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解答

如果我们仅仅满足于从理论上表明马克思、恩格尔创立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学说,作为“科学”包含哪些基本原则,那么只要如前所述那样,提到他们把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理论“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这一初始原则,以及作为这一初始原则的重要成果和展开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就够了。

但诚如恩格斯所言,马克思不仅是一个“科学家”,而“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他们“决不想把新的科学成就写成厚厚的书,只向‘学术’界吐露”,正相反,他们“已经深入到政治运动中”,亦即深入到“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设施”的“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中去了^[74]。同时,考虑到从理论上揭示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主要涉及的是一种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态度、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以及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深入解剖,而没有包括马克思、恩格斯作为“革命家”,在深入“政治运动”之际取得的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许多重要的历史经验和理论总结,而这些历史经验和理论总结对于后来世界范围的共产主义运动尤其是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来说并不是无足轻重的。因此,接下来,我们将对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历史经验和理论总结再做一番简略的考察。

概括地说,马克思、恩格斯深入“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的活动,可以大致划分为1848年欧洲革命时期、1871年巴黎公社运动时期,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晚年对欧洲尤其是德国和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前景的探索时期等几个主要阶段。从马克思、恩格斯在这几个阶段留下的重要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原则性思考:

(一)1848年欧洲革命时期

作为无产阶级历史运动最光辉的理论文献和实践纲领的《共产党宣言》,公开发表于1848年欧洲革命爆发前夕。其中,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无产者组织成为阶级,从而组织成为政党”的极端重要性,因为这是“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亦即“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统治”的“第一步”,是“对所有权和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实行强制性的干涉”,把“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里”,从而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最后建立“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的根本政治前提^[75]。

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系统总结了1848年欧洲革命时期法国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发展了《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无产阶级必须“组织成为阶级,从而组织成为政党”的思想,首次使用了“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一术语,认为“宣布不断革命”的“革命的社会主义”,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76]。

(二)1871年巴黎公社运动时期

《法兰西内战》是在巴黎公社运动尚在开展和接近尾声的过程中,马克思为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起草的一篇致欧洲和美国全体会员的宣言,它根据巴黎公社的经验,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国家、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的基本原理。

其中,最为关键的是指出了“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认为“巴黎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产物,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www.xing528.com)

当马克思说“公社”是“劳动的解放”或“社会解放”的“政治形式”,这意味着:(1)“公社要成为铲除阶级赖以存在、因而也是阶级统治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的杠杆”,也就是要为“消灭那种将多数人的劳动变为少数人的财富的阶级所有制”“剥夺剥夺者”“把现在主要用做奴役和剥削劳动的手段的生产资料、即土地和资本完全变成自由的和联合的劳动的工具,从而使个人所有制成为现实”服务;(2)但是,“正如国家机器与议会制只是统治阶级进行统治的有组织的总机构,只是旧秩序在政治上的保障、形式和表现,而不是统治阶级的真正生命,公社也不是工人阶级的社会运动,从而也不是全人类复兴的运动,而只是有组织的行动手段”,因此,“公社并不取消阶级斗争,工人阶级正是通过阶级斗争致力于消灭一切阶级,从而消灭一切阶级统治”,但“公社提供合理的环境,使阶级斗争能够以最合理、最人道的方式经历它的几个不同阶段”;(3)公社实现“劳动的解放”或“社会解放”的“伟大目标”,将会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仅要进行“政治改造”,而且要实行“经济改革”,“不仅需要改变分配,而且需要一种新的生产组织”,而“以自由的联合的劳动条件去代替劳动受奴役的经济条件,只能随着时间的推进而逐步完成”^[77]。

(三)马克思和恩格斯晚年

巴黎公社运动失败之后,马克思、恩格斯又把主要的精力转回到理论研究的工作上来,其中最重要的任务是整理马克思本人此前写下的许多《资本论》研究手稿(马克思逝世以后,这便成了恩格斯最主要的理论工作)。不过,在忙于上述理论工作的同时,他们仍然密切关注欧洲社会革命的发展状况,尤其是在对巴枯宁无政府主义和深受拉萨尔主义影响的“哥达纲领”的批判中,以及在对俄国公社的革命前途问题的研究方面,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科学社会主义论断。其中包括:

1.在《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中,马克思重申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现实条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性质与前途:(1)“彻底的社会革命是同经济发展的一定历史条件联系着的;这些条件是社会革命的前提。因此,只有在工业无产阶级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在人民群众中至少占有重要地位的地方,社会革命才有可能”;(2)“如果无产阶级本身还是一个阶级,如果作为阶级斗争和阶级存在的基础的经济条件还没有消失,那么就必须用暴力来消灭或改造这种经济条件,并且必须用暴力来加速这一改造的过程”;(3)“无产阶级不再在一个个场合同经济特权阶级作斗争,它获得的力量和组织使它足以在同这些阶级作斗争时采取普遍的强制手段;但是,它只能运用经济手段来消除它作为雇佣工人的特性,因而消除它作为阶级的特性;随着它获得彻底胜利,它的统治也就结束了,因为它的阶级性质已经消失了”;(4)而“阶级统治一旦消失,目前政治意义上的国家也就不存在了”,但是“工人对反抗他们的旧世界的各个阶层实行的阶级统治必须持续到阶级存在的经济基础被消灭的时候为止”^[78]。

2.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与政治上的“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相对应)经济生活的性质和界限做出了明确的探讨:(1)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者在经济上受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的垄断者的支配,是一切形式的奴役即一切社会贫困、精神屈辱和政治依附的基础”,与此不同,“在一个集体的、以生产资料公有为基础的社会中……个人的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作为总劳动的组成部分存在着”;(2)但“第一阶段”的“共产主义社会”,由于并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而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最为关键的是,“这里通行的是商品等价物的交换中通行的同一原则,即一种形式的一定量劳动同另一种形式的同量劳动相交换”,也就是说,“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权利”;(3)由于“平等的权利总还是被限制在一个资产阶级的框框里”,所以在“经过长久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出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必然存在这样那样的一些弊病,比如“在提供的劳动相同、从而由社会消费基金中分得的份额相同的条件下,某一个人事实上所得到的比另一个人多些,也就比另一个人富些,如此等等”;(4)相反,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79]

3.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以及《〈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等文献中,马克思、恩格斯集中回答了俄国公社能否成为俄国社会变革的新的生长点,亦即俄国社会是否不可避免要重复西欧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问题。这些回答包括两个重要方面的内容:

一方面,关于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西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起源分析直接运用于俄国社会的限度问题。马克思明确表示,“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彻底分离”的“历史必然性”分析仅限于西欧各国,也就是说,“《资本论》中所作的分析,既没有提供肯定俄国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也没有提供否定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因此坚决反对把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马克思说,这种做法“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

另一方面,关于俄国公社的命运以及俄国社会发展的前景问题,马克思、恩格斯仍然做出了一些实质性的判断:“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假如俄国想要遵照西欧各国的先例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它不先把很大一部分农民变成无产者就达不到这个目的;而它一旦倒进资本主义制度的怀抱,它就会和尘世间的其他民族一样地受那些铁面无情的规律的支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可是要使它能发挥这种作用,首先必须排除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然发展的正常条件”,或者说,“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