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哲学革命的关联解答

恩格斯曾经多次强调,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一生最重要的两个理论成就,同时也是社会主义从空想发展为科学的关键点。但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总是存在某些偏向,或者只重视马克思早期的哲学革命,或者只重视马克思后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甚至有不少人热衷于讨论和论证青年马克思和所谓成熟时期马克思的理论对立。因此,就文本本身的实际内容,探讨政治经济学批判与马克思哲学革命之间的内在关联,对整体性地把握马克思的思想,并克服将马克思主义再度形而上学化或实证科学化的倾向,有着极其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政治经济学批判与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关联问题,不仅一般地牵涉到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学说之间的联系,而且更广泛地和所谓早期(青年)马克思与晚年(成熟时期)马克思的思想关联问题联系在一起。但就内容实质而言,关键在于深入理解《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之起点和作为马克思哲学革命之“秘密和诞生地”的意义。唯有恰当把握马克思新世界观基础的核心亦即“感性活动”原则对国民经济学的理论立场、费尔巴哈“感性-对象性”原则以及黑格尔思辨哲学的真正突破,才可能有效防止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再度形而上学化或将“政治经济学批判”再度实证科学化的退行理解。唯有恰当把握“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早期工作之于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实质性意义,同时恰当把握马克思的新世界观基础在以《资本论》为中心的后期“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深化发展及其方法论成果,才能真正融贯一致地理解马克思的哲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西方现代性社会批判的内在关联。

核心的问题在于,马克思早期的哲学革命所赢得的新世界观基础在后来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否得到了持续的贯彻?或者说,“感性活动”(劳动)的全新发现在以《资本论》写作为中心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发挥着怎样的基础性作用?我们的简要回答是:马克思早期哲学革命所发现的“感性活动”,既作为对象(人们生产自己物质的现实生活过程)又作为方法(历史唯物主义),始终贯穿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一点首先有马克思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回忆为证——马克思确认在巴黎和布鲁塞尔期间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赢得了指导后来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亦即我们通常说是“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经典表述”——并且这一回忆并不仅仅具有确认“哲学革命”之事实性的方面,而且从“序言”本身的内容来看,和《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的核心思想也是一脉相承的。其次,在《资本论》及其手稿的大量文本中,马克思自始至终坚持的一个理论立脚点亦即关于商品二重性的区分(使用价值和价值),是他超出政治经济学思想视野的决定性因素,而这一区分实质上不过是人类的“感性活动”自身在资产阶级时代“二重化”的结果:从使用价值出发,研究的是作为人类社会永恒基础的具体感性财富的创造,是人类生产自身物质生活能力的增长以及人类的需要和产品体系的丰富;从价值或交换价值出发,尤其是从资本(作为生产条件和私人占有物的积累起来的死劳动)与雇佣劳动(作为创造新的使用价值和赋予产品以新的交换价值的活劳动)的“价值”关系出发,才是对资本主义时代特殊的“经济形式”或“社会关系”的剖析。表面上看,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似乎始终偏重于“价值”或“交换价值”的方面,亦即偏重于揭示以交换价值的生产(核心是雇佣劳动过程的剩余价值的生产)为基础的资产阶级时代“社会关系”或“社会权力”生产与转移的总过程,而实际上,马克思时时刻刻所瞩目的恰恰是作为这种历史性的“社会关系”之感性基础的人类物质财富和物质生活的增长,以及这种“社会关系”作为人类“感性活动”实现形式(异化形式)的历史合理性(兴起和衰败的内在必然性)。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的尊重和对庸俗经济学的轻蔑,关键也在于前者在努力揭示“各种固定的和彼此异化的财富形式”的“内在的统一性”的同时,保留了精神科学的“理论”或“思辨”的性质,并由此保留了通过彻底发挥其“理论”预设到自相矛盾的地步,从而“发现”人类社会真正的感性基础的可能性,而后者则完全无视特定“经济形式”的感性基础,从而一方面通过向“简单交换关系”的回溯把资产阶级时代特定的“经济形式”宣布为“自然而永恒”,另一方面完全屈从于现代经济关系中个别社会权力主体的“投机”兴趣^[34]。因此,可以说,牢记马克思早期哲学革命的理论成就,是真正读懂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必要条件。(www.xing528.com)

此外,我们还需简略提及的一个问题是,马克思早期哲学革命的理论成果在后续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得到了怎样的深化发展?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就已经清晰地指明,在“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但是,这些抽象与宣称自己是“绝对知识”的思辨哲学不同,“它们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相反,“只是在人们着手考察和整理资料——不管是有关过去时代的还是有关当代的资料——的时候,在实际阐述资料的时候,困难才开始出现”^[35]。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和《资本论·第二版跋》中,马克思带着他长期从事“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丰富思想经验,重新描述了这个问题:(1)“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一种思辨的和理论的活动,不同于“对于世界的艺术精神的,宗教精神的,实践精神的掌握”,它是一个将“直观和表象”中的“实在主体”(社会)加工成一个“思维和概念”中的“具体总体”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由于批判的头脑始终是“思辨地、理论地活动着”,所以,“实在主体”亦即“社会”也必须始终“作为前提浮现在表象面前”;(2)“批判”的工作,在形式上包含着“研究方法”(研究过程)和“叙述方法”(叙述过程)的区分,前者是充分占有材料,“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的过程,后者是在获得“最简单的概念规定”之后(实际上是以概念的方式把握到所谓“普照之光”,亦即一定社会中最根本的生产关系),在思维中重建一开始以“混沌表象”的方式所把握的“实在主体”(“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3)一旦“现实的运动”在理论上被恰当地“叙述”出来,一旦“材料的生命”在“观念”上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36]。

从马克思上述思想经验来看,我们至少可以肯定两点:(1)“政治经济学批判”绝不是马克思早期哲学革命理论成果“公式化”的简单套用,相反,毋宁说是其新世界观通过资本主义社会的具体解剖所获得的生动发展;(2)由于“政治经济学批判”从根本上来说的“思辨”和“理论”性质,以及由于《资本论》的表面重心在于解剖资本主义时代的“生产关系”或“经济形式”,使得马克思重新认识和肯定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在“叙述”方式上所具有的积极意义,并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大量文本为我们留下了“合理形态”辩证法的具体展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