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多数司法案件中，都有谣言介乎其中。而在显示出谣言之无所不在，和它的决定性作用的案子中，几乎未有比玛丽·贝纳尔案更能说明问题的了。
卢登是维埃纳省一个缺少生气的八千人小城，住的多是些暴富的农民。城里有一家叫贝纳尔的，是城中老户，家境不阔也不穷，在本地颇得人望，一家之主的莱昂·贝纳尔晚年娶了一位年轻寡妇为妻，这寡妇名叫玛丽·迪瓦约，她出生于一个世代务农的富裕农民家庭：也就是说他们富有但仍过着农家生活。对于玛丽来说，这个婚姻是高攀了，因为卢登不再是乡村，而是城市。1939年到1945年，大战爆发了，德国人占领了这个地区。1941年的一天，玛丽·贝纳尔在从夏特罗开往卢登的客车上，偶遇一位年龄与她相仿的妇女路易丝·潘图。此人在当地举目无亲，热心的玛丽·贝纳尔就请她去家里作客。一来二去，从1942年起，潘图夫人实际上已住进了贝纳尔家。
战争结束了。莱昂·贝纳尔为了找个帮手干活，“接收”了一个十九岁的、身强力壮的德国俘虏。这个小伙子煽起了两个女人的感情：玛丽·贝纳尔拿他当亲生儿子对待，路易丝·潘图更是高兴万分，尽管他们之间年龄有差距。因此，作为友爱的日常表示，德国小伙子时不时地从这位或那位手里收到一些小礼物，一条手帕啦，糖块啦什么的，仅此而已。
1947年10月的一个星期天，贝纳尔一家和路易丝·潘图来到他们在利布罗的一个农庄。莱昂拼命干活，维修了房子，又把牲口拉到集市上。午饭之后，他就感到不舒服：他吐了，决定马上回城。一到卢登，他就病倒了。三天之后，1947年10月25日，他一命呜呼。跟随他多年的几位家庭医生们诊断出是正常死亡，死于尿毒症。
巧的是，在莱昂·贝纳尔弥留之际，潘图夫人曾单独跟他在卧室里呆了几分钟。莱昂一死，潘图夫人就离开了贝纳尔家。
她就此住进了一个叫奥古斯特·马西普的老先生家里，那是离此不远的某个城堡。此人曾经一再追求玛丽·贝纳尔，不得手，积怨很深。潘图夫人到城堡后说了什么呢？“当我和莱昂单独在一起时，他告诉我，在利布罗吃午饭时，玛丽在他的汤里放进了什么东西。他是在死前几小时把隐情告诉我的，我听后立刻跑去找那两位家庭医生，但他们谁也没有作出反应。莱昂·贝纳尔不一会儿就去世了。”
这个隐秘的披露如星火燎原。当地人压抑已久的对这一家的嫉恨被释放了出来。人人都想报复，他们终于抓住了梦寐以求的机会。
11月4日，奥古斯特·马西普终于按捺不住，走进卢登预审推事的办公室。他道出了路易丝·潘图告诉他的事。几个神秘地在办公室来来往往的警察更使这事如干柴碰烈火：究竟发生了什么？一切都是不清不楚的。从城堡里送来了答案：莱昂的死是令人怀疑的，玛丽·贝纳尔是嫌疑犯。从邮局到集市，从弥撒散场到咖啡馆，从一家店铺到另一家店铺，卢登城一时谣言满天飞。于是，便产生了对“卢登的下毒女人”的指控。
谣言更进一步扩大。指责玛丽·贝纳尔不仅给她的丈夫下砒霜，也给她家几年来先后死去的另外11个人下过毒：她的亲生父母、第一个丈夫、莱昂的未正式结婚的祖母、莱昂的父亲等。这些由于年迈或疾病的正常死亡，都变得疑窦丛生，人们指责玛丽·贝纳尔下了砒霜。
而当任何官方的指控尚不存在时，一位警察分局局长和一位警官已感到他们毕生的事业在此一举，而且提升在望。于是他们发挥了主动性，用了几天时间遍访小城居民。谣言被写进了所有的笔录，后来又被拿到法庭上作为证据。首先，一个人一旦被怀疑，一些直到那时为止一直被当作毫无意义的细节也会被搬来按照人所共知的方法重新编排。人们回忆起一些旧的谣传。
玛丽·贝纳尔小时候是一个非常顾家的孩子，她中途辍学，帮助农庄做些繁重的劳动。她经常独自一人出去放羊。而在1949年的法庭调查中，人们是怎样看待她的放牧生活的呢？“一个对动物心狠手辣的牧羊女，很可能吊死过一只不听话的母羊。”正如她的律师强调指出的那样〔参考书目49〕，这个纯粹是道听途说的故事根本无法核实，当事人矢口否认，然而这却引起了预审法官的担心，他怕玛丽·贝纳尔会在狱中自尽。因此人们在她身边安插了两个“密探”，即两个接受使命时时刻刻监视她，如有可能让她认罪的犯人！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解释，按照自己“听人说的”行事：谁也没有亲眼看见，但谁都知道。调查笔录很能给人以启示：“公众谣传，他（德国俘虏）大概成了贝纳尔夫人的情人，这很可能引起了夫妇间激烈的争吵。”“如果说她的为人之险恶未被人看出的话，那是因为她善于在行动中隐而不露。”“她来往结交的都是好人，但这至少只是表面上的。”
一个哲学教授，实际上根本不认识她，在与“一些说话相当坦率的居民”交谈了许多次后，也宣称他认为玛丽·贝纳尔夫人有罪。夏特罗警察总队的指挥官在报告中说：“从1940年年底开始的一系列死亡，公众谣传都是可疑的，姑不论谣传是否有道理。”
这些不着边际的嚼舌头和事后报复越积越多，终于使一个无辜者成了罪犯：1949年7月21日，五十二岁的玛丽·贝纳尔锒铛入狱。人们挖出了那12具腐烂不堪的尸体，去查找罪恶的砒霜。
那些对过去谣言的模糊记忆，把她生活中零零碎碎的细节，全部颠倒过来以对她落井下石。就连由预审法官指定来为寡妇贝纳尔检查的精神病专家也未能摆脱这些生造一个罪犯的谣言之影响。他宣布：“玛丽·贝纳尔是正常人，她太正常了以致正常得有点反常。”在1954年的法庭审判中，由于缺少证据，谣言成了主要的控告者：警察分局局长和警官一直引证它。他们成了谣言的代言人。
1954年4月12日，玛丽·贝纳尔被交保释放。1961年12月13日她被彻底平反。谣言使警察们大卖气力，把所有“人家说的”改变为犯罪的推定，使一个无罪者身陷囹圄，坐了将近五年的班房。她的遭遇不管在什么时候都可能落在任何一个其他人的头上。
在一座小城或一个住宅区里，犯罪从来不是孤立的事件：它是一种社会行为，涉及这个小社会的整体。它显示出这个社会的历史。在卢登，十五年来，贝纳尔家嫉妒者的队伍不断壮大：他们富裕的生活使人妒忌，他们买下的房产给他们带来一些暗中的仇敌，被他们拒而不见的拍马屁者心中积下了深深的怨恨。这个由失意者和仇恨者组成的大军蠢蠢欲动，一遇机会，便会行动起来。
在这些隐秘的舞台上，不管怎样，每个人都会同别人接触，杀人的欲望，自然是有的，但被抑制住了。面对潘图夫人的指控，玛丽·贝纳尔十分简单地表示了她的看法：“我想如果潘图夫人说我毒害了丈夫，那是因为她会这么干。”通过造谣，人们把自己做的坏事推到别人头上：谁都可能杀了莱昂·贝纳尔，为什么她就不会？
在卢登，人们可以认出这起谣言中的所有角色，谣言的挑动者是潘图夫人。所有那些嫉妒的、眼红的、失意的和巴不得相信谣言是真的就是谣言的传播者和急先锋。一个警察分局局长和一个检察官是机会主义者：这起谣言对他们来说是一笔大买卖。抓到的猎物如此丰富：破获了十一起谋杀案！
辟谣也制止不了流言，这是不奇怪的。谣言不是福尔摩斯，一个满脑子只为真理服务的人。它是聚积着仇恨的女巫。它与是否掌握情况无关，而只是把人们自以为知道的多多少少与这事有联系的事情全部“照直说出”，实际上，人们是在清算旧账。
1984年10月30日星期三，在普瓦蒂埃的医院里，尼科尔·贝纳隆死在手术室。人们查明用于麻醉的人工呼吸器的管子颠倒了。是罪行还是事故？在这一天，谁都不知道。谣言不可避免地爆发出来：在这家医院，竞争变得更加剧烈。
1969年1月到1976年1月之间，克莱耶和瓦兹河畔诺让地区，先后有七名妇女和一名男人被人用相同的手法谋杀。作案的钟点各不相同，凶手好像是一个很了解当地地形的男人，他杀人后马上跑得无影无踪，消失在街巷里。在这漫长的几年里，由于捉拿不到凶手，当地便笼罩在令人不安的气氛中，这正好使谣言乘虚而入：凶手是谁？他为何杀人？在这几个被害者之间有什么神秘的联系？
有意思的是，当地的谣言从未能同报纸（《庇卡底邮报》、《解放了的巴黎人报》、《法兰西晚报》）的观点及号召合上拍。报纸起先谈到凶手是一个精神失常者，继而又说是一个铁路员工。
在这个地区，全国铁路公司的影响甚大，指定一个铁路员工是凶手，很难被接受。因此这种谣言与当地风气太不协调，只能流产。接着，《解放了的巴黎人报》[1]又辨认出一个嫌疑犯：一个过着孤独生活的马格里布籍粉刷工。六年以后，这家报纸又一次试图让人们相信凶手是个移民工人[2]。而这两次，谣言都没能击中这名北非佣工。
这数起凶杀案似乎出自一个非常聪明但精神不正常的人之手。这位“影子杀手”，这位“有猫一样眼睛的恶魔”（根据一位奇迹般逃脱此人之手的年轻女人的描述）嘲弄了警察和调查者达七年之久。他与这两个城市的人对马格里布工人形象的一贯看法不相吻合。
谣言中的凶手既不是工人也不是外国人，而是“一位地位颇高的大人先生”〔参考书目17〕。不少迹象都给凶手是一位显要人物的论点提供了相当的可信性。首先，作案的钟点不定，这表明凶手不是一个必须按固定工作时间上班的人。他有充裕的时间窥伺和跟踪被害人。他的失踪不会引起亲人或同事的注意：这一切正好和一个有着自由职业的人对上了号，这样一个人绝不会引起家人的丝毫怀疑，他说不定还根本没有家呢？这样作案就更加容易了。总之，只有一个显要人物才能在杀了人几分钟后，不受任何惩罚就溜之大吉：他天生就不会被怀疑。
因此，被谣言击中的两个倒霉鬼是医生和警察。医生惯于杀人，警察向来就是刽子手。这两种人都有把他们的病人或同胞的情况记录在卡片上的习惯。至于一些不符合上述结论的迹象（凶手把一只帆布包和几件工人用的工具留在其中一处作案现场），那一定是故意放在那儿，以转移调查者的视线的。(www.xing528.com)
在变成居民宿舍区的克莱耶和诺让的部分地区，谣言吻合了社会紧张局势，这起案件和它给予人们的说话自由使隐而未露的社会紧张局势曝了光。原来灾难来自这些地位高因而老虎屁股摸不得的人。谣言还再一次编造了深奥的神话：上层社会和底层社会，神圣的人和普通人互相勾结。同样的神话还渗透到大部分关于贩卖白人妇女的谣言中：如果警察按兵不动，当局不表示反对，那是因为他们已被进行肮脏交易的人收买了。
这位要人，仗着自己可以逍遥法外，在城里随心所欲地到处走动，他不在自己那个圈子里，却在平民百姓中犯下了十恶不赦的罪行。谣言的这一象征性内容使他与围绕着案发地点的社会氛围紧密联系而不可分。而且，即使这种假设看起来有点道理，也不仅仅是受电影《处方上的七条人命》或《调查一个无可置疑的公民》的影响，这两部片子的主角是医生和一个杀人的警官。片子卖座本身即显示了这种影响。它们具有神话般的力量，因为每部片子都打破清规，冒犯了社会上禁止触犯的人物：一个是医生，他杀了人；一个是执法者，他也杀了人。这类谣言历久不衰，本身即是社会合法性产生危机的信号。
名人而为杀人犯，这种神话在外省一些城市里是经常有的。1972年，在布鲁埃-昂-阿图瓦，谣言缠住了公证人勒鲁瓦，指控他谋杀了小姑娘布里吉特·德韦弗尔。1984年在普瓦蒂耶，谣言抓住机会，在社会问题越来越变成医疗问题的社会里〔参考书目17〕，意图推翻医学术语上的所谓不受社会处罚这一金科玉律。每个外省小城里的预审推事都知道有下述一类永远流传的谣言：指控市长或其他显要人物经常光顾“玫瑰色芭蕾”和“蓝色芭蕾”，而且与患有性变态、爱好铜臭和毒品的人士同流合污。
1980年在卡昂市，几个月间发生了好几起袭击和强奸案件，但查缉不出罪犯。谣言担起了侦查任务：据说市长兼参议员的儿子犯了这几起罪行。但市长“神通广大，使他的儿子免于被捕”。1981年1月15日，市长十六岁的女儿在走出中学校门时，被两个年轻人粗暴对待，他们逼问她，让她承认她兄弟的罪行。几天以后，检察官就此事发布一份公报，指出直到今天法庭还没有“任何推定或证据指控什么人”。至于参议员兼市长吉罗先生，他控告X破坏他的名誉。
其实，在这座过于平静的城市里，谣言似乎产生于人们对于犯罪的恐惧，但也产生于整个社会的厌烦无聊和失望，下面的两个采访可以说明这一点。一位工会干部说：“面临失业，前途黯淡，人们变得尖刻起来。”对于一个喜欢写匿名信的人来说，这是理想的环境，尤其是要他抓住一位要人当靶子的话[3]。一位卡昂市的年轻人指出：“我同意，这有点卑鄙，但这是正大光明的。那些饱受危机之苦的人也会给那些幸运儿一点儿颜色看，比如对这位兼律师和参议员于一身的市长。”
1976年12月17日，克莱耶和诺让两地的八起凶杀案的元凶在经过八年的调查之后，被捉拿归案。他是圣戈班朗蒂涅的一位三班倒工人，名叫马赛尔·巴尔博。这次逮捕与谣言竭力宣传的神话大相径庭，以至于无法让大众相信，更何况那位被告始终矢口否认他的罪行。
人们期待抓住的是一位爆炸性的人物，而抓住的却是一个普通工人。逮捕凶犯两个月后，谣言死灰复燃：人们肯定地说马赛尔·巴尔博已被释放，法院抓错了人，杀人凶手即将再度出现。1977年2月，谣言甚嚣尘上，以致市长也跑到司法警察处打探情况〔参考书目17〕。此事不足为奇：一个工人孤立的杀人行动只不过是一则令人毛骨悚然的社会新闻。它没有任何社会意义，也传递不出任何信息：这不是一桩神话，一个可以变成现代传奇的典型故事。如今，一桩孤立的凶杀案已不再能引起任何人的兴趣，包括市民和新闻界两方面。
布鲁埃-昂-阿图瓦的案件在这方面是个典型的例子。F·卡维格利奥里这样写道[4]：“从公证人M·勒鲁瓦和他的未婚妻莫尼克·梅耶差不多被宣布无罪时起，布鲁埃的不幸就被剥夺了。这个城市曾经扮演工人居民受资产阶级司法欺压的角色，这一角色曾使它暂时忘却了每日生活的愁苦，现在扮演这一角色的机会被人粗暴地抢走了。布鲁埃一下子失去了一切：它的阶级敌人，他的蓝胡子(1)——公证人，它的谜样的女巫——那个‘梅耶’；它的复仇欲望，它所希望的社会报复，以及它的受迫害的辩护人——帕斯卡尔法官。公证人掌管着穷人的钱财，是城里唯一富有的人。可以预料到，有一天，当他吃百姓的面包还不满足时，他就开始贪婪地吃他们的孩子。这荒诞的童话虽然充满恐怖，但却为穷人出了气。一旦这件事不能实现，矿工住宅区的布鲁埃人就成了被抛弃的人。既没有吃人妖魔、吃人妖婆，支撑他们忍受人生的神奇噩梦也就随之消失了。公证人照样做他的公证人，矿工们依旧是矿工。”
谣言就是这样力求成为一种神话的。但是，把谣言降低到只是用来重现某种永恒的神话，像上述那个善与恶不可分地集于一体的神话，却是错误的。著名小说《化身博士》（又名《吉基尔大夫和海德先生》）只是这种神话的翻版之一。当人们在几年后再来研究一个谣言，或者这个谣言出现在全国性报纸上的时候，谣言的地区性和历史性特征已经没有人提起，所提起的只是总体无意识的不变式。人们错误地将精神分析学、人类学及民俗学来代替了社会学。
在预审中，法官从谣言着手开始工作。由于没有直接证人，人们就询问那些什么也没看见却有满脑子想法或者编造想法的人。说那种话的时候到了：“我对这事不感到吃惊，因为我好像记得……”人们已从玛丽·贝纳尔的例子中看到，集体的记忆是怎样从壁橱里取出吊死母羊的旧谣传的。在卢登，人们对莱昂用来帮助干农活的那位年轻德国俘虏不是也说过许多闲话吗？
在巴黎，生活是各人管各人。而在农村和小城却正相反，谁都知道谁：人们世世代代就互相观察、互相窥视。甚至在预审之前，谣言已经产生。大多数乱伦的事就是这么被揭发出来的。一个假定的被害人，说话如果有不清不楚的地方，谣言就从解释这些说话中兴起。谣言也来自某种信号：比方一个姑娘离家和离开村子，“这是因为发生了乱伦”；如果另一个姑娘朝自己的肚子打了一枪，那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谣言从一个女友处传到另一个女友处，又传到小学教师的耳朵里，小学教师告诉女社会福利员，最后谣言终于上达司法部门。
很多人不愿被警察叫去出庭当证人，也不会毛遂自荐。相反的，他们会毫不犹豫地说给新闻界听。同时，如果一桩案件拖延着或变得扑朔迷离，被派去现场采访的记者大军为了掩饰没有真实消息可报，便着手自己调查。关键在于要不顾一切维持悬念，搞出真正的新闻连载。信息的供求关系只可遇而不可求。话筒把星星点点的传闻和闲言碎语都录了进去，这些东西如果没有这样的传声筒，只能继续潜伏下去。一旦提供给上百万的听众和读者，这些地区范围内的闲话就立刻成了全国性的新闻。
今天，三种基本权利的互相渗透比任何时候都厉害：向公众提供消息的权利，被告的权利（一个人一旦被大众传播媒介指控，他的无罪假定就成了无影无踪的事了），最后是司法部门为了澄清事实客观地进行调查的权利。两种压力之间产生了冲突：预审推事知道全部情况，为了保守预审的秘密无权吐露任何消息；而记者呢，他们一无所知，人们却要他们全盘道出。目前，大众传播媒介占了上风。但是，由于缺乏消息来源，他们就从谣言中获取情况，谣言这个情报黑市总是随时提供服务，但也随时准备操纵舆论。
在普瓦蒂埃和布鲁埃-昂-阿图瓦，事情的经过是按同一个节奏进行的；一则社会新闻引发了谣言的声讨。于是开始司法调查，由于司法部门缄默不语，谣言愈传愈烈。新闻界则在搜集消息：面对预审推事的沉默，新闻界从谣言里获得所需要的东西，这是唯一随意可取的消息来源。一些在调查中尚处于摸索、假设、无法确定的情况被谣言添油加醋，随后又被大众传播媒介大量地披露出来。对于法官和调查者来说，对这种舆论压力无动于衷是很难的。有些预审推事甚至故意把某些控告延期，以给人他们没有向报纸散布的谣言让步的印象。
在结束《罪行》这一栏之前，有必要提一下城市的一种怪现象：系列凶杀。1985年4月26日，在圣日尔曼昂莱，一位年轻女售货员被杀，之后，谣言蜂起，说这跑不了又是系列凶杀。人们很快谈到了五个被害人。据说市长“已收到一封宣布再杀十个人的信”。在这座可敬的平静城市里，谣言显示了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这座城市到那时为止一直没有受到“犯罪浪潮”的冲击，现在也该轮到它了，它的犯罪数字应升到正常的标准。谣言拉平了现实情况与恐惧担忧之间的距离：从一具尸体，它假设出一桩系列杀人案，这个假设由于就在本星期电视上播放影片《恐怖笼罩着城市》，而变成了有现实意义的事。的确，很久以来，电影就已把犯罪狂人同大城市市区居民的老死不相往来联系在一起。在这部片子里，独眼的凶手被贝尔蒙多(2)追赶，丢失了他的玻璃眼珠。据圣日尔曼昂莱的谣言说，第一个被害女人咬掉了那个袭击者的上唇。有人声称见过那个没有嘴唇的男人。很显然，这个案子已给城里带来了引起人们焦虑的沉重负担；必须减轻它的负担，方法有二：一方面给它提供一个够水平的罪犯，另一方面大家要齐声呐喊。
系列凶杀案向居民大众提出了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下一个被害者是谁？面对一个如此令人忧虑的问题，谣言的功能是众所周知的。它会设法减轻这种恐慌。首先采用的手法是宣布并不真有系列谋杀案，只不过是几桩罪行凑在一起，以此打破必有后继被害人的定命论。就这样，从1969年到1976年，在对鲁瓦兹的杀人犯所进行的八年漫长的追捕中，各种各样的谣言竭力在案子中加进其他一些可能的凶手：一个朋友或一个妒忌的情人，一个流浪汉。人们把系列凶杀案割裂开来，将一些轻罪和情杀案子掺和进去〔参考书目17〕。为了祛除恐慌，谣言对系列杀人的事实和其他不容否认的证据可以视而不见。第二种手法是在被害人之间寻找某种联系。谣言首先提出了被害人行为放荡的论点：被害人清一色都是女人，这是“她们应得的下场”。于是，可憎的杀人罪行变成了象征性的惩罚，这就把城里规规矩矩的女人排除在外。遗憾的是，被害人的名单使这种假设不能自圆其说。谣言又转而举出某些身体特征作为联系：被害人都是矮个、棕色头发。克莱耶和诺让的许多妇女就把头发染了……
系列凶杀案还引发了第三类谣言：“警察知道凶手是谁，但是庇护他。”恐慌便有所减轻：杀人犯已不能再害人了，但这个消息要保密，因为它会连累人。至于人们没法要求报仇而产生的失望，就转成了对政府的不满，这个政府没有能力保护国民而且总是准备同杀人凶手妥协。1984年，在巴黎十八区，好几位老年妇女在家中被谋害。而警方未能查出那名凶手（或几名凶手）。1984年12月底，流传在这个区的谣言指明凶手是个吸毒者，非法国本土居民，在修道院广场区很有名。可是警察不能逮捕他，因为社会党政府阻止他们这么做。据说当局怕引起一场严重的群众骚乱，决定不声张地将这位嫌疑犯和他的一名或数名同犯遣返回他的原籍国家。
这则谣言之所以让人相信，是因为它提到的罪犯，是蒙马特尔区两种新居民——吸毒者和移民的混合体，这两种人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该区的平衡。谣言满足了那些没有办法采取行动的小老头的无望心情。谣言同样使社会党政府落到帮凶的位置上，因为它有该死的曲意讨好外国人之嫌，在一个保卫共和联盟占多数的城市里，这个假设是有吸引力的。在这种环境下，人们不能排除这则谣言是蓄意的政治谣言。谈论环境缺乏安全的目的在于选举：只要人们就此事传起谣来，然后再由他们控制的报纸取谣言而代之，这就够了。
[1] 《解放了的巴黎人报》，1969年11月24日。
[2] 《解放了的巴黎人报》，1975年12月2日。
[3] 《解放报》，1981年1月28日。
[4] 1973年5月15日《巴黎竞赛画报》。
(1) 蓝胡子，佩罗童话里的人物，一个专门杀害妻子的恶魔。——译者注
(2) 法国现代著名警匪片明星。——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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