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之谜，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内涵

在前文讨论的基础上,我们现在来看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经典内涵。如果我们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价值”一词的具体使用来考察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基本内涵的话,这无疑是一种自缚手脚而又不得要领的做法。我们援引文德尔班和伽达默尔等人的论述,其目的就在于把对价值观问题的基础性讨论同现代性社会的兴起联系在一起。如果说一般价值观问题突出地成为当代哲学的中心话题,是植根于对西方社会古今之变的一种理解和解释的努力的话,那么就此而言,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有着十分丰富而且迄今为止仍然具有强大解释力的思想内涵。因为,历史唯物主义首先是对现代性社会进行一种批判性理解的理论,它作为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积极内涵,首先应当在其现代性批判的方面得到澄清。也就是说,我们将首先尝试把历史唯物主义看作是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基本方面,看看马克思主义对现代性社会的历史性生成提供了怎样的批判性理解。

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基础,是从社会存在出发解释社会意识,而不是从社会意识出发解释社会存在:“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意识[das Bewuβtsein]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das bewuβte Sein],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27]。这个基本原理,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作为诸价值观之一种,在对现代性社会的历史生成与演变的解释上,与其他价值观学说有着根本性的差别。这一差别的集中体现,就是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哲学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对于现代性社会的本质性理解。

按照黑格尔的理解,一部西方历史(亦即黑格尔意义上的“世界历史”),就是现代性社会生成的历史。从哲学原则上来说,是“自由”理念(或自由原则)从初始概念到现实存在的发展史。其中包含着这样几个关键的环节:(1)智者时期开始觉醒的“反思”要求,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哲学中被确立为“主观自由的原则”(一切存在都必须经过思维的审查)——在“善”“美”等理念中反思到“绝对普遍的内容”,同时也就是把“绝对”设定为“主体”,因此黑格尔说,“近代的原则便是开始于这个时期——与希腊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瓦解同时”^[28]。(2)以“主观自由的原则”组织起来的罗马世界,通过斯多噶主义、伊壁鸠鲁主义和怀疑主义等所谓“自我意识”哲学,开始孕育主观自由原则的内在化(一种内心的自由),并在基督教中完成为绝对的自由或内在的普遍性:尽管雅典人和罗马公民都知道自己是自由的,但无论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还是西塞罗以及罗马的立法者都不知道,“一个人本身就是自由的,依照他的本质,作为一个人生来就是自由的”;“只有在基督教的教义里,个人的人格和精神才第一次被认作有无限的绝对的价值”^[29]。(3)在基督教中培育起来的绝对自由或人格的普遍性原则,只是经过新教改革才真正被彻底化,不仅使人的自由不再依赖于出身、地位和文化程度,而且也不再依赖于任何宗教仪式和宗教机构:“在和上帝发生绝对关系的地方,一切外在性都消失了;一切奴役服从也随同这种外在性、这种自我异化消失干净了。”^[30]当然,经过宗教改革彻底化了的自由原则还必须扬弃其纯粹的内在性而在现实中实现,也就是说,“法律、伦理、国家制度以及一般地属于精神意识的现实性的东西,都应该成为合理的”。在黑格尔看来,这便是以新教原则为基础的日耳曼民族或者说现代世界的历史使命^[31]。

青年马克思一度是黑格尔哲学忠实的追随者,和青年黑格尔派的其他成员一样,认为自己的历史使命就是把黑格尔的理性主义贯彻到实际的社会生活中去,使世界(黑格尔)哲学化和使(黑格尔)哲学世界化,在根本上说是同一件事情。但通过《莱茵报》时期的具体实践,马克思认识到了黑格尔哲学仅仅由精神原则出发解释世界历史的根本局限。从《莱茵报》退出之后,马克思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对黑格尔法哲学进行批判性的分析,分析所得到的基本结论是:“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32]

随后,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鲜明地提出了:尽管“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但“一旦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也就是说,应当根据“现实的个人”表现自己生活的一定方式或者说他们一定的“生活方式”来研究和理解人们的历史^[33]。可以说,马克思终其一生都在从事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就是沿着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路向所展开的理论努力,其根本主旨就是从“生活方式”的历史性变迁来理解人类的现实历史,尤其是理解西方现代性社会生成和演变的历史。

这一研究的总体成果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有着提纲挈领的表述:“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34]

马克思在历史方法论上有句名言:“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这句话同样适用于马克思在历史哲学上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性改造。从上述黑格尔和马克思关于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扼要阐释中,我们可以看出,通过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黑格尔的世界历史哲学可以得到更加合理的理解:如果人类历史仅仅止步于“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那么黑格尔关于人类历史是一个现代性“自由”理念展开的过程这一看法就不仅仅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是十分准确和极其深刻的。因为,黑格尔所说的以“抽象的自我意识”或“自由”理念作为生存原则的时代,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资本主义时代:一方面,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领域,面对“自然”的“人”被抽象为纯粹的思维(认知)主体,“自然”从而被抽象为纯粹思维的“表象”(物性),自然与人的这种双重抽象蕴含着现代文明在物质生活领域的技术活动方式,亦即包括资本家和工人在内的一切个人联合起来对“自然”的支配和统治;另一方面,在社会关系领域,“人”被抽象为纯粹意志(对自我同一性或人格的无条件肯定),这种纯粹自我的自身同一性及其相互之间的承认是现代法权的“理性”(主体性)依据,而现代法权的具体实现方式意味着“资本”(资本家是资本的人格化)作为积累起来的“死劳动”凭借对“纯粹意志”的普遍确认,实行着对“活劳动”(工人、劳动力)的“合理”支配。

因此,要准确把握历史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核心内涵,我们就不能一般地谈论马克思对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基础的批判,而且要理解黑格尔哲学这种对人和历史的唯心主义理解本身在世界历史上的本质来历及其根本局限。

我们知道,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集中批判了黑格尔哲学对人的唯心主义理解,亦即“人被看成非对象性的、唯灵论的存在物”:“人的本质,人,在黑格尔看来=自我意识。”这种对人的本质的唯心主义设定意味着一种绝对唯心主义,也就是说,不仅主体、不仅单个的人,而且包括对象世界、包括自然界和人类生活的各个环节,都被看作是“自我意识而且是抽象的自我意识的环节”。但就是在这里,马克思还盛赞黑格尔“抓住了劳动的本质”,首次“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尽管“劳动”在黑格尔那里仅仅表现为“抽象的精神的劳动”,人通过劳动的自我产生的过程或“全部外化历史和外化的全部消除”,仅仅是“抽象的、绝对的思维的生产史,即逻辑的思辨的思维的生产史”^[35]。

问题的关键在于,马克思批判黑格尔哲学的要害,并不仅仅在于指证了黑格尔哲学对“人的自我产生的行动或自我对象化的行动的形式的和抽象的理解”。因为对于“人”的这种“形式的和抽象的理解”绝不仅仅是黑格尔个人的偏见,相反,恰恰是现代西方文明生存原则的自觉表达。用马克思的话说,“本身被抽象化和固定化的自我,是作为抽象的利己主义者的人,他被提升到自己的纯粹抽象、被提升到思维的利己主义”^[36]。如前所述,直到基督教产生,这种“抽象的利己主义者的人”才真正进入了人们的意识;只是到了现代社会,以这种“抽象的自我意识”、纯粹思想或“自由”原则作为基本组织方式的社会生活才成为现实。(www.xing528.com)

马克思对黑格尔批判的要害更在于,指证了在黑格尔哲学所表达的现代社会支配性原则的统治之下,始终还存在着一个“思维”或“自由”原则无法彻底扬弃的“感性的”“对象性”的现实基础,从而指证了上述“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生活方式的历史性即暂时性。

在马克思看来,“一个有生命的、自然的、具备并赋有对象性的即物质的本质力量的存在物,既拥有它的本质的现实的、自然的对象,而它的自我外化又设定一个现实的、却以外在性的形式表现出来因而不属于它的本质的、极其强大的对象世界,这是十分自然的。这里并没有什么不可捉摸的和神秘莫测的东西。相反的情况倒是神秘莫测的”^[37]。马克思对人之为人的“对象性的”(以及“物质的”“感性的”“现实的”“自然的”“外在性的”等)存在方式的强调,至少包含这样两个基本内涵:(1)人作为感性的、对象性的自然存在物,首先是“受动的”,并且“因为它感到自己是受动的,所以是一个有激情的存在物。激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而“每一种本质力量的独特性,恰好就是这种本质力量的独特的本质,因而也是它的对象化的独特方式,它的对象性的、现实的、活生生的存在的独特方式”,因此,“人不仅通过思维,而且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38]。(2)由于“只有音乐才激起人的音乐感”,也就是说,“只是由于人的本质客观地展开的丰富性,主体的、人的感性的丰富性,如有音乐感的耳朵、能感受形式美的眼睛,总之,那些能成为人的享受的感觉,即确证自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感觉,才一部分发展起来,一部分产生出来”,而在马克思看来,“不仅五官感觉,而且连所谓精神感觉、实践感觉(意志、爱等等),一句话,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39]。

上述两个方面的综合,就是“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唯灵主义和唯物主义、活动和受动”统一于其中的人类实际生活过程,就是“自然界的和人的通过自身的存在”,亦即“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和“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这也便是马克思对“整个所谓世界历史”的全新理解^[40]。

但是,如果我们仍然把资本主义时代造就的人与自然的“科技”(知识、思维)关联,以及人与人之间的“法权”(人格、意志)关联看作是这个经过重新理解的“世界历史”过程的实际内容与最终归宿,那么就只不过是完成了对黑格尔意义上的“世界历史”观念的简单颠倒,而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学说的所谓革命性意义也将因此荡然无存。

因此,即使当马克思说:“在异化范围内活动的人们仅仅把人的普遍存在,宗教,或者具有抽象普遍本质的历史,如政治、艺术和文学等等,理解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性和人的类活动”,而人们实际上既可以把“通常的、物质的工业”理解为“上述普遍运动的一部分,正像可以把这个运动本身理解为工业的一个特殊部分一样,因为全部人的活动迄今为止都是劳动,也就是工业,就是同自身相异化的活动”^[41],——仍然有待澄清的问题是:为什么说仅仅把“人的普遍存在”理解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性和人的类活动”乃是一种“异化”时代的观念?以及,把“工业”(迄今为止的“劳动”或“同自身相异化的活动”)理解为“人的普遍存在”的一部分与把“人的普遍存在”理解为“工业的一个特殊部分”,其间究竟可能存在怎样的重大差别?

简要的回答是,在马克思看来,只要人们的视野仍然局限于黑格尔意义上的“世界历史”亦即人类社会的现代性“异化”范围内,那么无论是将“工业”理解为“人的普遍存在”的一部分,还是将“人的普遍存在”理解为“工业”或“劳动”的一部分,其间并无实质性的差别。但是,即使是处在“异化范围”内的工业或劳动以及世界历史,仍然具有其非“异化”的一面,亦即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的展示”、作为“自然界的人的本质,或者人的自然的本质”的一面,因此,马克思说,“工业是自然界对人,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对人的现实的历史关系”。正是“工业”或劳动的这个非“异化”的方面,必然冲破其迄今为止的发展所采取的“异化”方式,而使“自然界”和“自然科学”失去其“抽象物质的方向或者不如说是唯心主义的方向”,并且“将成为人的科学的基础,正像它现在已经——尽管以异化的形式——成了真正人的生活的基础一样”^[42]。

进而言之,当“自然界”和“自然科学”失去其“抽象物质的方向或者不如说是唯心主义的方向”并且“成为人的科学的基础”时,人类社会也将扬弃黑格尔以其全部哲学所阐发的“思想”或“自由”原则占据统治地位的时代,并使所谓的“历史终结”具有马克思主义的内涵:“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43]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核心内涵,就在于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哲学和从“生活方式”出发理解人类历史的过程中,所赢得的对于现代性社会的历史性生成及其革命性变革前景的根本理解。在这种根本性的理解中,我们不仅可以赋予黑格尔哲学等现代性社会的“自我意识”以恰当的理论地位,还可以赋予现代性社会本身以恰当的历史地位,并从中把握现代社会价值观冲突的理论与实践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