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谣言是自发和自由的，因而它是观察正在形成之中的深层舆论的一个理想工具。
通过谣言树立现代法国形象，必须以收集一个具有代表性的谣言样品为前提：即多年来在全法国范围内或在众多地区流传的谣言。我们主要对那些想象成分占主导地位的谣言进行研究：一般来说，正是这类谣言吸引了公众，而且间接地吸引了大众传播媒介的注意。而现实成分占主导地位的谣言则主要紧跟着客观形势，它对社会想象力所提供的口实较少。对它们的忽略对于我们这里的目标没有任何影响：我们需要揭示的是火山深处的沸腾着的东西。
自1980年以来的全部谣言非常清楚地揭示出那些令人厌烦、焦虑和异常敏感的领域。
贩卖白人妇女、孩子被隐匿在来自台湾的长毛绒狗熊里的蜘蛛咬伤等谣言，尖锐地反映了人们看到法国失去自我时的感情。外国人这个祸害正在渗入城市，正在吞噬我们的精髓。过去，为外省城镇带来时装的一些店铺是“特洛伊木马”。这些店铺是“外国人”开的（在群体之外），散布新的、来源于其他地方的（在群体之外）生活风格，吸引了作为保持本地血统纯洁之象征的年轻姑娘。她们在接受这种生活方式的同时，使本城保持独特性和身份认同的希望化为乌有。有关“一咬即死蛇”的谣言走得更远：在这类谣言中，“特洛伊木马”是一只无害的果子，或者是玩具。通过果子或玩具，外国人进入了本城的墙内，使城市失去了它的未来：儿童。它不只是涉及地方上的身份认同，而且是民族身份认同。而针刺谣言则暗喻着一种性行为：它反射出种族混合的概念，这是一个社会容纳了各种种族共存的结果。在谣言的背后，有一种呼声：这种种族混杂将意味着法国人的灭亡。
根据谣言的说法，从今以后，虎视眈眈地盯着法国的主要危险，是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入侵，这种入侵将使法国衰落，失去其法国的本来面目，最终国将不国。这种强烈的恐惧存在于各个城市迅速燃烧起来的谣言，这些谣言宣布大批移民正在蜂拥而至。倒如，1983年夏季，谣言在马孔市甚嚣尘上。据传：住在贫民区里的马格里布(1)居民将被迁往城里的一处低租金住房。1984年11月，这则谣言再次出现在马孔市[1]。在洛里昂市，1984年11月也同样发现这一谣言。还有弗雷儒斯市，1984年11月，当两名少女在城里失踪时（实际上这是一次离家出走），谣言指控土耳其移民将她们绑架了，准备把她们送去做妓女[2]。人们注意到，贩卖白人妇女的主题从此之后便与移民——这些新来的外国人联系在一起。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这些移民使犹太人被看作同法国人一样了。替罪羊变了。1984年岁末，巴黎第十八区发生了几起谋杀小老太婆的凶杀案。此后不久，谣言便找到了罪犯。那是一个“并非在法国土生土长的”吸毒犯，在阿贝斯广场地区人人皆知。但是警察却不能逮捕他，因为社会党政府阻止他们这么做。人们不得不秘密地将这个嫌疑犯驱逐回他的“出生地”[3]。
在巴黎，第十三区被称作“塞纳河畔的香港”：亚裔居民集中在这里的几幢摩天大楼里。因此从一个模糊而又重要的事实中，诞生了各种谣言。这个事实是：在二十万居民中，每年只有两至三则讣告记录在案，而“正常的”比率应该是一百名左右。那么这些“不翼而飞”的死者都到哪里去了呢？根据谣言的说法，这些死人都被弄到比利时或荷兰去了，目的是在那里可以下葬。他们的身份证则被弄回来出售给别的偷渡来的移民使用。这可能是一个把移民弄进法国的新的方法[4]。事实上，最近来法的亚裔社团中绝大部分是尚在幼年的儿童：他们的死亡率不能用年龄已经大大老化的法国居民的平均死亡率来相比较。因此不存在什么不翼而飞的尸体。
移民问题已经成为法国人的一个极为敏感的关键领域。
在20世纪80年代的法国，许多谣言都隐藏着孩子死亡的故事。1982年7月，在下莱茵省地区，流传着一个可悲的故事：三个儿童被一台玉米收割机或联合收割脱粒机撕成了碎片而惨死。绝望的父亲上吊身亡。母亲则因心肌梗塞而撒手人寰。这个故事传遍了整个塞雷斯塔和萨维尔纳地区[5]。1984年底，一个少年不得不切除双腿。当时他的父母去滑雪，把他一个人留在汽车里：结果他的腿被冻坏了。在另外一个版本中，这个孩子并非在冰冷的汽车内，而是被他爸爸（或者是他的妈妈）装在一个背袋里带上了山[6]。
根据另外一个谣言的说法，在斯特拉斯堡中心（一个商业中心），一条蝰蛇从一个花商的鲜花中逃了出来，躲到了旁边的旋转木马里，结果有一个孩子被咬了一口，不治身亡。就像人们所观察到的那样，这则轶闻“突然降临”到法国的好几个城市，其实不过是同类谣言的一个变奏：即孩子们被“一咬即死蛇”，或其他致命的异国禽兽所咬死。更早一点的时候，“维尔瑞夫”传单的成功，即建立在眼睁睁地看着孩子被法国工业毒死的恐惧之上。
在开始的阶段，所有这些谣言之中存在着一个共同的信息：如果父母心不在焉，那么就有可能在他们的子女身上发生最可怕的事。从这一点上来说，这些谣言就像是斯波克医生(2)或洛朗斯·佩尔努在《如何养育儿童》中所作的劝告。在已经为《阿尔萨斯最新消息报》辟谣的所谓孩子被冻死的故事里，一封女读者的来信很能说明问题。她说：“我把这篇文章拿给我的女儿看，她有一个10个月左右的婴儿，我提醒她要注意别把孩子给冻坏了。实际上，重要的是‘这事已经发生了’。因此我认为有必要提醒人们注意防冻（尤其是对小孩来说），以免这类不幸再度发生。《最新消息报》能不能再发表一篇文章强调一下这一点？”可见，对于这位女读者来说，这件事到底有没有在某个地方发生并不重要，她注重的是这个信息里的育儿方法。
在第二阶段，这些谣言指责父母心不在焉：当时这位农民父亲在干什么？这些去滑雪的父母是怎么想的？事实上，所有居民都成为众矢之的：他们心不在焉，以至于把孩子忘在脑后，听任他们死去。这一切就好像是，法国越是缺乏儿童，就越是对可能发生在儿童身上的一切忧心忡忡。对死亡和事故的恐惧正在蔓延开来。
现代儿童已脱离父母，这一点无论是从本意上还是转意上来说都是如此。电视为儿童开启了赤裸裸的外部世界的大门，销售学使他们过早地学会了消费〔参考书目75〕。父母双方均有工作，他们不在身边，等于把孩子交给了孩子自己，孩子便自己积累人生经验，自己学会自理。我们由此可以理解私立学校脱离教会的前景所导致的爆炸性局面的形成原因：这个将自己的价值观灌输给孩子们的最后堡垒将有倒塌的危险。那么对于那些希望“保护”他们的孩子，免受社会的“诱惑和反价值”影响的父母来说，他们还剩下些什么呢？
但在今天，儿童的现实状况已经与这个理想典范，即受到保护的、乖乖的、驯服的、忠实于父母的价值观的典范早已不相吻合。儿童变为自主独立：他在家庭中获得了一定的权力。他说出自己的看法，哪怕别人并没有问他，他提出要求，并坚持不懈。他躲避父母的控制，而父母对一些已长成少年的孩子几乎无法理解，因为他们接受了一些源于异国他乡的奇装异服。因此现代世界攫住了孩子：孩子已不再属于父母。他们由于丧失孩子而感到的悲观失望，以及他们权力的冰消瓦解，也应该找到一个替罪羊。
广告是第一个替罪羊：广告集中了成年人面对视听系统对儿童的权力和影响所产生的一切恐惧。因而广告只能使用阴谋诡计和欺骗手段〔参考书目78〕，只能利用孩子们的相对弱点。我们已经指出，这种恐惧并非完全是杞人忧天〔参考书目75〕：然而，广告也反映出父母眼看着孩子一天天脱离他们的控制而感到的绝望和日积月累的愤怒。同样的动力已经使人们指责时装店吸引年轻少女。时装引起仇恨，因为它暴露出父母的趣味与孩子的趣味之间的断层。时装是一条河流，它隔开了两代人，将父母从他们孩子的世界中驱逐出去。
同样的原因解释了为什么谣言会瞄准“太空灰尘厂”的“会爆炸的”糖果。当然，父母们的询问完全合法，但却在解决父母和孩子们的这场冲突中添加了新的内容。谣言所瞄准的，与其说是产品本身，不如说是产品所象征的行为，以及人们不准孩子有这种行为的事实。“太空灰尘厂”构造出一个购买小玩意的儿童消费者，专买无用的毫无价值的东西，偏爱那些花花绿绿的糖果和对于实用主义食品来说是非常滑稽可笑的点心，换句话来说，“太空灰尘厂”公司创造了一种与明智、克制和功能性的价值背道而驰的行为。
“维尔瑞夫”传单整整流传了九年，并且仍在继续流传，这一点并不令人吃惊：因为它直接触及一个公众舆论极为敏感的领域：健康问题。这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事：电视里的医药卫生节目一向收视率很高。随着人民年龄的老化，他们更加关注他们的健康。在法国，健康问题首先是食品问题，所以公众都非常仔细地阅读“维尔瑞夫”传单中令人吃惊的忠告，而没有丝毫怀疑。一般来说，公众总是带着怀疑的心情接受新式食品的。我们都知道有关中国餐馆或者有关中国烹调“使人脑袋痛”的谣言。当脱水汤料刚刚问世的时候，制造商们等待着谣言一哄而起，对粉状汤料提出疑问。“太空灰尘厂”公司出品的“会爆炸的”糖果有一副令人吃惊的外形，因而可能引起许多父母的疑问：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某个消费者协会对此提出一个问题，就足以引起一场谣言。
现代对疾病的关心解释了为什么慢跑运动、健身房和体操房会风行一时。在这一方面，有一个事实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它涉及美国的简·方达或法国的维罗尼克和达维纳（两位大名鼎鼎的健身房“女祭司”），两者均遇到如出一辙的谣言：她们在做健美操时发生心肌梗塞。这些谣言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对1983年大众传播媒介对一位运动员在巴黎马拉松长跑比赛时猝死的新闻处理作比较：当时报纸这样写道：“马拉松比赛再次置人于死地”，或“体育罪行”。这里，触犯众怒之处，并非因为体育运动会死人。谁也不会对一位登山运动员跌下山来，或一位跳伞运动员未能把降落伞打开而感到吃惊。这些运动与死亡近在咫尺正是人们所渴望的。荒诞之处恰恰产生于人们并不把慢跑或健美运动看作是体育运动，就是说，是为自己所进行的游戏活动，是为了自娱而做的。
大众传播媒介的大标题却在暗示，慢跑和健美运动对于那些身体力行的人来说，首先是一种药物。人们锻炼，并不是为了自娱，而是为了保持体形，为了对自己肉体的崇拜，尤其是为了青春永驻不老。这就是谣言基础的荒诞之处，它和大众传播媒介的标题异曲同工：抗衰老药方竟会致人死命。有关维罗尼克和达维纳的谣言泄露了健美运动的实际经验。谣言就是诞生于不恰当的言行：药物杀死了人。这还使某些医生得以重新控制其病人的活动，并喋喋不休地一再叮咛要节制。就这样，尽管广告呼吁保持体形和崇拜体形美，谣言告诉人们，在这些新的活动的基础上，人类还是要被健康问题所困扰。再者，谁又知道这些谣言是不是能够为一部分宁愿相信服药和观看电视中的体育画面，而不愿意进行身体锻炼的居民提供托词呢？
回顾法国二十年来出现的谣言，我们不能不感到吃惊的是，公众对新事物的敏感性，尤其是对技术革新。每当某项革新得到一定程度的传播，做了一些广告时，往往会产生一则旨在排斥这项新事物的谣言。在公众感到身边的产品与自己息息相关的范围内，那些消费量很大的产品提供了一个典型的谣言场所。
1984年，我们经历了第一种液体洗涤剂[7]“奥斯曼大臣牌洗洁净”的问世，以及伴随而来的大量广告。几个月后，人们就听说：“好几个相互素昧平生的人说，这种液体洗涤剂腐蚀洗衣机的滚筒，结果洗出来的内衣都有一个个大洞。其中一个人说，这事发生在她母亲的一位女朋友家里。而另一个则说，此事发生在他们远在外省的表兄弟那里，他们认识一个专修家用电器的人。”[8]在几年前奥妙牌洗涤剂投放市场时，也出现过同样的谣言：奥妙牌洗涤剂损坏纤维，腐蚀洗衣机。其他有关新产品的谣言还有：含氟牙膏、特福牌不粘锅、人造奶油、给皮货上油的巴拉纳乳脂、隐形眼镜（根据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的谣言的说法，隐形眼镜会致盲）。最新出现的一种渎圣产品，不含酒精的茴香酒，也遭到同样的命运：谣言一口咬定，这种酒当中最著名的一种，太平洋牌茴香酒，含有致癌物质。
甚至在得到确切的回答之前，谣言就试图拒绝产品，拒绝这个擅入者，这个陌生人，这个改变习惯的象征。谣言是一种防御装置，通过这种装置，一部分法国人试图保留他们的习惯。它提供一些“事实”，使他们拒绝变革的行为合法化，并且一般的说，攻击我们的社会被科学和技术所统治。
我们已经谈及放生蝰蛇的谣言。这些悬在我们头上咝咝作响的毒蛇究竟意味着什么呢？而原野里野兽吃人的谣言又意味着什么呢？(www.xing528.com)
例如1982年11月〔参考书目20〕，在法国克勒兹省的诺特地区，出现了一只神秘的野兽，它同人们玩起了捉迷藏的游戏：人们听到它的声音，感觉到它的存在，开枪打它，循迹追踪它，悲叹他们的牛羊被“野蛮地”咬死，但是人们却从来没有找到这只动物。
所有这些谣言都是一致的：“有人”给我们送来了一些猛兽。就像大多数谣言那样，对这类谣言也有好几种方法去理解，有好几种破译的方法。确切无疑的是，这些谣言反映了当地农民的深刻的不安，就是说，那些深深沉浸在这片土地上的人，那些面对大自然，面对这个人类为之奋斗了上千年才使之退却，才得以控制，才让它结出果实的人。他们深深地感到，在他们的背后没有人支持，他们被那些远在巴黎，远在城里作出有关他们命运的决定的人所抛弃。
许多年以来，在农民和中央政府之间，相互间的不理解占了统治地位。1981年5月社会党政府上台又加剧了这种恐惧，特别是在社会党人的队伍中存在着一股强大的生态主义潮流。这些生态主义者是农民的眼中钉。生态主义者想取代农民来管理自然环境，因此当地人对这些生态主义者降落到法兰西原野上非常看不惯：这些坐在书房里的专家们的突然到来，农民感到是对他们能力的一种侮辱，是对他们世世代代在田野里艰苦耕作而获得的经验和传统的一种侮辱。
那些将野兽猛禽送回来的“放生者”正是些生态主义者，这一点意味深长：是他们驾驶飞机和直升机把野兽运送回来的。用飞机运送是很正常的：生态主义者有的是资金，因为他们得到政府的支持，而这正是农民所缺乏的。另一方面，他们飞越一个地区，就像浏览一份资料一样。农民对于大自然这份资料了如指掌，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态主义者与他们则截然不同，生态主义者沉湎于空想之中，不负责任地进行立法。生态主义者是见习巫师。他的决定严重损害了那些真正懂得大自然、生活在大自然里的人：即农民和狩猎社团。在放生野兽的同时，他们在杀死家畜，他们使大自然变得难以通行，必须经过多少世纪才能控制大自然〔参考书目38〕。
对于当地农民来说，生态主义者有用或无用，没有比他们重新放生野兽，并把它们置于他们的保护之下更具象征意义了。他们把猞猁送回孚日山，把秃鹫放回塞文山。这些举动使城市居民着迷。对于他们来说，大自然只是一个概念。野蛮状态对于他们来说，只是对他们周围的人工混凝土世界的一种补偿。当人们竭尽九牛二虎之力，要将野兽重新引进自然之中，并为此而大做广告时，法兰西原野却在日趋衰亡。诺特地区的谣言很有代表性：谣言把那头野兽归于一位妇人，她挨家挨户地去要求人们不要伤害野兽，要求人们称她为芭贝特。芭贝特是碧姬·芭铎(3)的小名，她已经成为一个保护动物的明星，一位公众喜爱的生态主义者。
就这样，法兰西田野便周期性地再次出现狼人、热沃当野兽(4)、蝰蛇群，甚至在多尔多涅省还发现了鳄鱼。在诺特地区，尽管众口一词证明看到这种野兽，但无论围捕，或夜间狩猎，至今未曾发现确凿的证据，能证实它的存在。在某一段时间内所出现的征兆，只不过是当地人希望相信这种野兽即将出现而已。可以为我们解开这个密码的，是传说中的野兽从一般性的野兽，被想象成为一头特定的野兽，从一头普通的捕食性动物，变成了一头神秘的猫科动物。这些神秘的野兽就是信息。
在博物学家的语言背后，还存在着一种社会语言，这种语言将农民与其周围环境的关系赤裸裸地展示出来。十年前，在利穆赞地区对狼进行研究的背景下〔参考书目20〕，研究人员引用居民们的几乎是无意识的一句话：“狼群要来了。”这句话是一个象征。法兰西原野正在沙漠化。被抛弃的村镇日益增多；铁路支线越来越多地被关闭。狼群不再害怕人声和日渐稀少的人烟。大自然重新变得充满敌意。
有关野兽的谣言表达了一种深刻的惶恐不安。在被抛弃的村镇的废墟上，野兽重新出没。在更深的一层含义里，许多农民所担忧的，是重新陷入野蛮状态之中去：野兽居然回来了，这同时也是对社会关系的一种评价，或更确切地说，是社会关系的缺乏。让法国走向荒芜，就意味着进入一条不可抗拒地回到野蛮状态的道路。
[1] 见1984年11月3日《进步报》。
[2] 见1984年12月《高山报》。
[3] 见1985年1月17日至23日号《星期四事件周刊》。
[4] 见1983年11月1日《解放报》。
[5] 见1982年7月22日《阿尔萨斯最新消息报》。
[6] 见1985年1月27日《阿尔萨斯最新消息报》。
[7] 实际上这已经是第二种投放市场的洗涤剂了。第一种是维斯克牌洗涤剂，但因问世时缺少戏剧性的大肆宣传，故而悄然无声，不为人所注意。
[8] 1985年5月，见读者来信（“那是你说的”）专栏。
(1) 马格里布人（Maghrébin）是西北非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三国人民的总称。——译者注
(2) 本杰明·斯波克医生（Benjamin Spock），生于1903年，美国著名小儿科大夫，1946年出版《育婴常识》，畅销欧美，销量达2400万册，成为西方母亲们的育儿“圣经”。——译者注
(3) 碧姬·芭铎（Brigitte Bardot），年轻时是法国著名的性感电影明星，后退出影坛，全身心致力于法国和非洲的野生动物的保护事业，赢得了法国广大公众的热爱。——译者注
(4) 1765年至1768年之间，热沃当地区有五十余人失踪，人们相信是一只神秘的野兽所为。1787年，人们打死了一只猞猁，便认为是这头猞猁吞噬了那些失踪了的不幸者。——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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