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青年黑格尔派：历史谜题的破译

我们在前文提到过,《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已经与“自由人”公开决裂,并在《德法年鉴》的重要论文《论犹太人问题》中对布鲁诺·鲍威尔展开了直接的论战。而在接下来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等文献中,马克思对青年黑格尔派进行了毁灭性的打击。概括而言,马克思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其一是对他们极度膨胀的自我意识和极端主观主义倾向的批判;其二是对他们自以为发动了颠覆世界的革命却一点也没有脱离黑格尔哲学基地这一实情的揭示。

青年黑格尔派极度膨胀的自我意识和极端主观主义倾向,突出地表现在他们对“哲学”或“批判的批判”的历史定位中,表现为“批判的批判”对待“群众”的基本态度中。《神圣家族》书名全称为“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其中“批判的批判”是鲍威尔等人的自称,由于他们自视甚高,将布鲁诺·鲍威尔比做圣子耶稣,把其他人比做他的门徒,马克思恩格斯就借意大利画家安德烈阿·曼泰尼亚的著名画作“神圣家族”来给他们命名。马克思说,“批判的批判”认为自己是“绝对的主体”,是“唯灵论的主宰”,是“纯粹的自发性”,是“纯粹的活动”,是历史中“唯一的创造因素”,而“群众”则不过是“批判的批判”的“材料”,是完全消极被动的存在,“批判的批判”与“群众”的关系,或者说“精神”与“群众”的关系,被“批判的批判”宣称为“现代的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关系”^[46]。

马克思以一种辛辣的讽刺口吻说布鲁诺及其伙伴“超越”了黑格尔“双重的不彻底性”。在黑格尔那里,“绝对精神”也以“群众”为历史中的“质料”,但黑格尔明确意识到“哲学家只不过是创造历史的绝对精神在运动完成之后用来回顾既往以求意识到自身的一种工具”,他曾把哲学形象比喻为“密纳发的猫头鹰”,“要等到黄昏到来才会起飞”,意思是“直到现实成熟了,理想的东西才会对实在的东西显现出来,并在把握了这同一个实在世界的实体之后,才把它建成为一个理智王国的形态”,因此哲学家对历史的参与只限于对“回顾既往”,在思想中把握“绝对精神”无意识地完成了的真正的历史运动^[47]。

马克思说,黑格尔对“哲学”之于“历史”以及“绝对精神”的定位具有“双重的不彻底性”:首先,他宣布“哲学是绝对精神的定在”,却不肯宣布“现实的哲学家就是绝对精神”;其次,他仅仅是“在表面上”把“绝对精神”变成“历史的创造者”,因为既然绝对精神是通过哲学家“事后”才意识到自身是具有创造力的“世界精神”,那么它“捏造历史的行动”也只是在哲学家的意识、见解和观念中亦即“在思辨的想象中”发生。但布鲁诺取消了黑格尔的“双重的不彻底性”:首先,他宣布“批判是绝对精神,而他自己是批判”;其次,他宣布“批判的批判”是在“有意识地”扮演“世界精神”的角色,是在“深思熟虑”之后“故意发明历史和实现历史”。因此,现代的全部历史被归结为两个方面在相互关系上的运动:一方面是“群众”亦即“消极的、精神空虚的、非历史的、物质的历史因素”;另一方面是布鲁诺及其伙伴所代表的“精神”或“批判”亦即产生一起历史行动的“积极因素”。因此,“改造社会的事业被归结为批判的批判的大脑活动”^[48]。

问题是,宣称自己是历史中唯一的积极因素的“批判”是如何“创造”历史的呢?马克思替他们回答说,就是用“批判的历史”取代“群众的历史”:他们不是面向“经验的人”,而是面向“心灵的深处”,他们为了成为“真正被认识了的真理”而不去触碰“居住在英国的地下室中或是法国库房的阁楼里的人的粗糙的躯体”。因此,当“群众的共产主义的工人”非常痛苦地感受了“存在和思维、意识和生活”之间的差别,非常明确地知道“财产、资本、金钱、雇佣劳动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远不是想象中的幻影,而是工人自我异化的十分实际、十分具体的产物,因此也必须用实际的和具体的方式来消灭它们,以便使人不仅能在思雄中、意识中,而且也能在群众的存在中、生活中真正成其为人”时,“批判的批判”则教导说:“只要他们在思想中消除了雇佣劳动的想法,只要他们在思想上不再认为自己是雇佣工人,并且按照这种过于丰富的想象,不再设想自己是作为单个的人来支取工钱的,那么他们就会真的不再是雇佣工人了”;“只要他们在思想上铲除了资本这个范畴,他们也就消除了真正的资本,只要他们在自己的意识中改变自己这个‘抽象的我’,并把真正改变自己的现实的生存、改变自己的生存的现实条件、即改变自己这个现实的‘我’的任何行动当作非批判的行为加以鄙弃,他们就会真正发生变化并转化为现实的人”^[49]。(www.xing528.com)

在这里,马克思一方面发挥了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已经取得的关于“实践批判”或“武器的批判”的深刻洞见——“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他说,“思想从来也不能超出旧世界秩序的范围:在任何情况下它都只能超出旧世界的思想范围。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另一方面,马克思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他说,“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历史中真正重要的是“行动着的群众”的“经验的活动”,以及“这一活动的经验的利益”,不是寓居于这些“经验的活动”中的“观念”,而“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必定会使自己“出丑”。关于“利益”和“思想”或“观念”在历史中的关联,马克思认为应该严格区分以下两点:(1)至关重要的是,群众对各种历史中的目标究竟“关心”到怎样的程度,换句话说,这些目标究竟“唤起了”群众多少“热情”,如果一场革命的原则并不代表群众的实际的利益,并不是他们自身的革命的原则,那么就会表现为仅仅是一种“观念”,因而仅仅成为一种暂时的“热情”和表明的“热潮”;(2)任何在历史中得到承认的亦即发挥过深刻动员作用的“群众的利益”,当它最初登上历史舞台时,总是会在“思想”或“观念”中远远超出自己的实际“界限”,亦即总是很容易将自己等同于或冒充为“全人类的利益”,而随着历史进程的深入发展,在历史中发挥深刻动员作用的“利益”的群众基础也会持续扩展^[50]。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序言”中,马克思把青年黑格尔派的这种以“意识的变革”替代“实践的批判”的做法,比喻为一个以为通过在头脑中抛弃“重力的思想”就能避免“任何溺死的危险”的“好汉”。在马克思看来,这种天真幼稚的空想构成了青年黑格尔派哲学的核心。可是,在当时的德国,不仅这些“好汉”以思想的勇士自居,洋洋自得地以为自己的哲学具有“震撼世界的危险性和大逆不道的残酷性”,公众也怀着“畏惧和虔敬的心情”来接受这些哲学。而马克思、恩格斯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目的就在于揭穿这些“同现实的影子所作的哲学斗争”,揭露“这些自称为狼、别人也把他们看作是狼的绵羊”,指出“他们的咩咩叫声只不过是以哲学的形式来重复德国市民的观念,而这些哲学评论家们的夸夸其谈只不过反映出德国现实的贫乏”^[51]。

马克思认为,从施特劳斯到施蒂纳的“整个德国哲学批判”实际上都局限于“对宗教观念的批判”:无论是老年黑格尔派还是青年黑格尔派,都分享黑格尔哲学的一个基本信念,亦即认为宗教、概念、观念、思想、普遍的东西、作为某种独立事物的意识等等统治着现存世界,二者不同的地方在于,老年黑格尔派认为这种统治是“合法的”而加以颂扬,青年黑格尔派认为这种统治是“篡夺”而加以反对。因此,老年黑格尔派以为只要“把一切都归入黑格尔的逻辑范畴”就“理解”了一切,青年黑格尔派则以为只要“宣布一切都是神学上的东西”就“批判”了一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德国的批判,直至它最近所作的种种努力,都没有离开过哲学的基地。这个批判虽然没有研究过自己的一般哲学前提,但是它谈到的全部问题终究是在一定的哲学体系即黑格尔体系的基地上产生的”;“对黑格尔的这种依赖关系正好说明了为什么在这些新出现的批判家中甚至没有一个人试图对黑格尔体系进行全面的批判,尽管他们每一个人都断言自己已经超越黑格尔哲学”;“他们和黑格尔的论战以及他们相互之间的论战,只局限于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抓住黑格尔体系的某一方面,用它来反对整个体系,也反对别人所抓住的那些方面”^[52]。

老年黑格尔派和青年黑格尔派的分裂与对立,实际上不过是黑格尔哲学体系的瓦解过程。正如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已经指明的那样,黑格尔与他的哲学之间是“实体性”的关系,而黑格尔的弟子们与黑格尔哲学之间是“反思性”的关系。关系的这种反思性和外部性,一方面丧失了黑格尔哲学本身的整体性的精神力量,另一方面在所谓“纯粹的思想领域”挑起了激烈的“斗争”。这些“斗争”作为对黑格尔哲学碎片或体系分解之后的残羹冷炙的兜售,却被当事人想象和吹嘘为“一种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变革,一种产生了十分重大的结果和成就的因素”。但在马克思看来,尽管青年黑格尔派满口兜售“震撼世界的”词句,但实际上却是“最大的保守派”,因为他们所谓用“人的、批判的或利己的意识”来替代“宗教观念”或“神学”的“改变意识”的要求,实质上不过是“要求用另一种方式来解释存在的东西,也就是说,借助于另外的解释来承认它”,因为他们只是“用词句来反对词句”,那么就“绝对不是反对现实的现存世界”^[53]。这一点正可以视为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提纲》第十一条的生动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