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芒之间：广东扎花灯艺人袁伟祥的传奇人生

刘思明

和着新年款款而来的脚步，兴宁客家山区的年味渐浓。有些商家开始在门前挂起红红的灯笼，预示着春节的临近。正是在这仲冬时节，笔者因编辑部的稿约专程驱车来到百里外的粤北边远山区罗浮镇，采访了花灯制作传承老艺人——袁伟祥。

在罗浮圩镇一间老字号店铺内，只见七十多岁的扎花灯手工艺人袁伟祥正低头忙碌着，身边摆满了各式各样的成品和半成品花灯，老人的儿子、儿媳妇则忙前忙后招呼着前来订制花灯的顾客。当我们说明来意后，老人高兴地把我们引到店内一角，向我们细细述说着他制作花灯的人生经历。

袁老告诉我们，赏灯是兴宁承袭了数百年的习俗，有赏灯大过年之说。许多在外游子宁可春节不回，但赏灯之日哪怕天上下刀子也挡不住回乡赏灯的脚步。因为赏灯并不仅仅是“观赏”花灯，更重要的是整个家族庆祝“添丁”的宗族仪式，称为“上灯”。“在我们兴宁，凡是家中添了男丁的人家，元宵节前后（正月初九日到十九日，各姓、各祠堂时间不一）都要在祖屋或祠堂挂上花灯，向祖先禀报家族中又增添了新成员，同时祈求祖先庇佑他健康成长。而花灯是赏灯的主要载体，无花灯则无赏灯。于是，这就给制作花灯的艺人提供了市场。”(www.xing528.com)

袁伟祥是罗浮镇最有名的扎花灯手工艺人，从小受长辈的影响，耳濡目染，由好奇逐渐走向着迷，十多岁就开始学做花灯，二十多岁已经能独立完成花灯制作。为了把花灯做出特色，达到人无我有、人有我靓的目标，他先后跟随了好几位师傅学习，取长补短，经过日积月累的沉淀，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袁伟祥也不忘与时俱进，给花灯赋予了许多新意，如这几年做的花灯扇面语加上了带有时代色彩、直逼人心、启人心智的劝善语。如“见善思齐”“积德行善”“诗书传家”“耕读传家”等，非常吸引顾客。每年元宵节前，人们纷纷从四面八方涌来选购他做的花灯，老人一年三百六十天都在做花灯，这几年更是忙得连轴转。老人的儿子说，由于父亲的手艺越来越受欢迎，加上近几年镇上一些手工艺人因“做手工太辛苦”而退出了这个行业，父亲每年做的花灯都供不应求。

袁老呷了口茶后，意味深长地说，做花灯是一件费时费神的事，制作艺人必须具备竹匠工艺、绘画技能、装裱技术、剪纸功夫、历史知识等。做花灯首先要画彩花，然后做骨架，再裱彩纸。花灯的骨架一般为竹篾条，分为上、中、下三层，中层又分为上、下两层，各由六扇大门、六扇小门构成。彩纸为印有吉祥图案或传统花纹纸，上、下边上裱着手工剪出来的金花纸，花灯的上部有五条灯带，寓意“五子登科”。此外，花灯一般是十二面棱柱体，其中六个扇面为大面，挂着绘有“状元及第”“状元骑白马”“全家禄满朝贵”“百岁老人抱子孙”，以及莲花、喜鹊等人物花鸟祈福图案彩花。画彩花最考验做花灯的水平，若要把人物花鸟画得栩栩如生，那得需要一定功底。有时为追求花灯的样式考究、精致绞尽脑汁。由于他制作的花灯占有很大的市场份额，当年也曾遭到同行的嫉妒。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花灯不再是工艺，而被认为是带有封建色彩的东西。一些生意上的对手便拿袁伟祥大做文章，认为他在传播“封资修”，鼓动造反派把他抓到街上游行、批斗。袁伟祥被折腾得半死，生活也失去了经济来源。为此，他曾发誓不再做花灯并远走他乡谋生。直至改革开放以后，兴宁赏灯习俗恢复、盛行，他才从深圳返回家乡，重操旧业。这时他不再是以此谋生，他是担心花灯制作的传统工艺到了他们这一代便失传。在与我们的交谈中，袁伟祥老人吐露出自己的担忧。老人说，十多年前，罗浮镇上还有很多人做花灯，但这几年，不少艺人都纷纷另择他业。“如今，我们镇上做花灯的人没几个了”。前几年老人尝试招收徒弟，但没人感兴趣，这让他感到非常失望。幸好他自己的儿子和儿媳妇在他的苦口婆心动员下，愿意接受他的传承。就在我们行将结束采访之时，老人拉着我的手说，兴宁的赏灯习俗是梅州客都唯一的民俗活动，而且越来越浓厚，人们常借助这一活动传递亲情，弘扬客家文化。而这些功能的实现需要借助花灯这一载体来完成。兴宁传统花灯作为一种文化产业，给客家地区营造了浓厚的节日氛围，有悠久的历史渊源和深厚的客家文化底蕴，有民间广泛的群众基础。但兴宁传统花灯的发展前景却不容乐观。目前虽然在全市各镇有制作花灯的师傅，然而制作花灯的师傅日渐减少，有失传的危机。其次是传统的花灯文化产业带来的经济效益不大，许多年轻人不愿意从事花灯制作业，认为远不如到珠三角打工。再次是传统的花灯市场秩序混乱，缺乏行政引导，销售范围不广，只局限在本地。老人期望政府能加大对花灯文化产业的挖掘，从人力、财力、物力上加大支持，建议成立花灯研究协会，政府每年要有一定的经费投入，同时举办花灯文化节，提高兴宁的文化知名度；尤其要鼓励对兴宁的花灯在传承的基础上不断改良和创新花灯的制作工艺，让兴宁花灯走得更远。

望着眼前这位年逾古稀却能高瞻远瞩的山区老者，我们无不为厚重的客家文化所折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