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谣言：古老的传媒与非理性假设

金融谣言在公众的观念里，等于一种神话现象。一说到“金融”两个字，我们立刻就想到交易所里操纵股票的耸人听闻的交易，轰动一时的行情暴跌，靠着独家情报而一夜之间暴富起来等等。确实，交易所被人们看成是一个封闭的、完全摸不清看不透的世界，因而神秘莫测：在那里容许有一切美梦和幻想。金融谣言又加倍刺激人们的想象力：我们已经看到，谣言这个字本身就已经散发出多么浓烈的火药味；如果我们再在这上面加上金钱和大资本的味道，那么它就变得异常神秘了。

对金融谣言的研究使我们发现某些特殊的问题，它们使我们的研究既困难，又引人入胜。在这里，谣言的时间和空间均很有限。它只是一种传闻。传闻与一篇文章截然相反，传闻转瞬即逝：传闻兴起（在交易所的人群之中），传播，随即消逝。此后，要想对各种谣言有一个历史概述实在是难上加难。再者，巴黎交易所的一次开盘时间仅仅为两个小时（而纽约是七个小时），一切都在几分钟里就成交了。因此我们面对的是一种为数众多而又倏忽即逝，很快就会被遗忘的谣言。

还应该提到一点，为了使一个信息在金融市场发挥作用，就不能让所有的人都知道它，否则就会影响证券市价。这种相对的机密性至少在开始时与谣言现象相关联，也使我们的任务更加困难。

总之，交易所或者其他任何股票市场都需要成为一个理性世界。整个金融体系今天都从芝加哥学派的教育中继承了市场效率的理论，并据而运行。金融市场与市场领域里的理想模式是相吻合的：多亏了大众传播媒介、电传和路透社，每个人都能够在一瞬间获悉同样的信息，因而能够合理地采取行动。金融谣言的概念则在金融交易者的行为中引进了一个非理性的假设。它还假设并非所有的人都能真正从同一个信息中得到好处。由于这两个原因，研究金融谣言的事实本身，就成为一个制造混乱的行为。

然而，这种现象却确实存在。《华尔街日报》后来专门开辟了一个永久性专栏，标题是：“道听途说”。这个专栏把一切小圈子里的窃窃私语都公之于众。法国于1967年9月颁布一条法令，创办了股票交易委员会，它的主要职责是“监督有价证券持有者和公众所获悉的有关公开号召储蓄的各大公司以及这些公司所发行的证券的信息，并保证证券交易的良好运转”。股票交易委员会的雄心壮志，是履行某种信息警察的角色，严密监视不知从哪里钻出来的起扰乱效果的谣言，以保证“普遍和完美的信息交流”。

存在金融谣言是很正常的。当然，经纪人都是专家，都是职业行家里手，但是在这里，信息预测具有重要的金钱价值。据传，罗思柴尔德家族⁽¹⁾就是因为第一批获悉拿破仑惨败于滑铁卢的消息而发了大财。在伦敦金融市场上，他们是唯一获悉（并确信不疑）这个消息的人，这个事实使他们得以着手购买债券，一旦这个消息传开来，并得到官方的证实时，这些债券必然会猛涨。尽管这只是一个传说，但它说明了谣传的效果。在观察一个著名的股票经纪人的行动时，其他股票经纪人便会自问：这里面有一个含糊不清且牵涉很广的现象。谣言便将赋予这个现象一个含义。面对众多的专家，很快，那些迹象便不再含糊不清，而是非常明显，后面带来大量的交易买卖活动，或者使买卖风潮归于平静。在金融市场上，重要的是预先通知其他人。谣言是这个永恒的问题的自然结果。

为了具体地研究一下金融谣言，我们要将原料市场和传统的金融市场区分开来。对于第一种情况，我们要观察一下传统原料的例子，尤其是著名的食糖例子，但也不放弃交换市场。这些市场与金融市场（如股票、债券）相比，主要特点在于：原料（如糖、黄金、货币）的供应和需求之间，存在着一种对抗。而股票则仅仅建立在一个集团或一个企业的经济活动中。原料和交换市场是极端投机性的〔参考书目30〕。而且，信息交换的环境是世界范围的，然而并没有必然地存在一个莫埃特-埃纳西股票的世界性市场。

1968年食糖的平均市价是每吨200法郎。到了1973年，糖价已经逐步涨到每吨1000法郎，1974年初，糖价为1650法郎，到了1974年11月22日，每吨糖是8152法郎〔参考书目138〕。糖价的上涨是好几个因素碰到了一起的结果。首先，食糖市场在生产与消费之间，存在着一种结构性的不平衡。1974年，有几位专家对即将到来的收成作出了非常悲观的预测：根据他们的看法，这种不平衡将要加剧。在这个基础上，有关国家预料之中的行为所引出的谣言又火上浇油：如菲律宾停止了出口，而美国、日本和苏联则拼命购买。在巴黎，这些预测和谣言，在一些轻率的经纪人挑唆下，引起了一场不假思索的大规模投机活动。这些投机活动大大增加了价格的浮动。同时，某些出口商又鼓起一场报刊宣传运动，企图使人相信糖将会变得十分匮乏，以便从欧洲经济共同体那里获得一个更高的价格。最后，1974年11月初，波兰政府宣布禁运10.2万吨糖。于是，预言、新闻宣传、谣言、国家股票和证券的涨价等种种因素结合起来，导致了股票价格的骤然暴涨，在这里，理性在精心培植起来的美梦和幻想面前只好退避三舍。

到了11月22日，市场突然倒了过来。糖价不可能无限制地永远上升。好几位经纪人决定抛出以获得盈余。事实上，市场上涨有点过分的感觉孕育了警告性谣言的出现，引起了马上获得利润的欲望。这是跌价的前奏：12月2日，食糖价格跌至6200法郎，1975年2月15日又跌至4200法郎。1975年10月18日，在巴黎，一吨糖的价格仅仅值1530法郎。

我们从这场危机以及相应的谣言里应记取的主要教训是，在市场疯狂上涨之前流传出来的谣言只会加强一场已经出现的投机运动。谣言本身也得到生产商所组织的报刊宣传运动的间接保证。至于11月22日的逆转，则与“金融暴跌”相似，在这个现象中，经纪人都意识到了投机的可能，便赶紧抛出，实现了他们的利润，从而触发了抛售风。谣言表达了那些害怕遭受损失的人的担忧：因而谣言变得无限重要，从而引起了一场恐慌。谣言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达到了极限：经纪人不知道应该抓住哪根稻草，结果变得对一切传闻，无论是多么荒诞的传闻，都非常敏感，并且更关心那些主观信息，而忽略可以核查的事实〔参考书目2和83〕。

1985年3月的第二个星期：纽约市场糖价猛涨。根据一个谣言的说法，预定到本月底增加的食糖关税不实行了，美国当局甚至想取消过高的糖税，这种糖税迄今为止一直给制糖工业带来损失。

谣言很可能来源于一个官方行政人员，他向一个农业幕后活动集团的代表透露了一些消息。根据谣言的说法，糖的买卖预告了一个“信息”，这个“信息”几天后路透社就将发表，当然不是以肯定口气来说的。谣言后来被官方证实了，但市场在好几天以前就已经知道了。

1986年2月21日早晨，经过几天的暴跌，1美元可兑换7.06法郎，这一天在所有的市场上都突然回升了。这个回升来源于东京市场所经受的突然的紧张：一家通讯社的公报宣布，有一架军用飞机进入了韩国的领空。在这次入侵之后随之而来的是最严重的警报。谣言立即兴起：朝鲜人正准备进攻这个西方堡垒。于是经纪人为了避免损失便要购进美元。人们后来才知道，事实上那是一架希望离开共产党中国的军用飞机。谣言仅仅持续了几个小时，却对其他金融市场产生了很大影响。

1974年：多年来，苏联一直是糖出口国。然而，巴黎传出来一个谣言。谣言称：一名苏联官员将出发与欧洲经济共同体谈判购买食糖。欧洲经济共同体也是糖的净出口地区。谣言立即解释这一举动意味着苏联当年收成不好，因而产生了向外寻求大量进口的可能性，以满足国内需要。考虑到苏联以前的贸易情况，所有的交易商都不相信这个谣言。结果，糖的价格没有变动。这是一个错误：自从1974年，苏联变成了一个糖净进口国。谣言是基于它的未公开的特征而流传开来的。然而，人们却判断其不太可能，因而谣言没有效果。当时，由于缺乏苏联高度保密的有关收成的确切信息，过去的糖出口国苏联排斥了一切相反的假设。

1985年，美元打破了所有的最高纪录，超过了1比10法郎的汇率，达到了3.45马克。1985年2月，美元经过一星期的持续上涨，比价达到10.7法郎。谣言于是就在外汇经营商中间流传开来。据传，某些欧洲中央银行将干预外汇兑换市场，以阻止其本国货币的贬值。这些谣言仅仅起到减缓美元汇率上升的作用。大多数外汇市场的兑换商都不相信会有这种干预。事实上，他们之所以不相信，是以几年前曾经流传过但毫无结果的谣言为根据的，是以过去中央银行的干预从未奏效的事实为根据的（如法兰西银行就曾进行过干预，但并未能阻止法郎的贬值）。

1985年2月20日，所有大交易所的外汇兑换商都目瞪口呆地看着美元突然停止了上涨，还略有下降。各主要中央银行通过协商后共同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干预，引起了抛售美元运动。这里，外汇兑换商们再一次因为对事件的可能性主观估计错误而上了当，他们没有相信谣言。

这些例子涉及原料或货币汇率，使我们得以理解为什么这些市场对谣言如此敏感。

——经纪人数目被缩小了：在纽约食糖市场上仅有半打大批发商行、制糖商、金融机构和投机商，大多数是私人资金。人们很快就能得知是否正在进行一项巨额交易，以及在经纪人背后作主的票据签发人究竟是谁。这种背景使谣言很快就流传开来，因为谣言的潜在听众很有限，而且全部封闭在一个狭小的信息交流圈子里。

——金融市场的经纪人都是些技术人员。他们对金融市场了如指掌，而且是特定产品的专家。因此，作为传递谣言的中间人，他们得到充分的信任：他们是专家嘛。谣言的真实性是被十分强调的。相反，面对异想天开的谣言，它能保证某种免疫性。在这些市场里，人们并不是什么信息都接受的。

——在金融市场上，时间是至关重要的。由于市场竞争和成交所必需的速度，做“交易”就要服从时间的基本限制。一般来说，“危机”状态是股票交易活动的特征〔参考书目120〕。这种永恒的危机状况所带来的刺激和紧张，以及经纪人由此而产生的疲劳和烦躁，为多种谣言的流传铺平了道路。证券交易投资者即使想要尽可能理智地行动，就是说要确有把握才行动，但他也只有仅仅两个小时的时间在布龙尼雅尔宫⁽²⁾作出决定（在十分激烈的交易中时间更短）。没有时间去寻找消息的来源，去掂量消息的可靠程度，去询问官方人士和专家。必须行动，就是说，在这一切不确定的情况下作出决断。大多数这类投资者都清楚地知道自己手里并没有掌握所有的情况。由于必须迅速作出决定，经纪人便渴望得到信息（谣言便鱼目混珠了）。

——与很多谣言相反，所有的金融谣言都带有冒险性。根据一个未经核查过的信息而采取行动，在发现错误时就会让消极后果的幽灵到处飞翔。但是不采取行动也是一种冒险，在谣言显示出是有根据的时候，就会失去挣钱的机会。投入市场的金额一般都很大，因而是不容拿信息来开玩笑的。作出购买或抛出股票决定的经纪人知道听从或不听从谣言。谣言的效果因而与经纪人面对冒险的态度紧密相联〔参考书目73〕。

在原料市场上，经纪人所担负的钱的方面的风险是巨大的，同时个人风险也很大（有关他的职业声誉）。谣言对于他来说是一个绝妙的减少风险的方法（或者借口）特别是在情况非常不明确的时候（如市场观望，大事件的缺乏，官方信息太少等）。一般来说，由于时间不够，他不会对谣言来源提出疑问。只要有谣言在那里，对于他来说就足矣。事实上，在理智地考虑谣言的同时，他将在谣言上下一笔赌注。金钱的束缚将对谣言的估价演化成一场赌博、一张彩票，人们可能赔本输光，也可能大赚一笔。

一般来说，谨慎在原料市场上是占据优势的：相反，在股票市场上，人人皆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然而，研究表明，潜在的利润越是高，投资者对自己能否赚钱的运气，估计也就越是偏高。在彩票购买者中也可以发现同样的现象：彩票的金额越高，他们在感情上就会感到中彩的希望也就越大。(www.xing528.com)

——金融市场是这样一种情况，决策者拥有太多的信息：人们说这说那，互相相反的信息蜂拥而来。我们知道，谣言产生于信息不灵，而信息过多也会产生谣言。面对太多的信息，应该相信哪一个呢？难道不是最可靠或者最主观的那一个吗？在作出决定的时候，人们如果不是像大多数谣言发生时的情况一样，倾向于那些能够加强自己个人看法的因素的话，难道还会倾向于其他因素吗？

每天，私人的证券经营者们在交易所的环形场地上忙忙碌碌，为了使他们的收益率、盈余和赢利处于最佳状态。在这种环境下，风险比原料市场要小，每个人都想着伺机攫取可以带来特殊利益的信息、内部情报和正在流传但又应该保密的消息，这就是人们所谓的股票谣言。这些谣言的产生是很自然的：要想尽可能准确地预测市场，抓住转瞬即逝的机遇，就永远需要获得信息。谣言满足了其中的一部分需要。人们因而试图抓住谣言，甚至制造谣言。因此谣言来自某种人的恶意，他们想借传播谣言以达到获得市价某种浮动的目的。

第一种情况〔参考书目62〕，谣言诞生于一件与参加金融市场的经纪人无关的事件。1984年9月28日，克洛斯公司理事会决定公司结算账目，从中获取25%的增值利润。10月4日，公司通过信函通知其股东有可能增加股息，这一消息同时也通知了报界。然而，邮件的运送却因邮电部门职工的罢工而受到干扰，结果到了10月10日，这些姗姗而来的数字（其中还有一些错误）才发表在一家周刊上。一些最荒谬的股息数额的谣言开始流传开来。股票交易委员会为了平息谣言，要求该公司向公众发表一份公报。这份公报一直到10月28日才问世！这种过迟地公布盈亏差额是经常可见的事情：在很多情况下，人们是故意这样做的。因此，股票交易委员会在它的最后一份报告中^[1]谴责了这种做法。这类做法就等于是公布公司的实际盈亏差额，就像鲁塞尔-乌克拉夫公司的情况一样：这家公司于1984年4月6日召开了理事会，但是它等到下周的星期二才在报纸上发表公报，宣布公司有大量盈余。这种做法亦等于是公布公司亏损或取消分红，就像凤凰出版公司那样。这两种推迟公布盈亏差额都可以使知悉内情的人采取行动。知道公司将要分红，就可以赶快趁价格尚低或者还属正常的时候，购买该公司股票。这种类型的信息就会由谣言透露出去。

经过一段长时期的封闭管理以后，企业开始采取同职工协商的管理办法。领导人更多地为职工召开会议，以使他们了解公司的经营情况。股票交易委员会在1983年10月的一份月度报告中，解释了他们是如何因西非贸易公司的股票交易不合时宜地活跃起来而进行研究，发现这次动荡恰巧与9月9日公司召开的两百名公司干部会议相吻合。在会议上，领导人向他们的干部提示怎样更好地估价到30日截止的财政年度的盈亏差额。干部们传出的话引起了交易所的谣言，使人们甚至在盈亏差额正式公布之前就已经采取了行动。

自从闹得沸沸扬扬的圣戈班公司事件以来，公众知道了公开出价收购这个令人吃惊的方法，其目的是为控制一家企业而设。在美国，这种事是很普遍的。谣言周期性地宣布某家企业将成为公开报价收购的目标。实际上，所有的专家都知道这类“可以公开出价收购”的企业的标准：它们是低于交易所牌价的企业，这种企业未能充分利用其金融能力。只要股票有一点点风吹草动，就足以引起谣言并怀疑某个“袭击者”要采取行动。这个袭击者看中某一个公司以后，悄悄地收购该公司的股票。在第二阶段，他便公开出现了，建议股票持有者以其感兴趣的价格向他出售这些股票。其目标是达到公司资产的一定百分比，以便能够在公司掌权，并且撤换领导机构。对于目前尚在位的老板们来说，这些谣言是一个可怕的信息：它意味着有个人自认为干得比他们好，正想占据公司的头把交椅！

反过来，也有人想保持住即将把一家公司卖给另一家公司的谣言，以维持股票价格。比如，1985年初以来，在华尔街，人人皆知斯佩里电子和航天设备公司正在寻求出售。谣言便周期性地为该公司找到一个买主，这个买主通常是一家公开宣布要进行多样化发展的公司。于是，眼看着往下跌的公司股票价格总是又东山再起。这很可能就是谣言制造者追寻的目的。

1985年巴黎股票交易所也发生过同样的一件事。在交易所的环形场地上，人们在窃窃私语，说有一家世界性巨型公司，它暗指可口可乐公司，有意“自愿”与佩尔诺-利卡尔公司合并，这将是美国的象征和法国民族开胃酒的神奇结合。

谣言迅速流传开来，先后为经济和金融报刊，以及几家全国性日报所刊登。确实，多种事实的结合就能够使谣言变得可信起来。

——为了改善形象，佩尔诺-利卡尔集团正在发展非酒精化活动。今后，这些活动将占其40%的营业额。然而，软饮料领域的收入比之含酒精饮料要低。因此，从理论上来说，扩大这类生产代表着一种金融冒险。

——在抛出两种引起种种议论的饮料，太平洋牌无酒精茴香酒和苹果原汁之后，佩尔诺-利卡尔集团对这两种产品的销售结果秘而不宣。这种保密，在平时会得到好评，然而在这时却可能来得太不适宜：投资者们希望了解内情。

——佩尔诺-利卡尔集团曾被《发展》杂志选为1983年度最佳企业。然而一个企业一旦进入第一流的行列，那么它就成为专家们十分关注的目标，以至于哪怕一个再小的喷嚏也会被夸大，并解释成为衰退迹象。事实上，经过三年时间的盈余，1984年标志着下降：1984年夏季并不炎热，因而影响了全行业的销售。而且，佩尔诺-利卡尔集团在这一年进行了大量的投资。

——佩尔诺-利卡尔集团通过其SPBG公司——可口可乐在法国的代销商，因而这两大集团是相互熟悉的。

——最后，可口可乐在美国的种种问题和“新可乐”的失败，也可能说明这个集团有意加强它在欧洲的地位。

就这样，在严格的金融规划方面，谣言从一开始就没有令人无法相信的地方。这就是它的成功之处。事实上，佩尔诺-利卡尔公司的股票从此就动荡不安。而且，报纸也没有进行辟谣。恰恰相反，某些报纸，如《市场回声报》，还火上浇油地说：“所有这一切都还处于朦胧之中，佩尔诺-利卡尔公司领导人采用疲劳战术……，内中必有蹊跷。”

确实，佩尔诺-利卡尔集团的董事长很有幽默感，他发表了某种形式的辟谣声明，让人感到模棱两可：“佩尔诺-利卡尔集团的资本相对来说是受到很好保护的……，甚至就是你们想把它卖给美国人，我们也不能肯定是否能得到当局的准许……。我不是一个卖主……，不管怎么样，在生活中，一切都是一个价格问题。”最后这句作为结论的俏皮话逼得他不得不再次辟谣，这回当然是明白无误的了。

有一件事是肯定的：佩尔诺-利卡尔集团的股票价格上升了。谣言是不是来源于某个投机商？这完全有可能。

甚至就是有相当数量的谣言是有计划散布的，我们往往也难以追根寻源。然而，有时候我们能够找到谣言的出处。1980年9月的第一个星期四，华尔街被警报所震撼：罗纳德·里根，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成为心肌梗塞的受害人。谣言立即产生后果：交易所这一天收盘时价格跌到了它的最低记录之一^[2]。据《芝加哥论坛报》记者唐·多尔夫曼的报道，这个谣言是纽约一个证券经纪人故意制造出来的。这个证券经纪人做了一笔期货交易，正等着股票跌价，可是左等右等就是不跌。相反还上升了，这个人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将要损失五百万美元。因此他就产生了制造里根心肌梗塞的谣言的念头。这个新闻很快就传遍了交易所和整个华尔街。在股票下跌的动荡之中，证券经纪人不仅收回了他的所有投资，还获得了一笔相当可观的利润。总之，这则谣言价值千金。

[1]　见1985年4月29日至5月5日版的《法国生活》杂志。

[2]　见《世界报》1980年9月10日。

(1)　法国犹太大家族，拥有酒、金融等领域多个财团，近年投资媒体，收购了著名的左翼报刊《解放报》。——译者注

(2)　布龙尼雅尔（1738—1813），法国著名建筑师，巴黎交易所就是他在1808年所建。——译者注

(3)　原文为OPA（offres publiques d'achat），指的是为控制某个企业而收购其股票。——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