际上都已经自觉不自觉地从属于黑格尔意义上的“世界历史”的思想视野,因而都可靠地成为“思想”或“普遍性”原则在我们这个时代仍然占据支配性地位的一个确证。或者说,文化交往中的所谓“普遍主义”问题的出现,本身就是“思想”或“普遍性”原则占据支配性地位的“世界历史”真正展开的一个症候。

在这里,我们必须简要地提及依据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视野思考所谓“普遍主义”问题所蕴含的另一重积极意义:所谓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视野中思考“普遍主义”问题,也就是依其实质把植根于“普遍性”原则之上的现代性文明当作一种在“人类历史”中必将历史地成为问题的事物来对待,这意味着始终专注于如何才能真正扬弃“思想”或“普遍性”原则占据支配性地位的“世界历史”(人类社会“史前时期”)的问题。

因此,如果说今天中国的发展有可能对人类社会作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贡献的话,那么,决不会仅仅在于中国的传统或当代文化可能为其他文化和民族贡献所谓“普世价值”或“底线伦理”,而恰恰主要是在“普遍主义”问题的上述积极含义方面,亦即在创造一种真正超越“普遍性”文化的发展方式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