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之谜：批判黑格尔辩证法及哲学

我们知道,马克思从《莱茵报》退出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批判性研究黑格尔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撇开具体内容不谈,单就哲学基础上的判断而言,马克思对黑格尔的不满主要集中在这样三个方面:(1)主谓颠倒的叙述方式及其泛神论的思辨神秘主义;(2)逻辑学基本范畴在法哲学领域的简单套用及其逻辑图式主义;(3)把某种经验的存在冒充为“观念的现实真理性”及其非批判性^[79]。

这些批评尤其是对“主谓颠倒”叙述方式的批评,毫无疑问深受费尔巴哈的影响。问题是,为什么在深入研究费尔巴哈哲学和初步涉猎政治经济学批判之后,马克思郑重其事地重新回到了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按照马克思本人的解释,首先是和青年黑格尔派有关,因为这些“当代批判的神学家”所展开的所谓“现代批判”,不仅在内容上“拘泥于所批判的材料”(德国或旧世界),而且在方法上采取“完全非批判的态度”:一方面“对于现代的批判同黑格尔的整个哲学,特别是同辩证法的关系问题”完全缺乏认识;另一方面“甚至一点也没表明它对费尔巴哈辩证法的批判态度”。其次,更为重要的是和费尔巴哈有关,尽管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称赞费尔巴哈是“惟一对黑格尔辩证法采取严肃的、批判的态度”并且“在这个领域内做出了真正的发现”的人,但同时以一种委婉的口吻提到,“费尔巴哈的关于哲学的本质的发现,究竟在什么程度上仍然——至少为了证明这些发现——使得对哲学辩证法的批判分析成为必要,读者从我的阐述本身就可以看清楚”^[80]。

的确,从马克思的阐述本身我们可以看到,正是在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性分析中,马克思几乎很快就把费尔巴哈抛在了一边。或者说,正是在试图以费尔巴哈的“哲学发现”为基础来清理黑格尔哲学遗产的过程中,马克思不仅重新意识到了黑格尔辩证法的积极意义,而且更重要的是从根本上突破了费尔巴哈哲学基础的限制,形成了马克思本人独立的新世界观。在这里,我们仅限于简单描述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而将其中阐发的马克思本人的独立思想留到下一节来讨论。

手稿的篇幅虽然不大,但的确称得上是对黑格尔辩证法及其整个哲学的批判,马克思首先对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和《哲学全书》进行了全景式的描绘,然后集中分析了《精神现象学》的“绝对知识”章。其中,关于《精神现象学》的总体描述几乎只是原著目录的摘要,而对于《哲学全书》的三个组成部分则做了理论内容上的提要钩玄。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的《哲学全书》从逻辑学或“纯粹的思辨的思想”开始,以绝对知识,以“自我意识的、理解自身的哲学的或绝对的即超人的抽象精神”结束,因此,整部《哲学全书》不过是“哲学精神的展开的本质”和“哲学精神的自我对象化”,而所谓“哲学精神”不过是“在它的自我异化内部通过思维理解即抽象地理解自身的、异化的宇宙精神”。展开来看,马克思把“逻辑学”比喻为“精神的货币”,其实质是“人和自然界的思辨的、思想的价值”,是“外化的因而是从自然界和现实的人抽象出来的思维,即抽象思维”;“自然哲学”的“自然界”,实质是“抽象思维的外在性”,自然界对抽象思维来说是“外在的”,是“抽象思维的自我丧失”,而抽象思维也“外在地将自然界当作抽象的思想来理解”,当作“外化的抽象思维”。最后,在“精神哲学”阶段,思维重新回到自己的“诞生地”,而在它“终于发现自己和肯定自己是绝对知识因而是绝对的即抽象的精神”之前,经历了“人类学的、现象学的、心理学的、伦理的、艺术的、宗教的精神”的各种形态^[81]。

按照黑格尔本人的说法,《精神现象学》最后所达到的纯粹“概念”的哲学立场,恰恰正是《逻辑学》的起点。马克思也因此称《精神现象学》是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并且试图通过对《精神现象学》最后一章即“绝对知识”章的详细剖析来展示黑格尔哲学的片面性和局限性。

马克思认为,“绝对知识”章的“主要之点”在于“设定人=自我意识”:一方面,“意识的对象无非是自我意识”,或者说,“对象不过是对象化的自我意识、作为对象的自我意识”;另一方面,意识对意识对象的克服,或者说“对象向自我的复归就是对象的重新占有”。具体来说,“意识的对象的克服”包括如下基本环节:“(1)对象本身对意识来说是正在消逝的东西;(2)自我意识的外化设定物性;(3)这种外化不仅有否定的意义,而且有肯定的意义;(4)它不仅对我们有这种意义或者说自在地有这种意义,而且对它本身也有这种意义;(5)对象的否定,或对象的自我扬弃,对意识所以有肯定的意义,或者说,它所以知道对象的这种虚无性,是由于它把自身外化了,因为它在这种外化中把自身设定为对象,或者说,为了自为存在的不可分割的统一性而把对象设定为自身;(6)另一方面,这里同时包含着另一个环节,即意识扬弃这种外化和对象性,同样也把它们收回到自身,因此,它在自己的异在本身中就是在自身;(7)这就是意识的运动,因而也是意识的各个环节的总体;(8)意识必须依据对象的各个规定的总体来对待对象,同样也必须依据这个总体的每一个规定来把握对象。对象的各个规定的这种总体使对象自在地成为精神的本质,而对意识来说,对象所以真正成为精神的本质,是由于把这个总体的每一个别的规定理解为自我的规定,或者说,是由于对这些规定采取了上述的精神的态度。”^[82]

在马克思看来,上述“意识的对象的克服”过程“汇集了思辨的一切幻想”。首先,“意识、自我意识在自己的异在本身中就是在自身”,这意味着,“意识——作为知识的知识——作为思维的思维、直接地冒充为它自身的他物,冒充为感性、现实、生命”,同时意味着,“仅仅作为意识的意识所碰到的障碍不是异化了的对象性,而是对象性本身”,因而,“重新占有在异化规定内作为异己的东西产生的人的对象性本质,不仅具有扬弃异化的意义,而且具有扬弃对象性的意义”^[83]。

其次,“因为有自我意识的人认为精神世界——或人的世界在精神上的普遍存在——是自我外化并加以扬弃,所以他仍然重新通过这个外化的形态确证精神世界,把这个世界冒充为自己的真正的存在,恢复这个世界,假称在自己的异在本身中就是在自身”,马克思说,“黑格尔的虚假的实证主义或他那只是虚有其表的批判主义的根源就在于此”,因为黑格尔的“否定之否定”不是“通过否定假本质来确证真本质”,而是“通过否定假本质来确证假本质或同自身相异化的本质”。举例来说,在黑格尔的法哲学中,“扬弃了的私法=道德,扬弃了的道德=家庭,扬弃了的家庭=市民社会,扬弃了的市民社会=国家,扬弃了的国家=世界历史”,但在现实中,“法、道德、家庭、市民社会、国家等等依然存在着,它们只是变成环节,变成人的存在和存在方式,这些存在方式不能孤立地发挥作用,而是互相消融,互相产生等等”^[84]。

再次,由于黑格尔在哲学中扬弃的“存在”,并不是现实的宗教、国家、自然界等,而是已经成为“知识的对象”的宗教本身、国家本身、自然界本身,即教义学、法学、国家学、自然科学等,因此,马克思说黑格尔“既同现实的本质相对立,也同直接的、非哲学的科学或这种本质的非哲学的概念相对立”。这种本质上发生在“思想”中的“扬弃”,实际上不过是“现有经验在哲学上的分解和恢复”;并且,“因为思维自以为直接就是和自身不同的另一个东西,即感性的现实,从而认为自己的活动也是感性,现实的活动,所以这种思想上的扬弃,在现实中没有触动自己的对象,却以为实际上克服了自己的对象”。这一点正是黑格尔哲学“非批判的实证主义和同样非批判的唯心主义”的理论根源和集中表现^[85]。(www.xing528.com)

在批评黑格尔哲学的“非批判性”之外,马克思也力图发掘其中的积极因素。马克思认为,正是在关于“异化”与“扬弃”的见解中包含着黑格尔辩证法的积极的环节:“扬弃是把外化收回到自身的、对象性的运动”,意味着“通过扬弃对象性本质的异化来占有对象性本质”,意味着“通过消灭对象世界的异化的规定、通过在对象世界的异化存在中扬弃对象世界而现实地占有自己的对象性本质”。在马克思看来,这表明黑格尔“通过异化的方式”理解到了“有关自身的否定具有的积极意义”,亦即“把人的自我异化、人的本质的外化、人的非对象化和非现实化理解为自我获得、本质的表现、对象化、现实化”,表明黑格尔“在抽象的范围内”把“劳动”理解为“人的自我产生的行动”,把“人对自身的关系”理解为“对异己存在物的关系”,把“作为异己存在物的自身的实现”理解为“生成着的类意识和类生活”^[86]。

由此,马克思称赞黑格尔不仅“抓住了劳动的本质”,而且为“历史”找到了“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黑格尔“根据否定的否定所包含的肯定方面把否定的否定看成真正的和惟一的肯定的东西,而根据它所包含的否定方面把它看成一切存在的惟一真正的活动和自我实现的活动”,从而“为历史的运动找到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辩证法,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非对象化,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可见,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87]。

当然,马克思立刻指明了黑格尔上述思想的根本缺陷:(1)黑格尔把“劳动”看作是“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但是他只看到劳动的“积极”的方面,而没有看到劳动的“消极”的方面,也就是说,黑格尔没有看到“劳动”在现实世界中的“异化”性质,没有看到“劳动”实际上是人“在外化范围之内的或者作为外化的人”的“自为的生成”。与此相应,黑格尔“惟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这种“抽象的精神的劳动”,一般说来也就是构成思辨哲学本质的东西,亦即“知道自身的人的外化或者思考自身的、外化的科学”。因此,黑格尔能够把“其他哲学家做过的事情”以及“自然界和人类生活的各个环节”看作是“自我意识的而且是抽象的自我意识的环节”,而黑格尔本人的哲学作为“绝对的科学”不过是“哲学本身”或“历史本身”所完成的事情^[88]。

(2)黑格尔哲学作为“人在外化范围之内的或者作为外化的人的自为的生成”,所把握到的并非“作为一个当作前提的主体的人的现实历史”,而只是思维意义上的“人的产生的活动、人的形成的历史”,全部外化历史和外化的全部消除,“不过是抽象的、绝对的思维的生产史,即逻辑的思辨的思维的生产史”。在这一“思辨思维的生产史”中,“自在和自为之间、意识和自我意识之间、客体和主体之间的对立”,或者说,“抽象的思维同感性的现实或现实的感性在思想本身范围内的对立”,被视为“惟一有意义的对立构成其他世俗对立的含义”,而“其他一切对立及其运动,不过是这些惟一有意义的对立的外观、外壳、公开形式”。构成“异化”及其“扬弃”的真正意义的,“不是人的本质以非人的方式同自身对立的对象化,而是人的本质以不同于抽象思维的方式并且同抽象思维对立的对象化”。同样,“对于人的已成为对象而且是异己对象的本质力量的占有”,也不过是“在意识中、在纯思维中即在抽象中发生的占有,是对这些作为思想和思想运动的对象的占有”^[89]。

(3)由于黑格尔“设定人=自我意识”,人的“异化了的对象”或“异化了的本质现实性”不外是“意识”,不外是思想的“异化”,不外是“异化的抽象的因而无内容的和非现实的表现”。因此,外化或异化的扬弃,也不外是“对这种无内容的抽象进行抽象的、无内容的扬弃”;因此,“自我对象化的内容丰富的、活生生的、感性的、具体的活动”,就成为这种活动的“纯粹抽象”,成为“绝对的否定性”,而这种“抽象”又作为抽象固定下来并且被想象为“独立的活动”,或干脆被想象为“活动”本身。因为这种所谓“绝对的否定性”无非是上述“现实的、活生生的行动”的“抽象的无内容的形式”,所以它的内容也只能是“形式的、抽去一切内容而产生的内容”,也就是“普遍的,抽象的,适合于任何内容的,从而既超脱任何内容同时又恰恰对任何内容都有效的,脱离现实精神和现实自然界的抽象形式、思维形式、逻辑范畴”^[90]。

(4)黑格尔虽然在一般意义上阐明了“自我产生、自我对象化的运动,作为自我外化和自我异化的运动,是绝对的因而也是最后的、以自身为目的的、安于自身的、达到自己本质的人的生命表现”,但由于黑格尔“设定人=自我意识”,而“意识的存在方式,以及对意识来说某个东西的存在方式”就是“知识”,也就是说,“知识是意识的惟一的行动”,或者说“知识是意识的唯一的对象性的关系”,因此,思辨辩证法或“绝对知识”,作为现实生命活动的“抽象形式”,被看成“真正的人的生命”,而“绝对精神”作为“知道自己是绝对自我意识的主体”,被看作是“人的与自身有区别的、抽象的、纯粹的、绝对的本质”(自我意识)所经历的“使自身外化并且从这种外化返回到自身的、但同时又把外化收回到自身”这一绝对过程的“绝对主体”,而“现实的人和现实的自然界”被看成是“绝对主体”的谓语和象征^[91]。

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也对黑格尔哲学的这种“主谓颠倒”或“头足倒置”进行了尖锐的批判:(1)由于用“自我意识”代替人,因此“最纷繁复杂的人类现实”则被视为“自我意识的特定的形式”或“自我意识的规定性”,“人类自我意识的各种异化形式所具有的物质的、感觉的、实物的基础被置之不理”,因为在思辨哲学看来,“既然它已经把实物的、感性现实的世界变成‘思维的东西’,变成自我意识的纯粹规定性,而且它现在又能够把那变成了以太般的东西的敌人溶解于‘纯思维的以太’中,所以它就把这个世界征服了”;(2)黑格尔的“现象学”以及整个思辨哲学最后之所以“合乎逻辑”地用“绝对知识”来代替全部人类现实,是因为黑格尔设定“知识是自我意识的唯一存在方式”,而“自我意识则被看做人的唯一存在方式”,“绝对知识”则意味着“自我意识”不受任何实物世界的拘束,“在头脑中消灭一切界限”从而证明“自我意识是唯一的、无所不包的实在”;(3)马克思认为,问题的症结就在于黑格尔对世界的“头足倒置”——“黑格尔把人变成自我意识的人,而不是把自我意识变成人的自我意识,变成现实的人即生活在现实的实物世界中并受这一世界制约的人的自我意识”,尽管自我意识可以在头脑中“消灭一切界限”,但对于“坏的感性”或“现实的人”来说,当然丝毫不妨碍这些“界限”亦即“表明普遍自我意识的有限性的一切东西——人及人类世界的任何感性、现实性、个性”的继续存在^[92]。

毫无疑问,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及其整体哲学的批判,在马克思自身的哲学变革中是意义重大的。其中既有对费尔巴哈“新哲学”的借力,也包含了马克思在对政治经济学展开初始批判的过程中的思想创获。可以说,正是由于马克思在回应费尔巴哈“新哲学”的冲击和对政治经济学展开初始批判的同时重新郑重对待了黑格尔哲学,才为马克思自身的哲学革命扫清了思想的地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