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之谜：马克思主义经典观的当代意义

我们这里所说的“当代”,有两个基本的内涵:其一是就人类的世界历史意义而言的“当代”,其二是指当下中国。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经典内涵的当代意义,首先就在于通过历史唯物主义的现代性批判学说,对我们中国人所身处其中的上述两种“当代”情境获得理论上的透彻理解。

就前者而言,所谓“当代”,并不是指缺乏本质上的内涵规定的、一般历史编纂学意义上的“现时代”,而是指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思想视野中的现代性社会,或者说是海德格尔所批判的植根于西方-欧洲思维的世界历史天命,亦即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社会生活方式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普遍展开^[44]。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以来,已经无数次被人宣布为“过时”的学说,同时也有许多学者奋起要为之补充和发展以维持其所谓“当代性”。这两种做法的共同根源都在于,对上述世界历史天命的现实性和严峻性以及由此而来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解释力和生命力缺乏正确的估价。

如果我们确信,就世界历史而言,人类社会还处在黑格尔、马克思、海德格尔这些大思想家所描绘的历史进程之中的话,那么,非但马克思主义没有过时,黑格尔哲学也没有过时。因为试想一下,今天以现代性社会公民自居的人们,有谁不是像黑格尔哲学所阐述的那样理解自己的社会存在的呢:把自己看作是独立自主的“自我意识”,从而一方面面对自然作为“思维”和“认知”的主体,行使劳动者的权力,另一方面面对他人作为“道德”和“法权”的主体,维护独立人格的权利。这样两个方面相互支撑,形成依靠对自然的技术控制攫取社会权力的生产性“进步强制”(海德格尔语)。这种大家习以为常的“现代人”的自我理解,和黑格尔哲学一道“遗忘”了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教诲:人类面向自然的“权力”和面向他人的“权利”有一个“感性”的“需要”作基础;这种“感性”的“需要”并不是可以由知性“思维”和理性“权利”所任意赋形的“物自身”(哲学上称之为“质料”),而是人的“对象性本质力量”的自然伸张;正是在感性需要或对象性本质力量的“属人”性质中,包含着对人类现代性社会生存方式的根本制约,感性需要或对象性本质力量的有限性直接针对着现代社会的世俗功利主义和消费主义,感性需要或对象性本质力量的社会性直接针对着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围绕社会权力展开的恶性竞争;“遗忘”感性需要或对象性本质力量的有限性,人与物之间的感性“拥有”的关系就为抽象的“占有”所取代(财富因此演变为抽象数字),“遗忘”感性需要或对象性本质力量的社会性,人与人之间的彼此实现的“竞争”就变成了彼此压迫的“斗争”。

由此,我们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价值观的第一重“当代”意义,就在其对现代性社会的批判性理解。唯有坚持这种批判性的理解,我们才不会把人类的现代性生存方式看作是自然而永恒的社会形态,才不会把与这种生存方式相适应的种种意识形态和价值规范看作是普遍有效的真理。顺便说一句,很多关于所谓“普世价值”的争论,都犯了这种非历史性亦即非批判性的错误。要知道,尽管近代以来西方许多哲学家仿佛都把现代西方主流价值的根基追溯到了“普遍”的“人心”(人性、主体性、理性、纯粹思维,自我意识等)之上,但这种看似普遍有效的、天经地义的理论主张,其实不过是现代性生活方式的产物。更重要的是,它们在现代性生活方式内部的普遍可接受性,并不能抵消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它们的历史性亦即可超越性。因此,如果我们丧失了历史唯物主义对现代性社会及其意识形态所持有的这种总体性的批判观点和历史观点,转而陷入对各种现代性具体价值观点的争论、修补或者借鉴的努力中去,那将意味着是对现代性意识形态的先在的屈从。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事实与价值区分是一般价值观学说的重要理论基础,尽管这个理论基础在西方价值哲学的发展中已经遭到哲学上的有力批判^[45],但迄今为止仍为一般人普遍接受并为国内许多学者津津乐道,既不能在理论上看到这一学说的内在局限,更不能从马克思主义出发看到它在现代性社会生活中的现实根源,不能理解马克思对自然科学和一般价值哲学都同样分享的抽象性或唯心主义方向的批判。

此外,我们说,历史唯物主义之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价值观的“当代”意义,还有另外一重重要内涵。这便是历史唯物主义对于当代中国的特殊意义。毋庸讳言,自近代以来,中国一直处于向现代西方文明学习的过程中。尽管这个过程有一个由被动不断向主动转变的方面,但总体来说,中国社会生活的现代化以及日益深入参与的全球化过程,始终受到一个由西方文明所主导的世界历史格局的支配。而如前所述,这一格局意味着起源于欧洲的现代性主导原则或世界历史天命在全球范围内的普遍开展。不从根本上把握这种世界历史天命对中国发展的制约作用,就不可能真正了解当今中国社会的现实性。(www.xing528.com)

在当代中国坚持马克思主义经典价值观,一个重要的理论课题,就是如何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视野中正确理解和把握当今中国的社会现实。既把握上述世界历史天命对中国发展的制约作用,又充分相信中国独特的发展道路可能具有的超越一般现代性发展方式的世界历史意义;既充分认识到现代意义上的“发展”(无论是经济还是社会)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性,又充分认识到现代化诉求并不是中国改革发展的唯一内容;归根到底,是要充分认识到中国的现代化任务是在非常独特的传统、国情和社会状况中展开的,并通过与马克思主义的有机结合,形成了其独特的现代化道路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定向,亦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继党的十七大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为“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后,党的十八大进一步肯定和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九十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党的十九大更是庄严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些表述,可以说是我们党和国家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具体表现。这意味着,中国自近代遭遇现代西方文明的挑战以来在文化上所面临的“古今中西之争”被认为已经得到基本解决,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被认定为中华民族经受社会生活现代化过程中“文化结合的锻炼”(黑格尔语)之后所形成的新道统。

因此,在当代中国坚持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亦即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内涵,首先应当避免制造“经典”与“现实”的外在对立。实际上,只有把坚持作为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涵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真正内在地结合起来,才能具有充分的理论自信和理论能力抵御现代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渗透。只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部坚持作为价值观之一种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内涵,才能保持中华民族现代化的现代性批判特征,保持其终极指向不仅止于现代性生产方式的确立和国民财富的累积,而是实现“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换句话说,并不止于资产阶级意义上的政治解放和市民社会的培育,而是以人类解放和真正形成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为根本目标。由此我们才能说,中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现全面小康和全面现代化的建设目标,以及当前全面深化改革所要实现的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绝不仅仅是对西方现代文明的模仿、追赶,甚或屈从,而是在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引下,在自己独特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创建一种新文明类型的积极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