谣言的依据越是带有感情色彩，用事实作为对付它的策略越是不灵。现实远远不足以煽起公众的想象：那为什么还指望它来扑灭谣言呢？当代社会心理学创始人S·阿施给我们指出了扑灭谣言的关键方法之一。他的思想可以用一句话来表示：人们不会改变对一个事物的认识，而是认识的对象在变化。换句话说，公众舆论的突变，只能是来自谣言自身的变化。
分析1969年6月进行的对奥尔良谣言的反击可以得出一个谣言转向的明显例子：人们让谣言性质不断变化，改变它的方向，改变公众对谣言的认识。
起初，谣言的性质，就是受害群众对有组织的劫持城市少女——城市的永恒象征——的行为，自然而然的警惕。随后，它的目标又变得明确起来。指控混杂在市中心的外国人、犹太人是这起绑架的元凶。按照谣言起初的含义，它只能凝聚一些感到最受威胁的人：奥尔良的女性居民。
反击谣言在于公开利用谣言排斥犹太人的一面，赋予它一种难以为人接受的性质。奥尔良谣言曾被定为一起名副其实的排犹阴谋，一次有计划的秘密行动，显而易见的恶语中伤，1945年已经驱逐出法国的恶魔又回来了。这样一则谣言不可能出自一个中学少女的天真想象，而是出于某个突然重新出现的反犹组织的秘密活动。因此，必须起诉X，这正是首当其冲的商人利施特先生和许多反种族主义斗争协会所做的。
这些起诉颠倒了老百姓和谣言所针对的人之间的关系。最初，谣言中受害的是老百姓，有人从老百姓的手里抢走了最珍贵的果实。随后谣言又被赋予了新的性质，老百姓成了被新出现的纳粹分子所操纵的无知的媒介，而被抛在一边。人们不再攻击老百姓，而是给它个台阶下，让它挽回面子，因而也就解除了它的武装。这样一则被各种协会、联合会、工会大声欢呼，被大众传播媒介肯定了的新谣言，同样可以使谣言偃旗息鼓，这不是因为人们已不再相信谣言，而是因为谈论它已不合时宜了。
每一则谣言都会有某种反映，它反映了那个把谣言披露给他人的人的形象。在奥尔良，揭露有人甚至在市中心有组织地贩卖白人妇女，使揭露者大大提高了身价。由揭露而获得心理上的优势是谣言得以扩散的主要动力之一。后来谣言以排犹阴谋为基础的新性质却使这些有利之处变得不利了。人们不可能公开地以排犹分子的身份亮相，这样做会受到社会的反对。一些奥尔良人是否还信这则谣言已无关紧要，甚至谈论它的行为在社会上也已遭到反对。
在奥尔良，反击谣言的行动是自发和即兴的，没有智囊团来决定策略和监督实施。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和欧洲的情形却大不一样。当时的问题就是最大限度地限制谣言的扩散。
采取的策略就是明确地给传播谣言甚至谈论谣言定一个不爱国的性质：把它当成一种背叛行为，一种与敌人勾结的行为。为此，就像在奥尔良一样，人们假设那些对人民斗志及国家团结有害处的谣言是出自一个指挥中心。这个指挥中心不是别的就是轴心国的宣传机构。的确，当时美国的许多谣言都是由纳粹电台用英语播送到美国，以新闻的形式流传的。这一点并不表明谣言都来自轴心国的广播电台：也许广播电台只是传播已经存在的谣言。不管怎样，到处传播消极的谣言就等于为那个有名的第五纵队效劳，而这个第五纵队被认定为这些谣言的制造者。
到处传播谣言是一个严重的过错还有一个原因：潜在的事实之核心可能给打入我方内部的纳粹特务提供关键性的情报。于是第五纵队成了每一则谣言无所不在的收件人，这对同盟国可能造成很大的危害。
正如我们见到的，采取的策略是使传谣行为为社会所不容。人们赋予了谣言令人憎恶的性质：出自敌人之口或传送给敌人的谣言，可能给群体本身造成灾难性的后果。为此，交战国都广泛地求助于反谣言告示：
——在英国，有一幅招贴上画着两个聊天的妇女，并排坐在火车的长椅上。在她们身后第三排长椅上，坐着漫画化的希特勒和戈林。这幅招贴上的口号提醒人们：“你们永远不知道谁在偷听！说得太多可能会付出生命的代价！”另一幅招贴上说：“少说一点……后果谁能料到。”图上画着一个男人的正面像，他右边穿着普通市民的衣服，左边穿着德国军官的制服。
——在美国，有一幅招贴上画着一只悲哀的狗将头靠在它的主人空着的扶手椅上。墙上挂着半旗——死亡的明显标志。上面印着这样几个简单的大字：“……因为有人说错了话。”另一幅招贴上画着一位年轻的海军陆战队队员嘴角挂着微笑与他的舰队一起出发。但图上的说明文字却提醒人们：“假如你说出他去哪儿……他很可能永远也到不了那儿！……”第三幅招贴上画着一个小女孩激动地抱着她参军的父亲的照片：“不要说多余的话而招致她的父亲死亡。”
——在法国，有一幅招贴上画着一个士兵，其嘴唇是一条拉链，上面的标题是：“敬告休假军人——嘴严才是好军人。”在另一幅招贴上，一个市民和一名军人在咖啡馆谈论着。在他们前面，有一只水罐竖起了耳朵：这个水罐有张希特勒的面孔。
有人曾说，尽管如此，这一整套反对到处传谣的策略还是有一个巨大的漏洞：公众如何识别一则谣言呢？他们怎么区分一条新闻和一则谣言，一份无关紧要的情报和一个可能的机密呢？公众是区分不出来的。我们此刻在具体运用时遇到了一个已经涉及概念上的问题：怎样使谣言区别于其他与之相近的现象？
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谣言的概念反映到一个主观的判断和估计上，要比反映到一个可由旁观者判定的客观事实上程度大得多。
如果人们决定攻击一则特殊的谣言，问题就不存在了：区别谣言可以根据人们决定为谣言的信息之内容来进行。只需几个关键的词就可确定所涉及问题的特征：“麦当劳餐馆的汉堡包里有蚯蚓”，“宝洁公司有撒旦的标志”，“简·方达在做健美操时死亡”，等等。
每当谣言受害者受到攻击时，他们经常是向X提出起诉。这不仅仅是法律行为，而主要是虚构行为。一方面，大部分谣言都查不出根源，或者自认没有来源：奥尔良的哪一个年轻姑娘会相信她们天真的忏悔会被利用来成为谣言的口实呢？另一方面，控诉就是发起进攻。谣言这时候就采取了向影子宣战的虚幻形式。指控X便假设X是存在的，假设这个未知数有形体、有思想、还有计谋；这一指控构想出了隐藏在某个总部里的“指挥中心”。这纯属臆造。
因此，指控如果不到处宣扬便意思不大，因为它是一个交流行动。各处对坚信谣言的传谣人的指控情形也一样，他们之所以坚信谣言，正是因为他们认为这则消息并不是一个谣言。总而言之，诉讼随后便提出来了，而且诉讼的结果非常不肯定。因此令人怀疑的“维尔瑞夫”传单最初扩散时，法官们驳回了申诉人，同时推论出这些传谣人自己就上了首批传单的当，并且采取了他们自以为是预防的行动（后来法官们的态度已经改变了）。
通过报纸渠道提供的奖赏也是虚构的。它搅乱了人们对谣言的看法，让人认为谣言并非无害。比如，1982年7月30日，维坦安（上莱茵省）科拉大型超级市场的经理买下了《阿尔萨斯报》的半个版面做广告，愿意提供一万法郎给任何一个了解有关“一咬即死蛇”咬死男孩这一谣言来源的人。这个方法不同寻常，但也不是不合法，它引出了那个传奇的追逐奖金的人——阿尔萨斯人罗斯·朗达尔，他的出现证实了存在一个猎物、一个可以捕捉的人。
在维坦安，捏造谣言是否怀有恶意已无关紧要（事实上，这家超级市场是该地区唯一一家提供托儿服务的商店）：这一行动再现了能煽起人们想象的复杂情节中的基本线索。被攻击对象后发制人，用移花接木的方法，使谣言远不再是一起事故的反映，而成为超级市场之间竞争的一种新形式。(www.xing528.com)
在政治领域，假设有一个指挥中心的存在已是反击谣言的基本项目。比如，1984年9月有风声透露说，地区低租金住房办事处将安置成千名来自马赛的移民在洛里昂定居，一时传闻迅速扩散，对这种情况，市长召开了一次非同寻常的记者招待会，以给“一则纯粹有人背后操纵的谣言致命的一击”，并且谴责“那些参与制造这些谎言以及对此应负全部责任的人”[1]。随后，他制定了全城低租金住房新住户的名单，以消除疑问。
一般，把谣言归罪于一个人、一个群体或干脆某种意图（就像在奥尔良）时，单靠反驳谣言中的引证就可以了。反驳谣言是一种防御行动。而且，与谣言相比被指控的人总是处于落后的地位：主动权属于敌对阵营（不管这个阵营是否是虚构的）。
假设谣言一方有一个指挥中心就可以后发制人，至少可以在公众舆论中搅起某种混乱，使之不再清楚地知道相信谁好。1984年苏联空军打下韩国客机的情况就是这种混淆视听的典型例子。苏联政府发言人当即一口咬定这架飞机事实上正在为美国中央情报局执行一项侦察任务，这种假设一上来就让人有口难辩，人人都知道韩国和美国之间有着密切关系。从此反驳这个没法反驳的假设就落在了韩国人头上（什么事实能够否定这个假设呢？）。事实真相又一次依靠人们愿意相信的来源来决定。
另外还有两种方法可以有助于改变谣言形象。第一种方法是寻找谣言中的漏洞，寻找显而易见的荒谬之处。可惜的是，这并不总能办得到：我们在分析辟谣的局限时已证明了这一点。第二种方法是向公众解释为什么他们相信谣言。实际上，大多数人都意识不到使他们坚信谣言真实性的深层原因。他们相信谚语所说的：无风不起浪。而经常那个浪不在别处就在他们自身。对谣言信以为真完全是受外力的作用。对于自身的理解往往给这种信仰注入新的观点。这种方法是在一个完全不同的谣言环境中阐明的，不过在这种环境中有时停止固执的信仰很重要：上述的环境即对感情进行模拟心理试验。
我们怎样才能知道我们喜欢或不喜欢某一事物呢？我们怎么知道自己是否有才能去做某件工作呢？这两个疑问涉及一个同样的问题：就是我们对自己的看法。认识心理学已经证明，为了认识，我们利用的是外在的、明显的信号。威廉·詹姆斯曾预感到这一过程，他说：“我们害怕，是因为我们在奔跑，而不是相反。”为了证实这是否就是我们认识自身感情的方法而进行的首批试验〔参考书目95〕包括，如向一些大学生提供一组女人照片。将一件仪器放置在学生的心口上，然后接上扩音器，这样可使学生听到他自己的心跳，因而也能觉察出在看那些激发情感作用的照片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心跳加快。学生必须根据自己的感觉给每张照片上提供的女模特儿的吸引力打分数。学生不知道的是，他听到的心跳和心跳加快都不是他自己的。
试验结果表明，打给模特儿的分数随着所听到的心跳加快节奏而定。换句话说：大学生们完全根据来自“外部的信号”决定他们喜欢或不喜欢某张照片。这样的试验又重复了一遍，这一次给大学生们提供了一些裸体男女的照片，其结果也是令人信服的。
那么谣言与辟谣之间有什么关联呢？在后一次试验中，有些没有同性恋倾向的大学生开始受心跳影响给裸男照片打高分。这样一来，十分重要的是试验结束时向他们指出是人为操纵的。人们把这种解释看作辟谣，它足以使这些学生不再对自己正常的性倾向有丝毫怀疑。
然而，一些类似的试验〔参考书目134〕——不是针对感情而是针对是否有才能做某一工作的感觉——表明，那些在伪造的评价影响下认为自己很有才能的人，甚至在被揭穿之后，仍然确信这一点。因此尽管试验负责人宣布他们听到的评价完全不因他们完成工作的成与败而定，他们已留下的印象还是根深蒂固，挥之不去。即便他们明白也相信这一否定说法，这次试验还是留下了印象。这些试验是关键性的，因为它们证明了我们一旦产生了某种感觉和印象以后，使之产生的事件便几乎不能左右它们了。否定这些事实也不能消除这些感觉和印象。
其他一些研究者〔参考书目124〕证明，要想消除这些根深蒂固的感觉和印象，光解释这是试验、解释评价是伪造的远远不够。还必须解释这种固执己见的心理机制。再来看看谣言的环境，这些试验启发人们辟谣必须同时解释公众赞同谣言的原因，否则辟谣将难以见效。谣言之被公众接受是很能说明问题的：正如透过梦可以发现个人的潜意识，透过谣言可以显示出社会气候，显示出集体的追求和恐惧。这也是必须让公众了解的〔参考书目104〕。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美国一家报纸开设的“谣言诊所”这个专栏上，人们正是这样有步骤地去做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波士顿，有名的《旅行者先驱日报》搞了个创新，很快美国四十家大日报和许多全国性杂志，以及加拿大杂志纷纷效法。1942年3月至1943年12月间，这家报纸开辟了一个每周专栏，称之为“谣言诊所”，其任务就是每一期反驳一则当前流传的谣言，这谣言或是由一些读者自发地指出来，或是由一组专门在居民中来来往往为报纸搜集情报的人揭发出来。反驳一般以采访无可争议的领导人（F·罗斯福总统、D·艾森豪威尔将军等）或介绍一些使谣言无法成立的事实为主。由于每一次辟谣的目的就是让人认识谣言，因此人们在写作时处处小心。例如，人们必须总是用否定的口气提到谣言：这个谎话，这个假消息，这一捏造的新闻，这一骗局，等等。
不时地，某些更复杂或更不易对付的谣言会受到特殊处理。在心理学家的协助下，“谣言诊所”解释一则谣言必然会迷惑人或吸引人的原因。其解释手法就是指出如果说无风不起浪，那么这个浪就存在于我们自身，而不存在于人们不知道的什么假定的事实之中。举个例子，妇女兵团“陆军妇女队”成立之后，谣言便层出不穷地产生了。比如有人声称这些妇女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妓女，保持童贞的自愿参军者是不合格的，还说她们一入伍便免费收到很多避孕用品，甚或又说每一名与陆军妇女队队员外出的军人都要经过严格的性病检查。这家报纸很明智地决定不一一答复所有这类谣言，但从中选一例特殊的，透过这一谣言来澄清其他有关陆军妇女队的已传出和将要传出的谣言。他们选出来的那则典型谣言宣称早就应该把五百名“陆军妇女队”队员迅速从北非遣返回国，因为她们都怀孕了（非婚怀孕，这是不言而喻的）。
“谣言诊所”发表文章强调指出北非“陆军妇女队”的人数与谣言宣传的五百名怀孕队员根本风马牛不相及，文章还援引了艾森豪威尔将军就“陆军妇女队”的卓越工作所发表的赞扬，同时指出这种谣言只能是出自敌人之口，并且“用精神分析法解释”了为什么人们对这一谣言信以为真。战争使男女分离，性生活不得不悄悄地进行，因此公众怀着一种窃喜来注视“陆军妇女队”这种骇人听闻的做法。人们公开指责这种做法，实际上女兵正迎合了每个人应该克制的潜在的欲望。
根据公布的数字，这些“谣言诊所”似乎效果不错。常读该报的读者相信谣言的程度要比偶尔读该报的读者有所下降。分析表明这一结果不是由于读者的自行选择：那些绝对不相信谣言的人，倒可能更加倾向于经常读这份报纸，因为报纸是他们完全信赖的消息来源。事实上，“谣言诊所”的增多不仅对某些捏造的谣言起到了药到病除的效果，而且也有预防作用。在信息世界扮演福尔摩斯和波洛已成为一种时髦举动，他们生动而符合理性地证明为什么某个消息值得怀疑，为什么它更像人们急于“用精神分析法去解释”的捏造的谣言。从这个观点看，专门针对谣言的专栏具有预防接种作用。人们给读者输入一种抗体使他们更能不轻信任何袭来的谣言。
然而，一个由口传媒介得到信息的人总是无法说清这是真实的还是捏造的，很可能“谣言诊所”在使人们对各种谣言越来越持怀疑态度方面曾经有过不同寻常的作用。
在法国，不少杂志和报纸辟有名为《传闻》、《谣言》的专栏……这种专栏的功能就是翻新或编造一些闲话和谣言。没有一家报刊辟有常设专栏对一些流行的谣言进行批评、分析或注释。不时地，会有一篇政治社论分析一下时下流传的谣言，或是一些谣言现象引起一位记者的兴趣，他把在邻近乡村里传得不亦乐乎的谣言拎出来评论一番[2]。只有几份发行量少得可怜的简报[3]，在现场重新进行引人注目的复查，调查是由一些对所有奇怪但表面上无法解释的现象（飞碟景象、直升飞机撒蝰蛇，等等）感到好奇的专家自愿进行的。
[1] 《莫尔比昂自由报》1984年11月17日。
[2] 多亏了这些记者的工作，我们才得以识别法国内地的许多谣言。
[3] 例如，由一些飞碟组织组成的普瓦图—夏朗德委员会出版的简报和波高尼普出版社出版的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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