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及其附属物

单纯从文献整理的角度看,一般认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也就是“《资本论》及其手稿”。其中,《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以及《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被视为《资本论》的“最初稿”,《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被视为《资本论》的“第二稿”,马克思在整理出版和修订《资本论》第一卷的同时为出版第二、第三卷做准备的手稿被视为《资本论》的“第三稿”。众所周知,恩格斯整理出版的《资本论》第二、第三卷兼用了“第二稿”和“第三稿”的大量内容,而考茨基整理出版的《资本论》第四卷(《剩余价值学说史》)主要依据的是“第二稿”中的内容。

但是,如果我们从内容进展的角度来深入考察马克思的具体工作的话,将会发现,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包括《剩余价值学说史》)视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三个阶段,应当更为合适,因为一方面三者之间的内容是相对独立和各有偏重的,另一方面由于《资本论》实际上只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整体计划中的一个部分(虽然是核心部分),而这个计划也的确是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开始就付诸实施的。

以下我们将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所取得的基本理论成果做一番简单的梳理。并且这一梳理工作将依循上文提到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两个基本方面来展开:一方面是对“政治经济学”副本的批判,另一方面是对“资产阶级社会”原本的批判。本节侧重于前者,而将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社会自身”的批判留到后面两节来展开。

首先,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阶段,马克思一方面简要评述了政治经济学从重商主义到重农主义再到亚当·斯密的发展过程,另一方面在揭示了国民经济学的“二律背反”的同时,从原则高度阐述了资产阶级社会或者说现代私有财产运动“自我扬弃”的历史必然性。

在马克思看来,货币主义与重商主义类似于拜物教徒,只知道贵金属是财富的存在,将货币这一“外在的、无思想的对象性”形式视为财富的本质,货币顺差或贸易顺差被视为社会财富的源泉。马克思认为,魁奈的重农主义学说是从重商主义到亚当·斯密的理论过渡,因为重农主义将全部财富归结为土地和耕作(农业),尽管还只是通过“一种特殊的、自然规定的存在形式”(土地和农业)将“财富的主体本质”移入“劳动”中(农业被承认为唯一的生产性劳动),但“既然把劳动宣布为财富的本质,也就否定了特殊的、外在的、仅仅是对象性的财富”。马克思按照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的提法,称亚当·斯密是“国民经济学的路德”。因为正是亚当·斯密在私有制的范围内彻底揭示了“财富的主体本质”,确认“劳动”是唯一的原则,亦即确认私有财产的本质是“劳动”“主体”或“自为地存在着的活动”。就像路德“把宗教笃诚变成人的内在本质,从而扬弃了外在的宗教笃诚”,“把僧侣移入世俗人心中,因而否定了在世俗人之外存在的僧侣”一样,亚当·斯密“把具有完全绝对性即抽象性的劳动提高为原则”,“把私有财产移入人自身的本质中”,从而“不再受制于作为存在于人之外的本质的私有财产的那些地域性的、民族的等等的规定,从而发挥一种世界主义的、普遍的、摧毁一切界限和束缚的能量”。因此,马克思说,重农主义既是“封建所有制在国民经济学上的解体”,又同时是它的“变革、恢复”,因为“就他们宣布农业是惟一的生产来说,他们对工业世界持否定态度,并且承认封建制度”,而亚当·斯密的国民经济学则是“私有财产的现实能量和现实运动的产物”,是“现代工业的产物”,而只有当“工业”成了“完成了的劳动”,当“工业资本”成了“私有财产的完成了的客观形式”,“私有财产才能完成它对人的统治,并以最普遍的形式成为世界历史性的力量”^[3]。

在马克思看来,国民经济学的根本问题在于仅仅从“私有财产”这一历史性的事实出发并拘泥于这一历史性事实,从而无法真正面对“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这一现代经济生活中的根本性“异化”,无法揭示“这全部异化和货币制度之间的本质联系”。因此,马克思要求不是仅仅像国民经济学那样“把私有财产在现实中所经历的物质过程,放进一般的、抽象的公式,然后把这些公式当作规律”,而是要“指明这些规律是怎样从私有财产的本质中产生出来的”。当然,可以说,马克思毕生都在从事这项工作,而且终其一生也尚未完成,这成为我们今天要努力接续的一项思想事业。但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已经明确提出,不仅要追究“私有财产的起源问题”,而且要把这个问题变成“外化劳动对人类发展进程的关系”问题,变成“作为异化劳动的结果的私有财产的普遍本质”以及“私有财产对真正人的和社会的财产的关系”问题。并且,在这里,马克思已经有一种根本性的确认:“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一条道路”,作为“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的共产主义革命运动“必然在私有财产的运动中,即在经济的运动中,为自己既找到经验的基础,也找到理论的基础”^[4]。

其次,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阶段,由于马克思相信随着经济危机的深化,革命即将爆发,所以他把主要的精力都用在对“资产阶级社会”(市民社会)原本的批判方面,尽管这一时期他广泛阅读了大量的经济学著作和现代经济发展的实际材料。即便如此,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副本的批判仍然取得了重要的理论进展:一方面,马克思概要描述了李嘉图和西斯蒙第之后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特征,认为李嘉图和西斯蒙第是现代政治经济学的终结,而此后的各类著作或者是“折衷主义的、混合主义的纲要”,或者是“对个别领域的较为深入的分析”,或者是“为了更加广泛的公众和为了实际解决当前的问题而重复过去经济学上的争论”,或者是“有倾向性地把古典学派发挥到极端”;另一方面,在马克思对凯里和巴师夏的对照批评中,第一次在古典经济学与庸俗经济学之间划出了一道根本界限。马克思认为,凯里和巴师夏都是“非历史的和反历史的”,因为他们都倾向于把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看作是“社会生产和交往的永恒的正常关系”,尽管他们“都懂得,[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对立面,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在古典政治经济学本身的著作中,特别是在李嘉图的著作中找到自己的理论前提的”,但他们都认为“资产阶级社会在现代经济学中历史地取得的理论表现,必须当作谬误来加以抨击”,亦即“必须在古典经济学家朴素地描绘生产关系的对抗的地方,证明生产关系是和谐的”。凯里和巴师夏作为庸俗经济学的代表,不仅表现在他们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观点的自觉对立,而且表现在他们已经丧失了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兴趣或“精神”气质,丧失了把握经济关系的“真实性”或“普遍现实性”的能力。二者所不同的是,如果说凯里“在同旧大陆的对比中”所描述的“庞大的美国关系”,虽然没有认识大量现实材料背后的“内在精神”,所表现的只是“美国人的普遍性”(“从美国人的立场出发抽象出来的论点”,作为“北美的历史原则”的“非历史性”),但因美国本身是“以空前的规模和空前的活动自由发展着”的资产阶级社会,因而在信贷和地租等“经济科学”方面还是“真诚”且富有价值的研究,那么,巴师夏通过“想象的和谐”所提供出来的不过是“虚构的历史”,是经过“否定的曲折的道路”去认识的而实际上为人们所充分了解的“古老国家的关系”(实际上不过是“非法国的即英国和美国的关系的想象的、理想的形式”),在理论上是矫揉造作的、精雕细刻的“陈词滥调”^[5]。

正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及其庸俗后继者的深入批评,使马克思越来越接近西方现代性社会的核心——以“价值”为中心或为基础的生产方式。马克思说,“价值概念泄露了资本的秘密”,因为虽然商品交换古已有之,但“价值”概念则完全是现代经济学的产物,是“资本本身的和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最抽象的表现”^[6]。进一步说,在古代,无论是民族生活内部还是民族之间,商品交换都仅限于“为满足直接需要而进行的生产的剩余部分”,就像犹太人等古代商业民族只是生活在以使用价值的直接生产为主要目的的那些民族的缝隙中一样。交换价值成为生产的普遍前提这件事本身是历史的产物^[7]。以交换价值的生产为基础或为普遍的前提,意味着社会的极大进步,因为它一方面扬弃了传统社会人与人之间直接的依附和统治关系,扬弃了直接的强制性的奴役,迎来了一个“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时代,另一方面由于“每个个人以物的形式占有社会权力”,而对社会权力的角逐反过来会驱动物质生产的极大发展,从而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8]。(www.xing528.com)

在充分肯定资本主义时代的历史合理性和文明进步趋势的同时,马克思力图通过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改造,亦即通过将“劳动价值论”改造为“剩余价值学说”来揭示资产阶级社会内在的矛盾、界限和自我扬弃的必然性。反过来,也揭示古典经济学以及蒲鲁东等人所谓的“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根本局限。

在马克思看来,无论是对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学还是政治学辩护,其“全部的聪明才智”都不过是用作为原始或理想状态的简单交换关系来取代真实存在的社会生产关系,并且将它视为一种自然而永恒的现实存在,而蒲鲁东等社会主义者的“愚蠢”在于,他们想要证明社会主义就是要实现法国革命所宣告的资产阶级社会理想亦即自由与平等,但他们认为“交换价值不会发展为资本”,或者说“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不会发展为雇佣劳动”,不过是一种“虔诚而愚蠢的愿望”^[9]。因此,揭示资产阶级现代性社会最本质的生产关系亦即劳动与资本的对立(资本作为死劳动驱使活劳动为自己的增值服务),以及这一对立产生的历史前提(活劳动与生产资料的分离)和这一对立完全立足于自身之后产生的历史性界限及其自我扬弃的可能性,构成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产阶级现代性批判的核心内容。

最后,在以《资本论》的正式出版为中心的大量笔记和写作中,前后历时近二十年,马克思以更宽广的视野、更大的篇幅和更艰苦卓绝的学术努力,处理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西方现代性社会自身批判这样两个密切相关的主题。按照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提出的计划,《资本论》将包括三卷四册:第一卷(第一册)探讨“资本的生产过程”,第二卷探讨“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二册)和“总过程的各种形式”(第三册),第三卷(第四册)将探讨“剩余价值理论史”。

但从实际情况来看,马克思亲自审定出版的只有第一卷,而所谓“第四册”篇幅巨大,几乎占了“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的一半以上,总字数与《资本论》前三卷大体相当。并且,从《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可以看到,在马克思完整的写作计划中,除了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质面目的“资本论”和批判地检讨政治经济学成败得失的“剩余价值理论史”之外,还包括其他几项重要的分篇。大体来说,马克思的整个研究和写作计划应该包括三大部分:(1)对商品、货币、交换价值、价格和资本一般等基础概念的澄清,以及对资本一般生产过程和社会生产总过程的形式描述;(2)对作为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以及作为基本阶级依据的三大范畴(资本、雇佣劳动和土地所有制)的分篇处理;(3)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生产的国际关系和世界市场,以及危机和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形式的解体^[10]。

非常遗憾的是,由于第一国际的政治活动占去马克思晚年大量时间精力,同时也由于健康情况欠佳,对于资产阶级社会三大阶级之间的关系、资本主义国家和世界市场体系,以及资本主义总危机和世界范围内的社会革命,马克思只给我们留下了一些思想性的线索和提示。至于“剩余价值理论史”,尽管马克思留下了大量的摘要、笔记和批评,但离正式著作的形态也相距甚远,考茨基、马恩全集俄文版和历史考证版的具体编排也有非常大的差异,可以说是一项值得写专门的著述加以探讨的一个论题。

这里仅限于提及马克思几个根本性的论断或结论:(1)马克思认为,“所有经济学家都犯了一个错误:他们不是纯粹地就使用价值本身,而是在利润和地租这些特殊形式上来考察剩余价值”,而这些“特殊形式”不过是“剩余价值作为利润所采取的完全转化了的形式”^[11];(2)古典经济学力求“把各种固定的和彼此异化的财富形式还原为它们的内在的统一性”,想要了解“与表现形式的多样性不同的内在联系”,古典经济学的“错误和缺点”是,它“把资本的基本形式,即以占有他人劳动为目的的生产,不是解释为社会生产的历史形式,而是解释为社会生产的自然形式”^[12];(3)庸俗经济学产生于古典经济学由于自己的分析而使自己的理论前提趋于瓦解和动摇的时期,或者说产生于古典经济学的“反对派”多少以“经济的、空想的、批判的和革命的形式”存在的时候,庸俗经济学的实质是“受资本主义生产束缚的资本主义生产承担者的观念、动机等等”的“翻译”,是“庸人的宗教”(现代拜物教),并且,这种“翻译”是“从进行统治的那一部分即资本家的立场出发的”,是资本家“庸俗观念的偏狭的和学理主义的表述”,这和古典经济学“渴求理解内在联系的愿望”是极不相同的,因而甚至都够不上作为严肃批判的对象^[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