谣言的渊源何在？它产生于何种事件、事实和人物？当我们开始谈论谣言这个话题时，这是首先要提出的问题。
荒谬的是，尽管谣言的来源问题令公众兴趣盎然，但它却并不是最有意义的问题。对谣言来源的追踪属于谣言神话的一部分，它一般来说总希望谣言是故意虚构的。无疑，有一些众所周知的谣言，在一个绝妙的时机出现在一个绝妙的地方，不会是偶然的。因此一些涉及地方、市政和议会选举候选人的私生活的谣言，总是随着投票日期的临近而出现。但是，谣言通常是社会自发的产物，既非故意亦非谋划。
谣言来源是隐蔽的、具有战略性的，并且顽强持续下去的神话，因为它既令人愉快，又于人有益。令人愉快，是因为它在哪怕只有一丁点的谣言出现时，就使我们纵身跃入一个想象的世界，一个充满着阴谋、诈骗、假消息和经济或政治大战的世界。谣言因而是一种通过中间人所犯下的罪行，一种完美的罪行，因为它没有任何痕迹，不用任何武器，没有任何证据。有时，谣言确实能杀人：有两位部长，一个叫罗歇·萨朗格罗，另一个叫罗贝尔·布兰，分别于1936年和1979年在经过一场选举战役并遇到无法忍受的谣言之后自杀了。
谣言来源的神话化也同样在持续着，因为这对人有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同盟国为了平息谣言，大大夸大了“第五纵队”的重要性和有效作用，第五纵队是藏在我们内部的敌人，他们被认为是失败主义谣言的来源。
最后，对谣言来源的追踪还能使轻信了“虚假”谣言的公众得以自我辩解。谴责并追踪谣言的来源，可以避免承认是自己本人弄错了，而得以宣称自己无辜地“被”欺骗了。将谣言的责任转移到群体之外（谣言只能来自于一个叛徒，因为叛徒才会欺骗他人）并非无缘无故：这样做便回避了真正的责任。谣言，是群体在说话；出现谣言，是因为一群人掌握了一个信息。每时每刻，众多潜在的消息来源不断送来无数征兆或信息，但没有任何效果。然而有时候，这些征兆或信息中的某一个开始了一个谣言的程序。如果将此归咎于这个征兆或那个信息产生谣言效果的内在特性，那就错了。在一定时间里，公众抓住这个征兆或信息，因为他们赋予这个征兆或信息一个深刻的含意。
绝大多数事实、征兆或信息是中立或没有倾向性的：它们获得某种含意是因为人们愿意赋予它们这些含意。美国人对众多“可疑”的日本海军备战与集结的“征兆”视而不见、充耳不闻，是因为他们根本不相信日本人会攻打珍珠港。
恰恰相反，在法国大革命的动乱年代，数百年以来的社会秩序的根基已摇摇欲坠，而人们还不知道用什么来取而代之，于是，在农村，贵族们征募了强盗和流浪汉组成的乌合之众，掠夺小群步行旅客，以向人民报复。惶惶不安的情绪迅速蔓延，其实大多数都是没来由的，这就是史学家们所谓的“大恐慌”时期〔参考书目91〕：小城镇的不安全感使最小的阴影也蒙上了威胁意味。由此而产生的谣言和恐慌体现了当时人们的状况和心理状态。
谣言来源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其实并不重要。在谣言传播过程的起点，必须解释的是人群的参加与动员。就算存在着一个始作俑者，谣言的基础也还是在于他人，在于听到谣言并且传播谣言的人身上。
到处去寻找谣言的始作俑者，是将谣言这一现象简化成一个纯粹个人、与群体无关而且是病态的问题：始作俑者或是个自觉或不自觉的造谣癖，是个初出道的巫师，是一句传走了样的戏言，或者是个人之间的私怨报复。这些场景可以编出一部绝妙的好电影。但是，如果公众在看电影时是观众，那么在谣言中，公众却是主要的演员。
在对读者这样提醒之后，再要花上好几页去讨论谣言的来源问题，似乎有点自相矛盾了。然而，谣言的来源问题一方面是一个自有一定体系的问题，另一方面，我们下面将要谈到的例子证明，在谣言中，最引人入胜的并非其来源问题，而是公众对它的所作所为。下面，让我们来检阅一下某些谣言之起源的典型过程，虽然我们不敢自夸能对其进行透彻的分析。
在美国，从1978年以来，一些最著名的大公司不得不先后面对一些活跃异常的谣言的挑战，这些谣言或者指责这些公司的大部分资本掌握在强大的月亮教派手中，或者干脆直截了当地指责它们为撒旦所拥有。在谣言的瞄准镜里，我们可以发现全世界头号家用清洁用品公司宝洁、汉堡包快餐店之佼佼者麦当劳、头号食品店昂特曼〔参考书目69〕等等名字。这些谣言的来源是能够找到的：他们是美国南部原教旨主义派的牧师，南部是所谓基督教《圣经》地带。在这些教派中，人们对世界的看法受到强烈的宗教原教旨主义信仰的支配。在讲道时，牧师们警告信徒要反对这些企业。如同中世纪所发生的事一样，教堂成为谣言的传播媒介。
这些谣言也同样建筑在那些符号的破译上，这些符号瞒不过“专家”的眼睛，这些符号几乎就等于是谣言。在我们前面提到过的宝洁公司的徽号上，绘有一个罗马神话中的主神朱庇特式的老人侧像，侧像呈弯月形，目光直视他前方的十三颗星星（十三颗星星是公司19世纪末创建时向当时美国的十三个州致敬而设计的）。谣言首先瞄准弯月形：说它明显地暗指月亮教派及其创始人的反基督化身。然后，谣言又转向这个标志的其他更具启示性的方面：在图案上，众多的星星“勾画出”数字666，就是说，根据对《启示录》第十三章中一句诗句的解释，这是撒旦的数字。这个数字还出现在老人胡须的皱褶之中，谣言声称，实际上这个老人是头牡羊，即撒旦的动物变象。1985年4月，宝洁公司为了杜绝这个旷日持久的谣言，决定从此在其所有的产品上都取消这个公司标志。然而该标志自从这个完全清教徒式的公司创建以来就出现了，已有一百多年历史。
专家是谣言的一个古老的来源，他们以行家自居，自认掌握着破译一般凡夫俗子难以辨认的符号的钥匙。专家善于作出判断并掌握征兆，传播预言，并拥有一间回音室：即那些信奉其为专家的人和以报道其言论为己任的记者。
1969年10月12日下午，底特律电台某播音站的一位名叫拉斯·吉布的节目主持人，一位流行音乐专家，在电台播音时收到一个自称名叫汤姆〔参考书目123〕的青年的来电。这个青年叙述了几个异乎寻常的巧合。如果将甲壳虫乐队(1)那支《革命第九号》乐曲倒过来放，可以听到那句连祷文“第九、第九、第九”变成了“刺激我吧，死人……”。还有，在唱片《神奇的游历》中有一首歌曲《草莓田野》，如果伸长耳朵细听，并且除去背景音响的噪音，在歌词的末尾，可以听到约翰·列农(2)在喃喃低语：“我埋葬了保罗！”这位听众就此认为，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很久以来保罗·麦卡特尼没有在公众面前露面。
拉斯·吉布的节目播出两天后，位于安阿伯城的密执安州立大学校刊《密执安日报》用大字标题宣布：“麦卡特尼已经死去：新的迹象使真相大白。”一篇长长的专栏文章对揭露了隐藏真相的众多无可辩驳的迹象进行了发挥。作者弗雷德·拉博尔，该报的流行音乐专栏主编在文章中写道：“保罗·麦卡特尼是在1966年11月初的一天，因车祸而死的，当时他正从录音室出来，显得疲惫不堪，神情沮丧、悲哀。”文章以好几个“事实”为根据。在《佩珀中士》的唱片封套内页上，保罗·麦卡特尼的手臂上戴着一枚徽章，上书“OPD”三个字母，意为“正式宣布死亡”。在同一封套的背面，甲壳虫乐队的全体成员都面对镜头，唯独不见保罗·麦卡特尼。甲壳虫乐队还在另一张《修道院大街》唱片封套上也作了暗示。约翰·列农穿了一身像牧师那样的服装，林戈·斯塔尔则以葬礼上的人物为楷模，全身着黑，乔治·哈里森打扮得像个工人，时刻准备好开挖坟墓。至于保罗·麦卡特尼本人，他正赤着足穿过一条马路：显然，谁人不知，在西藏的葬礼中（当时那是十分时髦的），死者便是赤足的。更有甚者，在大街上停着的那辆大众牌汽车的车牌上是《28IF》(3)，就是说，“假如”保罗·麦卡特尼还活着的话，这正是他当时的年龄。
不必有更多的事实，仅此谣言便足以在公众中间流传了。掌握着一张报纸作为共鸣和传播机器的专家们，便向一部分读者发出了警告，而这些读者则因这个新闻牵涉到大量甲壳虫乐队的崇拜者，便急急地将这个消息告诉他们周围的人。麦卡特尼真的死了吗？因为缺乏调查，无法知道是否大多数人都相信他已经死了（这个假设真是太可怕了）。但至少在好几个月中，这个假设使人们疑窦丛生。当保罗·麦卡特尼出现在美国《生活》周刊上进行辟谣时，谣言并未就此偃旗息鼓，却说“这是一个酷肖他的人……”还有，在该周刊保罗·麦卡特尼那张照片的背面，有一张汽车广告，透过这一页看过去，这辆汽车正好割断保罗·麦卡特尼的脑袋。辟谣之举如同一枚飞去来器(4)，被谣言又转了回来。
人们曾说，信息在不够充分的情况下就会繁衍出谣言。我们在谣言所构成的这种信息交流中，可以重新找到一切交换的原则。信息流传是因为它有价值，因为它一言千金！在小区生活中，很多谣言都是从流传的机密以及多多少少是故意泄漏的秘密中诞生的。我们对宴会或招待会快要结束时非常敏感。在这些场合，勃发的兴致会使众议员或省议员透露一些有关群体或本市生活的私房话或密语。另一种情况我们也应将其视为私房话：即在火车、饭馆或电话里，一个人无意之中听到另外两个人的谈话，而这两个人对此茫然无知。
很久以来，心理学家们就在琢磨，在这种情况下听到的消息，是否比直接从说话者口里听到的消息更具说服力。他们便做了一些试验〔参考书目143〕。比如，两人在高峰时间去坐地铁，或挤在电梯的人群中，或在电影院门口排队，他们故意不站在一起，尽可能自然地使他们的谈话被位于他们之间的人所听见。这些试验证明了这种无意之中所得到的信息的优势，但是只有在听者与话题有关，并且在这个信息合乎他的看法时才有这种优势。在无意中听到别人的谈话时，我们绝不会想到我们是试图被说服的目标，因此我们就会不自觉地将谈话的内容视为谈话者观点的反映，就是说，内容是真实的。如果有人想制造一个谣言，那么这个过程正好倒过来。美国的一家遐迩闻名的公共关系事务所霍华德·唐尼合作协会就是以其在几个小时之内即能派出专家小组制造谣言的能力而享有盛誉的〔参考书目9〕。
因此私房话可以是无意间泄漏的，也可以是事先安排好的。恰恰是后一种情况培育了政治事件。在美国，一位绰号为“深喉”的告密者是水门事件泄密的根源，结果导致了尼克松总统的下台。在法国，一九七一年，《绑鸭报》(5)发表了雅克·沙邦-戴尔马(6)税单中的一页。《绑鸭报》是怎么搞到这份材料的呢？雅克·沙邦-戴尔马当时正在总理府马蒂翁大厦，他让邮局把寄到他家里的私人信件转送过去。但是邮局却弄错了，误把总理的税单送到另一个部门去了。那个部门的一名官员注意到寄信者是法国国库(7)。于是，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他打开了信封，发现雅克·沙邦-戴尔马所交纳的税款并不比一个乡下郎中所支付的税款更多[1]。他便将信给了一位朋友，那位朋友又将信送到了《绑鸭报》。
很多谣言都是源于一件事，一件扰乱人心的事。谣言能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在不断交流信息的过程中，人们总是试图将他人七零八碎地叙述给他们的片断像拼图游戏般再把它们拼凑起来。信息越是不全，人们就越是不知不觉地去斟酌其含意。与此相反，各类片断越多，对信息的解释也就越接近事实。于是只有最令人满意的解释在当时流传，并且会一代代传下去。而人们也只记得最令人满意的解释。让我们来看一看一个不久前发生的例子吧。
1984年11月20日，新德里发生了骚动：“你听到那个消息吗？总统可能遇刺了……”[2]11点钟，各国大使馆从他们的印度雇员那里得到这一消息时，混乱达到了顶点。“这不可能！赶快去找提供这个消息的人核实一下！”到了中午，各大通讯社的电话接收台不停地接到惶恐不安的电话：真的吗？是不是真的？13点，在好几个区，一些锡克族和非锡克族的店铺都纷纷将顾客推出门外，急急地拉上栅栏。“你不知道吗？扎伊·辛格总统被杀害了。事儿要闹大了……”下午，银行的职员和雇员纷纷要求尽快回家。学校教师也在预定下课时间之前就匆匆打发学生们回家。19点，新德里到处都在沸沸扬扬地谈论这件事。到了21点，在电视新闻节目中，播音员使谣言寿终正寝（一部分人民很可能会以为电视刚刚宣布了总统的死讯），他说：“扎伊·辛格先生很好。他一直到傍晚，接见了好几起来访者。”电视屏幕上出现了总统的形象。
这“直冒冷汗的八小时”，源于一个含糊不清的事实，被或远或近参与此事的人认为十分重要。这天，总统府确有人死亡，死者是一位遇刺身亡的园丁。由于印度公众舆论始终未能摆脱英迪拉·甘地遇刺身亡所带来的冲击，因而一直处于焦躁不安的状态，甚至到了引起恐慌的边缘。在这种精神状态下，国家元首遇刺是总统府内传出的谋杀谣传最能被人接受的解释。当人们高度紧张不安时，最坏的消息总比最好的更具可能性。
几年前在法国蓝色海岸(8)流传着一个谣言：森林消防飞机不幸从海中吸起了一些游泳者，这些倒霉的人被直接投进了熊熊烈火之中。为我们提供消息的人中间，有一位飞机驾驶员，他记得在一本航空杂志上读到过这条新闻。那篇文章提到人们在森林火区找到一位穿着游泳衣的尸体，而这片地区的大火正是被森林消防飞机扑灭的。这个穿着游泳衣的尸体却出现在离海洋那么远的地方，确实令人惊讶：于是人们便作出了假设——他们没有考虑其他更现实的可能性，却认为他是从水里被森林消防飞机吸了上来，然后再被猛地抛进如此残酷的死亡之中。
当人们在自己的身边突然遇到某些令人不知所措的事实时，残存在他们记忆中的一些新闻传播媒介所叙述的真实的社会新闻，就会提供一个用以解释这类事实的剧情。1984年11月，在梅斯[3]的一个居民区，谣言传说：“可怜的小女孩被狗吞噬了，听说只吃剩下两条腿。”这个谣言源于一个三个月的女婴，这个女婴确实因呼吸停止而死了。女婴的家中也确实养着一条德国种的牧羊犬。但是，这头牧羊犬在女婴夭折的当天，仅仅吞食了一罐头狗食罐头而已。
这个谣言并不十分令人诧异：报刊上也曾多次报道德国种的牧羊犬又恢复了凶残的本性，特别是袭击少年儿童。社会新闻并不只是在报刊上，为什么就不会发生在我们大门外几步远的地方呢？
当人们谈到某些谣言的基础有一个真实的核心时，便会有这样的危险：很多人兴高采烈地就此推断谣言说的大致也是真的。事实上，人们所谓的真实的核心，便是这个含糊不清但却被认为十分重要的事实，谣言就是根据这个事实而传播开来的。不过事实并不存在，只有对事实的叙述，只有曾看到或听到的见证。换句话说，谣言更多的是从感觉出发，而不是从事实出发的。对谣言的研究不可避免地要导向见证人心理的问题。犯罪学家和法学家很久以来就指出，我们过高地估计我们感觉的能力〔参考书目23〕。无数试验已明白无误地证明了这一点。
最古典的试验之一就是在一群事先未得到警告的人群面前，人为地制造一起事件，然后要求所有的人将目击情况写下来。例如，司法心理学奠基人之一克拉帕雷德曾安排了下面的一幕：在一年一度的日内瓦著名节日——假面节上，一个蒙面人突然闯进克拉帕雷德正在讲授司法心理学课程的阶梯教室，出现在一排排的学生面前。这家伙指手画脚，叽里呱啦地嚷嚷着一些难以听懂的话。克拉帕雷德把他赶出门外〔参考书目45〕。整个插曲仅仅二十秒钟。
克拉帕雷德立即给学生发了一张包括十一个问题的调查表：结果平均回答正确者不过四个半人而已。而且，大学生们所犯的错误意味深长。雇来制造这一事端的家伙穿着一件长长的灰色罩衫，一条深色裤子，裤子被长罩衫遮住了，几乎看不见，他还戴着一副白手套，脖子上围了一条浅棕色与白色相间的围巾，一顶灰色毡帽盖住了他的头发。他一只手拿着一根手杖，另一只手握着一个烟斗，手臂上还搭着一条蓝色围裙。绝大多数大学生都提到了以下几样东西：长罩衫、手杖、毡帽和围巾。然而，有些学生说那顶帽子是一顶草帽，另一些人则说是一顶大礼帽。有人看见他穿的是一条方格子长裤，长着一头黑发，一头棕发，一头金发，一头灰发和一头白发。还有，大多数人都说他的围巾是红色的，并且根本没有戴手套。
证人的证词更多地是根据事件的“可能性程度”而非他们所目击的事实而作出的，克拉帕雷德是首先指出这一点的人之一。那家伙在教室里引起的混乱状态只能是一个革命者的行为。于是，每个人都相信，此人如果戴着围巾的话，那只能是一条红围巾。研究说谎的专家之一格·迪朗丹总结了各类试验之后，将结果归纳为以下几点〔参考书目45〕：
——一个绝对准确的见证是极为罕见的；
——证人在提供错误的证词时，与他在提供准确的证词时怀着同样的自信心；两者都是出于同样的真诚；
——我们所提供的一切有时更多地反映了我们精神上的旧框框，而不是我们真正看到的；
——因此，当好几个证词趋于一致时，它并不一定就标志着这些证词的真实性。也许它只是意味着好几个人不谋而合地在头脑中具有同样的旧框框和一些陈词滥调，因而他们对事实产生了一致、但却是错误的感觉〔参考书目59〕。
造成这些错误的因素包括运动（比如公路上一次车祸的过程）、感觉的短促、目击者的身体条件、他的偏见程度以及在事件发生时他的紧张程度。
上面的阐述表明，想象力会像编造剧本那样，多么严重地歪曲我们对目击事件的感觉。在那个使上课中断的例子中，毕竟存在着一个事件，一段插曲，一个事实，供我们去感觉。以这一事件为开端，想象力就前来构造我们的感觉。某些事物出现在眼前，让我们去“观看”。而拉瓦尔、拉罗什或奥尔良谣言的例子则引导我们超越了这一点：在上述三个例子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供“观看”，没有任何事件或事实作为谣言的开端。
二十年前，一个反贩卖白人妇女的女活动家曾组织了一次巡回法国市镇的活动。她一个一个城市地跑，每到一地，她就警告人们要注意看不见的罪恶，她敦促父母和姑娘们提高警惕，并抨击当局对此麻木不仁。在她抵达或者离开拉瓦尔不久，一个贩卖白人妇女的谣言便震撼了全城。几年后，一本现已停刊的通俗读物《黑与白》[4]杂志就像介绍一个“新近发生的”真实事件一般，刊登了下面这样一个活剧（实际上取材于一本轰动一时的书《性奴役》中的内容）：“在格勒诺布尔市，有一位工业家驾车将他年轻的妻子送到城里一家时髦的服装店去了。他等了半小时、三刻钟，终于不耐烦了。他前去询问他妻子的情况，可是人家却对他说：‘我们根本没见她到这里来。’由于我们的工业家绝对肯定地目睹他妻子走进了这家商店，因而他产生了怀疑，但他不动声色。他表示了歉意之后，便登上汽车，来到最近的警察局。对这家商店已有所怀疑的警方派出了便衣，包围了这幢房屋，开始进行搜查。他们大概是在店铺后面找到了昏睡不醒的年轻妻子。在她的右臂上，警察发现了一个针眼的痕迹：她被注射了毒品。”这篇文章发表一星期后，奥尔良开始流行同样内容的谣言。后来，到了1985年3月，人们又几乎一字不差地再度听到这个谣言：这次涉及的是拉罗什一家非常著名的女式服装成衣店。
这些谣言是一个典型剧本简单的上演。“人们”想象着这一幕正发生在他们的附近，在几步之遥的地方，在市中心的商业街，而所有的人都笃信不疑。那么这个“人们”到底何许人也？管它是X小姐还是Y小姐，这一点并不重要。埃德加·莫兰和他的研究小组〔参考书目106〕将这个谣言的发源地确定在一些教会中学或公立中学的女子班级之中。在这些女子班中，成堆的少年女子远离社会现实，生活在一个封闭的圈子里，最容易产生一些性幻想，这些想象的情节反映了她们受到压抑的欲望，她们将这些想象的情节讲给她们的伙伴听，就好像它们真的发生在你周围一样，而听的人则羡慕不已，完全将其视为自己的故事。在这种情况下，拉瓦尔或奥尔良的居民只需听人说起过那位反贩卖白人妇女的女活动家巡回到本地，或正巧读到《黑与白》杂志的文章，就足以使他们产生能随时抛出的性幻想，这种性幻想合情合理，故而足以乱真。几天之内，在中学和寄宿学校这些共鸣箱里，每一个女孩子都听说了此事，她们知道后，相信并为之发抖，因为在这个故事里，性的禁忌越是吸引人，故事也就越被人相信。
女作家卡特琳·勒普龙〔参考书目92〕是这样来描绘在外省一座宁静小镇的圣朱利安中学里，幻想是被如何制造及孵化出来的：“（他骑马散步归来），轻轻抚摸了一下这位少女的脸蛋。‘噢，对不起！’她陶醉了。他抚摸了她，使她心旌摇曳。她开始浮想联翩、编出一个故事，因为必须有什么事落在她身上才是……她将她虚构的故事透露给最亲近的人，于是她的母亲便惊呼起来：‘我们的女儿们在什么地方都不安全。’（她来到学校以后，）少女便消失在一大群姑娘中间，她将她前一天遇到的事讲给她们听。‘让-彼埃尔·絮齐尼骑马散步回来，不仅抚摸了她，还把她推到马厩的墙上，他笑容可掬，就像人们经常在他的商店里看到他时那样……由于她挣扎，他便把她拉向他身边。她闻到了他身上的气味。他一直敞开着他的衬衫，于是……’上课的铃声响了，加上女伴们的低叫声、哧哧的窃笑、‘别说了！别说了！我从一开始就怀疑，只要看看这个橱窗就够了’之类的喧闹声，盖住了少女最后那几句话。（几天以后）在学校室内操场上，这个故事被添油加醋地传了开来（……）再也没有人知道它是出于谁人之嘴了（……）。只是‘那事’并没有发生在她们身上，（……）而是她们的一个邻居，一位女朋友。他闯进了试衣间，借口说什么要替她拉上拉链。”
就这样，一位少女自我陶醉而产生的幻想，在离她家几条街远的地方，变成了栩栩如生的事实。这个由幻想变成事实的过程，在现实生活中并不罕见。早在1910年，卡尔·荣格(9)就曾提醒人们注意一个源于一家女子寄宿学校的谣言〔参考书目72〕。一位教师被指控与一个寄宿生发生了性关系。事实上，这一切的根源，在于一位少女将她的一个梦告诉了三个伙伴。
将神话引导到现实生活中来的同样的过程，也能解释一些谣言之所以会经常地、无法预料地再现；这些谣言，人们曾称之为“典型故事”或“都市传奇”。这些故事就像一些微型道德童话，它们的出现从表面上来看和任何确切的事实均毫无关联。比如，1982年7月，米卢兹市所有的母亲都情绪不安：在科拉超级市场，一个孩子听说被一条从一串香蕉中窜出来的蛇咬了；送到医院时，孩子已经死了。这家超级市场是少数几家建议搞托儿所的商店之一，它很快变得门可罗雀。这个谣言自从1981年以来，就在法国好几个城市里出现。它很像是在提醒父母，别让孩子们吃太多的糖果或不要去碰货架上的所有东西。会不会有一天，一个孩子认真对待这个谣言，将它说成是他家附近的一家商店发生的事呢？通过学校，他可以有一间谣言的回音室和十来个中继站。各个操场便是儿童们的谣言中心〔参考书目53〕。
一旦谣言平息后，就变成一个准传奇故事，慢慢地从一个城市流传到另一个城市。在谣言存在期间，这个无稽之谈就有可能由某个传播它的人将它“现实化”，他只须说：“是的，我相信，这事就是今年夏天在超级市场里发生的。”从这句话到想象这件事刚刚发生，这一步很快地就能在某次议论中跨过去。这个故事生活在隐蔽的半传奇中，它既无地点又无时间。它是一个浪迹四方的神话。某一天，在一次议论之中，它便进入了现实：是现在，是在这里发生了这一切。这个谣言就是这样第一天在尼斯爆发的，后来又一天在蒙彼利埃，第三次在比利时的列日爆发。是谁将一个既无地点又无日期的传闻变成了现实？没人知道。这类微不足道的细节很快会被人遗忘。
此外，请记住，这还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它只说明了谣言的制造过程，但却没有解释谣言在城里迅疾传播的过程。而值得我们回味的，是整座城市都被这个故事所占领，就像我们下面将要看到的那样，这个涉及孩子和蛇的故事，外表上无害而且无足轻重，正在以象征性的手法，像个梦那样，大声地说出法国城市今天正在悄悄地思索如何拒之门外的心事。
一般来说，如果人们找到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在某一天，在另外某个地方，能够诞生这类典型故事，那么最令人吃惊的，是这类故事的持久性。即使所有的典型故事，就像所有的传奇一样，只是一个遥远的真实事件的回声，我们也应澄清为什么集体记忆对这个故事如此执著。在这个故事里面，究竟隐藏着什么真理〔参考书目12〕？
在可口可乐饮料里发现老鼠的谣言，就是一个典型的与事实相关联的谣言。据这个谣言称，消费者在可口可乐瓶子里找到了一些老鼠的碎肉。这是美国有关质量低劣的饮料方面最流行的谣言之一。但是这个事实是有相当历史的〔参考书目54〕。查阅司法年鉴表明，第一例案件是1914年密西西比州的一位消费者起诉的，他获得了胜诉。从这以后，共有44例同样的案件发生，起诉对象均为负责将可口可乐装入瓶内的公司。尽管这些案件并没有大肆渲染，但这些事实还是如此严重地影响了人们的想象力，以至于全国各地谣言甚嚣尘上。这个逸闻从此进入美国口头传说的传统，成为此后有关可口可乐的故事之一，以告诫人们警惕这个压倒一切的、其配方又是高度保密的神秘饮料。
同样，所有居住在纽约的人有一天都曾听说过，城里的下水道里，侵入了许多钝吻鳄。这些动物是怎么跑到那里去的？根据该谣言的一个变种，说是有一个家庭，在度假时从佛罗里达州的埃弗格莱兹带回来一些小钝吻鳄。可是后来他们对这些小鳄鱼厌烦了，便决定利用抽水马桶把它们冲走。这些蜥蜴类动物靠吃渣滓和老鼠，居然活了下来，并且迅速地繁殖后代。下水道服务部门多次进行了辟谣。尽管从来没有一个下水道工声称他曾经碰到过钝吻鳄，但是对于很多纽约人来说，这座城市的地底下已经回到了丛林状态，预兆着大都市不祥的未来。
人类学家阿·科尔曼〔参考书目31〕考证了美国报刊上的六十余篇文章，都是报道从1843年至1973年期间在最料想不到的地方意外碰到鳄鱼的新闻。只有1935年发表在《纽约时报》上的一篇文章提到过下水道，并且就是在曼哈顿底下。然而即使发生了这样一个事实，也未能改变人们对此事的判断。很少美国人读过这篇文章，他们相信谣言是出于其他原因。如果说这桩社会新闻能够流传五十年之久，并且被纳入活生生的民间传说之中，成为虚无缥缈的神话中的一部分，那是因为它强烈地刺激了人们对地下世界深深的隐秘所产生的着了迷一般的想象力。此外，这则新闻对居住在大都市里的人类命运的衰落，还带有某种象征意义：这是一个寓言，是一个道德童话。此事不仅仅涉及美国人。1984年9月[5]，宪兵们和法国多尔多涅省当局不得不出动，到卡斯特尔诺-拉夏贝尔和贝萨克的河水里去围捕有人“看见”的鳄鱼。结果当然一无所获。
正是这个将浪迹四方的神话引入某时某地的现实生活中来的过程，揭示了诸如幽灵搭车者和其他古老谣言周期性地出现的原因。如1982年5月，在法国旺代省，人们突然谈论起一个拦道搭车的神秘僧侣。这些盛传的故事是千篇一律的。事件总是发生在晚上或半夜：在路边，一个僧侣在拦车。司机们停下来，邀请他上车，他总是坐在后座上。根据各种证词，此人总是孤身一人，并且寡言少语，直至他开口说出几句类似预言般的话：“夏季将十分炎热，秋季将血流成河。”前座上的司机和乘客惊讶地回过头来。可是后座上已空无一人：在汽车根本没有停下来过的情况下，僧侣消失了。困惑不解的司机便来到宪兵队报案，这时才知道，他们并不是唯一经历了这类奇遇的人。
事实上，经过调查表明，根本没有人到宪兵队报过案〔参考书目44〕。而且，和过去的情况一样，那些所谓的直接目击者，所谓在他们的车上搭载过这个奇怪乘客的司机，每次都被揭露出他们只不过是转述者，他们只是听别人说起过而已。
只有两件事是确实的。僧侣们在全法国到处旅行，因而有可能在旺代被人看见。这个僧侣搭车者的故事属于民间传说专家们非常熟悉的一种：即幽灵搭车者的故事。这些故事自从1942年就被发现和归类，并且周期性地在欧洲以及美国引起谣言的流传，地点都非常具体〔参考书目21〕。几个世纪以前，一个同样的故事就已经从教堂到饭馆到处流传，只不过汽车在当时是出租马车而已。
谣言经常是因一个信息缺乏解释而问世的。误解是参考一个证明以判断另一个证明和信息的原件和破译件之间的差异而产生的。
1984年2月中旬，阿尔及尔人纷纷打听：“飓风”是不是将要席卷首都？两个星期以来，谣言的传播便如火如荼。人们担心一场飓风将要袭击这个地区，尽管这个地区离热带还远得很呢。是一群日本人——人人都知道他们是自然灾害专家——向当局提供这个信息的。此外，这番警告被认真接受了，证据就是大夫们接到通知，周末必须呆在医院里随时听候召唤。事实上，一些医院连布告都已经贴了出来：“由于大气扰动，所有人员均禁止在2月23日和24日外出。”最长的一个周末就要这样开始了吗？商人们收到了大量购买矿泉水的订单。持重的人决定离开首都几天。9月21日星期三，《圣战者报》对这个谣言进行了辟谣。据说这是救难组织早已拟定好的一次演习，但是有关这次警报演习的信息却被误解了，大概是因为它们本身就比较含糊。
1968年1月，法国萨瓦省被谣言所淹没：“哈鲁恩·塔齐埃夫在电视里说，将要下一场六米（或十米）的大雪，夏蒙尼地区将有从地图上消失的危险。”对于其他人来说，这则天气预报来自于法国电视二台的气象节目明星阿兰·吉洛-佩特雷。谣言一直传到第戎地区，在那里，人们预测大雪将有1.5米厚。确实，由于负责自然灾害的国务秘书、著名的火山学家哈鲁恩·塔齐埃夫经常在电视上露面，一个理解上的错误很快就发生了。此外，一而再、再而三宣布的哈雷彗星的归来，又给一部分电视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于是他们下意识地在等待着某些东西掉下来。一场雪崩似乎更为可信。(www.xing528.com)
同样，一群土耳其移民劳工在读到一篇刊登在1980年4月的《土耳其人》杂志上的文章时，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们最强烈的希望，他们生活中的梦想似乎就要成为现实了：在米卢兹，人们将使一切既没有居住证又没有工作的人得到合法的地位。几天之内，3500名偷渡入境的土耳其人蜂拥赶到米卢兹[6]。5月在阿尔萨斯成了一个土耳其人月。事实上，《土耳其人》杂志发表的是一篇该刊常驻法兰克福记者采写的报道，一个非法移民在科尔马地区申请居住证时获得一份收据[7]，以便能够接受一次……必须的外科手术。因此这是一个出于人道主义的做法。这篇报道刊登了这个土耳其人的照片和那份收据的复印件。在文章中，记者已经提出这个问题：在收据的三个月有效期期满以后怎么办？然而，对于那些土耳其读者来说，他们只记得一个事实：一个偷渡入境者有了“证件”。仅此便足以在欧洲引起一场涌向米卢兹的狂潮。
一个著名的情况说明误解的过程是可能被一再重复的：在每次新的信息都含糊不清的情况下，这个信息就会接受下一个听众对它作出的个人的解释。下面这个情况涉及一篇报刊文章在被一系列其他报纸转载时发生的种种变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报纸《科隆新闻》独家报道了德军攻陷比利时安特卫普市的消息。它的新闻标题是：“在宣布攻占安特卫普市时，人们让教堂敲响了钟声。”既然这是一张德国报纸，那么当然是在德国，人们让教堂敲钟庆祝这个胜利。这条新闻被法国《晨报》转载：“据《科隆新闻》报道，在堡垒被攻占时，安特卫普市的教士们被迫敲响了钟声。”《晨报》的这一消息又被伦敦的《泰晤士报》所转载：“据《晨报》来自德国科隆的消息报道，在安特卫普市被攻占时拒绝敲钟庆祝的比利时教士均被解除了职务。”这个消息的第四个版本出现在《锡拉快报》：“据英国《泰晤士报》来自巴黎的报道，引用科隆的消息说，在安特卫普市被攻占时拒绝敲钟庆祝的不幸的教士均被判处苦役。”《晨报》又重新转载了这个消息：“据《锡拉快报》转引自科隆和伦敦的消息证实，安特卫普市的野蛮的征服者对勇敢地拒绝敲钟庆祝的教士进行了惩罚，不幸的教士们被脑袋朝下倒吊在大钟上，就好像是活的钟锤似的。”
最后这家报纸就是这样提供了一个有关德国人在安特卫普市犯下野蛮行径的谣言。在这里面有好几个事实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一方面，尽管这个消息的第一版和最后一版相距甚远，但在每一次转载过程中却并没有什么令人吃惊的地方。它遵从于这个逻辑：澄清含意不明的字眼或有选择地领会这些字眼。另一方面，每个记者都加进了新内容：面对信息的贫乏，记者试图重新将其拼凑完整，哪怕要创造出一些缺少的零件也罢。这些零件反映了周围人们的精神状态：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几乎是一场圣战。法国要对德国人进行报复，以清洗1870年战争的耻辱。因而，将敌人描绘成野蛮人一般，人们就感觉自己更加像英雄。这种歪曲证实了有关德国人的流行的老观念，同时也证明了居民内心潜在的恐慌。
这样，全场一幕都不缺了。错误实际上是信息根据一个合情合理的剧本在构成的过程中发生的，谣言即是时下流行的形象和老一套旧想法的反映。有一个采访为我们举出了谣言是如何在一个村镇里诞生的。被采访者的兄弟失踪了，实际上他不过去了伦敦。在回答问题时，他的妹妹说他在“伦敦”。谣言却称他成了囚犯：因为有人将在“伦敦”错听成在“监狱”里[8]，这一点并没有使错听者和镇上其他村民感到吃惊。因为这个假设符合这个失踪者在他们心目中的形象(10)。
1968年11月，一个极其恶毒地诽谤前总理和未来的共和国总统乔治·蓬皮杜的夫人的谣言诞生并大肆流传〔参考书目99〕。这个与谋杀斯泰旺·马尔科维奇事件有关的谣言，是由一封日期为1968年10月10日写给阿兰·德隆的信引起的。写信者是一个被囚禁在弗雷纳监狱中的南斯拉夫青年，他是马尔科维奇的朋友。这封通篇充满了恶意诽谤的信落到了监狱当局的手中。尽管这个囚犯声称这封写给阿兰·德隆的信完全是他本人自愿的，没有任何人给他出过主意，但调查结果依然认为，此信出于另一个因伪造文书并使用假证件的同监犯之手。
1976年2月开始流传一份传单，是用打字机打的仅仅一页的传单，内容是一串食物添加剂名单（即大名远扬的E……）。这份名单将添加剂分为三类：有致癌毒素的、可疑的和无害的。照这份传单的说法，一大部分时下流行的产品和牌子纯粹就是杀手。这份传单究竟是从哪儿来的？究竟谁是它的始作俑者？我们永远不得而知。相反，却有成千上万的志愿者，被这个严重的指责和“癌”字的幽灵所慑住，一而再、再而三地去复制它。到今天为止，我们认为共有七百万人手头掌握着这份传单，并中了这个谣言的“毒”。
事实上，仔细地阅读一下这份传单，专家们很快就可以发现它的可疑特征。大部分法国禁止使用、因而也不可能出现在食物产品中的添加剂，在传单中被描述成无害的。与此相反，一些根本就是无害的物质，却被归入致癌毒素之列。例如，据这份传单的介绍，E330是所有添加剂中最危险的。然而，这个数码所代表的，不过是绝对无害的柠檬酸而已，人们日常大量消费的橙子和柠檬中，自然能找到这种柠檬酸。就像维尔瑞夫的居斯塔夫-鲁西研究所所长、世界癌病专家莫里斯·蒂比阿亚教授所说的那样：“这份传单将一系列几乎存在于我们每天的食物中非常普通的物质，指定为危险的、致癌的……。所有看到这一点的科学家都忍俊不禁，这简直是蠢话连篇。”
自从1976年以来，七百万法国人被它貌似可靠和科学的表面所蒙骗。尽管与这份传单毫无干系的维尔瑞夫医院一再进行辟谣，它照样在流传。
所有下列食物添加剂目前在法国均被允许使用，但是都应该一一指明。好好选择您所购买的食品，别再使用这些添加剂了（生产者的选择取舍取决于消费者）。
想想你们的孩子
请复制这份传单，散发给你周围的人，将它贴出来。
尤其是，使用这份传单。它有关您的健康。
含有致癌毒素的：102—110—120—123—124—127—211—220—225—230—250—251—252—311—407—450
330：最为危险：存在于某些开胃酒、奶酪奶油和汽水之中。
性质可疑的（正在研究之中）：125—131—141—142—150—153—171—172—210—212—213—214—215—216—217—231—232—241—333—340—341—460—462—464—465—466—477
无害的：100—101—103—104—105—111—121—122—132—140—151—160—161—162—170—174—175—180—181—200—201—202—203—237—239—260—261—270—280—281—282—290—293—300—302—304—305—306—307—308—309—322—325—326—327—331—332—333—334—335—336—337—401—402—403—404—405—406—408—410—411—413—414—420—421—422—440—470—471—432—473—474—475—480
例如：
E102：糖果
E330：某些汽水
E120：某些白酒
随着这份传单不断被复制的过程中，人们发现传单上又出现了维尔瑞夫医院的附注说明。事实上，将这份附注说明的作者归于维尔瑞夫医院完全是个弥天大谎。居斯塔夫-鲁西研究所始终否认与这份弄得人心惶惶的传单的内容有任何作者关系。然而毫无作用：尽管一再辟谣，这份传单照样一直到1986年仍在流传。人人都笃信其真实性，将这份传单发放到小学、社会团体、医院、医科与医药学院，它们都对这家久负盛名的医院的意见异常敏感。一些报刊则依样画葫芦，未经证实就刊登这个消息。更为严重的是，1984年，一位医生在撰写一部有关癌症的普及性作品时，未曾将情况弄清楚便把这份致癌产品名单搬了上去，他由此便为一个错误信息作了担保，使人们对一些无害产品产生了怀疑，如“笑牛牌”奶酪、阿莫拉牌芥末等。那么，这份传单的始作俑者们的意图究竟又是什么呢？
在操纵信息的范畴之内，我们还应该提及某些报刊的作用，它们在报道上流社会的晚宴和沙龙时添油加醋，从而制造谣言。谢拉(11)的情况就是一个例子。一个流传甚广的谣言对她的女性性别提出了疑问：称“谢拉”可能是个男人。很少人知道这是一个多么古老的谣言了。这个谣言从这位流行歌星的舞台生涯刚刚开始时就已经传开了，当时她年仅十七岁。《法兰西星期日报》的一篇文章对她的性别提出了质疑。谢拉决定永远不去答复这类问题。但是她对私生活秘而不宣的做法害了她，而且只会使这一恶意诽谤更为流传。
几年前，一个有关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生病的谣言，使我们发现谣言可以没有什么其他表面上的动机，仅仅因出于好玩而安装到某人头上去。在那个时期，谣言首先在各个大使馆内流传开来，报纸则将这个消息报道出去。一个重大而扑朔迷离的事件发生了：五个星期以来，人们就未见苏联最高领导人在公开场合露面。据那些永远是“消息灵通人士”的透露，他的病是由剧烈的牙痛发展成为白血病的。
这个谣言源于波士顿。它声称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正在前往马萨诸塞州的途中，以接受一家遐迩闻名的诊所的治疗，这家诊所在治疗癌症方面享有世界声誉〔参考书目123〕。当地的一家大报《波士顿环球报》甚至正式发表了这一消息。
事实上，有人在该诊所的电脑上，将一个“列·勃列日涅夫”的名字，输入了即将前来就医的人员名单之中。然后，他通知了后来传出谣言的一些机构，其中包括《波士顿环球报》和波士顿警察局。《环球报》要求华盛顿方面提供更多的消息，华盛顿并未对此进行辟谣，加上警察局方面也传出了这一谣言，该报便发表了这个消息。
这个例子使我们回想起本章开头的警告。谣言能够成功地安装到某人头上去，是因为在这一段时期内，公众舆论对涉及有关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健康问题的一切消息都异常敏感。事实上制造谣言的，并非消息来源，而是公众。
1985年10月5日星期六下午，在法国克雷泰商业中心，一些志愿人员向前来购物的行人散发一份传单。这份传单是由十分重要且著名的组织“反对种族主义排犹主义争取和平运动”签署的。这个组织是反对种族主义争取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的组织。根据联合国的建议，这个人道主义组织为了向比勒陀利亚(12)当局施加压力，进行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斗争，号召抵制“沾满了鲜血的水果和饮料”，并指出了好几个牌子的名字。他们特别瞄准了一种饮料，传单在《多汁的……种族隔离》的标题下写道：“庞帕利尔果汁是用来自于南非的水果制造的。”
然而，好几年以来，庞帕利尔公司就从以色列和摩洛哥进口原料。庞帕利尔公司董事长与“反对种族主义排犹主义争取和平运动”秘书长几次会晤表明，这个组织没有核实其消息来源。该组织的一名成员说庞帕利尔公司从南非进口原料，人们不假思索地发表了这一消息。
这个例子说明，人们很少自觉地去证实消息来源，尽管核实是多么有必要。如果说应该教育记者和历史学家核查消息来源的必要性，这并非偶然。不仅仅我们很少去核实一下我们通过中间人、通过口传媒介所获取的信息，连担负着向成千上万人传播信息责任的人，居然也同样如此。多少谣言就是从地方性或业余报刊的文章中传出来的，制造它们的人怀着最美好的愿望和诚意，但是有时对它们的真实性却忘了去核实。
上述各个例子表明，“没有火，焉有烟”这句谚语颇为荒谬。只有当人们将有意传播谣言者、事件目击者以及接收信息者之狂热和有时过于丰富的想象力称之为“火”的时候，这句谚语才有意义。事实上，大众对这句谚语的偏爱，构成了谣言操纵信息的康庄大道。公众的心智软件是很明确的：对他们来说，在所有的烟雾后面，都存在着一小簇真理。了解了这一点，战略家们从中得出了一个非常著名的行动原则：诽谤吧，诽谤吧，总会有什么留下的。
[1] 见《绑鸭报》1986年3月5日，第3410期增刊第十三页。
[2] 见《世界报》1984年11月23日的报道。
[3] 参见《东部共和报》1984年11月3日。
[4] 参见1969年5月6日至14日。
[5] 见1984年11月9日的《西南报》。
[6] 见1982年5月24日、26日和29日的《法兰西西部报》。
[7] 见1984年2月25日《世界报》。
[8] 见1980年5月31日《阿尔萨斯报》。
(1) 甲壳虫乐队，又称披头士乐队（the Beatles），是在英国1960年代兴起的一支流行音乐乐队，后风靡美国。——译者注
(2) 约翰·列农（John Lennon），甲壳虫乐队主要成员，1960年代曾风靡西方，成为许多青少年崇拜的对象。后被一个素昧平生的歌迷所杀害。——译者注
(3) IF在英语中为“假如”、“如果”的意思。——译者注
(4) 飞去来器（boomerang），是澳洲土著用的一种武器，投掷后不中目标能自动返回原处。——译者注
(5) 《绑鸭报》，一家法国周报，以专门揭露其他报刊不敢刊登的信息而著称。——译者注
(6) 雅克·沙邦-戴尔马（Jacques Chaban-Dejmas），法国第四共和国时期的著名政治家，曾出任法国总理。——译者注
(7) 即国家税务部门。——译者注
(8) 蓝色海岸，位于法国南部尼斯和土伦之间的地中海海岸，是法国著名的旅游避暑胜地。——译者注
(9) 荣格（Carl Gustav Jung），著名瑞士精神分析学家和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的学生。——译者注
(10)“à lond”（在伦敦）和“à l’ombre”（在监狱里）在法文中发音接近。——译者注
(11) 谢拉（Sheila），法国著名流行歌曲女歌星，原名为Anny Chancel。——译者注
(12) 比勒陀利亚系南非行政首府。——译者注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