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记住，甚至仅有一个消息来源的时候，谣言之始作俑者，也是其他人，是那些听到了这个消息而又进行传播的人。谣言首先是一种行为。在一个特定的时期内，一小群人被动员起来，开始“传谣”：围绕着某个见证、某个信息或某个事件，出现了一种传染性行为，即议论纷纷。并非所有听到的故事都会产生谣言。因而第一个问题就出现了：为什么我们传播某些消息，而不传播另一些消息？
哪些信息值得我们去传播给周围的人？为什么我们希望将这些信息传播给他人？这些问题也是任何一个日报总编辑每天晚上要向自己提出的问题。在他们的办公桌上，堆满了电传、公报、通讯、笔记。第二天，哪些应该印出来传播给公众？他们将会对哪些新闻议论纷纷？
一家报纸老板有一天说：“新闻，就是使人议论的东西。”这个定义不能令人满意，但却发人深省：一个信息，假如它不能构成一条新闻的话，是不会引发出谣言的。
报纸总编辑不能等到翌日人们的议论传来之后，再去了解晨报上刊登的消息哪些是新闻，哪些不是新闻。他的问题，是先验地从他办公桌上堆积如山的所有候选消息中，选出新闻来。按照一个谚语的说法：发生的事件总是出人意料的〔参考书目114〕。既然新闻恰恰是报道刚刚发生的事件的，那么我们也可以由此推断出，新闻就是异乎寻常的、出人意料之外的事情。事实上，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只要它一旦稍微脱离了哪怕一点点常规，突破一点点惯例，就完全有可能被报纸刊登出来。而新闻标题的任务则是以概括和令人吃惊的方式，综述出人意料的内容。比如，在今天，“狗咬人”已不是一条大新闻。一条大新闻是以此为题的：“一个人咬了一条狗”。
就像人们所看到的那样，构成一条新闻的，并非其内在的重要性。一个人被狗咬了，当然要比人去咬狗要重要得多。同样，宣布1985年死于车祸的人数达两万人是一个重要的信息，但不是一条新闻：它符合事物的逻辑。它已经被纳入正常的范畴：它是我们文明优越中的弊病。使人咬狗成为一条“新闻”的，是它的异乎寻常、荒诞和罕见，肯定会使读者感兴趣、吃惊或激动，以至急急记住它并传播它：读者希望与人分享他的激动。
假如发生的事件就如前面那个谚语所说的那样，果然都是意料之外的话，那么仔细阅读一下报纸就可以发现，事实上在新闻报道的事件中，并非“完全都是意料之外的事”。新闻中有诞辰的消息，也有讣告，有结婚也有离婚的报道，还有天气预报，等等。这些都是已经发生过的事情，都曾经是新闻报道的对象：因此它们不再是出人意料之外的了。一言以蔽之，“新闻”之实质，在于它报道的是人们意料之中的、但同时又是完全无法预测的事。它们是生活这场赌博中出现的或赢或输的彩票号码。新闻涉及一些人们早已有心理准备的事故或事端，只不过人们不是害怕就是盼望这些事情的发生，这些事情就构成了新闻的基础，同样，也构成了谣言的基础。
新闻不是一个故事或趣闻逸事，它首先是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信息。它几乎总是有关一个可能带来重大变化的事件。这是一个牵涉其本身及其周围的人的信息：人们等待着它的结果，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结果。新闻是一个以事实为基础的信息，它对公众的影响，就如同感觉对一个人的影响一样。它不是提供信息，而是指出方向。当一个人在他居住的城里，在他居住的楼房里，从身边听到什么新鲜的东西时，他就更清楚他的方向，以及应该采取的行动。
因此，一个读者面对一条新闻时，他的第一个反应是赶紧去告诉其他人。这条新闻将成为谈话的主题，并产生种种评论，还有可能引起争论。但是，在这样做的时候，人们总是发现，讨论很快就会从所议论的事实（即新闻）转向它所牵涉的范围，它所提出的问题，以及应该从中吸取的教训。总之，从报纸上读到的一条新闻（一个事实），会产生一场议论，它注重的不是事实本身，而是对这事实应有的想法：从这场交织着感情、假定和事实的争论中，诞生出某种一致的意见——即人们所谓的公众舆论、团体舆论——这种一致意见对正在议论中的事件提出某种诠释。
人们传播的新闻往往涉及一些人们或者从感情上或者从地理上感到亲近的人物：比如发生在谢拉身上、发生在摩纳哥的卡罗莉娜(1)身上或在商业大街上的时装店里的事；比如有关吉斯卡尔·德斯坦和密特朗（即总统们）或有关镇上的公证人的事，等等。这很正常。当一个信息涉及某个接近自己的人或事时，这个信息就更具有现实意义，更牵涉到个人。不过，公众的议论同样也包含一些遥远的新闻，它们牵涉的范围要广泛得多。这正是一种典型的“榜样的故事”，这类故事往往孕育出众多谣言中的一类：比如，有新闻说，一个男子深夜回家，发现在他的房间里有一个人，于是他便掏出枪把他击倒了。而那个不速之客却是他在海外生活了几年之后突然返回故土的儿子。在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个故事是具有榜样意义的，即使没有明说，它也宣扬了一种教训。它牵涉的面不仅仅包括其自身，还包括了整个集体在内。在这个意义上，就像拉封丹的寓言或佩罗的(2)童话一样，报纸上叙述的这桩奇遇的日期、地点和人物并不重要。它对集体的教训已经构成了它将被读者传播的命运，以及它以谣言的形式，永恒地、周而复始地一再出现的动力：它强调指出的是自卫的危险。
就是这样，公众自发地重复着大众传播媒介所传送的那些被冠之以“新闻”的信息。很快，简单的重复变成了解释，从原始事实出发，得出其所牵涉的方方面面，并由此决定公众舆论，即群体对该事件的主观想法。当一个信息并非通过大众传播媒介传递，而是通过某个个人，通过口传媒介的方式进行传递时，它也遵循着同样的过程。不过这个信息必须是人们在等待之中的，它满足人们或是盼望或是恐惧的心理，或符合人们多多少少已意识到的预感。同时这个信息对群体来说又必须是出乎意料之外的，会带来直接重大后果的。如果这三个条件同时得到了满足，就会产生一条经历过我们上述的传播—争论过程的“新闻”，人们称之为谣言。
在这些能够孕育出谣言的信息之中，我们首先可以发现的，是所有那些扰乱事物秩序，并且引起反应的信息。换言之，就是那些具有直接现实意义的新闻：警告将有危险发生，败坏道德的行为，社会秩序的扰乱，自然环境的嬗变，等等。例如，有关自然灾害的谣言可以迅疾传开来：在法国尼斯，人们周期性地预言将有海啸来袭。在埃克斯省，谣言宣布1976年会有一场地震。而夏蒙尼市则将从地图上被抹去，因为在1986年1月7日至14日之间会有一场大地震。此外，一些涉及多多少少比较遥远的人物，因而所产生的影响稍为间接一点的信息也流传得非常快：如明星们的福祸荣辱，以及所有公众偶像之福祸荣辱，不管他们是政治家、艺术家，还是体育明星。
在任何情况下，谣言之所以流传，就是因为如果对这个无论真假的新闻茫然无知的话，就存在着危险，不管是有形的还是象征性的危险。更确切地说，除了提出警告的功能之外，谣言还须裁定应赋予新闻何种命运，应该如何评价它。这就是传播谣言的第二个功能：说是为了求知。
对一个报纸的读者和一个传说的听众之间进行比较，存在着一个极大的不同：对于读者来说，鉴于大众传播媒介所享有的公众信誉，他所读到的事实总是真实的，已经得到了证实。而对一个传说的听众来说，即使他相信所听到的事情是有可能的，但他也不能像一个报纸的读者那么肯定，必须进行核实。同时他也需要知道应该对这件事持何种想法。
人是一种社会动物。这句话被应用得如此之滥，以至于今天它被人们看得平庸无奇。然而，它却将我们的注意力吸引到谣言核心中的好几个现象上来。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利昂·费斯廷杰〔参考书目50〕非常注重社会比较的概念。我们有一种永恒的将我们自身与他人进行比较的倾向：这是出于一种确定自己位置的需要，在与他人的比较之中，对自身进行评价。这就涉及每个人的能力：例如，知道一个人能够跳过1.40米的高度并不够；还必须知道这究竟是一个好成绩还是一个坏成绩才行。当然，人们不会和随便哪个人去比较，他自会去选择一小群人作为参考依据，这一小群人构成了我们的近邻。因此在说到跳高时，我们既不会去和某个奥林匹克跳高运动员比，也不会去和一个关节炎患者去比。
我们的舆论也同样如此。我们也想知道某些舆论究竟是好是坏。对于涉及能力的问题时，我们可以将其与一个标准、一个客观现实相比：比如跳过1.50米。然而舆论却并不会总有一个“现实”可供比较。那么有什么办法可以得知它们是准确的还是不准确的？唯有将其与群体的看法去作比较，而群体则是我们认可的参考依据〔参考书目67〕。
换言之，议论信息这个事实，反映了在我们所属的这群体中，就这个主题，我们达成了何种一致意见。其他方法都是十分微妙的。怎样才能得知镇上的名人显要沉湎于玫瑰色芭蕾或蓝色芭蕾（中等城镇中的典型谣言）(3)呢？显然人们不能去询问他们。而且，许多谣言的来源并非伸手可及的：在谣言和带给我们谣言的人中间，存在着一个永恒的中间环节。有人说，真实的标准便是一个纯粹的社会标准：“凡是群体一致认为是真实的，便是真实的。”议论，即从新闻出发，通过一个讨论和制作的过程，目的是达到对事实取得一个共同的定义。
正是通过谣言，群体向我们通报我们应采取何种态度，假如我们坚持继续参与该群体的话。谣言是社会协调一致的有效媒介：所有发生的讨论均表达了我们参与其中的群体舆论。参与谣言也是参与群体行动。很多读者对于下述这个概念感到吃惊：人总是要等到知道了其他人（即我们作为参考依据的群体）的看法之后，才会形成自己的观点。确实，从表面上来看，似乎恰恰相反。而且，我们总是很高兴地去想象我们的观点是出自内心的，绝对是个人的观点。然而，经验表明，与群体保持一致对我们观点的影响非常大：有时我们甚至会因此而说出与我们的想法截然相反的话，并且对我们自己的信念产生怀疑。
每次进行有关谣言的谈话时，我们都会通过在讨论过程中掺入一些细节、假设以及添油加醋，制造出一个一致的意见来。这样形成的一致意见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我们都是这个意见的集体制作艺人。就像一份国际会谈后的联合公报一样，这个一致意见约束了会谈的每一个参加者。如果不去追随这群体的话，那就是自我退缩，自我孤立于群体，也就是说，去选择另一个群体作为参考依据。
对于某些人来说，传播谣言，是进行十字军东征，是宣扬圣言，是布道。谣言的内容包容一切，并以一种类似泄露天机的方式出现。当谣言恰好解答某种个人忧虑，或解决一场冲突的时候，天机泄露了。第一批传播那些淫秽谣言的，是那些强烈地抑制住他们的性冲动的人，他们从这类色情下流的趣闻轶事中得到快感，同时又能扮演揭发者和义愤填膺的道德家的角色。然而，没有理由只让自己孤零零一个人知道，沙漠里岂能传经布道！谣言于是便成为一项使人接受自己意见的事业：信徒的圈子越是扩大，我们自己内心感情上也就越感到我们掌握的是真理。必须传播谣言，不仅如此，还要说服别人。谣言的传播者与其所带来的信息被视为完全同一，拒绝相信谣言或对谣言产生怀疑，就是拒绝传播者本身。因此，在所有的谣言之中，都存在着某些主动的中继人，他们与他们传播的谣言完全融为一体：他们从中得到满足，找到内心紧张的解决办法，内心紧张通过社会的一致赞同而消失。假如人们相信我，那是因为我有道理。
谣言是发泄的第一个阶段。很多谣言是引起抑郁心理的重负。比如，“德国人在进入被他们打败的国家时犯下了种种暴行”，“将有大量移民涌入洛里昂省，他们都是从马赛港来的”[1]。谈论这些事情的本身，就是朝着减少焦虑迈出了一步：对话者也许会指出谣言所谈的事是不可能的，是毫无意义的。倘若谣言被保证是真的，那也由于它涉及所有的人而消除了我们的孤独感：危险不只是笼罩在自己一个人头上，而是笼罩在所有的人头上，这就从主观上使我们感到危险性减少了。另一方面，开始谈论这桩特定的、并使我们感觉受到了威胁的事件，等于朝着控制它和消灭它的方向前进了一步。在亚眠、在拉瓦尔、在鲁昂，在所有谣传贩卖白种女人的城市里，人们对此进行的指责为其他形式的解决办法揭开了序幕。
谣言因而是被压抑的好斗性，以社会能够接受的方式所进行的一种发泄。而且，谣言总是被认为是从他人那儿得来的，是“有人说”，从而消除了人们的犯罪感觉，允许人们最为自由地表达其被压抑的、迄今为止不可明言的冲动。人们理解谣言在道德检查最严厉的地区和情况下最为盛行。谣言是一封匿名信，人皆可写而不必受到任何惩罚。
许多谣言之所以甚嚣尘上，并不是因为传播者对谣言坚信不疑，而是由于谣言内容很有趣，是令人好奇和惊讶的事情。传播它的人确信，在他向他的朋友圈子宣布这个新闻时，能制造出很好的效果。我们在这里，非常接近载着笑话满天飞的发动机了。人们传播它是为了享用它，为了它带来的快乐——这种快乐有时也并非完全无害的，幽默本身就是另一种发泄被压抑情绪的简单方法。但是谣言不是一个滑稽故事：它自诩是真实的。它于某时发生在某个确切的地点。泄露谣言的人比之一个单纯给公众开玩笑逗乐者魅力要大得多。他告知他人一个鲜为人知的、令人兴奋并使人激动的信息：他拥有与人交换的资本。作为回报，他得到使别人乐不可支以及全神贯注地倾听他说话的愉快。在揭开谣言的面纱时，他向周围的人证实自己与消息灵通人士过从甚密，是“圈子里”的人。由于他掌握了他人不知的最新、因而也是最重要的信息，他便走在了其他人的前面。
鉴于将谣言传播给未知情者能得到这么多的好处，我们也就可以理解谣言不缺少嘴巴去传播了。确信能够扰乱目瞪口呆的听众的心绪，而自己却从中获得乐趣，解释了某些谣言为什么会在不同的时代荒诞地一再出现。谣言没有现实价值，不会在这里或那里产生出明确的骚动，但却可以静悄悄地、不可动摇地四处流传。读者一定能从下列各类“信息”的样本中，认出某些曾经听说过、甚至可能相信过的信息。
——一名工人掉进了酿造马提尼酒（或贝西葡萄酒）的酒缸里，直到有一天酒缸空了，人们才发现他。
——把一枚生锈的硬币扔进一杯可口可乐饮料里，锈斑就会去掉（对铜器也有同样效能）。可口可乐是一种最佳的杀死精子的避孕饮料。
——机灵的酒吧男侍者用马提尼酒将柜台擦得锃亮。
——罗尔斯·罗伊斯牌汽车(4)的销售合同禁止使用该车参加汽车大赛（因为不能容忍这个最佳象征落得第二名）。
——一位女歌唱家为了掩饰她是一个雌雄两性人，便用一个坐垫伪装怀孕。
——某位歌唱家实际上是某甲或某乙——两位著名人物的亲生儿子。
——为了挣一点零花钱，可以到太平间去清洗尸体，酬劳是每具尸体250法郎。
这些“都市的无稽之谈”是这样沿袭下来的：享用了一顿美味佳肴之后，或在酒吧里，人们就像品味餐后消化酒或茴香酒那样将它们流传下来。它们奉献的，是实实在在的瞬息间的消费快乐。它们是一块巨大的集体口香糖。伟人们的私生活，他们最新崇拜者的名字，都在所得到的刺激和快乐中找到传播谣言的动力。我们每一个人都像一个小型的总编辑一样行动：报刊也同样传播某些因不恰当而令人吃惊的新闻，它们肯定会引起人们的注意。信息本身是否真实，这并不重要。它所造成的效果足以使它的出现成为合法。
对下面这种类型的谣言，存在着一种典型的情况：一个有关卷心菜的大玩笑（过不久就是防雾警报器）〔参考书目63〕。这个美国谣言可以成为研究的对象：自从1950年以来它就在流传，并轮番被一些报纸以花边新闻的形式传播出来：“《天主经》共有66个字，上帝的十诫为297个字，亚伯拉罕·林肯遐迩闻名的演说是266个字。而最近一条规定卷心菜价格的行政指令共包括26611个字。”所有的读者都自动地将“最近的指令”认为是卡特或里根政府所发出的。只有一小部分人还记得，自朝鲜战争以来，美国已不存在价格限制了。事实上，一项调查表明，刊登这个谣言的各家报纸都是从其他报纸那儿转载的，这个情况一直可以上溯到1950年。这个谣言甚至还成为好几项“放弃或加倍一搏”之类无线电游戏的内容：听众要猜出“规定卷心菜价格的最新行政指令”共有几个字。
引人注意的是，“稳定价格办公室”从未发表过任何有关卷心菜价格的文字。自从这个谣言问世以来，上百家发行量很大的报纸和杂志在各地将读者的注意力吸引到行政当局的这一荒谬而不合时宜的指令上来。而行政当局当然感到自己成为这桩轶闻的瞄准目标，故而一直要求登载了这个谣言的报纸、杂志刊登更正。“放弃或加倍一搏”游戏拒绝宣布更正：公布他们的题目中常常有错误存在可不是件好事。
卷心菜谣言还有一个变种，大致出现于同一时期。有一家报纸有意刊登这条有关卷心菜价格的新闻，但经过对这一信息进行核实之后，证实从来不存在什么有关卷心菜的指令。但是由于这个故事太妙了，以至报社不愿放弃，因此就去寻找可以代替的其他指令。他们找到了：这项指令包括376种制成品。报纸发表了这项行政指令，并选出一种异乎寻常的特殊产品为例。文章嘲弄了这个“有关手动防雾警报器以及其他产品最高限价的长达12962个字的指令”。自然，为了制造爆炸性的效果，后来转载此文时，人们把“以及其他产品”删掉了。这个手动防雾警报器指令的大笑话就这样流传开来。
这个谣言非同一般的生命力有好几个原因：它令人捧腹，它因不同文件的长度悬殊对比而肯定产生效果。但这个幽默并非毫无缘由的，它嘲弄了美国商业界传统的替罪羊——行政当局。在自由企业的国家，所有将行政机构的形象渲染成无用、浪费和腐败的信息都是大受欢迎的。卷心菜和手动警报器的故事对每一个总编辑来说都是毫不足道的，但它又是饶有趣味的，以致他们舍不得丢掉它。
再者，除非有例外，谁都不会在发表消息之前去核实一下（更确切地说，核实是一贯的，但只限于核实“十诫”、《天主经》和林肯在葛底斯堡的演讲的长度！）。当一个故事使我们快乐，似乎又是无害的，又能满足我们的舆论要求，这个故事就很少会被核实一下。
一旦流传开来，像这样一类的谣言就无法控制了。它获得公认事实的地位，使行政当局的旧形象再次多了一个实例。采用的报纸、杂志、电台、电视台等等的数量那么多，使得任何辟谣均徒劳无功。它成为一个潜入水底的谣言，消失一两年之后，又会突然出现，被某家报纸从遗忘中重新找出来。就像意大利谚语所说的：“即使这并非事实，也是绝妙的例子。”
即使人们并不需要相信谣言，谣言令人趣味盎然的一面和人们从中感觉到的魅力，也不是谣言流传的唯一理由。还有另一个理由：当人们和朋友、邻居和亲人闲聊时，总要说些什么。这里有一个重复出现的空白需要填补。从定义上来说，近亲，就是经常与我们接近的人。他们和我们一样，彼此了如指掌。要是只谈自己，听者很快就会腻味。那时，聊天就会受到最危险的威胁：鸦雀无声，相对无言，承认各自腹中空空。谣言恰好填补这个空缺：它能使聊天继续下去。
为什么公共洗衣处(5)、市场、理发店、走廊、食堂等都是谣言滋生的场所？恰恰是因为在那些地方人们要创造或传播一系列真真假假的信息，消遣的东西，以吸引他人的注意，作为聊天的话题。由于人们对谈论自己犹豫不决，于是便谈论他人。从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出发，人们大加发挥，于是就初步形成了谣言。
但谣言也是一种邀请。谈话当然由几个人一起谈。格·贝特森曾经精辟地指出，所有的交流同时也是在两名对话者之间建立某种关系。向另一个人谈及一个谣言，也是邀请他一起来“传谣”，是向他表明一个默契：“你和我，我们不会停留在社交新闻或什么天晴天雨之类的话题上，我们谈谈谣言吧。”谣言是一种感情交流。它会煽动道德上的评论，引发个人的意见和感情上的反应。带来一个谣言，意味着他想和交谈者开始或继续一种更为密切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每一方都更多地暴露自己，在毫不谈及自身的情况下，使自己的思想和才华赤裸裸地表现出来。总之，谣言提供的不是一个交流信息的机会，而是一个交流各自表现的机会〔参考书目131〕。
由于谣言经常涉及第三者，因而它有利于建立这种关系：一起评价第三者，不言而喻是承认两名对话者的观点相似，从而背着这个第三者加强了他们之间的联系。总之，谣言是完成社会联系，加强朋友之间、邻里之间和亲人之间关系的跳板。(www.xing528.com)
1963年11月22日12时30分，美国总统肯尼迪在得克萨斯州的达拉斯城遇刺。1点钟时，他不治身亡。在这个时刻，68%的美国人已经得到了这一消息，到下午2点钟时，获悉这一消息的美国人已经达到92%。到傍晚6点钟时，这个数字达到99.8%。就是说，在两个小时都不到的时间内，几乎整个国家都已经知道了这个消息。有一半人是从电台或电视台得到这个消息的，另一半人则是通过口传媒介获知的。54%获悉这个消息的人感到有一种强烈的需要，想和周围的人去谈论这件事〔参考书目135〕。为什么有些信息传播迅速而其他的信息却姗姗来迟，没有一种可预见的爆发性？哪些因素可以解释谣言传播得如此迅疾？这些问题总是一再出现在我们面前。提出这些问题本身并不令人惊讶：它反映了谣言的神秘形象的影响力。事实上，所有有关谣言的论断均倾向于将其作为独立的、不可控制的主体，具有荒诞的特性：谣言“疾走如飞”，谣言就像“导火线一般迅速蔓延”，谣言“风驰电掣般飞速流传”，谣言“满天飞”。
面对这个非同寻常的神秘形象，公众等待着一位道德修养方面的指导者给他们一把初步理解的钥匙。然而，公众自己也同样掌握着这把钥匙。我们已经说过了，我们要谣言变成什么，谣言就是什么。它并没有什么使自己流传的神奇功能，它完全依仗着我们。公众已经习惯于从大众传播媒介接受过多的信息——尽管他们并没有要求这些信息，他们忘记了他们自己也是信息传播者。谣言传播的速度等于对自己提出下列问题：什么时候我们把别的事情撇下来，首先对某人再度谈起某件事？
谣言流传迅速只是人们热衷于在他们周围传播谣言的结果。谣言之存在，首先是因为它涉及一条新闻，这条新闻关系到一个群体：其结果并非局限于某个个人，而是整个圈子里的人共享。而且，其本身也是一条新闻：因此在时间的效应下，它是会寿终正寝的。这就是为什么那些涉及一件往事或永远存在的事情的谣言，比之有关现实的谣言，传播速度较为缓慢。有人曾说，有关现实的谣言，就像所有的新鲜产品一样，必须立即消费，否则的话，产品就不那么值得消费了。迅速传递谣言这件产品，就是要保持其价值。
和警钟一样，谣言发出警告：有一个紧急信息需要交流。它涉及的面太广，以至于人们在传播之前没有时间去核实。甚至当人们不知道这个信息是否真实的情况下，由于它需要立即回答，以至于使传播它变得合情合理：“注意你们孩子所吃的东西！据说他们酷爱的新糖果‘太空糖’，会在他们的胃里爆炸！”“你们不久将要参加投票：据说候选人X与人们想象的他完全不同……”
群体通过一个有效的交流网联结、组织起来，形成一个圈子，这个圈子越是紧密，谣言也就越容易流传。相反，如果这群人只是凑在一起，彼此之间并没有什么交流，谣言就必然要花更多的时间才能传遍公众的耳朵。比如，人们已经习惯于听说医生、记者和古董商的圈子属于谣言盛行的地方：谣言在那里的传播异常迅速。在很短的时间内，整个圈子都会听说谣言：其原因恰恰是因为存在着这么一个圈子。对于外省的小城镇和城市来说也同样如此。相反，在那些新近建造的住宅区，或新兴都市，谣言的流传却十分困难。居民们在空间上的相互接近并不足够，人与人只是并置在一起，而不是形成一个真正的圈子。每个居民在市外的关系要大大多于市内的关系，这样，市内交流就并不存在。
所谓口头传播或小道消息（流行于亚洲地区）的说法绝非偶然。地中海周围地区和亚洲地区的社会一样，表现出强烈的内聚力。新闻传播速度是交流系统有效程度的反映，其作用正是使这种内聚力延续下去。
在我们的国家里，仅仅几年以前，市场并不只是一个购买东西的场所，而是一个交谈的场所。人们驻足闲聊，评头论足，议论纷纷。人们在集市、宗教游行、参加主保圣人瞻礼(6)和做完弥撒出来时也都同样如此。这些都是维系社交关系的机会。这些地方都成了消除孤独的共同场所。
我们对公共洗衣处只记住德尼大妈的形象，她是高效率和道德沦丧的象征。这个记忆是骗人的：公共洗衣处是一个社会场所和交谈的时刻。洗衣时你一句我一句，议论得非常热闹。我们的现代化的洗衣间只是一个等候室，在那里，人们沉默着，相互窥伺。
今天，已不可能将谣言传播速度与大众传播媒介对谣言所采取的态度截然分开了。大众传播媒介对谣言或保持沉默，或相反敞开它的专栏和提供视听节目的时间，那么一切都会随之而大相径庭。
1980年1月23日，人们听说伊朗国王在巴拿马被捕。这个轰动一时的新闻是从德黑兰传出来的，在各国首都均引起反应，而巴拿马本身却十分惊讶地听说这并没有发生的事件[2]。同样，在1980年1月6日宣布费德尔·卡斯特罗的秘书和崇拜者西莉亚·桑切斯去世之后，观察家们震惊地注意到费德尔·卡斯特罗的弟弟拉乌尔·卡斯特罗的缺席。一家委内瑞拉报纸发表了一则谣言，称两兄弟因对苏联入侵阿富汗问题发生分歧而争吵起来，甚至交了火，其中一人不幸成了牺牲品。这则谣言使全球所有通讯社的电传打字机都噼噼啪啪地响了起来。
从这两个例子中，人们证实，大众传播媒介大大扩大了获悉谣言的公众。他们不局限于某个地区，而是国际性的了。但是，谣言迅速传播加快了谣言失效的过程。谣言在全世界流传时，将会碰到使之丧失价值的证据。巴拿马在得到所谓伊朗国王在巴被捕的消息后，就立即进行了辟谣。假如谣传的消息是有根据的，那么报界的大规模宣传将使事态的演变产生很大的变化。它将迫使官方开口说话和采取行动。在1985年夏季“绿色和平”组织船只被炸事件中(7)，人们就可以看到这一点。鉴于大众传播媒介在谣言可能的传播中所占的分量，我们现在有必要来看一看大众传播媒介对谣言的态度。
面对一个事件，所有的新闻传播媒介大致都会打出同样的旗帜：必须充分报道。无法想象一家日报会对共和国总统的最新讲话保持沉默。面对一个谣言，他们拥有控制它的绝对自由。而且，从在公众中间干脆简单地制造一个谣言，到组织反对谣言的十字军，他们所能采取的决定十分广泛。当谣言还只是一个传说，还只是局限于某个地区或某群人的时候，由于大众传播媒介的介入，谣言即能突然爆发：大众传播媒介用文字为谣言签署出生证书。谣言产生于围绕一个地区性传说所作的广告。
人们还能够彻头彻尾地创造出一个虚假信息。在娱乐性行业，这是常见的事：必须如此，才能满足那些狂热崇拜者们难以填满的欲望，和对抢先获悉一些他们心目中的偶像最新的兴衰荣辱的渴望。一些媒体就是以此为生的〔参考书目60〕。
在政治领域，制造爆炸性新闻属于打破双方势均力敌的战役。草率地发表这类新闻，会使记者有吃一场严重官司的危险（除非诉讼恰恰是寻找的目标）。其手法包括转弯抹角的、非直接的议论，就好像只是在客观地议论他人所说的事情那样。通过暗示、含沙射影、提问题游戏，等等，人们可以进行“传谣”〔参考书目87〕，并躲开危险：永远不会有任何消息得到证实。就像科克托所说的那样：这里有署名的匿名信。
为了谈论一些事情，同时又不提及这些事情，最实用的方法就是能够引用其他传播媒介提供的消息：比如《巴黎消息》[3]的下面这个题目：“美国报界以令人难以置信的诽谤攻击总统”。然后，这篇文章开始以古典的猜谜游戏列举出一些名门闺秀的名字，即所谓被总统瓦列里·吉斯卡尔·德斯坦的魅力所征服的女人，当然，文章永远是用条件式(8)，并且将责任全部推到美国的“消息来源”上。
制造谣言可以有两条途径：其中之一是从一开始就将谣言传播给公众。大众传播媒介能够做到这一点。如果谣言很可能确实是虚假的，那就要冒一点风险。另一个策略在于让社会自然而然地发生作用：谣言将分阶段传播，先是舆论引导者们接受谣言，从他们传给第一批接受者，然后是第二批，等等。每一个阶段的人负责说服下一阶段的人。这是属于《机密信件》(9)专栏的内容，在一个极为有限的圈子里流传，圈子里的人都是影响甚大的重要人物：如《扩展信件》、《战略信件》，巴茜先生的《公报》[4]是其中的一个著名例子。一个重要市政府的公共关系负责人最近解释他是怎样散发错误消息，并把它们当作探测气球的。他说：“只要在《机密信件》专栏里夹进一句稍显晦涩的句子、一个含含糊糊的影射就行了。”
大众传播媒介尽管没有制造谣言，但有时成为谣言的强有力的中转站。在最近对维尔瑞夫传单的调查中，人们询问被采访者是在何处以及以何种方式获得这份传单的。他们首先提到的就是报纸和杂志，远远超过信箱(10)、学校、工作单位以及医院。事实上，很多报纸和杂志仅仅简单地照搬了那些报警的文章。这些报纸杂志往往是一些“近邻”：如地区报纸、城市报纸、专业杂志，或工会专刊。这些刊物窥视着所有能够吸引其读者的消息，但由于它们没有记者队伍，因此在发表前很少去核实一下。
就这样，谣言在传播过程中，有时便为大众传播媒介接替传递。接替传递的说法可能用得太胆小：应该说谣言因此而加快了传播速度，增加了可信程度。传播速度加快的效果是有形的：谣言一下子便进入了千家万户。而谣言增加了可信性则是心理上的。使传播中的一个媒介接上另一个媒介的中介质，就是信息。每一个阶段都有给谣言增加一点虚拟的可靠性。它为谣言提供“信息”。这样的谣言便会被认为是可靠的，最终能够在公众常识中占有一席之地。
大众传播媒介的第三种姿态是将到目前为止不曾引起注意的事实变得含糊不清，以鼓励谣言。巴西新闻界在该国总统坦克雷托·尼夫斯临终之际，就曾这样做过。坦克雷托·尼夫斯总统是在他即将就职的前一天病倒的，他的上台，将结束已长达二十一年之久的军政府统治。这个巧合引起了众多的谣言。报界开辟了人称“总统连载”的栏目，每天都刊登一些“信息”，为谣言提供素材。据谣言的说法，一定有一个真相隐藏在这位未来总统的突然病故的背后。
坦克雷托·尼夫斯总统于5月14日的夜间至15日，在巴西利亚医院动了第一次手术之后，他就被飞机送往圣保罗的另一家医院。所有的报纸都在头版头条位置刊登了一张照片：从照片上人们可以看到一副担架正从飞机舷梯上抬下来。Fato杂志，一本相当于美国《新闻周刊》的杂志，审视了照片之后，断言这是一张假照片：照片上的人不是总统！他们的根据是：
——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照片上的飞机是从巴西利亚飞来的，照片是在圣保罗拍摄的。
——手拿血清的人没有穿医院制服，这是一个可疑的迹象。
——位于下方的那位抬担架者似乎根本没用力气，难道担架是空的吗？
——还有一个人（背对画面）看着飞机喷气发动机。他看上去和一个著名的政治家十分相像，而要是担架上真是总统的话，在这种情况下，他怎么会看着飞机发动机呢？等等。
当大众传播媒介恰好作出一些假设，疯狂的公众自己也可能想象出这些假设，这就产生了对谣言的鼓励。在美国伊利诺斯州的小镇马通，一位妇女受到自己想象的欺骗，来到警察局报案，说她被一个偷偷溜进她家里的人麻醉了〔参考书目70〕。那个人向她喷了一种气体，使她瘫痪、病倒了。然而，当地的一家报纸第二天刊登出这样一个标题：“一个发了疯的麻醉师逃了出来：X夫人已经成为第一个受害者。”如果有第一个受害者的话，那么当然就会有其他的受害者。
大众传播媒介的最后一个阵地，就是批评和辩论。这个态度在政治社论里是常见的：社论提出的最新流传的政治谣言为大众提供了一个思索和怀疑的主题。这个姿态也可能完全是战斗性的：大众传播媒介积极参与反攻。在这两种情况下，经常提出的是这个问题：在人们进行辟谣的情况下，谣言会变成什么样的呢？我们下面还要谈到这个棘手的问题。
[1] 见1984年11月17日法国莫尔比昂省的地方报刊《莫尔比昂解放报》。
[2] 见《巴黎日报》1980年1月24日。
[3] 见该报1975年7月18日至24日第1567期。
[4] 见该刊1985年4月刊。
(1) 卡罗莉娜（Caroline），摩纳哥王国的公主。——译者注
(2) 拉封丹（La Fontaine），法国17世纪著名寓言诗人。其作品如《乌鸦和狐狸》、《农夫和蛇》、《龟兔赛跑》等脍炙人口，为全世界儿童所喜爱。佩罗（Perrault），法国17世纪作家，以童话作品传世。我国流传甚广的童话如《灰姑娘》、《小红帽》、《小拇指》等就是出自他的手笔。——译者注
(3) 所谓玫瑰色芭蕾是西方最恶劣、最不人道的卖淫方式之一，方法是集中一群幼女，借口舞蹈表演，实则供男性成人淫乐。蓝色芭蕾所用的不是幼女，而是童男。法国第四共和国末期，一位国民议会议长涉及玫瑰色芭蕾，丑闻爆发，使这两个词流行。——译者注
(4) 罗尔斯·罗伊斯（Rolls Royce）是英国一家汽车和飞机发动机制造公司，所产汽车为世界驰名的高级豪华型轿车。——译者注
(5) 法国城市里有许多公共洗衣处，全部自动化，只需投入硬币，即能洗衣。在等待洗衣的时候，是聊天的最佳机会。——译者注
(6) 天主教说法，等于做弥撒。——译者注
(7) “绿色和平”组织船只被炸事件是指法国特工人员用炸弹炸毁停泊在新西兰的奥克兰港的一艘船，造成二人死亡的惨案。这艘船是环境保护主义组织租用的，到那里是为了抗议法国所进行的核试验。——译者注
(8) 法语中的条件式含有“可能”、“未经证实”的意思。——译者注
(9) 法国杂志大多开辟有这类专栏，专门刊登一些私密信息，有的并不一定都经过印证。——译者注
(10) 法国人每天都要从信箱中收到厚厚一叠的商品广告传单，有的是通过邮局寄来的，有的是雇人送来的。——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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