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批判”可以说是马克思一生用力最多的理论工作。按照马克思在《德法年鉴》中的解释,“批判”之为“批判”,指的是“对当代的斗争和愿望作出当代的自我阐明”。具体来说,首先意味着“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而所谓“无情”,指的是“既不怕自己所作的结论,也不怕同现有各种势力发生冲突”;其次,批判“可以把任何一种形式的理论意识和实践意识作为出发点,并且从现存的现实特有的形式中引申出作为它的应有和它的最终目的的真正现实”,而这种“引申”又不是“教条地预期未来”,而是“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是“从世界的原理中为世界阐发新原理”;再次,“批判”或“意识变革”的意义在于“使世界认清本身的意识”,在于向世界“喊出真正的斗争口号”,在于“忏悔”,在于说明事情的“真相”,在于“分析连自己都不清楚的神秘的意识”[1]。
关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工作的由来,马克思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有明确的描述:“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这部著作的导言曾发表在1844年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鉴》上。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我在巴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后来因基佐先生下令驱逐而移居布鲁塞尔,在那里继续进行研究。”[2](www.xing528.com)
马克思的以上自述表明,“批判”的要义在于通过对世界“意识”的剖析来澄清世界本身的“真相”;从“意识变革”的角度来说,“政治经济学批判”意味着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而从澄清世界“真相”的角度来说,“政治经济学批判”意味着对“市民社会”或“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的剖析。纵观马克思所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工作,的确始终包含上述两个方面: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分析与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市民社会”)的批判性分析始终有机结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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