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之谜的理论解答：构建新的普遍历史

以上关于黑格尔、马克思和海德格尔等人所代表的“普遍历史”叙事及其自我保留或质疑的简单论述,可以看作是以举例的方式对所谓“普遍历史”视角的一种概括说明,也可以看作是我所理解的关于中国道路问题的“普遍历史”视角本身的核心内容。接下来简单交代一下我所理解的关于中国道路问题的“文明论”视角的基本内涵。

从形式上说,坚持关于中国道路问题研究的“文明论”视角,首先是对上述“普遍历史”视角的警惕、反思和包容。一方面,我们应当非常清楚,要坚持完全意义上的“文明平行论”是几乎不可能的,因为文明的交汇已经发生,并且这个交汇过程是以现代西方文明为主导的,迄今为止,我们在文明心态上还留有严重的“被动应战”的痕迹,我们对自身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的“现代化”程度还缺乏充分而内在的自信,甚至还忧心忡忡;另一方面,我们同样也应当有深刻的体会,在中国被动寻求现代化的一百多年来,走过的的确是一条艰难曲折的道路,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而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中华文明自身基础的顽强作用,使得现成接受任何一种西方“普遍历史”叙事及其现代化策略的做法都必然招致失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也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也好,都决不是一种单纯的修辞,而是的确包含了一种“文明论”视角对“普遍历史”视角的校正,包含了对现代中华文明自身可能具有独特本质的觉察、期待与培育。

从具体内容上说,关于中国道路问题的“文明论”视角,还处于一个在实践中不断生成和有待进行系统性理论建构的过程中。目前我们只能提示一些方便进一步仔细观察、深入研究和反复验证的原则与要点。

首先,要摆正中国道路问题研究中的“源”与“流”的关系。我们现在一般的提法是,“中”“西”“马”是活跃在当前中国理论话语中三种相互竞争的思想形态,以至于有各种版本的“本末”“体用”之争。如果我们以抽象理智的或教条主义的方式来理解的话,“中”“西”“马”都各自成为一个独立的系统,各有自己的一整套理论与经验,各有自己的“本末”与“体用”。但实际的情形是,相对于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而言,尤其是相对于今天我们正在不断开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而言,各自作为一个独立的理论系统的“中”“西”“马”都只是“流”,而不是“源”。

其次,实现文明心态上从“被动”到“主动”的转换。不仅要力求摆脱民族文化心灵深处“中”“西”“马”分离割裂的局面,树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根本信心,在综合与提炼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发展和完善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内在一致的制度架构和理论理解;而且要以一种积极进取的姿态来重新看待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从主要着眼于应对和化解现代西方文明的挑战,逐渐过渡到主要着眼于实现了自身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现代转化的中国(或者说“复兴后中国”)与未来人类世界的关系,着眼于“复兴后中国”对人类社会和世界历史可能做出的独特贡献。其实质是要从单纯强调“中国特色”意义上的防御性的“文明论”立场,逐渐过渡到一种以“复兴后中国”为实践根据和理论基石的、包含着更高的“普遍性”诉求的“普遍历史”立场。(www.xing528.com)

再次,理解中华民族复兴之路的关键,是理解当今中国的政治生活尤其是理解中国共产党。如果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路,将不仅仅是包括经典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普遍历史”理论的一个简单例证,而且具有“文明论”的重要性的话,那么,这种重要性及其真实内容恐怕也不能从中国古代经典学说中得到现成的理解与说明。当今中国的政治生活和中国共产党的存在实际,可能既承继了中国古代文明基础中亲亲、尊尊的伦理和政治格局,也囊括了现代西方文明发展起来的各种经济生活和社会治理的技术要素,还承载了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先进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社会理想;但与此同时,又突破了中国古代政治由于生产技术的限制、血统继承和无限任期等因素所造成的王朝更替与治乱循环的历史格局,完全超出了现代西方政治学说和政党学说的理论框架,甚至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提出了新的理论挑战。因此,在我看来,观察与理解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进行经济、社会、政治、法治等改革与发展中取得的成就,以及由于变动着的外部作用导致党自身的不断改革与进步,以及中国人在这种客观现实改变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思想与行为方式的相应改变,正在逐步生成一种全新的中华现代文明。

又次,在观察中国现实变化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观察与理解同中国相对应的西方世界及其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支配作用与地位正在发生的种种变化。或者直截了当地说,不能忽视二十世纪以来西方文明的“衰落”趋势(按照汤因比的说法,文明的衰落往往与鼎盛同时发生)。在这种文明此消彼长的对照观察中,逐步形成和建构一种符合当前中国实际的、既是“文明论”又可能具有更高“普遍历史”意义的世界历史哲学。

最后,克服理论建构上的急躁心理,清醒认识到真正建立对当前中国道路和中华文明的理论自信,或许将是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尽管党的意识形态创新工作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社会科学的系统性建构工作,已经作为一个明确的历史任务提出了,但在理论建构和完善的过程中,仍然要尽可能保持开放与平和的心态,向不同视角的多样性开放,向实践经验的丰富性开放,向未来进展的可能性开放。对于某些目前没有基础或能力做出最后结论的问题,可以先存而不论。因为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最后完成,意味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意味着中国真正建成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国家,而这还需要一段相当长的时期,还需要做极大的努力,并且还要避免犯颠覆性的错误。但理论研究的战略性、前瞻性和系统性,使我们完全有可能根据对中西文明历史的长程观察,尤其是通过对西方世界现代化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中国近代所做出的种种曲折探索以及近四十年来所取得的非凡成就等所有这些历史轨迹的深入研究,逐步形成一种中华文明现代化的基础理论体系,内在巩固地建立对中国道路自身的思想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