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谣言与现代传奇的新消息

自从本书问世以来，对谣言的研究和理论已有进步。好几则典型的谣言为分析和思考提供了土壤。新的流行思潮出现了，尤其是对谣言最新、最有意义的演变及其结果进行概括综合。与此同时，我在诸多场合举办讲座，阐明我的思想时，亦得以鉴别出一些要点，这些要点集中了公众的有关问题。

读者在这里可以读到的是有关谣言研究的最新趋势，新出现的概念，以及在理解谣言方面所取得的进步。即使是一些最经典的问题也找到了新的答案。今后将有可能出现一个对有关不同形式的谣言的全面、整体的看法。事实上，尽管我们讨论的是谣言，但实际上谣言在内容、运作、来源等各个方面都存在着不同。如何才能将一眼看上去似乎是驳杂不一的谣言的这种多样性构建起来，顺序排列？

一般来说，建立一门科学的第一步就是分类。有关谣言的理论也不例外：其中有很多都是以类型学的方法来尝试将谣言列出有限的几种类型。

这些类型学方法要么建立在谣言的内容上〔参见参考书目154、177〕（如有关健康、阴谋、下毒一类的谣言），对这样的分类，我们已经表达了我们的怀疑态度：因为这种分类更像是谣言主题目录，或一系列制造谣言的动机清单。而且，它们是建筑在谣言表面内容的基础之上的。然而谣言表面内容往往广泛使用的是具有象征意义的词汇，因此所指往往比能指更为重要。更何况，这一所指还随着文化、时代和背景的不同而变化。在很多涉及蛇的谣言中，其含义并非始终如一的：搞错含义的话，就会同样有搞错谣言功能〔参见参考书目159、160〕的危险。最后，分析一则谣言时，若不了解其出现和传播的时机，或不了解谣言所流传的阶层的社会特征的话，也是很困难的。

六种不同类型的谣言

相反，我们却可以在比较谣言的成因时，很容易就将谣言表面上的多样性加以压缩。如果我们从谣言的源头及其生成的过程来分析的话，谣言可被分为六类。

第一类谣言源于一件对地区公众舆论产生冲击的事件。1980年1月起始，好几个同年应召入伍的青年在莫尔默农军营附近失踪了：这是一个事实〔参见参考书目171〕。事件本身已经令人受伤很深，而宪兵的调查却直到1988年夏季之前都没有提出任何嫌疑对象，更是火上浇油。

于是，在整整八年中，由于没有官方说法，当地公众并没有消极等待。他们议论纷纷，竭力探寻，最后想象出自己的答案，自己的解释，以回应神秘的失踪和调查的无果。于是，与宪兵队小心翼翼的调查同时并行的，是谣言很快就提出的种种假设：有的人认为，那是德国的一个卡车司机搭载年轻入伍军人，以便把他们转交给中东地区的一个男妓卖淫网（还有一则类似的谣言则称是奥尔良地区的一个卖淫网）。另外一些人则传说，那是一名发了疯的前外籍军团士兵犯下的罪行，谣言说这个士兵过着隐居的生活，而且是个同性恋。在这种第一类谣言中，由于缺乏官方迅速并足以令人满意的说法，事件涉及的公众便自行构成自己的看法，并收集相关的事实。构成这种看法的过程是自发的、自然的：一小群人自行生成、选择对于他们来说最“满意”的、主观可能性最强的假设。

很自然，在第二类谣言中，我们不能排除某些人有意识地、故意地将某种假设纳入其中，以利用该事件〔参见参考书目178〕。比如，被任命为教皇仅仅几天后的让-保罗一世即于1978年9月29日意外去世，罗马处在震惊之中。有关谋杀的论题便已提出、并在后来一本旨在证明这一死亡不可能是自然死亡、而是一项阴谋的书里面再次论及。同样，在法国尼姆地区1988年10月3日发生的水灾悲剧后，面对官方共五名遇难者的说法，谣言迅速地将这一数字提升至100甚至200人死亡！根据谣言的说法，“有人在寻求掩盖水灾的严重程度”。尽管在一般情况下，灾难总是会借正常情况通报招致中断之机，引发一些与人们激动程度相吻合的对后果的高估（即第一类谣言），但我们在这里无法排除一个更为政治化的原因：市政选举的临近正在使两位非常出名的人物——右翼的让·博斯盖先生与左翼的乔尔吉娜·杜伏瓦夫人——之间的对峙日益尖锐。

第三类谣言则不是从某个事件而是从某个细节引发的，一个至当时为止一直被人忽略、或被认为没有什么特殊含义的迹象。当然，要使这样一个迹象被关注到，必须是在一群人都非常有选择地注意到这一迹象，同时这一迹象也会启示某种在当时来说非常强烈的同情，因而人们孜孜以待，准备将其演变成证据。美国宗教原教旨主义团体对魔鬼的存在和它四处活动是如此坚信不疑，以至于他们一直在寻找能够证明这一点的任何迹象。正如我们前面所说过的那样，宝洁公司的标志图案就是这样掉进了“魔鬼”的陷阱之中。我们在这里也同样无法排除某些对这些标志的解释可能是被故意注入社会群体之中的（即第四类谣言）。比如，好几个月以来在法国流传着一张传单，严重警告一种儿童纹身用的粘贴纸里所用的不是胶水，而是一种含有LSD⁽¹⁾的粘合剂〔参见参考书目173〕。尽管这份传单来源于美国，后来在魁北克⁽²⁾被翻译成法语，法国报刊还是引人注目地指出，在法国，这一谣言最早是从尼斯传开的，尼斯市是一个对所有涉及安全的问题特别关注的城市。而维尔瑞夫传单则吸引人们关注某些食品法规，可以肯定是带有操纵意味的〔参见参考书目172〕。最后，1989年有关第一个没有磷酸盐的洗衣粉“猫牌”洗衣粉的一则谣言，则令人蹊跷地恰好与媒体上一场对没有磷酸盐的环保洗衣粉真实特质的质疑同时出现。

第五类谣言的特点，则是无原由的谣言。经过调查以后，找不到任何有可能引发谣言的事实、征兆、迹象、细节。也就是说，这是一种纯粹想象出来的谣言。我们有很多例子〔见参考书目157〕：奥尔良谣言、幽灵搭车者、在超市被蛇咬的孩子、藏在丝兰里的蜘蛛，等等。这类谣言总是以“一个典范性故事”的形式出现：我们将特别展开对这类谣言的分析，因为近年来这类谣言已经成为盎格鲁-撒克逊和东欧国家民间传说研究者强烈关注的理论思考对象，他们给予这类谣言一个特殊的、可讨论的名字，“城市传奇或现代传奇”。

这些谣言是醒着的集体梦，一而再、再而三地自发从这里或那里生成，而且总是广泛流传。

在这里，我们仍然无法排除上述谣言中有某一个是某天、某个地区、某个放火狂有意在社会上抛出的可能性（这就形成了第六类谣言）。人们可以想象，在1969年以来在法国各大城市所出现的所有有关奥尔良一类的谣言中，确有某些是故意而为的。但在这个领域要计算出统计数字是不可能的：那就必须要么以一种受迫害狂的目光来看谣言（以这种目光看来一切都是阴谋），或者用纯洁的目光来看谣言（在这里，一切又都只是纯社会学的）。

近期出现的“城市传奇”这个用词事实上是缘于民间传说研究者内部的一场革命。到当时为止，就是那些几乎只把工作集中在收集传说和传奇、非书面、而是通过口传耳闻来传播的老故事上的研究人员。为此，他们主要向多少较为偏远地区社团中的老年人那里去寻求信息。今天很多民间传奇研究人员打破了这种习惯，而到城里酒吧、俱乐部和其他交流场合，去看看青年和少年们说些什么。当他们发现很多故事以很普遍的方式流传，并将许多现代大众文化商品推上舞台时〔参见参考书目147〕（汽车、电视、可口可乐等），他们便将这种叙事作品的出现称之为“现代城市传奇”。与“传奇”相比较，“现代传奇”展现出多种独特的、引人注目的方式〔参见参考书目176〕。

●　过去传奇总是推出神圣或英雄人物，现代传奇则涉及的是平凡的人物，他们与我们很相像（“这事发生在一个中学生身上……一个大学生身上……一个家庭母亲身上”）。这些角色都是无名的，但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他们却占据着社会聚光灯的表面。

●　传奇总是清晰地从一个久远的传说开始（“在很久很久以前……”）。现代传奇则置身于一个刚刚逝去不久的过去：“昨天，前几天，就在不久前……”

●　传奇总是包含着某种神话或圣迹在内，城市传奇则往往处在世俗的日常平凡的生活之中：在停车场，在超市，在一辆汽车内，在厨房里……

●　传奇接受非现实或虚构的特性。现代传奇（与所有的谣言都一样）则总是寻求被人相信，即是现实主义的配偶。

●　传奇似乎来自于蒙昧时代，无名人士所写的寓言。现代传奇则总是以一个真实的叙述而出现，是从一个朋友，一个朋友的朋友那里听到的……

因此，传统意义上的“传奇”立即就会被辨认出来，而“现代传奇或城市传奇”则远没有那么容易就被戳穿，因为它们与所有谣言一样，有着一个几乎是消息的外貌。

创造出“城市传奇”这个词从市场学角度来看是成功的，它将民间传说研究者在事实上达成的研究成果，即一种新的典型给予正式命名；但它同时也并没有避免在理论层次招致诸多批评。“现代城市传奇”不应是传奇。而且它们既不现代，亦不城市：

●　多名研究人员〔参见参考书目152、153、182、185〕均论证多种当代传奇实际上只是躲藏在最新发生的某则社会新闻或一个古老的故事背后的最新版本而已，就如同我们在“谣言永远会卷土重来吗”一章里所介绍的现象一样；我们可以从这些所谓的“现代”故事中，找到以前传说的影子。因此，这些故事并非最近新创，而只是最近新采集的〔参见参考书目148、149、175、179〕。

●　这些故事并非绝对只是在城市里流传。人们可以在乡村也找到同样流传的类似的故事。

●　此外，大多数对这类“城市传奇”流传方式的分析，都突出强调早已被发现的谣言症候的各种表达方式。例如，英国民间传说研究人员注意到传奇的流传方式往往是从一个朋友传向另一个朋友（英语为FOAF，friend of a friend）。而这正是谣言最常见的流传方式。同样，民间传说研究人员强调传说所注重的现实意义，以便使人相信其真实性〔参见参考书目155、156、164〕。这也是谣言所特有的（请参阅第四章）。

事实上，这些“城市传奇”不过是V·康皮翁-凡桑于1976年在《典范性故事》〔参见参考书目158〕中就已经提及的谣言中的一种形式而已。对一些非常接近的现象赋予多种名称并非是我们所愿意的，尤其是新的名称引起理论上的混乱，并使人认为存在着一种实际上并不重要的不同现象〔参见参考书目181〕。因此我们保持典范性故事的传统字眼，不向这种时尚让步。

典范故事的结构才是我们最容易辩论的〔参见参考书目183、189〕。大多数谣言都这么说：“X做了Y，”或者：“从Y传到X身上。”在平时人们闲聊中，X是特异性的：如楼上的邻居、肉铺老板娘、五楼的新房客，或者就是部门的头儿〔参见参考书目167〕。而在谣言里，那就是雅克·希拉克，是伊莎贝尔·阿佳妮或“猫牌”洗衣粉。

在典范性故事里，X是匿名的，但在社会上却有着明确的位置，使听者能够知道其身份：如M中学的某学生、N区的一位年轻母亲，特别要指出的是，典范性故事总是以一种始终如一的结构来讲述发生在一个平凡人物身上的一件不平凡的事，也就是说，同样可能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

1980年发生在美国的一个例子很清楚地阐明了这种结构模式：

“这事发生在一个妇女身上，她是我朋友中的一位朋友的朋友，住在某某地区的某个小城里。她和往常一样去商业中心购物。在回到家里时，她发现她养的德国种短毛猎犬躺在地上。它咳嗽，看上去好像窒息了，呼吸很困难。这位妇女很担心，立即将狗送往兽医诊所。兽医当时在忙，无法接待她，但让她把狗留下观察。

“当她回到家后，电话铃响了。电话另一端的兽医以平静但坚定的语气对她说：‘放下电话，立即离开你的房子。快到你邻居那里去。我马上就赶到。’女子很吃惊，同时也有点不安，便按兽医所说的那样做了。

“几分钟后，四辆警车拉着警笛呼啸而来。警察扑向房子，在卧室的壁橱里抓获一名躲藏在里面的小偷，小偷手上流着血。随后兽医赶到后解释说，他在狗的喉咙里发现三根手指。他就立即报了警。”

这个以“伸张正义的德国短毛猎犬”为题而到处流传的故事，有着一个令人注意的稳定的叙事结构。故事变化的只是发生的地点、女人的类型、狗的种类和咬下指头的数目。有时故事会提及，咬下的手指肤色是黑色的。这则谣言以典范性故事的方式运作，在晚饭时被提及，被作为真实事件而接受，引起针对不安全氛围、狗等事务的讨论和设想。

这个故事与大多数典范性故事一样，包含着六个阶段〔参见参考书目189〕：

●　引言

●　设置背景

●　日常生活中的一个普通场景（她和往常一样去商业中心购物……）

●　一个非同寻常的行为或一件神秘的事件（她的狗似乎窒息了，呼吸有困难）

●　后果（她前往兽医家）

●　解释（兽医在德国种短毛猎犬的食管里找到三根人的手指：因此小偷可能还在她家里？！）

在年轻女子在丝兰里发现蜘蛛的故事里、或者是从非洲度假回来的游客，看到自己的脸上长了一个黑色的大疣，里面长满了蜘蛛卵的故事，以及很多其他故事里，我们也可以找到同样的结构……因此，在这里确实存在着一个“故事”及其令人吃惊的稳定结构。这些故事是“典范性”的，因为它们都包含着道德寓意，有些故事干脆清楚明白地以一个道德寓意作为结尾。这些故事往往都被说成是发生在一位亲近的人、或一位朋友的朋友身上的真实事情，这些故事或明确或隐晦，都绝对具有道德寓意功能〔参见参考书目150、151、161、165〕。

正是通过对谣言流传的地区、流传者的年龄层和构成的分析，人们才识破谣言的道德寓意，即谣言的功能。很多这类故事实际上是某种社会或与性相关的警报，旨在提醒那些面临着诸多新问题的年轻人〔参见参考书目158、166〕。有些具有典范性意义的故事与首批出国度假一事有关。从这些故事集中于我们这个时代特有的沮丧或担忧上来看，即使这些典范性故事的叙事内容中包含着数百年前就有的先例，也可以说是现代的〔参见参考书目175〕。例如，在中世纪，人们就传说，与魔鬼发生关系的年轻妇人会在脸上留下“魔鬼之吻”的印迹，比如一个大黑疣。这些谣言就像是可擦去旧字、写上新字的羊皮纸稿本一样，每一个都在深层含义里隐藏着另外的解释。

因此，某些谣言是从想象中臆造出来的，但却化身于所谓一桩最近发生的社会新闻，这样就使谣言变得非常现实。另外一些谣言则相反，是从一件真实事件而引发的，然后通过想象来寻找破解谜底所需要的各把钥匙，由此而使这些谣言吸引公众。在第二类谣言中，谣言很有可能与现实相接近，但这仍然无法改变其在当时仍属谣言的本质。

以前面提及的莫尔默农军营谣言为例，使我们能够更好地解释谣言与现实的关系，这种关系目前尚未被人们所理解。无法解释的莫尔默农军营年轻军人系列失踪事件引出了两个并行的过程〔参见参考书目171〕：

●　宪兵调查的一个结果，是经验的、详细的；

●　另一个是众口一词、旨在对这一系列令人毛骨悚然的事件做出一个解释，以对官方调查做出补充。

这一众人的说法，提出了两种假设（卡车司机和发了疯的前外籍军团士兵）。在这两种假设盛传时，它们都是谣言：而人们之所以相信，并非因为它们是真实的、有根有据的（直到今天为止到底有谁知道事实真相？），但却因为它们令人满意。这种从集体磋商中引出的谣言必然是大众化的，因为它取悦于最多的公众。另外也有很多可信的假设存在，但却并未能传开来：这是因为它们令人满意的程度不够。人们不想信之，它们太不协调。

如果出于巧合，上述提及的谣言中的某一则被调查所证实的话，这并不能改变我们的判断。这仍然是一则谣言，也就是说一种非官方的说法，它之所以流传开来并非因为它是真的（在谣言流传当时并没有任何能够证明其真实性的证据），而是因为它为人所相信。(www.xing528.com)

谣言的流传是不需要证据、也不必是真实的，我们不会因为找到证据，证明谣言是假的，但谣言却依然流传而感到吃惊。公众坚信谣言的原因缘于主要存在于真相本身和部分真相之间的差异。在多次对儿童纹身用的粘贴纸里含有LSD致幻剂进行辟谣后，我们对931名中学生的调查〔参见参考书目173〕证明，这些学生尽管完全接受了这份传单是假的事实，但同时却继续认为，从根本上来说，传单仍然是真的：“面对毒贩的狡猾，小心一点总是没错的。”于是，传单也许不是真的，但它却至少传递了部分事实，这却是无可争议的。由此我们可以理解，通过辟谣来阻止谣言在有着良好教育的、担心毒品危及其子女的社会阶层中流传，是多么的困难。

辟谣的有限效果是众所周知的（参见第十九章）。但知道其原因者则要少得多。最近的一系列试验，对此问题带来了新的澄清〔参见参考书目173〕。这些新理论目的在于分析我们如何、根据何种规则，将这些事件归因于何种原因，或将涉及的人员归于何种素质。然而最近有人提出，寻求信息战略是根据人们在介绍一个人物时是持正面还是负面态度的变化而变化的〔参见参考书目188〕。比如，人们在介绍人物X时，以两种方式向两群人进行介绍。对第一组人说，X“是一个内向型”的人；而对第二组人说，X“不是一个外向型”的人。然后两组人可以在分别放在信封里的两类信息中任选一类：证明X是内向型性格的信息，或证明X是外向型性格的信息。第一组人选择的是倾向于起确定作用的信息：他们要求打开能够证明X是内向型性格的那个信封。而第二组则相反，他们选择倾向于起否定作用的信息：他们要求打开指出X是为什么是外向型性格的人，尽管他们已经获悉X不是外向型性格的辟谣。因此，一个辟谣式的介绍（X不是一个外向型的人）事实上已经在其中纳入了一种寻找证明相反事件的步骤。一切就好像一个辟谣本身催醒了人们的猜疑似的。

同理，我们调查的大多数中学生〔参见参考书目173〕并不相信官方的辟谣。当问及他们不相信的理由时，其推理如下：“如果这份传单是假的，我们看不出谁会有兴趣来抛出它。”也就是说，如果这份传单是假的，那就找不到它为何会盛传于世的原因；既然找不到这个原因，那就反过来说明它是真的，有根据的，所以它才会流传开来！

辟谣甚至在相信辟谣内容的人那里也留下了痕迹！我们注意到在招致老鼠骨头谣言攻击的快餐店，就连最忠实的顾客也避之不及〔参见参考书目186〕。店主证实，这些顾客不再光顾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一想到吃老鼠的念头就令他们恶心。然而他们对这则谣言实际上却一个字也不相信。那怎么可能会这样呢？一个念头甚至能够影响那些根本就不相信它的人：因为与谣言相关联的令人不舒服的感情和感觉，是不管怎么样也是会被感受到的，它们是通过怀疑而渗入的。甚至就是在辟谣过程中，人们也引入了一个念头，并将否定式与之相联系起来。

人们经常将人脑思维与电脑相比较。在这里，存在着与我们有关的一个关键不同：人们可以抹去电脑记忆里的一个信息。但在人脑里，处理信息是累积的。获悉的信息就是已经获悉了（至少在短期内是如此）。辟谣从来都不是一个信息的消除，而只是添加了另一个信息，人脑只能增加信息。反谣言应该从这一关键现象中获取灵感。对儿童纹身用粘贴纸含有致幻剂进行辟谣的失败，是因为这仅仅是一个辟谣。伊莎贝尔·阿佳妮接受他人劝告，不仅仅满足于辟谣，则解释了为什么她对谣言的反击会有效。

1987年1月8日，在保持了几周的沉默之后，伊莎贝尔·阿佳妮决定要中止几个月来盛传有关她身体健康状况的种种谣言，并要使各编辑部都沸腾起来。一些谣言称，这位女演员已病入膏肓，甚至已经去世。好几家医院的名字被提及，甚至还有病房门号。于是，这天阿佳妮出现在星期天晚间20点的电视新闻节目中。陪同她出面的还有雷蒙·维莱教授、“医生同业公会”主席，以支持她的辩护。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全国性媒体纷纷报道女演员，并强调她的辟谣，没有任何不谐之音。有哪家媒体没有提及伊莎贝尔·阿佳妮的辟谣？这件事成了一个典型例子了。为了更好地分析此事的效果，在阿佳妮辟谣三周后，“谣言研究与信息基金会”通过IFOP民意测验所做了一个全国民意调查，对1823位18岁以上的人进行了咨询。

很多辟谣之所以失败，是因为辟谣未能达到其所瞄准的公众：没有人议论辟谣一事。这经常是官方和行政辟谣的情况（如儿童纹身贴纸含有致幻剂谣言等）。在选择（也就是不是对所有人进行的）电视、在周日晚上、收视率最高的时段时辟谣，阿佳妮将无人听到辟谣的风险减至最小。事实上38%被调查的成年人表示就是在那天晚上在电视上看到阿佳妮辟谣的！22%是从报刊文章上读到辟谣的；28%则通过电台听说了谣言和辟谣的。

人们经常批评辟谣实际上是将谣言进一步传播至本来并不知道谣言存在的人那里。事实上，56%被调查者确实是通过这场媒体战役辟谣才得知谣言本身的存在的。然而，在此之前已经有26%的成年人知道这个谣言，也就是四个法国人中间有一个人知道，而且这一数字肯定是会继续增长的。因此必须行动起来。还有一个值得记录在案的是，为了缩小传谣风险，阿佳妮在辟谣过程中，没有一个字提及谣言的准确内容。

选择辟谣的时机是关键。阿佳妮失踪数周的结果，就是煽动起这则谣言。从断言她病了，很快就发展到声称她身染沉疴，并推断她已经过世。这正是重新现身的时候。因为如果说要驳倒有关生病的谣言很困难的话，要证明——借用那句著名的谚语来说“谣言说我已死是过于夸张了”则是很容易的。只要她哀婉动人地出镜即足矣。

我们还必须记下，谣言往往是在法国受教育程度最高、年龄最年轻的社会阶层中间流传。从一个谣言到另一个谣言，人们在估量，知识界何以那么易受影响（参见第六章中“知识分子的角色”一节）。

在阿佳妮辟谣前，那些已经听说谣言刮来的风的人是怎么想的？23%的人信之凿凿；36%的人嗤之以鼻，37%的人不置可否，他们将信将疑。辟谣非常有效：它说服了信谣者中的半数，不信者中的83%和将信将疑者中的73%。

而那些在辟谣战役中才得知这一谣言的人中间，51%的人相信辟谣，39%的人则始终有疑问。只有7%的人不相信辟谣的说辞。

因此，到了辟谣战役的最终，不相信辟谣的人成了少数。而且阿佳妮的辟谣战略使得这批人不得不三缄其口。

除了明智地选择时机和媒体以外，阿佳妮所使用的辟谣策略是不仅仅满足于辟谣本身，而是进一步打击那些故意传谣的人。维莱教授本人也谈到要对那些对此谣言添风煽火的医疗体系内部传谣者进行可能的惩罚。在几周内，人们对此事谈论了如此之久，就像夏季的流言蜚语一般，最终使公众在重复又重复下感到不耐烦了，阿佳妮谣言于是就成了一个禁止议论的话题。因为实在是谈得太多了。那些还想继续谈的人被抛来一片怀疑的目光：他们还谈，到底动机何在？伊莎贝尔·阿佳妮也许在辟谣的那天并没有拿到全部的赞成票，但至少赢得了一片寂静！不久后，阿佳妮又更为自由地给予媒体采访的机会，以及后来她的电影《卡米尔·克洛代尔》⁽³⁾获得成功，终于彻底埋葬了这则谣言。

这个例子是否可以广而推之？很少人能够进入法国电视一台晚间新闻节目的。另外一个辟谣成功的关键因素：媒体一致。所有媒体都或写或说，支持阿佳妮，斥责传谣者，然后所有媒体或不再谈论此事，或在提及此事时注意不予人信谣的暗示。我们知道，在今天，媒体是构成谣言最重要的传播者，因此控制谣言也不能没有媒体。

阿佳妮谣言使我们再次强调存在于形象与谣言之间的关系。说我们能够使任何人相信任何事，那是错误的。某些人拥有如此强烈的正面形象，以至于谣传想从一个否定他们的角度出发来介绍他们时，会显得一点儿也不可信：如丘吉尔或戴高乐即如此，由于他们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没有任何缺陷，因此从来也没有任何谣言是针对他们的。他们的形象成了对付谣言的保护伞。

反之，当谣言与人物的公众形象相吻合时，就会显得更为可信。在阿佳妮的所有电影中，她经常选择热情冲动的角色，扮演那些为内心烈火所吞噬的女人，甚至经常是超越理性的。阿佳妮扮演的电影人物，是公众得以了解这位明星的唯一材料。而阿佳妮在谣言出现之前，一直对她的私生活维持着深深的隐秘状态，很少接受采访，并禁止杂志发表任何未经她同意的照片。这一态度必然引起帕帕拉奇们⁽⁴⁾的某种敌意和记者们的某种仇恨，因而他们就抓住谣言的机会来发泄一番。至于公众，由于他们只能从阿佳妮的“电影角色”里来认识她，因此他们预先就会认为与这一“电影角色”相吻合的谣言只能是可信的。如果这一谣言涉及的是另一位演员卡特琳娜·德纳芙的话，就会显得很反常。

因此，形象会有利于或不利于谣言的流传，要么起到保护伞的作用，要么起到增加怀疑的作用。我们在本书开始时曾举例，美国宝洁公司恰恰是因为保持沉默而招致谣言攻击。这家美国公司鲜有人识，形象不明，没人喜爱，于是就被认为是一个沉默的、势力巨大无比的公司，某种现代歌利亚巨人⁽⁵⁾。这一神话的再现，我们也看到了，引来了多少大卫。

不管是涉及政治还是营销学，争夺通向权力的道路或占领市场的竞争是如此激烈，以至于谣言今后已经成为说服、动摇、提供虚假消息的传统手段。面对这种谣言，社会学家不应太过天真。在谣言出现过程中并非一切都是自发产生的，尽管要解释谣言的成功，惟有公众的参与肯定是决定性的。然而，了解谣言的根源，是进行反击的关键。

在临近1995年5月法国大选时，在两位“三十年的朋友”⁽⁶⁾之间关系是如此之紧张，以至于谣言是不可避免的。我们都记得，谣言更多地来源于亲近的人和“朋友”，而非来自对手，对手倒往往毫不犹豫地公开说出自己的理由。正是在这种背景下，1994年10月在媒体上出现一则谣言，称密特朗总统不会坚持到他的七年任期结束。这到底是不是爱德华·巴拉迪尔总理的“黑色办公室”（即他的公关顾问们）散布出来的谣言，为了推动希拉克在大选将会提前进行、而且对手将是社会党民意测验中遥遥领先的雅克·德洛尔⁽⁷⁾的情况下，接受党内预选？抑或谣言来自社会党，以敦促在位的社会党总统密特朗坚持到任期结束？众所周知，密特朗总统是很讨厌他人指挥他的行动的。出于反抗精神，密特朗是会以相反的作为来对谣言进行反击。

总统选举使我们得以阐明一个令人很感兴趣的现象：事出有因的谣言。1994年11月底，一则谣言一传再传，称雅克·德洛尔与人们的期待相反，将不会成为总统候选人参选。事实上，到了12月11日19时40分，他果然在电视新闻上表示他不出任总统候选人。这则谣言是自发产生的吗？雅克·德洛尔的犹豫不决和他的一些自相矛盾的声明，肯定对人们的猜测没有起什么好作用。为了逃避不祥命运，有时有必要因担忧可能发生最坏结果而进行审视，以使那些能够安定人心的声音响起来，提出相反的说法。但是此事还有几个了解内情的人存在，而在这种情况下，几乎是不可能独自保守秘密的。

社会党总书记亨利·艾玛纽利从12月1日就从雅克·德洛尔本人口中得知这一消息。于是他的行为，他的态度，他的说辞就不可能不受这个重大消息的影响：一个肯定能够获胜者的退出。

在营销学领域，有两个例子可以证明各大公司主导的暗中斗争是多么激烈。1994年2月我们曾看到出现一则有关香烟的谣言，那是菲利浦·莫利斯集团（Philip Morris）生产的一个牌子切斯特菲尔德牌（Chesterfield）。这个美国牌子的香烟在1992年12月曾将其销售价格从11.60法郎，降至10法郎，由此变成同类香烟中最便宜的。这一行动立即获得成功：一年内这个国际牌子因价格低、烟味和烟质令人满意而成为年轻人之最爱。这样大获成功必然导致谣言的产生。在香烟是应该被屠宰的野兽这样一种社会背景中，这个牌子在年轻人中间的成功，无意中激化了社会本身就存在的敌意。我们都还记得，塞塔烟草公司（Seita）曾在当时的总理米歇尔·罗卡尔与卫生、青年和体育部国务秘书的压力下，不得不让舍维农牌香烟（Chevignon）退出市场。当时国家之所以合法地介入一桩私法领域的事件，是因为舍维农牌香烟以其牌子的魅力肯定将会在年轻一代中大获成功⁽⁸⁾，因此此事被社会视为一个挑衅。在切斯特菲尔德牌香烟身上出现了同样的一幕。在一个象征性的层面上，对一包香烟减价，将触及那些“没有能力”买烟的年轻人。我们在此书全部内容中，可以看出年轻人是整个社会的一个非常敏感的领域。所有人都曾经有过脆弱的年轻时代，“没有能力”（这是一个双关语⁽⁹⁾）的时代，因此年轻一代应该得到保护，既然在香烟壳上合法写明的吸烟有害健康的警告还不够，谣言就来补充，创造和使人们可以直接想象出来的所谓无辜的香烟会产生的后果。根据谣言，切斯特菲尔德牌香烟“会使肺出血”。从科学的角度来看，这则谣言完全没有根据。五十多年来全球数以百万计的烟民抽切斯特菲尔德牌香烟，它唯一的过错，就是知道如何取悦年轻的法国人。谣言所提出的公式本身——从科学的角度是无法证实的——说明它不可能是从医学界那里来的。它与公众日常谈论肺和香烟时的方式也不相吻合。这则谣言的来源是被有意地制造出来的，这一点是没有任何疑问的。

在法国，所有香烟牌子的广告都被严禁，各大公司的市场占有率也因此而不变。失去的市场份额将很难再夺回。因此人们可以理解，切斯特菲尔德牌香烟的成功为何会激起竞争对手如此强烈的反应。

一般来说，凡是会使人产生犯罪感或令人担心的产品，一般都暴露在谣言面前：避孕药造成的混乱如此之大，以至于不可能不立即引发谣言。社会团体就是在谣言发出警告声时做出反应的。烟草也是一种使人产生犯罪感的产品，一方面烟草买卖得到国家允许、鼓励，国家自己也销售、依靠烟草（通过征税）；而另一方面烟草买卖则遭到医药界和卫生部的反对。

心理医生建议给抑郁症病人服用化学药物，必然会引起一部分公众舆论下意识的担心。这一潜在的担心很可能被其他社会团体所利用，如邪教，因为邪教生意的基础恰好建筑在患有忧郁症或精神上处于衰弱地位的那些人身上。然而今天邪教已经真正成为跨国集团，在很多国家扎下了根。因此邪教是能够在不同国家协调一致地发起“自发行动”，而这种所谓巧合是能够使人相信一种大获成功的药品其实是有问题的，因为它引起担忧，引发谣传，甚至在五、六或十个国家同时引发诉讼。这种完全是人工构建起来的“现实”，由此便变成了报刊、尤其是无数专门针对医学科学散布怀疑论调的小报杂志上的“消息”。这种谣言专门针对忧心忡忡的人，针对主张发展另类医学的斗士，在他们身上，谣言找到了新的天然信徒，而且非常积极。这种谣言先是出现在地方报刊上，然后就是在全国性报刊上。在谣言流传地区，普通科医生并不对谣言筑起壁垒。在目前这种困难重重的经济氛围下，他们不惜任何代价也要保住自己的病人客户。如果一位病人对一则抗忧郁处方X感到担心——因为有关X处方的谣言在流传——的话，普通科医生会毫不犹豫地就开出处方Y，这样就以他的行动加强了谣言……渐渐地，怀疑的氛围甚至就会渗入到精神病专科医生那里，渗入平时不大习惯于谣言的官方医疗机构，特别是使人开始来思考这些谣言：而这恰恰是这些有组织地编造出来的谣言试图动摇这种药的初衷。

动摇对方的手法用到极致，是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后爆发的海湾战争期间。当时有一个专门现场实况播发新闻的频道，24小时不间断地播发新闻，然而这个频道远未能促进信息的流通，相反却增强了谣言的流传。事实上，如果消息来源的多元性抢在了谣言出现之前，CNN美国有线电视广播从伊拉克内部播发的“刚刚发生的”新闻的独家性，则成了所有交战方——萨达姆·侯赛因，但同时也包括美国军方——宣传的最佳“特洛伊木马”。就是通过这一频道，西方数以百万计的人得以看到战争的实况转播，伊拉克政府印证它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的谣言，伊拉克拥有超级武器，有可能动用核武器来反击。由于缺乏时间的验证，电视画面冲击公众的精神和想象力，而他们自1945年以来就再也没有亲身经历过一场世界大战。施瓦兹科普夫将军检查来自前线的一切信息，由此而造成一个非常有利于谣言传播和假消息泛滥的环境。科威特流亡政府也没有闲着：一些画面“证明”，进入科威特城的伊军士兵故意拔掉早产儿保温箱的电插头，这些“证明”被介绍给美国新闻媒体⁽¹⁰⁾。这一消息使美国公众产生强烈反应，旋即迅速转向支持其总统乔治·布什参与这场“反撒旦的十字军东征”。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世界最古老的传媒在追逐传媒技术、获取直播画面以及缺乏一定的时间来验证消息的情况下得以加强。我们的社会阅读越少，依赖画面和话语、依赖我们眼睛所见和人们所告诉我们的就越多。谣言今后会越来越多地渗入到这两种感知我们生活环境的方式之中。

谣言今后已经获得了它们存在的权利。很久以来，谣言就被视为一种大众传媒的默认值，没有比这更好的说法了，人们今后知道，谣言是一种完整的大众传媒，与其他大众传媒共存，并有着其自身的功能。对比那种直到近年来仍然占着上风的否定谣言的观点来看，谣言的正面功能正在开始得到承认。

这一演变的结果——本书对此也作出了贡献——就是对谣言的兴趣勃增。甚至连那些享有最为严肃报刊声誉的新闻日报也开辟了《谣言》专栏，涉及经济或政治领域的“秘密信使”专栏越来越多，每天都向企业老板们传递最新谣言。《谣言研究与信息基金会》下属的“喂，这里有谣言”服务处制造出自己的竞争者，迷你电脑网络⁽¹¹⁾也开始了这项服务。

在研究领域，大学论文已经不再对谣言这一主题犹豫不决。在法国，可以找到很多谣言实例，来为深入实地进行研究说明理由：研究日常生活的社会学在谣言中找到了研究的矿藏。

目前在法国，年轻学者正在对某类谣言进行研究：那些人们以为已经消失多年的野兽的重现、看到不明飞行物、在乡村放出毒蛇、医院和医学界里——噢，那是谣言多么丰盛的一个领域——的谣言、政治谣言、金融谣言、企业内部的谣言、假信息的传播……

在国际领域，谣言研究也越来越受重视，越来越好地组织起来。关注城市传奇的民间传说研究人员发现，他们探讨的主题已经在谣言研究中有很大进展，国际研究会议也在出现（如英国谢菲尔德大学、巴黎科学与人类之家等都在组织），各种研究流派也在相聚。对谣言的理解只能在多学科性的研究人员交流中才能取得进步。今天，社会学家和民间传说研究者对谣言和城市传奇领域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其他研究人员也受到欢迎：历史学家或人类学家能够将谣言置于它们的时间维度。经济理论或决策论也对信息交换的价值方面有很多话可说。在高质量的研究中，提出一些假设，将其置于科学试验中，应该是很有必要的。从多学科出发，我们正在转向无学科和走向修正有关谣言的流行概念的可能性。

1994年12月15日

(1)　LSD是一种强烈的迷幻剂。——译者注

(2)　魁北克是加拿大的一个讲法语的省份。——译者注

(3)　《卡米尔·克洛代尔》描写的是法国著名雕塑家罗丹的情人、同为艺术家的克洛代尔的生平。——译者注

(4)　Paparazzi：此文源于意大利著名导演费里尼的影片《甜蜜的生活》，片中一名摄影记者Paparazzo一直跟踪拍摄男主角的生活照片。后引申为所有追踪拍摄名人私生活的摄影记者。国内亦翻译为“狗仔队”。——译者注

(5)　歌利亚巨人：据《圣经》记载，歌利亚是非利士巨人，被大卫所打败。——译者注

(6)　“三十年的朋友”系指当时法国同为右翼政党保卫共和联盟的巴黎市长雅克·希拉克和总理爱德华·巴拉迪尔。本来希拉克支持并推出巴拉迪尔出任左翼总统密特朗治下的总理一职，是为了自己能够集中精力竞选总统。但没有料到巴拉迪尔两年总理一职做下来，民望大增，遂生出野心，自己出马竞选总统。维持了三十年的友谊就此画上句号。两人成为劲敌。但最终还是希拉克赢得了大选，成为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第五位总统，并于2002年成功连选连任。2007年希拉克因年事已高而放弃角逐第三任总统一职，现退休在家。巴拉迪尔则在1995年大选中失败后转而支持他的下属、当时政府发言人萨科齐。后者角逐2007年总统一职并获成功。巴拉迪尔目前仍然活跃在法国政坛。——译者注

(7)　雅克·德洛尔（Jacques Delor），法国左翼社会党政治家，曾担任欧共体（即欧盟的前身）委员会主席。——译者注

(8)　舍维农牌香烟事件：舍维农牌是一个在年轻人中间非常受欢迎的服装名牌。当以此名字为牌子的香烟被投放市场时，在法国社会引起了激烈争议，政府担心名牌效应会使年轻人对此牌子的香烟趋之若鹜，故禁止使用与服装同名的牌子来作为香烟的牌子。最后塞塔烟草公司不得不将其收回。——译者注

(9)　即一方面指年轻人“没钱”，另一方面则指年轻人在社会上亦未找到成功的方式。——译者注

(10)　这是第一次海湾战争中最大的新闻做假事件。当时一位流亡美国的伊拉克人士声称亲眼目睹伊拉克士兵将早产儿保温箱的电源切断。几天后一名自称为“护士”的科威特女子也在美国电视上哭述她“亲身经历”的早产儿被伊军士兵拿出保温箱，任其死亡的事件。此事在美国引起强烈反响。民意测验表明，在此事前后，美国民意对是否应出兵解放科威特发生了重大逆转。但事后证明，这纯粹是蓄意捏造的假新闻，目的正是为了影响当时反对战争的美国民意。所谓科威特女护士其实是该国驻美国大使的女儿。这一早产儿假新闻已经成为新闻史教科书上最常见的例子。——译者注

(11)　参见本书第一章第12页注①。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今天，这一网络几乎已经没有人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