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院没有设立关于谣言的课程，那就错了。有政治便有谣言存在。我们已经指出，谣言的本质即官方发言之外的发言。它是一种反权力。因此，在角逐权力和经营权力的战场上，谣言层出不穷是必然的。
在政治斗争的武器库里，谣言这一武器有很多好处。首先，它可以避免自己抛头露面，因为有别人替你说话，他们成了自觉或不自觉的传谣人。而谣言的始作俑者却躲在幕后，看不见抓不着，神秘莫测。没有人为此负责。但所有人都知情。
谣言传播不便说出的话：政治传统禁止公开提出的话题，谣言可以把它带到公开场合去说。通常法国人对健康问题很忌讳，这是人们不能公开涉及的话题。而这却是谣言的惯常主题：它使人们怀疑一个领导人是否能在位长久，他能否清醒而公正地统治国家。
谣言不需要证据。公众舆论的根据经常是印象而不是事实。因而只需指责就行了〔参考书目47〕。
谣言也不需要很大的参谋部：它只需要很少的几个人就能酝酿出来。正因为如此，它是搞阴谋的最佳武器。前面已经说过的马尔科维奇事件就是一个例子：事件发生在1968年10月，它可能玷污即将当总统的乔治·蓬皮杜和他的夫人。几个月间，在编辑部的大厅里，人们谈论的都是“1966年夏天在巴黎附近的一座别墅里举办舞会的那些著名照片”，这些照片每个人都能绘声绘色地描述一番，但几乎没有人亲眼见过。当时的领土监察局局长、现任巴黎警察局局长罗歇认为：“未来的共和国总统对此事保持沉默，剪辑的照片遍布巴黎，追查此事困难重重，这一切都表明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很令人担心的联合体，是一张真正的共谋关系网，这张网就存在于内政部、司法部、国外情报及反间谍局和戴高乐派内部”〔参考书目11〕。戴高乐将军的前内政部长雷蒙·马赛林同样认为马尔科维奇事件是乔治·蓬皮杜的一些政敌炮制的〔参考书目99〕。
此外，谣言可以使阴谋者不暴露出来。事实上，谣言是唯一能耍两面派的攻击行为：谁都不以自己的名义讲话，每个人都是引述谣言。在这种情况下，很难识别朋友或伪装的朋友。
最后一点，谣言不须破费分文，这也是它不可轻视的好处。与花费上百万法郎而效果尚有待证实的政治宣传相比，谣言是一种不须直接付钱的武器。
然而，谣言也有麻烦之处。它与每个标点每个字都要像日历一样严格把关的广告宣传不同，谣言是脱缰之马：它的结果难以预料。而且，有时谣言也会转而攻击它的散布者：一则被揭穿的不真实的谣言可以使被攻击者摆脱接踵而至的谣言。消灭了一个，也就消灭了其他所有的谣言。弗朗索瓦·密特朗就是这样精神抖擞地摆脱了说他患癌的谣言，这个谣言从他七年执政伊始便如影随形地跟着他。他摆脱这则谣言，一方面靠的是每隔六个月有规律地公布一份经科学检验的健康简报，另一方面，靠的是一份幽默的自供状：“听说很多国家元首都病了，我觉得不少人也想把我列到这个名单上。不过我得承认我有时也打打喷嚏……”
选举临近时，只要能够动摇那些对自己有碍的未来候选人，各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而谣言是初选阶段的理想武器，这里指的是同一个阵营中人们之间的斗争。
实际上，在每一次战争中，总可以注意到谣言针对同盟者的次数多于针对敌人。向敌人进攻可以允许的结局是置敌于死地。相反，兄弟相残为人所不齿，作为补偿，内部的争执与敌对必然需要运用这种来去无踪的传媒——谣言。这种现象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医务人员或律师团体中谣言总是尖锐而激烈。在这两个职业圈子里，竞争权力交椅的斗争非常激烈，但人们又不能互相扯破脸皮。于是，梦想当同业公会会长的人就依靠谣言，来玷污“同行”的名声。
在政治方面亦然，诽谤往往出自自己的“政友”之口。1969年戴高乐将军去职之后，乔治·蓬皮杜作为共和国总统的候选人妨碍了戴派一个小集团。于是他们就毫不犹豫地利用阿兰·德龙的朋友兼保镖斯泰方·马尔科维奇被杀一案大作文章，以期中伤这位即将当总统的人。为了使1974年总统竞选的可能候选人雅克·沙邦-戴尔马失去成功希望，有人交给《绑鸭报》一份沙邦-戴尔马的纳税申报复印件，并且散布有关他的前妻死亡的谣言。同样，1984年和1985年针对米歇尔·罗卡尔的谣言，似乎主要是有利于那些可能在1988年总统竞选中与这位孔弗朗-圣-奥诺里勒市长竞争的社会党提名的候选人。绿色和平号事件爆发的时候，人们议论纷纷，说内政部部长皮埃尔·诺克斯和领土监察局站在一边，而国防部部长夏尔·埃尔吕和国外情报及反间谍局站在另一边，双方展开斗争。
在地区选举中，竞争中的两极分化和激烈程度，使得谣言基本上来自敌对阵营。此外，1984年，格勒诺布尔市政府新闻官P·朗热尼约-维拉尔发表了一本厚415页名为《让我们赢得区选举的胜利》的竞选指南。这位新闻官在该市市长、保卫共和同盟成员阿兰·卡里尼翁手下工作。早在两年前，一本类似的指南《赢得1983年市政选举的胜利》就发表了。这两本指南引起了一些反响，尤其是介绍正确运用“口传媒介”这一章。报界为有人竟公开教授谣言之应用而愤愤不平[1]。其实这两本指南不过是把所有政党深谙而且普遍使用的手法正式化了。的确，在格勒诺布尔，人们一读到指南，就能回想起1983年市政选举中那些沸沸扬扬、历久不衰的流言。事实是这样的，当时该地区流传着一则不知什么人传出的谣言，说属社会党的市长M·于贝尔·迪伯杜的母亲是卡比尔人(1)，并且还说他和一位马格里布籍的富商M·布杜杜有亲戚关系，谣言利用了这两个姓氏发音的相似之处。于贝尔·迪伯杜败给了阿兰·卡里尼翁。究竟谣言在他的竞选失败中起了多大作用？
政界和企业界一样，试探气球是谣言的另一大用途。这是一种暗示方法，暗示有人对某个部长职位或某个其他职位感兴趣。这也是一种管理上的策略：当一位部长想估计一下某个决定会引起什么反响时，他就让谣言流传起来，然后根据反应作出决定。
在1986年3月16日的法国议会选举活动中，弗朗索瓦·密特朗总统宣布他自3月2日的电视讲话之后，不再发表讲话了。然而，在选举前的一星期，一而再、再而三地流传着一则谣言：如果选举结果反对派占绝对优势，总统将辞职。弗朗索瓦·密特朗在公开场合并没有威胁着去职：他让谣言来打最后一张牌以说服正统派的选民。这则谣言上了3月19日《世界报》的头版头条：自然，所有的大众传播媒介都得对它评论一番，这就愈发把它宣传出去了。这样一来，弗朗索瓦·密特朗在正式场合什么也没说，但所有人都知道了。
总之，谣言散布者的真正目的往往是让人中谣言的毒。其手法就是宣传假象以了解真实情况，或者制造一种有利的心理气氛，以对当权者施加压力。
比如，1986年2月11日，一则来自以色列特拉维夫的谣言迅速传遍西方各国首都：由于A·戈尔巴乔夫释放了持不同政见的犹太数学家A·察朗斯基，南非反对种族歧视的黑人领袖纳尔逊·曼德拉不久也会被放出来。博塔总统就要结束对曼德拉二十三年的监禁。于是人们期待着2月12日或13日，曼德拉最终会获得自由。但到时什么也没有发生：博塔拒绝让步。谣言制造了一个悬念，把自由世界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南非，让人们更加看清南非当局的执意拒绝，因而更进一步孤立了它。
对于政治谣言的分析显示，谣言只是喋喋不休地围绕着一小部分主题转，这类主题共有七个，人们可以把它们叫作谣言的七大罪。我们逐一介绍一下，介绍顺序不表示这个比那个更常用，内容的各种排列纯属偶然。
第一主题是关于操纵政权的背后黑手、关于幕后政权、秘密会社的。这一主题从逻辑上说来自政治生活如同一场戏这一观念。它指的是一出被看不见的手牵引的木偶戏，在选举表演和民主外壳的后面，实际上存在着一个幕后政权，一只摆脱了议会制和普选的背后黑手。秘密会社是法国政治幻想的永恒主题：所有略微封闭、神秘的社团都会被当成替罪羊。因此，这类谣言曾经一直把矛头指向耶稣会士，后来替罪羊变成了犹太人（比方关于郇山隐修会之阴谋的谣言）和共济会会员。谣言说这些组织实际上领导着国家，不管在台上的是何种性质的政府。比如，谣言会马上提醒人们那些敌对阵营的人实际上在共济会里都是兄弟。
在美国，盗贼集团尤其是黑手党对白宫的影响已成为人们谈论得越来越多的谣言主题：比如，有人说R·尼克松结束越南战争是为了与人民中国恢复关系，借此为美国企业家们打开中国市场，特别为那些与黑手党有联系的企业家。这一论点还反映在一出由罗伯特·阿尔特曼拍摄的名为《秘密荣誉》的戏中。同样，据传玛丽莲·梦露并不是自杀。事实是，从1950年起，人们便知道这位影星与罗伯特·肯尼迪有来往。当时罗伯特·肯尼迪是针对美国工会的一个调查委员会的主席。他认为工会尤其是它们中势力最大的由吉米·霍法主持的卡车司机工会与黑手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据说霍法为了回敬肯尼迪，便让人在玛丽莲的房里装了窃听器，以此把罗伯特甚至约翰·肯尼迪卷进一场性丑闻里。美国人在道德上还是十分严格的，这类谣言是不可原谅的。据传玛丽莲·梦露被暗杀就是为了制止这一政治丑闻的发生。
传统法国一直对有关共济会的谣言十分敏感。因此，1972年2月，当《绑鸭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他想成为共济会会员：吉斯卡尔按响共济会支部的门铃》时，震动是很大的。根据这篇文章，共和国总统向坐落在十六区的共济会“莫扎特支部”要求入会。这则消息被辟了谣。当然，共和国总统与共济会的高层要人有过接触，但是在他之前爱丽舍宫的前任们也做过同样的事[2]。
在左派中间，人们想象中的阴谋都与由戴维·洛克菲勒创建的三边委员会有关，这个委员会集中了西方阵营中金融界、经济界、政界和大学里的知名人士。有人揭露该委员会是“一个幕后政权，由它操纵的国际金融势力扶植或搞垮一些西方国家的领导班子”。[3]此外，一些谣言和《世界报》[4]最近的一篇文章盯牢雷蒙·巴尔公开加入三边委员会这件事不放。
执意要搞清那个秘密操纵世界的“地下指挥”的愿望究竟源于何处呢？M·高谢〔参考书目56〕认为，这是一种害怕极权制的情绪。对于很多人来说，“合法的民选政府所受的种种制约是绝对令人难以忍受的。他们必然要在其背后重新建立一个法力无边的强权，而那些微不足道的政客们不过是给这一强权装装门面”。谣言就是把这种背后操纵公之于众。它表达的是一种对极权的恐惧：也许真有一些毫不在乎法律和共和民主的幕后人物存在。
政治谣言的第二主题是关于秘密协议的。据说政敌之间秘密进行了接触和达成了协议，这与他们的公开表现互相矛盾。任何蛛丝马迹都能为谣言所用：1984年7月6日，弗朗索瓦·密特朗在奥弗涅省正式访问时，对瓦雷里·吉斯卡尔·德斯坦进行了礼节性造访，你以为这是为什么？不消说，总统和他的对手已经商量好了，准备分享1986年议会选举的成果。这是1984年夏天传出的谣言，到了8月25日，当弗朗索瓦·雷奥达尔在布雷冈松的避暑别墅会晤弗朗索瓦·密特朗总统时，这个谣言又再一次盛传起来。总之，弗朗索瓦·密特朗以什么名义，突然决定中止针对前总统的有关“微型电子侦察飞机”的听证调查？根据谣言，左、右翼的共处早已开始了。
这种关于政敌结盟的谣言主题来自戏剧虚构。候选人在台上争吵，互相攻击，在台下，谁都知道，他们一块用晚餐，出入同一家沙龙〔参考书目98〕。
随后的三个主题就是著名的三“S”(2)：金钱、健康和性。关于隐瞒家产、敛聚财物的丑闻和占公家便宜的谣言真是数不胜数。相传莱翁·勃鲁姆有一套金餐具！埃德加·富尔收了摩洛哥苏丹送给他的一百万法郎！洛朗·法比尤斯为自己在洛里昂附近的克雷盖尔买下了一座豪华别墅！
性作为谣言的一个主题已失去了它先前的威力。如今，脱衣舞在电视黄金时间播出的“高罗拉节目《雄鸡叫》”中，已是寻常表演。性已经越来越不隐秘，越来越无所顾忌。因而它渐渐地从谣言中销声匿迹了。
但如果说人们对某种爱情生活没有恶感，不正常的性行为依然难以见容〔参考书目47〕。在外省的城市里，玩雏妓或同性恋的谣言可以使人名声扫地。同样，由于对移民的不满情绪，一种被禁止的联姻作为谣言的新主题出现了：同一名男性或女性移民密切交往。比如，在1983年鲁贝地区的市政选举中，一则谣言落在社会党候选人皮埃尔·普沃斯特头上，说他“把一个阿尔及利亚女人的肚子搞大了”。这位候选人竞选失败，这则谣言究竟起了多大作用？
有关健康的主题，我们在上文中曾特别提出过，这是谣言特别喜爱的主题之一。由于在法国公开向一位政界人士质询其确切的健康状况是失礼的行为，这副担子就落在了谣言肩上。在西方民主国家，选民越来越要求全面了解统治他们的人的健康情况。在美国，这一过程已经制度化，甚至那些共和党或民主党正式提名的候选人也必须公布他们的体检结果。上个世纪，克利夫兰总统非常秘密地在一艘船上做外科手术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罗纳德·里根鼻头上那个疱的发病全过程尽人皆知。
第六个主题是双关语：政治家的真实意图与他们公开说出来的正相反。有关乔治·马歇(3)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真实表现的谣言驱之不散就是一个例子。斯大林和希特勒达成的最初条约同谣言所传接近。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抵抗运动及与德国人合作这一段刚刚过去的历史仍是谣言滋生的土壤。同样，为了一反让-玛丽·勒庞(4)刻意追求的温和形象，谣言就利用他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的经历大作文章。
最后一个主题是关于移民的。与前一个主题一样，这是一个有关背叛国家的主题。20世纪80年代的法国动辄就诋毁有与北非移民一个鼻孔出气嫌疑的政治家。1983年格勒诺布尔和鲁贝两地的市政选举情况即是如此：谣言攻击两位社会党候选人。这些谣言并不新鲜。在爱德加·富尔政治生涯初期，当他第一次参加杜地区竞选，便受到这类谣言的攻击：说他实际上叫勒曼，但他一直隐瞒他的犹太血统！如今，替罪羊已经转变了。
这就是谣言的七大主题。诚然，这里列出的条目并不是到此为止。尽管如此，人们可以更加明白为什么马尔科维奇事件十分危险。因为在同一则谣言里，包括了好几个重要主题：死亡、性紊乱、盗贼、明星制度、共和国总统的职位、一个外国人。这甚至可说是一部现代侦探小说的素材。
针对政界人士的谣言不是出于偶然。这些谣言抓住了他们每一个人的弱点钻空子，这么一来，谣言就具有相当的可信性：它们显得尚合乎情理。此外，针对某个人的谣言表面上看各种各样，实际上在这表面现象的背后，一切进行得就像人们在一笔一画地竭力勾勒出一个形象。因此，研究攻击政界最知名人士的谣言便可以把谣言的用意、它最终想建立的形象再现出来。表四便阐释了每则谣言背后的用意，我们在此详述表四的几个例子。
表四 怎样制造形象
有关当时的共和国总统瓦雷里·吉斯卡尔·德斯坦的两则谣言都说了打耳光，这是很能说明问题的。第一则谣言说他夜里不知溜到哪儿去，黎明时往回返，开着他朋友瓦丹的跑车撞翻了一辆途经那儿的送奶人的卡车。两人吵了起来，送奶人给了他一记耳光。第二则谣言把米歇尔·皮高利(5)抬了出来。由于克劳斯特夫人落在了乍得叛军手中，这位电影演员，在一次上流社会的晚会上，打了瓦雷里·吉斯卡尔一记耳光。这个谣言后来被米歇尔·皮高利否认了，玛尔兰娜·诺贝尔(6)也一直否认她与瓦雷里·吉斯卡尔·德斯坦有过关系。她只在吉尔巴岛(7)的一家餐馆里遇到他一次。这一巧合被某些报纸利用来大加渲染。
在关于那位送奶人的谣言中，有意思的不是瓦雷里·吉斯卡尔·德斯坦与送奶人打了起来，而是送奶人打了他一记耳光。这一举动是不大可能的。因为只有一种可能，要么送奶人认出总统，要么他没有认出。如果他没有认出是总统，他更可能是给他一拳。在我们这个时代，已经不兴打耳光了。因此，打耳光这一细节是意味深长的精心设计。(www.xing528.com)
人们经常指责这位前总统太傲慢：他摆出那副尊严样子，很让人不舒服。这就成了他的一个弱点：谣言乘虚而入。谣言在突出他的贵族和君主形象的同时，也就更加贬低了他的形象（他既然是君主和贵族，必然缺乏民主和大众化的倾向）。谣言说：瞧那人，多么尊贵，可就在他当上总统不久就被人扇了耳刮子。这个故事破坏了总统的神圣形象。
谣言一般力图把瓦雷里·吉斯卡尔·德斯坦塑造成一个轻浮、追求享乐、自我中心的国王形象，就像路易十五。人们甚至能看到无数广告把他画成戴着王冠的样子。此外，这位国王经常有不负责任的行为：夜里，他常常不知去向，爱丽舍宫无人知道在哪儿能找到他。这样一来，法国常常没有国家元首来作一些必须紧急裁决的决定。
与之大不相同的是人们试图给弗朗索瓦·密特朗画的肖像：那是一个佛罗伦萨君主、一个好玩弄手段的政客形象，他为了1986年议会选举后能继续当总统可以不择手段。这一形象在有关总统的各类书中得到加强。最出名的是卡特琳娜·耐(8)的那本书，它不是也有目的地证明弗朗索瓦·密特朗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而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人吗？在密特朗上台后传出来的有关他得癌症的谣言中，同样含有这层意思：上了年纪的弗朗索瓦·密特朗既已得到他想要的，剩下的就只有死亡了。谣言将弗朗索瓦·密特朗的生活故事体体面面地收了尾。
米歇尔·罗卡尔在党内的对头们给他勾勒了这样一副形象：一个优柔寡断、大事上拍不下板的人，因而不适合当总统候选人。于是谣言像滚雪球似地越说越玄，说米歇尔·罗卡尔会作出激烈的惊人之举，会拒绝继续工作，会直率地把对方不爱听的话说出来。因而1984年11月22日，《巴黎晨报》登了这样的标题：“罗卡尔谣言。传言纷纷：这位农业部长将会在《披露真相》电视节目中作出惊人之举，然后离开政府。事实上，米歇尔·罗卡尔并未采取任何决定……”之后不久，罗卡尔如他曾宣布的那样，因为不赞成放弃两轮投票中的多数票当选而辞职了。谣言就放出这样的风声，说他实际上深受夫人的影响，这证明他不是一个办事泼辣的人。
看来，每一个搞政治的人，一旦威胁到别人，他就必然成为谣言攻击的对象。事实上，从1984年起，一些旨在制造或维持谣言以攻击雷蒙·巴尔的行为变得十分明显。由于他的戴高乐派腔调，由于他超越“小世界”的立场，由于他在1986年反对派获胜时拒绝与反对派共处，他就成了左翼但尤其是右翼的打击对象。
1984年底，在接近保卫共和联盟的社会圈子里，流传着一份档案，这档案是关于二次大战中法国被占领期间，由德国人资助的法国国际通讯社的。人们在这份档案中找到了一个叫雷蒙·巴尔的人，于是谣言便指出雷蒙·巴尔的传记在1940年到1946年这一段含糊不清，而让-玛丽·勒庞对他却很宽容！事实上，经过核实，那只是一个与巴尔同名同姓的人，且比他大十五岁[5]。
还是在这份档案中，人们指出在雷蒙·巴尔的个人历史上一件鲜为人知的事。这位以廉洁正直著称的人，其父亲却上过重罪法庭，被控告犯了欺诈破产和伪造商业文书罪。谣言对其父已被宣告无罪却避而不谈。也不谈巴尔父亲同妻子离了婚，因而这位前总理从四岁起便再未见过他的父亲。然而人们攻击得最凶的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留尼汪岛的行为。1942年，自由法国武装力量在留尼汪岛的圣·德尼设立了一个征兵处，招收那些想去伦敦投效戴高乐的人。雷蒙·巴尔在其母的要求下，没有和他的一些同伴一起走。他当时十八岁。戴高乐派一直抓住这件事不放，以攻击他作为戴派成员的正统性。
1985年，左翼在《世界报》上一篇题为《巴尔真面目》的文章中，发表了同样含沙射影的话[6]：“后来他又可以发誓说他对戴高乐永远忠诚，说他收听全印度广播电台转播的戴高乐将军的演讲时如何激动，但是他仍然没有应征服役，而这是一个正统的戴高乐派的首要条件。”这篇文章还在另一处指出1934年雷蒙·巴尔到巴黎旅行时，在该年2月6日的大游行中“十分引人注目”。其实那时他还不满十岁！最后，该文在赞扬主人公兴趣广泛、十分好奇的同时，强调指出他正式参加了神秘的三边委员会。
上述这些引发谣言的事和其他事，到了1986年2月议会选举热火朝天的时候，便全部在一本宣传册子里抖了出来，小册子的标题是明显的：《雷蒙·巴尔的真面目》出版者是谁？是一个叫“国际未来”的公司，该公司毫无知名度，就是为这个用途而创建的[7]。为了加快谣言的传播速度，使谣言在公众中和在大众传播媒介领域引起轰动，人们大量地向社会名流和记者们免费赠送这本宣传手册。
这种有计划有组织的谣言，其攻击目标并不仅仅局限在总统候选人。其实在地区范围内也是如此。我们前面已经谈过的那本竞选指南《让我们赢得地区选举的胜利》的作者，便起码有这份功劳；他白纸黑字地写下了应采取什么方法来给自己塑造一个什么样的形象：[8]
——如果您想表现出自己是个积极行动的人，就把您的详细的工作时间和您向权力机关的奔走活动说出来，并且传播出去。
——如果您想证明自己是个真诚的候选人，就自己去说并且让别人也说您拒绝宣扬自己，您怕宣扬得过火。
——如果您想表明自己是没有私心的，就自己去说并且让别人也说您作为一名候选人要冒的风险（比如在您的职业中）。
——如果您想表示自己是正直的，就自己去说并且让别人也说您拒绝去写关于您的对手的情况。
——如果您想表现自己善于与人接触，就自己去说也让别人说几件您的逸闻趣事。
——如果您想批评对手的竞选费用，就自己去说也让别人去说散发材料的价格。
要想使谣言能散播出去，当然不能靠组织一次会议，“培养”一些“提供消息的人”。这样做的结果给人一种宣传和操纵的印象。相反，必须通过与这些人进行连续不断和无关痛痒的讨论，但不向他们点明希望他们做什么事。选好了第一批喉舌，十到十五个人足矣，谣言机器便开始运转了。其实，唯有政界拥有这么多共鸣箱，这些共鸣箱被J·卡里蒂称之为谣言“专业户”，他们是〔参考书目27〕：
——政治记者班子、前国会议员、内阁政治专员、资方联合会专员，还有那些梦想着再来一次“水门事件”、因而兴致勃勃地一心想虚构或传播丑闻的报纸社会新闻栏编辑；
——那些因制造或利用谣言而有利可图的人：各政党的常设机构，连外国使馆也算在内。正是这些人为加速谣言的传播起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
因为政界是一个所有编辑部都要来打探消息的小世界，来来往往都是专访议会的记者、部长新闻专员、信息顾问及撰写各类“机密信件”的编辑，谣言也就流传得更快了。这些搞“机密信件”的编辑生怕落在别人后面，宁愿把谣言捅出去散布给他们的读者。通过外省报纸的通讯员，谣言就传遍了全法国；再经外国记者之手，谣言便传到伦敦、波恩、华盛顿或大马士革。这样谣言就得到最广泛的传播，随时可以回收和利用。
[1] 1984年11月25日，法新社发自格勒诺布尔的第251755号新闻电讯。
[2] 1977年2月21日的《报刊通讯》。
[3][4] 1985年5月30日《世界报》。
[5][6] 《世界报》1985年5月30日，星期四。
[7] 《绑鸭报》1986年2月19日。
[8] 《让我们赢得区选举的胜利，社会、形象和战略》，1984年，第270页。
(1) 卡比尔人是指阿尔及利亚山区卡比利亚的人。——译者注
(2) 法语中“金钱”（Sou）、“健康”（Santé）、“性”（Sexe）三个词的首字母都是S。——译者注
(3) 前法国共产党总书记。——译者注
(4) 法国极右派政党国民阵线的主席，多次参加法总统大选，2002年曾进入大选第二轮。——译者注
(5) 法国著名男影星。——译者注
(6) 法国著名女影星。——译者注
(7) 位于突尼斯。——译者注
(8) 法国著名政治记者，著有多部法国总统传记，最新出版的是现任总统萨科齐的传记。——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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