谣言是集体作品，由每个人的参与而成。然而，在这个充满活力的过程中，每个人的角色都仔细地作了分配。
我们下面举例说明支配着谣言从产生到扩散的工作是如何划分的。部分研究人员事实上能够观察到谣言在一个人数有限的群体中间是如何自发地出现的，并且追踪其演变过程〔参考书目52〕。但从谣言最初产生时即对其进行全程持续追踪观察，这种机会极少，因而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
这个谣言发生在美国一个低租金住宅区内，那里没有什么丰富的社会活动。尽管早在几年前就成立了居民委员会，但是还是既无托儿所，亦无中小学生活动场所。委员会至多时不时地组织一些儿童节目，或在星期六晚上组织一次舞会什么的。缺乏有组织的集体活动是由于这个居民区的社会关系十分冷淡。每个人都对自己住在这里而感到耻辱，认为其他人的社会层次比自己要低。一位低租金房屋地区办公室的代表有一天产生了一个念头，给那里派一名社会活动分子。这名社会活动分子会见了居民委员会，向他们提出了一系列的计划，这些计划既具体，同时又是居民区里的成员自己就能组织管理的。于是人们就试着动员起各个居民，以求开始新的尝试。在这位社会活动分子和他的助手的推动下，终于召集了四十个妇女和三个男人参加第一次会议，会上应该对各项工作进行分配。于是一些专职委员会便成立了。这样就使一些新人在居民区里获得了相当的身份。相反，旧居民委员会的成员则失去了他们的领导权，特别是委员会的秘书长。
几个星期之后，所有正在进行之中的计划都突然停顿下来。根据谣言，一个特别积极的新领导成员，实际上是一个女共产主义分子（请记住这是在美国发生的事），而所有的计划都有一个未曾被承认、但人人都能猜出来的目的。
谣言的最初由来可以重新演绎一下：一天，旧居民委员会的秘书长向一位邻居谈起了他的一些疑问。这位社会活动家和他的助手突然来到这个居民区的原因何在？即使只是部分时间工作，人们也难以相信这位社会活动家。那个邻居是一个专门侦察共产主义分子的人，他宣称，在本居民区中一个最为积极的成员，在他看来，是一个女共产主义分子。这个假设解释了一切，人们就把它告诉了居民区的另外几个女人。那几个女人就去询问低租金房屋地区办公室的负责人。后者拒绝发表意见，但吩咐她们要警惕。这样一来就为谣言的流传打开了绿灯。很快，居民区的一部分居民就知道这个计划是共产党搞的。没有比这更容易就使这些计划夭折的了。
这则微型谣言说明了几个可能的角色：
——“挑唆者”，在上述情况下，就是其领导地位因居民区变化而受到威胁的人；
——“代言人”，他回答挑唆者的疑问，并且提出一个结合紧密的、具有说服力的解释；
——“舆论引导者”，即他的意见将决定群体的舆论。克·卢因将其称为“门房”，因为他的判断将决定群体对谣言是否要打开大门；
——“普及者”，他们同谣言完全合二而一，并试图去说服整个居民区。
当谣言在社会群体里流传的时候，还存在着其他角色：
——“推进机”，这类人并不一定相信谣言，但谣言继续传播对他们有利。在整个法国大革命时期，人们证实，在低层人民和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一条清楚的界线；低层人民自发地随谣言而行动，谣言往往只是表达了他们的苦闷心情，或者表达了他们对渴望已久的黄金时代的来临这样一种神奇的梦想（“明天，我们免费刮脸！”）。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则根据其政治蓝图和精密谋划的战略步步前进，并从非理性的群众运动以及传遍大众之间的谣言中得到好处。在政治谣言方面，“推进机”之多，不可胜数；
——“机会主义者”代表了一种程度稍轻的推进形式。比如在贩卖白人妇女的谣言中，母亲们和教师们利用谣言与青少年寻求“某些共同的话题”，或者是为了确立他们的道德权威；
——“调情者”，调情者不相信谣言，但却津津有味地玩赏谣言。他们对在自己周围传谣觉得很好玩，在自己的听众中间引起小小的骚乱，从中得到很大的乐趣；
——“消极的中转站”，这类人声称自己并没有被谣言所说服。但是，他们心存疑虑。他们并不反对谣言，但也不退而沉默，以示中立。他们因疑虑而四出探听；
——“抵抗谣言者”对谣言进行反击，并组成反谣言的急先锋。
勾画出在谣言中系统地扮演同一角色者典型肖像的尝试，并未能提供任何令人信服的结果。例如，有人认为传谣者身上存在着某种倾向，如自我表现癖、关心他人他事、长期受到心理暗示影响，以及焦虑等等。在科学的外衣掩盖下，道德教训的意图是十分明显的：传谣者必然存在着个人问题。我们还可以看到将谣言引向个人精神病学的意愿。尽管我们已经知道谣言是特定的时期、特定的圈子里的一个确切状态下的产物。在低租金住房居民区的谣言中，各种人的角色完全取决于每个人在这个居民区中的地位和身份。
但我们也有必要研究一下在这方面的两个流行观念：其一是女人素性倾向于传谣，其二是知识分子总是担当着抵制谣言的角色。
将女人与谣言相提并论，会被指责为重弹早期反女性主义老调的危险。然而事实摆在这里：在大众文化里，存在着女性同谣言的结合。我们在这里摒弃其动机不谈，只致力于领会其原由。
历史也许可以说明这个经常可见的结合。追溯14至18世纪震撼西方的大恐慌，历史学家J·德吕莫注意到，在所有谣言引起的骚乱中，都可以在最清楚的位置上找到女人的影子。不管是因何引起的骚乱——如谷物的昂贵和短缺，1750年在巴黎发生的诱拐儿童事件，税收问题，或者是法国大革命，女人总是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因为首先是女人感受到威胁，她们欢迎并传播谣言，她们将她们的焦虑传染给周围的人，从而推动了采取极端措施。”〔参考书目39〕
对这种现象的解释，在于女人总是先于男人而感到恐惧，这倒不是由于某种心理素质，而是因为一些客观原因：生活供给匮乏，孩子们的安全受到威胁，等等，都直接与她们有关。而丈夫们不在城里，妻子和孩子就处于毫无保护的境地，他们的生活处于危险之中。因而女人们是当时第一批受到谣言潜在后果所牵连的人。20世纪的谣言也同样如此：在法国，除了贩卖白人妇女之类的古典谣言外，人们不能不对无数威胁到儿童的谣言感到震动。不管这些谣言意味着什么，它们总是自然而然地牵涉到女人。然而问题也应该反过来：很多有关儿童和少女失踪的谣言，难道不也是由女人自己、由女人的异想天开而产生的吗？这种异想天开反映了她们恐慌的强烈程度。女人要对生活负责，对永恒负责，也许因此她们比之男人更能感觉到我们时代的危险？
词源学为我们理解女人和谣言之间的结合提供了第二条道路。“说长道短”（Commerage）源于Commater这个字，意为“教母”。但是有了后面这个词以后，Commater只保留说长道短的意思，即议论同一地区居民的私生活。英语gossip（流言蜚语）一词也具有完全相同的词源：god-sib，意为教母〔参考书目130〕。这个词词意的变化，也许是由于教母和她的孩子们感情密切，使她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敞开心扉，表露自己对于城镇或群体生活的感情。英国词源学家是这样解释这个词意的转变的：一群女人聚集在一位亲戚家谈话，那儿有一个婴儿即将诞生。即使这种词意演变是正常的，也无法解释这个词所具有的贬义的特征。难道这是因为男人对此作出生气的反应所致？事实上，在女人之间说长道短是她们之间所存在的团结一致的明显迹象：要说就一起说。也许父系社会对这种团结怒火中烧？这些社会小心地将女人排斥在公共活动之外，这倒是千真万确的。人们剥夺了女人们讨论本地区事物的一切正式权力。她们于是通过说长道短，重新运用男人们拒绝给予她们的这个权力。她们不仅议论本地区生活的长长短短，而且还涉及它所隐藏着的一面。她们被剥夺了公共生活，于是她们便使私人生活公共化。也许这便延续下来成了习惯，但从历史上来说，其原因是女人被男人从公共生活中排斥在外〔参考书目105〕。这个结果便是女人对地区生活经验寥寥。例如，1969年在奥尔良，男人并不轻信谣言，埃·莫兰将此现象归因于经验的效应，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这一点：“男人身上的核实谣言的倾向与其说来自于他的批判精神，不如说来自于他更容易在城里往来奔走（例如，他可以到警察局去核实一下）。”〔参考书目106〕
对“维尔瑞夫”传单极为广泛的传播所进行的研究表明，在一百名拿到这份传单的普通科医生中间，八十名根本没有去作任何核实。至于剩下的那些医生，他们主要是询问他们的同事或去读有关文章。在这一百名医生中，有一半人认为这份传单是一个真实的信息，其余的人则“有所保留”。因此，当人们发现这份传单张贴在某些医生、医院、社会医疗中心的候诊室里，并通过护士们和住院实习医生或药学大学生的手积极地广为散发时，人们并不感到惊讶。有一位医生甚至在他的一本《癌症须知》的医学普及书中，轻率地转载这份传单！
在奥尔良，全体教师除了支持谣言以外，他们的漠然态度也使调查者们深感震惊。全国教师联合会发表了一则简单的公告，大部分教师毫无行动，附近大学的教授们置身事外，寄宿学校的教育者则通过反复强调提高警惕，为谣言推波助澜。
两则虚假的谣言，两种昏昏然的知识分子。说起来，名人显贵也同样如此。1974年11月，一则类似“奥尔良式”的谣言出现在索恩河畔夏农地区时，名人显贵均装聋作哑，不发一言。要是谣言只针对一家或后来几家完全由犹太人经营的服装店，名人显贵就会一直保持沉默[1]。市长和议员都不表态。警察局长则以自己位属下级为挡箭牌，拒绝发表官方声明。市政负责人的这种奇怪的中立态度，有利于谣言继续流传下去。司法部门则满足于在一份公告中宣布，根据某夫人的起诉，侦讯已经开始……
事情过去后，一个问题永远困扰着我们：何以一些富有教养和理智的人竟会相信这种谣言？帕·维昂松-蓬泰有一天这样描写他对此的惊讶心情[2]：“人们真想相信，那些号称对国家生活的结构和运行有着丰富经验且多多少少一直注视着公众舆论的人，对那种赤裸裸的虚假流言，神秘莫测的解释……是从不相信的吗？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在上面提及的这个问题中，其实荒谬之处并不在于知识界软弱无力的反应，而在于问题本身以及它的先决条件。这个问题建筑在两个根深蒂固的神话之上：存在着一些拥有纯智慧的人，而“虚假的”谣言则是凭肉眼就可以辨认出来的谵妄。莫兰这样写道：“（谣言的）谵妄外表本来是能够使我们提高警惕的。”(www.xing528.com)
谣言在任何情况下都向我们证明，个人言行的一致性是思想上的同一观点所致。我们期望人们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永远保持同一态度。事实上，每个谣言都创造出一种特殊的状态，这种状态取决于它的内容，它所牵涉的范围，它出现的时机，以及它的中转站。每种状态都呼唤着同一个人的不同的观点变化。
知识分子中的成员往往不只是属于唯一一个群体，他也可能是一个体育俱乐部的成员，或者是一个生态保护主义者，一个政治家；他是父亲或母亲，他有着不同领域的丰富经验，等等。在奥尔良谣言中，反犹太人的内容本来应该在知识界的耳朵里塞进一只跳蚤(1)，但是它同时也在质询他们的政治倾向。当谣言对知识界经常在思考的事提供一些现象时，知识界只能认为这个谣言是正常的：城里的名人显贵——由于他们对谣言的沉默而成为贩卖白人妇女的同谋——都已经腐化堕落，就像当时的政治机制那样。在“维尔瑞夫”传单的谣言中，小学教师们没有任何理由对这则谣言的一个潜在观念感到震惊：大公司和大垄断托拉斯将它们的利润置于法国人的健康之上。同样，普通科的医生在成为一个富于理智并经得起任何考验的怀疑论者之前，首先是一个因循守旧的人。他属于一个绝对团结而协调一致的参考群体中的一员。他不是一个孤立的个体，而是群体中的一员。为什么他要怀疑一张签署着一家久负盛名的医院名字的纸片呢？
此外，谣言的谵妄特点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往往并不比对广大公众更为明显。知识分子对他们周围的世界拥有越来越丰富的抽象的认识，但只看到世界的局部。启蒙、清醒和怀疑的世纪都已结束，教育的责任在于传播知识及确实可靠的东西。然而，就如同埃·莫兰所写的那样，“教育者本身在现代世界里，和他们对于现代世界自身，也变成了一个学识有限的人……无论对于女教师还是其学生来说，贩卖白人妇女都是一个同样神秘、同样具有神话色彩的现象”。有关食物添加剂材料的事实，也适用同样的说法。对普通医生来说，也是一样。普通科医生肩负着无所不晓的使命，但是他们却不可能万事皆知。调查证明，他们对大多数事物的看法，与大众相一致。
最后一点，也是自相矛盾的一点：人们可以坚持认为知识分子的本质就是相信某些谣言。在任何一个国家里，越是接近政权的人，就越是明白向公众宣布的事实可能与真正的事实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为了不像蠢货一般死去，必须听听谣言，即打听隐藏在官方说法或官方沉默的表象之下的事实。在苏联进行的有关谣言可信程度的调查中〔参考书目14〕，在被调查者中，认为谣言比官方传播媒介所发布的信息更为可信的知识分子达95%，而在农民中间，这个比率为56%。
值得注意的是，有关谣言之可信性的意见并非取决于人们对苏联社会制度的态度。人们根据被调查者支持或反对苏联现行制度的态度，对他们的回答进行了分析。正如下面表一所反映的那样，两者的回答是一致的。
表一 谣言在苏联的可信程度
“对我来说，谣言比之官方传播媒介更为可信。”
（根据被调查者的社会阶层和他们对政治制度的态度，作肯定回答者的百分比）
调查还揭示，根据社会阶层和职业的不同，对谣言的运用也不同。农民是极少倾向于认为谣言是可信的，但是他们却是运用谣言最多的阶层。对于他们来说，谣言是官方传播媒介的代用品，因为官方传播媒介对他们来说是不大能够领会的。相反，知识分子阶层广泛应用官方传播媒介，但是他们却需要谣言来与之相平衡。对他们来说，谣言是一种矫正器：它能使他们聪明地去阅读电视台和《真理报》发表的官方信息。此外，为了证明他们属于接近政权的阶级，他们也需要表示他们能在其他人之前得到信息。传播谣言能够向听的人证明，他比他更早获悉消息。在苏联进行的这项调查的结果，同样也适用于印度、法国、巴黎或任何一个小城镇。知识分子也需要谣言，以便与大众传播媒介拉开距离，并且证明知识分子不同于大众。
关于知识分子对某些谣言的态度的问题，属于范围更为广泛的一个大问题。一般情况下，很少人会去核实一下他们从其他人那里听来的故事。在谣言的整个传播过程的所有角色中，核实者是最少有人问津的。人们凭人家所讲的话，要么相信谣言，要么嗤之以鼻。
记者总是对所有阶层的人都缺乏对谣言进行核实的愿望而感到惊讶和不快。在记者这个职业中，最起码的要求就是核实将要传播给千万读者的消息的真实性。正如让·拉库蒂尔〔参考书目87〕十分确切地指出的那样，记者的职责并非仅仅做国王们生生死死的应声虫，更多的是中转、拒绝或证实谣言，这些谣言接踵而至，飞速发展，相互掩饰，相互歪曲。
如果需要向未来的记者反复灌输对消息来源进行核实，那么就是说，这完全不是一个自发的行动。为什么没有一个人——或几乎没有——去核实一下谣言倒是正常现象呢？
有一条线索可以解释为什么有些谣言总是得到核实，这就是：当人们必须在“有人说”的基础上采取行动，并且存在着上当受骗的危险时。这里指的是军事决定，交易所或者赌博，谣言涉及这些领域时，必须进行核实：赌注太大，不得不核实。一个工业家通过谣言得知他的一名供货商处于困境之中，这位工业家在与这位供货商签订新的供货合同之前，便小心翼翼地对谣言进行了核实。当一个行动毫无危险时，核实的需要也就会消失了。例如，种族骚乱由所谓对方集团犯下暴行的传闻而引起。置身于一群人中间，便产生一种不可战胜的感觉，一种一切危险消失殆尽的感觉。此外，人群聚集起来就是为了采取行动，只要得到任何一个信号便开始敌对行为〔参考书目97；109〕。
很多谣言并不要求我们立即采取行动。由于不必作出什么决定，调查核实的动力也就不存在。唯有一些职业性怀疑者（如记者）或可能受到谣言伤害的人才会作出个人努力去核实谣言。
说大众不核实谣言是错误的。无疑，他们不会亲自去核实，而是通过中间人去进行。谣言是以他们能够期望的最佳证据的形式传到他们耳朵里的，就是说，传谣的是那种不容置疑的直接证人，比如：“据给他动手术的××医院的老板说，根据市政府负责进行调查的职员说……”
假如谣言没有确切的消息来源，而归之于“有人说”，那么核实的任务便落到群体的人员身上。事实已经证明，谣言流传越广，就越容易使人相信。那么多的人不可能都弄错。谣言在信息自然选择的机制中，通过我们的信任获得可信性。假如谣言是虚假的，它就无法超越如此众多的其他人，那些和我们一样，但先于我们碰到谣言的人。个人根据其他人的行动，以确定他应对谣言及其真实性采取何种态度。
这样，群体便认为“上游”已经对谣言进行了核查。再者，个人向周围传播谣言也是一种核实：人们就依靠处于“下游”地位的群体去核实谣言的真实性，或相反对谣言提出疑问。总之，我们不去核实人家告诉我们的故事是完全正常的。一个自然的过程被认为已经为我们进行了挑选。再者，自己进行核实必须有两个前提为条件：核实的能力与愿望。而这两点在谣言听众中往往是缺乏的。
“有人说”是一个非官方信息，有时公开宣扬是令人尴尬的，因此总是在暗中流传。比如在谣言进行恶意诽谤的情况下，与被诽谤者论及谣言时是非常微妙的，特别是当此人颇具声望的话。提及谣言即反射出自己的负面形象。如果人们敢于谈论谣言而不是蔑视谣言，那是因为人们对谣言有所怀疑。前内政部长R·马塞兰在他的最新一本书里〔参考书目99〕指出，由于采取了预防措施以及这些措施是如此之精妙，乔治·蓬皮杜在整整一个星期里，“对弗雷纳监狱里的一个犯人所作的一系列诽谤声明一无所知，而总理、内政部长和行政长官却对此了如指掌”。
所有有关放弃核实谣言的问题，都建筑在一个先决条件之上：核实谣言的愿望自然而然地产生在听到谣言的人身上。然而，没有比这更不可靠的了。谣言的力量在于它经常提供一个恰恰证实了我们隐隐约约地感觉到或希望听到的信息。谣言是一个与我们内心想法协调一致的信息。寻求核实谣言近乎受虐待狂：这一行动的结果可能会使信息变得不协调。急切地相信谣言是排斥任何核实谣言的意念的。
另一方面，在开始的最初阶段，谣言流传并不广泛，因为人们仅仅相信谣言的刺激、令人吃惊和游戏的方面。谣言供人消遣，是好几个人共同分享一个美味可口的信息的机会。为什么要中止这种快乐呢？顺便提一句，在开始时，人们传谣，但并不怎么相信谣言。仅仅由于听到谣言的人渐渐众多，谣言也就偷偷摸摸地获得可信度了。到了这个阶段，人们也不会比谣言刚开始时那样更需要核实谣言，当然其中的原因也不相同。
人们缺乏核实谣言的欲望，不仅仅是由于上面提到过的心理因素：谣言还为社会和谐一致作出贡献。事实上，谣言是一种集体现象，它并不是牵涉到成千上万的单个的人，而是牵涉到一个群体。相信一个谣言，即表示投这个群体的票，效忠于集体舆论。谣言赋予群体一个计算其成员和表达自己的机会：这通常是背着另一个群体——即某个替罪羊而进行的。要确认这一身份很容易，一致指出共同的敌人即可。在低租金住房居民区的谣言中，从整体高度上来看，房客们背着他们其中的一个被怀疑为危险的破坏分子而协调一致。在这个背景下，谁也不会考虑对他们的指控进行核实，因为这会打乱刚刚建立起来的社会秩序。这就是为什么在企业、政治和工会生活中，在小镇里，在地方行政单位，核实谣言甚为罕见。在一个有限的群体里，类似的行动会使同伴们产生怀疑，从而导致损害团结：在这里，持怀疑态度者就是一个分裂分子。
[1] 见1975年1月《罗纳—阿尔卑斯快报》。
[2] 见1977年9月28日《世界报》。
(1) 意为使之惊讶不安，反犹主义在法国社会始终存在至今，而这在政治上则属于“不正确”的。——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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