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普遍性与世界历史的理论解答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首先批判了黑格尔哲学对人的唯心主义理解,即“人被看成非对象性的、唯灵论的存在物”:“人的本质,人,在黑格尔看来=自我意识。”并且,这种对人的本质的唯心主义设定意味着一种绝对唯心主义,也就是说,不仅主体、不仅单个的人,而且包括对象世界、包括自然界和人类生活的各个环节,都被看作是“自我意识而且是抽象的自我意识的环节”。因此,尽管马克思盛赞黑格尔“抓住了劳动的本质”,首次“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但在黑格尔那里,“劳动”仅仅表现为“抽象的精神的劳动”,人通过劳动的自我产生的过程或“全部外化历史和外化的全部消除”,仅仅是“抽象的、绝对的思维的生产史,即逻辑的思辨的思维的生产史”^[25]。

不过,马克思批判黑格尔哲学的要害,并不仅仅在于指证了黑格尔哲学对“人的自我产生的行动或自我对象化的行动的形式的和抽象的理解”。因为对于“人”的这种“形式的和抽象的理解”决不仅仅是黑格尔个人的偏见,相反,恰恰是现代西方文明生存原则的自觉表达。用马克思的话说,“本身被抽象化和固定化的自我,是作为抽象的利己主义者的人,他被提升到自己的纯粹抽象、被提升到思维的利己主义”^[26]。如前所述,直到基督教产生,这种“抽象的利己主义者的人”才真正进入了人们的意识;只是到了现代社会,以这种“抽象的自我意识”、纯粹思想或“普遍性”原则作为基本组织方式的社会生活才成为现实。

以这种“抽象的自我意识”或“普遍性”作为生存原则的时代,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资本主义时代^[27]:一方面,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领域,面对“自然”的“人”被抽象为纯粹的思维(认知)主体,“自然”从而被抽象为纯粹思维的“表象”(物性),自然与人的这种双重抽象蕴含着现代文明在物质生活领域的技术活动方式,亦即包括资本家和工人在内的一切个人联合起来对“自然”的支配和统治;另一方面,在社会关系领域,“人”被抽象为纯粹意志(对自我同一性或人格的无条件肯定),这种纯粹自我的自身同一性及其相互之间的承认是现代法权的“理性”(主体性)依据,而现代法权的具体实现方式意味着“资本”(资本家是资本的人格化)作为积累起来的“死劳动”凭借对“纯粹意志”的普遍确认实行着对“活劳动”(工人、劳动力)的“合理”支配。

马克思对黑格尔批判的要害更在于,指证了在黑格尔哲学所表达的现代社会的支配性原则亦即“思想”或“普遍性”原则的统治之下,始终还存在着一个“思维”或“普遍性”原则无法彻底扬弃的“感性的”“对象性”的现实基础,从而指证了上述“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生活方式的历史性即暂时性。

在马克思看来,“一个有生命的、自然的、具备并赋有对象性的即物质的本质力量的存在物,既拥有它的本质的现实的、自然的对象,而它的自我外化又设定一个现实的、却以外在性的形式表现出来因而不属于它的本质的、极其强大的对象世界,这是十分自然的。这里并没有什么不可捉摸的和神秘莫测的东西。相反的情况倒是神秘莫测的”^[28]。马克思对人之为人的“对象性的”(以及“物质的”“感性的”“现实的”“自然的”“外在性的”等)存在方式的强调,至少包含这样两个基本内涵:

一方面,人作为感性的、对象性的自然存在物,首先是“受动的”,并且“因为它感到自己是受动的,所以是一个有激情的存在物。激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而“每一种本质力量的独特性,恰好就是这种本质力量的独特的本质,因而也是它的对象化的独特方式,它的对象性的、现实的、活生生的存在的独特方式”,因此,“人不仅通过思维,而且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29]。

另一方面,由于“只有音乐才激起人的音乐感”,也就是说,“只是由于人的本质客观地展开的丰富性,主体的、人的感性的丰富性,如有音乐感的耳朵、能感受形式美的眼睛,总之,那些能成为人的享受的感觉,即确证自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感觉,才一部分发展起来,一部分产生出来”,而在马克思看来,“不仅五官感觉,而且连所谓精神感觉、实践感觉(意志、爱等等),一句话,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30]。(www.xing528.com)

上述两个方面的综合,就是“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唯灵主义和唯物主义、活动和受动”统一于其中的人类实际生活过程,就是“自然界的和人的通过自身的存在”,亦即“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和“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这也便是马克思对“整个所谓世界历史”的全新理解^[31]。

但是,如果我们仍然把资本主义时代造就的人与自然的“科技”(知识、思维)关联以及人与人之间的“法权”(人格、意志)关联看作是这个经过重新理解的“世界历史”过程的实际内容与最终归宿,那么就只不过是完成了对黑格尔意义上的“世界历史”观念的简单颠倒,而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学说的所谓革命性意义也将因此荡然无存。

因此,即使当马克思说:“在异化范围内活动的人们仅仅把人的普遍存在,宗教,或者具有抽象普遍本质的历史,如政治、艺术和文学等等,理解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性和人的类活动”,而人们实际上既可以把“通常的、物质的工业”理解为“上述普遍运动的一部分,正像可以把这个运动本身理解为工业的一个特殊部分一样,因为全部人的活动迄今为止都是劳动,也就是工业,就是同自身相异化的活动”^[32],——仍然有待澄清的问题是:为什么说仅仅把“人的普遍存在”理解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性和人的类活动”乃是一种“异化”时代的观念?以及,把“工业”(迄今为止的“劳动”或“同自身相异化的活动”)理解为“人的普遍存在”的一部分与把“人的普遍存在”理解为“工业的一个特殊部分”,其间究竟可能存在怎样的重大差别?

简要的回答是,在马克思看来,只要人们的视野仍然局限于黑格尔意义上的“世界历史”即人类社会的“异化”范围内,那么无论是将“工业”理解为“人的普遍存在”的一部分,还是将“人的普遍存在”理解为“工业”或“劳动”的一部分,其间并无实质性的差别。但是,即使是处在“异化范围”内的工业或劳动以及世界历史,仍然具有其非“异化”的一面,亦即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的展示”、作为“自然界的人的本质,或者人的自然的本质”的一面,因此,马克思说,“工业是自然界对人,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对人的现实的历史关系”。正是“工业”或劳动的这个非“异化”的方面,必然冲破其迄今为止的发展所采取的“异化”方式,而使“自然界”和“自然科学”失去其“抽象物质的方向或者不如说是唯心主义的方向”,并且“将成为人的科学的基础,正像它现在已经——尽管以异化的形式——成了真正人的生活的基础一样”^[33]。

进而言之,当“自然界”和“自然科学”失去其“抽象物质的方向或者不如说是唯心主义的方向”并且“成为人的科学的基础”时,人类社会也将扬弃黑格尔以其全部哲学所阐发的“思想”或“普遍性”原则占据统治地位的时代,并使所谓的“历史终结”具有马克思主义的内涵:“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