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3月，旺代省首府荣河畔拉罗什市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所有的人都在议论纷纷，省长忧心忡忡，检察院自顾不暇，警察局则被电话铃声所淹没：一个有关一家“淡紫色商店”的谣言正在流传，这家商店位于距市中心不远的地方。谣言的基本内容是十分简单的。读者会回忆起来：它是十六年前，1969年5月6日至14日《黑与白》杂志里发表的一个故事的精确复制品；这个故事已经成为奥尔良谣言的范本了。
荣河畔拉罗什市的社会党市长雅克·奥西叶特指责反对派彻头彻尾地捏造了这个谣言，利用不安全和移民这两个异常敏感的问题，以使他陷入困难的境地[1]。也许是的。然而，我们必须承认这个典型故事已经在图卢兹、阿拉斯、里尔、瓦朗西安、斯特拉斯堡、索恩河畔夏龙、迪南、拉瓦尔等地区广泛流传。在巴黎，流言涉及大街道上的时装店（如肖塞-当坦街、特隆谢街、圣米歇尔大道等）和典型的大众化商店如“大地”商店(1)。而且，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奥尔良也不是谣言的出发点。根据三年后发表在《黑与白》杂志上的故事来看，这一幕于1966年发生在鲁昂，1968年又在勒芒重演。
我们循着时间上溯，可以发现，将成衣店说成是贩卖妇女店，是从一种性象征主义行为——用针刺女性而引起的。1922年12月，一种用针刺人的流行病在巴黎肆虐：“在‘春天’大百货商店(2)，很多女子——包括顾客、售货员等等——感到被一些神秘的狂人用针刺了。此后，在电车、公共汽车以及地铁里，都有人被刺。被刺者——几乎都是女性：年轻姑娘或少女——的人数迅速增加”〔参考书目59〕。这件事的叙述者追忆说，一个同样的针刺狂，于1820年时，也曾经在巴黎引起阵阵议论。
这些事实启示我们，重大的谣言是不会消亡的。它们只是一时偃旗息鼓，如同一座火山那样，终有一天会醒过来的。而且谣言自己会不胫而走，没有人能预知谣言会在什么地方重新开始，或者以另一种相近的方式重新出现。如何解释这种现象呢？
1984年4月，在法国安省的洛耶特市，谣言控告一名男性公民杀害了一个女中学生。后者失踪已有好几天了。一位兼卖咖啡、烟草和报刊的女老板在接受采访时说：“瞧，这事就和奥尔良谣言一样。不过在那儿，是真有其事。年轻女人被人用氯仿麻醉了。好多报纸上都是这么说的。”1986年8月，我们采访了拉瓦尔市的一对年轻夫妇。他们的一句话很值得我们注意。他们说：“是的，奥尔良那事儿是谣言。不过，我们始终不知道那个绑架年轻姑娘的故事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您知道吗，先生？”
这两位见证人是十分典型的。他们阐明了记忆的作用〔参考书目64〕。当人们想到这个谣言的时候，他们对这个已有十六年之久的谣言的判断，取决于一些时刻存在于脑子里的信息。咖啡店女老板的话同样也能够从下面这两个过程中的一个而得出：
——当时（1969年），她将大众传播媒介的作用，解释为证明了谣言的真实性。直至1984年，她仍然记得她的这个解释（即谣言是真的），这个解释忠实地在她的记忆里久久地贮存着。
——当时，她注意到了大众传播媒介的宣传，并且得知谣言是令人怀疑的。但是岁月荏苒，最后这一点她淡忘了：唯一残存在脑子里的是故事本身（姑娘们被用氯仿麻醉了）和结果（报纸上曾谈论过此事）。被采访者非常自然地将这些真实的结果归因于唯一一个合乎逻辑的解释，就是今天出现在她脑海之中的解释：那是真的，她们确实被人用氯仿麻醉了！
第二个见证说明了长期未能见到辟谣的后果。对于被采访者来说，既然脑子里没有更多的信息，怀疑当然是允许的。这就证明“谣言”这个标签并不能动摇一个命题。就像“谣言”这个概念变化多端那样，它的含意多多少少比较广泛，比较确定，这个概念向所有的解释敞开大门。然而，那些“虚假的”大谣言以“中立的”电传形式传给后代：如维尔瑞夫传单、奥尔良谣言、玛丽·贝纳尔事件，等等。这些保存在记忆中的标签并不明确地说明这些谣言是毫无根据的。因此，好几年以后，当这些故事在另一个地方出现，成为一个新爆发的地区性谣言的蓝本，我们完全不必为此而感到吃惊。
我们还记得，谣言并不是一个神奇的现象。谣言是一个名词，这个事实却时常使我们无意识地将谣言视为一个主体，视为一个以神秘的方式，就像一个淘气的小妖精或我们不知从何而来的彗星那样，从外方突然出现的生物。事实上，谣言是一种物体，是一个结果，一个精神产物：群体的成员在特定的时间内、特定的地点“传谣”，并从中孕育出一个内容，一个故事，一个假设。
我们对谣言的分类，使我们能区分出好几种对产生谣言十分有利的典型情况：如1.当一些含义明确的事实被好启发他人者或好为人师者热切地想悄悄与人分享的时候；2.当一些模棱两可的事实要求解答，而这个要求得不到满足的时候；3.当社会感情激动，即使没有事件发生，也自发地发言，以表达它的意见的时候。
第一种情况如有关外汇市场的谣言。根据经验，某些经济危机的标志会被认为是货币的平价汇率有可能要调整的可靠信号。因此我们就周期性地听到有关法郎贬值的谣言，这些谣言还多多少少受到一些人的鼓励，这些人从谣言中看到执政政府的财政管理破产的不可争辩的证据。这种第一类谣言卷土重来的主要外在因素在于：经济发生险情的标志不断地报警，尽管从官方来说，没有公布任何消息，可是同样的症状自然有同样的诊断。
第二种情况就是模棱两可的状态使群体向自己提出了种种疑问。由于对确切的事实缺乏了解，那么群体的一致意见就将决定事实，决定真理。例如，在整个18世纪，法国人民不得不面对粮食的严重匮乏：如1725年至1726年，然后是1738年至1741年，1747年，1751年至1752年，以及从1765年至1770年整整五年和1771年至1775年〔参考书目81〕。很少有比面包牵涉更广的话题了：谷物供应实际上建筑在联系人民与国王之间的默契的基础之上。在人民的眼睛里，国王是最后一个面包商，他有义务保证他的人民继续活下去。1789年10月，当巴黎妇女向凡尔赛前进的时候(3)，正是为了去找面包店的老板和女老板，以及面包店的小伙计。
从1725年至1726年的危机开始，人民就在怀疑粮食匮乏的原因：他们慢慢相信粮食短缺源于一个险恶的阴谋。他们认为有一个使人民饿肚子的诡计，国王并不一定牵涉其中——人们仍然相信他的无限仁慈——而是在国王不了解的情况下，是他的大臣们、他的地方官吏们和面包商们秘密勾结起来的一个阴谋。这种解释，在其他五次袭击法国的大饥荒时一再出现，而且内容完全相同。每次面临生存危机，谣言都要抨击某些骇人听闻的阴谋〔参考书目90〕。
对于公众舆论来说，同样的谣言在同样扑朔迷离和复杂的情况下反复出现，可以有以下两点解释：
——一方面，对上次危机的解释仍然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这种记忆是谣言的温床，培育着试图对新的饥荒进行分析的谣言。记忆是一座临时桥梁，它为正在寻找解释的舆论提供假设和情节。
——但是上述解释并不能说明首例谣言。首例谣言通过我们的记忆，成为后来的谣言的范本。如果我们希望上述对“饥荒阴谋”永远循环往复的解释同样也适用于首例谣言，那就不得不指出，人们似乎“被迫从这些字眼上去理解事物。对每一次都不同的具体危机，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了同样的评价和同样的感觉模式，使我们的集体意识结构中已经预先存在着相信所谓‘饥荒阴谋’的前提了”〔参考书目81〕。绝无偶然因素。对于公众来说，没有任何一件事不是有意策划和控制的结果〔参考书目56〕。
谣言永恒地循环出现，证明它是一个深藏在集体意识中的解释系统，通过一个有利的事件而现实化的结果。饥荒阴谋的说法，并不从我们的头脑中消失，只是将麦子变成了其他原料而已——因为西方麦子大量过剩。于是当欧洲和美国不久前缺乏碳氢燃料时，许多人都相信这种匮乏是人为的，认为石油输出国组织只是许多石油公司的借口而已。
有一种谣言不是源于事实不清。这种谣言自己制造、加工出模棱两可的事实。谣言使用一个灵活的倒翻筋斗，就变成了它自己想象出来的一些迹象的理想解释。服装店试衣间里少女被打针的故事就属于这一类。这个谣言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从一个时期到另一个时期地不断出现，并不能以一个可疑的“客观”环境去解释（如前两种谣言）。它证明了这类谣言是从同一个“主观”环境中重复出现的：社会群体在很大的程度上有着相同的深刻混乱、焦虑或不稳定。这些现象通过一个变化不定的神话的情节而表现出来：如对女子麻醉就是在一些具有色情意味的场所发生的（试衣间、体操房、桑拿浴室，等等）。神话的循环出现反映了在法国持久地、甚至无所不在地存在着一种恐惧心理，谣言就是这种恐惧心理的表达方式。
在这种情况下，谣言循环往复这句话也是骗人的：谣言不会像哈雷彗星那样再回来的。哈雷彗星在我们的地球之外，地球像一个观众那样观察着它。事实上，恐惧，到处弥漫的焦虑，或者失望，从来没有离开过社会，受到抑制、疏导和给予合法地位的仅仅是其表达之方式。它们首先体现在窃窃私语之中，如果条件合适的话，就会变成谣言。流言蜚语瞄准有利于体现这种神话的某些地区、某些目标或某些人物，而最典型的例子是“外国人”管理的给生活带来新潮的商店。
谣言反复出现取决于环境的偶然因素，这些因素放松了惯常的管制、抑制和疏导的做法，使潜伏的东西不再受到抑制，它能表达出来。谣言反复出现是城市、社会群体和国家持久混乱的标志。它是一股地下水，只要有一条裂缝，水就会喷涌出来。
某些谣言是以传说的现代形式出现的。例如，1938年11月，在大战爆发前夕，慕尼黑会议之后，人们经常听说下面这个故事〔参考书目19〕：“1938年11月，一位先生在路上开着车。一个诗人或流浪汉模样的男人将他的车拦在路上。开车者以为他是个搭顺路车的人。可是这个男人说：‘希特勒将在1938年12月8日死去。’接着他又加了一句：‘我要给你证据，证明我的话是真实的。你将碰到一件事：在布卢瓦公路某地，你将让一个人上车，他将在到达某地时死去。’事实上，在公路上，开车者直接开到一个车祸现场。那里有个人受了伤，须立即送受伤者进医院。到了陌生人说的那地点，开车者回过身来，发现受伤者果然死了。”
这个故事以“汽车中的尸体”为题而出名。它还有一些不同版本：如有的称那个流浪诗人能够正确地猜出一个人钱包里的现钱数额，并且得到一笔钱。然而，令人诧异的是，这些故事流传在法国、英国、比利时、荷兰、卢森堡、南非、美国，但也同样流传在德国（不过希特勒在那里被换成了盟国的一位领导人）。人们可能会想这个无所不在的谣言大概来源于人们之间的交流和邮局的高效率。对于波拿巴先生(4)来说，这个汽车里的尸体的故事，是1914年流传的出租马车里的尸体的再版。这个事实使人感到这个传说是自动重制的。
事实上，这两个表面上无关宏旨的社会新闻，展示了古老社会里的神秘礼仪。在这两种情况中，强烈希望某人死亡的愿望以另一个人的牺牲，或者一种代替的祭品，来作代价而祈求其实现。为了使这个古老的神话重新出现，必须具有像战争这样特殊的激发条件。这些条件孕育出倒退的过程，结果释放出一些永恒的主题，几千年的文明和基督教也未能将其消除。这些条件在1914年和1938年，在法国和南非比勒陀利亚、伦敦或杜塞尔多夫出现了。于是“神话就像花儿一般枯萎，并且和花儿一样，在同样的时机和气候下，在别处重新生长”〔参考书目19〕。
我们还可能找到其他神话以谣言形式反复循环出现的情况。例如，溴化物的神话就曾经在所有兵营、中学和寄宿学校里流行过。青少年们通过这个神话，发泄他们因被禁锢的性欲而带来的焦虑和不安，并且在下一次休假时，遇到可能的失败的情况下，将一切责任推给外部世界——当局和他们的溴化物药粉。(www.xing528.com)
从1982年以来，法国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开始狂热地收集食物商品上的条形码。谣言说，只要收集到五千个以数字3为前缀的条形码，就能得到一辆残疾人用的轮椅。根据谣言的各种不同版本，需要收集的条形码数量不等，前缀的数字也不尽相同。这则谣言实际上是从一种彩票上引申出来的。这种彩票本来只是涉及科西嘉岛上的某几个行政区，可是人们却不合时宜地在全法国进行了普及推广，因此，大陆上的条形码收集者便到处打听，想知道他们收集的成堆的条形码应该交给谁。
这个谣言的成功并不令人吃惊。1963年已经流行过同样的一个谣言：收集“吉卜赛女人牌”香烟的空盒，以换取同样的残疾人用的轮椅。条形码实际上不过是延长了交换的品种而已：把瓶盖、雪匣的商标纸环，“吉卜赛女人牌”香烟空盒都包括进去。它们的共同点似乎是一种想法，即间接税中的一部分可能转入社会救济事业中去使用[2]。确实，人们创办了好几项间接税（其中包括著名的汽车印花税），目的是为了向某些特别基金提供经费（如帮助老人等等）。很快，人们意识到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收入的钱根本没有用于这种特定用途。这则永恒的谣言之所以能成功，可能是由于人们非常失望地发现，间接税并没有用于它们应该用的地方，以至于对其出现认识上的不协调而产生的。
但是，那些使人耐心地去收集印花票证的谣言，肯定还有某种更为基本的动力。否则的话，如何解释连孩子们都沉湎其中？例如，几个月前，创办了名满天下的巨型口香糖“马拉棒”的通用食品公司，大大地吃了一惊。几十封装满了“马拉棒”印花商标的信寄到了公司。一个谣言在学校课间休息的时候到处流传：必须保留这些无用的印花商标。只要积蓄到一定数量，就能给通用食品公司写信，要求以印花商标换取一份礼物。
一些孩子拼拼凑凑，果真凑成一个真正的金字塔。每一个“马拉棒”印花商标都编上了从一至五十六的号码，一些孩子便收集一张一号编码的、两张二号编码的、直至五十六张五十六号编码的印花商标。我们可以想象如此收集这个商标要费多少功夫……因此孩子们毫不犹豫地要求通用食品公司送一辆自行车给他们。
确实，在主要顾客是儿童的糖果生意中常常有这类收集商标的做法。但这样并不能解释这一次在通用食品公司根本没有正式宣布的情况下，儿童们自发地进行的印花商标收集活动。鉴于孩子们非常喜欢“马拉棒”，难道这不是一种送礼还礼的仪式吗？
另外还有一个给人以好感的谣言也享有永恒的青春。1968年，当时还是个大学生的作者，绝望地寻找另外九个人，为了购买500法郎一辆的崭新的四马力汽车。四马力在美国卖不出去，故而国营雷诺汽车公司被迫将它们运回国内。这些汽车就在勒阿弗尔市，但是必须十辆汽车一起购买。不久之后，谣言又转向了王妃牌汽车。1985年，我们向雷诺公司的一名干部提及这桩新闻时，他对我们说，他最近接到一个电话，来电者想知道到哪里可以买到5000法郎一辆的新的R16型汽车（R16型汽车从1980年开始就不再生产了）。这些谣言也许是雷诺公司内部的工人们制造出来的：事实上，流言以一种相当奇怪的方式，周期性地在比扬古地区流传，说是想象中的大名鼎鼎的四马力雷诺牌汽车仍在出售，实际上自50年代末以来四马力汽车就从商品目录中消失了。
这种谣言是一个万能的题材，是一颗奇迹般地躲过了光阴磨炼的稀罕的珍珠。1968年，美国又有人传说可以花上25美元，购买一辆老式的、但却是崭新的久负盛名的哈利-戴维森牌汽车，条件是必须一次购买五十辆。在这个谣言的另一个版本中，这辆汽车变成了老式A型福特牌汽车。
我们还可以找到很多这类谣言在非常遥远的国家里甚嚣尘上的其他例子。如在新式食品或饭店里使用有损健康的原料之类的谣言（所谓汉堡包快餐店使用老鼠肉）。一条狗（或一只猫）被遗忘在微波炉里的典型故事也是古老的传说了。这个“热狗”谣言的现代版，似乎流传在所有普及现代化烤炉的地方。所有这一切，就好像有某个人，每一次见到一种新技术的出现，便开始想象这种新技术产生的最荒唐可笑或最富戏剧性的后果。这种口头推论能够非常出色地以同样方式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地点出现，而且完全是自动的。其共同点是在该地区出现了新技术。例如1984年，法国流传着一个有关微波炉的谣言。有一天，一位家庭主妇将她的手伸进微波炉里去拿一盘菜的时候，看见她的手掉了下来，被完全切断了。据谣言称，由于她把手不断地伸进伸出微波炉去取菜或放菜，这位家庭主妇不知不觉地就让微波把手给割下来了。我们显然离使人致盲的隐形眼镜那个遐迩闻名的谣言不太遥远了。
有时，谣言的形式有所变化，于是人们以为这是一个新的、独立的谣言，实际上它还是和以前一样是同一个谣言。几年前，法国的大超级市场里曾经发现过一些奇异的动物。1981年春末，朗格多克市的公众一阵骚乱：一个孩子在一家超级市场收款台前安装的机械马上玩耍的时候，被躲在马内的蝰蛇咬了一口[3]。1982年7月，根据谣言，靠近米卢兹市的科拉大型超级市场发生了一件骇人听闻的事故：一个儿童被一条躲在一串香蕉（来自非洲，这是毫无疑义的）里的“一咬即死蛇”咬了一口。1983年12月，在奥巴涅市奥尚大型超级市场，一个小姑娘摸了摸一个从远东进口的长毛绒狗熊，突然被藏在里面的一条蛇咬了一口，后来便不治死了。在尼斯也有同样的谣言，不过这次不再是蛇了，而是蝎子，在其他地方还有的是一只大毒蜘蛛。每一次有谣言发生，在好几个星期里，公众都要对谣言所涉及的商店退避三舍。在巴黎，1986年1月，一个年轻女子侥幸死里逃生。她发现每次她给一盆别人送给她的丝兰花浇水时，这朵花总是会动来动去，好像活了起来一样。她打了一个电话给她的花匠，后来又打了个电话到自然历史博物馆。自然历史博物馆派来的一个小组发现了可怕的真相：在剖开枝干时，在里面竟然找到一窝蝎子[4]。
通过分析可看出，这“超级市场”式的谣言实际上是从所谓的奥尔良谣言发展而来的。事实上，两个故事表达的是基础相同的神话，这神话潜伏一时，准备随时变成现实，就像表二所展示的那样。
这个新变种的出现证明犹太人在前面那种说法中的出现并非不可避免。事实上，在好几座城市里，受到指控的商店并不是犹太商人开办的。出现犹太人与否似乎因各城市潜在的反犹太主义势力是否强大而定。犹太人出现在奥尔良谣言中并非偶然。奥尔良是卢瓦雷省首府，卢瓦雷省在对待犹太人方面是与众不同的。过去那里有两座集中营，比蒂维埃和波纳拉罗兰集中营。许多囚犯首先是被关押在奥尔良监狱，然后才转到集中营的〔参考书目18〕。
表二 永恒循环往复的谣言
（续表）
最后必须谈一下谣言的另一种循环往复。上述例子均涉及同一个谣言在不同时间和不同地点的反复出现。我们也应该把好几种不同的谣言反复不断地涉及同一个目标、同一个人或同一个群体，视为谣言的反复出现。谣言永远的循环往复是替罪羊的必然命运。一切社会都曾经历过危机，就像是接受惩罚一样，因此必须找到一些替罪羊不自觉地来负担集体的罪孽。另一方面，面对一个无法解释的危机，指定一个罪犯就是找到了恶行的原因，因而就是朝着消灭恶行迈进了一步。可能的罪犯永远是这些人：外国人、难以纳入集体中的人、不同信仰的人。在西方，犹太人总是替罪羊的最佳典范和谣言的自动目标。从1348年至1720年鼠疫流行期间被指控在水井里放毒，一直到在奥尔良谣言中隐蔽的宗教礼仪谋杀嫌疑，还有所谓“郇山隐修会大师的阴谋”(5)，无不以犹太人为目标。
谣言的重现，也会出现在那些具有象征性价值的实物上，它们会自动构成语言的投射范围，从而成为现成的替罪羊。因此，在我们打开有关龋齿和肥胖症的档案之前，糖已经不是一种普通食品。作为口头快感和独自享受的象征，作为一定程度向童稚退化和贪吃美食罪，一百五十年来糖在医学界一直是谣言攻击的目标。当一个科学卷宗因缺乏证据而被合上的时候，另一个新卷宗就打开了。这种执著似乎具有这样的特点：一定要使一种信仰成为事实，就好像糖扰乱或惹起了某种下意识的焦虑不安似的。因此，当一种巨大的恐慌产生之后，人们立即转向它，以便寻找出罪魁祸首。避孕丸是另一个典范产品，注定要周期性地引起谣言反复出现。它们诞生于舆论，报纸引用这些舆论又加以扩大，多多少少经过深思熟虑的专家们亦散布这些谣言，不过现在我们尚不太清楚这些专家是以科学家的身份在说话，还是一个对妇女进行教训的男人的身份在说话。
[1] 见1985年5月29号《晨报》。
[2] M-L·鲁盖特1985年6月14日，私人交流。
[3] 见1981年8月1日《阿尔萨斯报》。
[4] 见1986年2月16日《星期日日报》。
(1) “大地”（Tati）是法国巴黎一家大众化廉价商店，那里的商品价格异常低廉，质量也较一般，是巴黎穷人经常光顾的地方。——译者注
(2) “春天”大百货商店是巴黎著名的商店，以销售高档商品著称。——译者注
(3) 当时法国国王路易十六长住凡尔赛。巴黎妇女的这次示威游行是法国大革命中一件重要的历史事件。——译者注
(4) 这位波拿巴先生不是拿破仑，而是《战争神话》的作者，见参考书目19。——译者注
(5) 郇山隐修会（Sion）：据传是一个基督教秘密社团，有文字记录是从1956年开始的，成立在法国。——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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