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交往中的“普遍主义”问题,无疑直接根源于文化间交往的历史事实。为了一开始就终止向抽象反思不断后退的道路,我们必须强调这个历史事实的历史性。也就是说,我们这里所涉及的文化间交往的历史事实,不可以被等同于或替换为随便什么时代的,因而是抽象掉一切历史情境的两个文明、国家、民族甚至个人之间的交往关系。相反,这个历史事实有着根本的历史性特征,其实质是以发端于欧洲的现代西方资本文明为主导的世界历史进程。
作为当今文化交往的意识形态表现的“普遍主义”问题应当在这个世界历史进程中得到恰当的理解。但在具体地展开这种理解之前,我们还有必要事先澄清这个世界历史进程本身的来历,而这种澄清势必涉及作为“普遍主义”(Universalism)语源根据的“普遍性”(universal)问题。我们知道,对“普遍性”的追求,是通常所理解的西方哲学传统的真正起点[14]。问题在于,所谓“普遍主义”问题与传统西方文化的“普遍性”追求之间存在怎样的内在关联?简要的回答是,如果说“普遍主义”问题应当在上述世界历史进程中才能得到恰当的理解的话,那么这一世界历史进程本身则在西方文化对“普遍性”的追求中有其深刻的根源。
对于后者,作为西方传统哲学集大成者的黑格尔哲学有过深入的论述:“普遍性就其真正的广泛的意义来说就是思想,我们必须说,费了许多千年的时间,思想才进入人的意识。直到基督教时期,思想才获得充分的承认。……基督教是绝对自由的宗教,只有对于基督徒,人才被当作人,有其无限性和普遍性。奴隶所缺乏的,就是对他的人格的承认,而人格的原则就是普遍性。”[15]
为了明了起见,有必要依据黑格尔的文本对蕴含在上述提法中的基本观点做一些补充和引申:首先,在黑格尔看来,“普遍性”或“思想”是哲学的唯一对象,“什么地方普遍者被认作无所不包的存在,或什么地方存在者在普遍的方式下被把握或思想之思想出现时,则哲学便从那里开始”;“真正的普遍”或作为思想的思想,是既不同于“情感、直觉或表象”等意识形式、也不同于“单纯的共同点”的“概念”,并且这个普遍者、思想或概念是“自己无限地规定着自己的存在”,通过自我区分将自身实现为“绝对理念”或“唯一全体”[16]。
其次,对黑格尔来说,“普遍性”或“思想”不仅仅是主观的或我们的认识,同时是“事物的自身(an sich),或对象性的东西的本质”[17]。普遍者、思想或概念自我规定、自我建立、自我实现为“绝对理念”的过程固然一方面在黑格尔本人的哲学体系中达到了完全的自觉即获得了完整而纯粹的展示,但黑格尔认为“绝对理念”的这个自我规定、自我建立、自我实现的过程实际上已经先行完成在人类的历史中:“哲学作为有关世界的思想,要直到现实结束其形成过程并完成其自身之后,才会出现。概念所教导的也必然就是历史所呈示的。”[18]
再次,思维与存在、主观与客观、逻辑与历史的统一,不仅仅体现在作为哲学对象的“普遍性”或“思想”是“事物的自身”“对象性的东西的本质”以及历史过程中的“内容”或“真理”的客观表达,而且还体现在以“普遍性”或“思想”为对象的思想活动同时是真正的历史性的活动中,或者说,在黑格尔看来,以“普遍性”的方式思想和行动乃是人类历史内在的发展目标。因为“所谓思维就是把一个对象提高的普遍性的形式”,只有当一个民族或文化“以普遍性为意志的对象时”才开始有了“自由”,而整个一部世界历史不过是“自由”意识的生成和发展的过程,也就是“普遍性”的思想方式不仅作为思想方式而且作为行动方式成为自觉现实的过程[19]。
最后,从“普遍性”或“思想”的原则在西方历史中的实现过程来看,其中包含着这样几个关键的环节:(1)智者时期开始觉醒的“反思”要求,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哲学中被确立为“主观自由的原则”(一切存在都必须经过思维的审查)——在“善”“美”等理念中反思到“绝对普遍的内容”,同时也就是把“绝对”设定为“主体”,因此黑格尔说,“近代的原则便是开始于这个时期——与希腊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瓦解同时”[20]。(www.xing528.com)
(2)以“主观自由的原则”组织起来的罗马世界,通过斯多噶主义、伊壁鸠鲁主义和怀疑主义等所谓“自我意识”哲学开始孕育主观自由原则的内在化(一种内心的自由),并在基督教中完成为绝对的自由或内在的普遍性:尽管雅典人和罗马公民都知道自己是自由的,但无论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还是西塞罗以及罗马的立法者都不知道,“一个人本身就是自由的,依照他的本质,作为一个人生来就是自由的”;“只有在基督教的教义里,个人的人格和精神才第一次被认作有无限的绝对的价值”[21]。
(3)在基督教中培育起来的绝对自由或人格的普遍性原则,只是经过新教改革才真正被彻底化,不仅使人的自由不再依赖于出身、地位和文化程度,而且也不再依赖于任何宗教仪式和宗教机构:“在和上帝发生绝对关系的地方,一切外在性都消失了;一切奴役服从也随同这种外在性、这种自我异化消失干净了。”[22]当然,经过宗教改革彻底化了的自由原则还必须扬弃其纯粹的内在性而在现实中实现,也就是说,“法律、伦理、国家制度以及一般地属于精神意识的现实性的东西,都应该成为合理的”。在黑格尔看来,这便是以新教原则为基础的日耳曼民族或者说现代世界的历史使命[23]。
从以上对黑格尔的“哲学”与“历史”观念的简单回顾中可以看出,在黑格尔看来,“普遍性”不仅是西方哲学思考的核心,不仅是西方文明所成就的学问体系的根本特征,而且是现代西方文明组织社会生活的基本原则,是世界历史中的“普遍精神”。并且,我们至今仍然处在这种“普遍精神”的必然发展和自我实现的过程中,因为将要在日耳曼世界完全实现自身的“普遍性”原则已经进展到了“世界精神”的最高形态,或者说,世界历史在精神形态转换的意义上终结了。
尽管黑格尔对西方文明进程的哲学解释常常被人指责为思辨神秘主义和逻辑图式主义,但实际上,黑格尔本人对思辨哲学“事后解释”的性质有着充分的自觉[24]。而所谓“理性统治世界”或“理性的狡计”等提法不过是以一种貌似理性神秘主义的方式道出了历史过程的真相。并且,就其对西方文明进程(黑格尔意义上的世界历史)的正面阐述而言,不得不承认这种阐述仍然是迄今为止最深刻和最凝练的。
当然,一旦我们超出黑格尔意义上的“世界历史”的眼界,那么所谓的“历史终结”以及“普遍性”原则的绝对支配地位都会立刻显示出其虚幻的一面,而马克思可以说是决定性地超出了黑格尔哲学眼界的第一人。正是在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中,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关于“普遍性”以及“普遍主义”问题的基本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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