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学习与转学：从波恩到柏林

中学毕业之后的第一年(1835年10月至1836年8月),马克思进入波恩大学学习,专修法学。由于与人决斗(具体原因已不可考),并被人告发曾在科隆携带违禁武器(未有明确的调查结果,后不了了之),马克思的父亲决定让马克思1836年秋季学期开始转学到柏林。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收集的材料看,转学柏林之后,最能反映其思想经历的文献,当属马克思于1837年11月10—11日写给他父亲的一封信。

用马克思自己的话说,这封信意味着他生活中一个关键性的“转变时刻”:“它好像是表示过去时光结束的界标,但同时又明确地指出生活的新方向”;而这封信意味着马克思将自己“作为在科学、艺术、个人生活方面全面地展示出来的精神活动的表现来观察”^[5]。

在这封信中,马克思拉拉杂杂叙述了他转学柏林之后一年多“专心致志于科学与艺术”的生活,包括抒情诗的写作、攻读法学和哲学、大量的书摘与翻译、小说和戏剧创作、思想体系的创作、戏剧评论,以及谋求职业的具体考虑等。其中,最引起我们注意的自然是他在法哲学方面的思考。

在大量阅读的基础上,马克思草拟了一份约300张纸的法学著作(没有保存下来),“试图使一种法哲学贯穿整个法的领域”,实际上是康德-费希特式“法的形而上学”。马克思在书信中坦言,这种“法的形而上学”亦即“脱离了任何实际的法和法的任何实际形式的原则、思维、定义”,遭遇到的是“理想主义所固有的”同时是“无可救药的错误的划分的根源”的“现有之物与应有之物的对立”,其结果不过是比费希特的法哲学体系“更现代,内容更空洞”。马克思认为,“现有之物与应有之物的对立”,实质上是一种“数学独断论”,“在这种形式下,主体围绕着事物转,议论来议论去,可是事物本身并没有形成一种多方面展开的生动的东西”,而“在生动的思想领域的具体表现方面,例如,在法、国家、自然、全部哲学方面,情况就完全不同:在这里,我们必须从对象的发展上细心研究对象本身,而决不允许任意划分;事物本身的理性在这里应当作为一种自身矛盾的东西展开,并且在自身中求得自己的统一”^[6]。

对“实然”和“应然”二元论以及主观主义的批评,对“事物本身”和“对象本身”的强调,明确表现出此时的马克思深受黑格尔派的影响。在这封书信中,马克思也毫不讳言这一点。他一方面坦言不喜欢黑格尔哲学“离奇古怪的调子”,另一方面表示,“想再度潜入大海”,“把真正的珍珠拿到阳光之下”。甚至在由于过度的而又徒劳无获的脑力劳动引起身体不适的时候,马克思还从头到尾阅读了黑格尔的著作,并且与“博士俱乐部”(青年黑格尔派)成员鲍威尔、科本和鲁滕堡等人过从甚密,以至于同“想要避开的现代世界哲学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了”^[7]。(www.xing528.com)

值得一提的是,这封信非但没有赢得老马克思的赞赏与同情,反倒招来了父亲最后也是最为严厉的批评。在1837年12月9日亨利希·马克思致卡尔·马克思的信中,老马克思以模拟马克思中学毕业论文的口吻质问马克思“天赋非凡才能的青年的任务是什么”,并给马克思描绘了一幅幅极具讽刺意味的肖像画:“在肉体上是花花公子,在精神上是狂热的幻想家,在政治上是阴谋家,而在智力上则是书呆子”。在这封信中,老马克思还历数了马克思中学毕业之后的种种“劣迹”:“波恩的胡闹刚结束,你的债务(真是五花八门)刚偿清,那爱的折磨立刻又令我们震惊地开始了。”并以十分生动形象的笔触复述了马克思书信中提到的他初到柏林一年的学习生活:“杂乱无章,漫无头绪地踯躅于知识的各个领域,在昏暗的油灯下胡思乱想,虽不在啤酒杯中消磨放纵,却蓬头乱发穿着学者的睡衣放荡不羁;离群索居、不拘礼节甚至对父亲也不尊重。与外界交往的艺术仅限于一间肮脏的房间,……难道令你和你所爱的人神志清爽的果实应当在这么一个荒唐无用的知识的作坊里成熟吗?在这里会得到有助于履行神圣职责的收获吗?”^[8]

这封信寄出之后不久,老马克思就卧床不起了。在去世之前的几封信中,老马克思不再言辞激烈地批评马克思,恢复了他一贯的慈祥和对马克思满心的期待,他说:“我放下武器只是由于我疲倦了。有一点你要永远相信,任何时候都不能怀疑,这就是我把你放在我心灵最深处,你是我生命中最强大的杠杆之一。”^[9]

公正地说,马克思并非是一个不把家人的期待放在心上的人,尤其是老马克思和燕妮,都是马克思终身挚爱的对象。但不幸的是,的确像老马克思所担心的那样,马克思后来走的不是追求普通人幸福的道路,他以自己的深刻思想贡献和回报于人类,而他和他的家人则一起为此付出了沉重的生活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