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哲学家与基督教科学的转变

其次，我们谈一谈上帝和自然法则的概念。

柏拉图的巨匠造物主需要根据理性的法则来造物，而基督教相信上帝的权力高于一切，创世不需要依赖于更高的法则，相反，上帝根据自己的意志来制定法则。

但上帝本身是理性的、守约的，所谓旧约、新约，就是上帝与人的约法，上帝一旦制定出法则，就不会任意反悔。所以理论上万能的上帝随时可以撕毁自己订立的律法，但基督徒也相信上帝并非善变的暴君。

这种信仰蕴含了两重推论：首先，因为上帝的自由意志，他所创造的世界究竟如何，是偶然的；其次，由于上帝造物有章有法，所以世界是有规律的。

因此这是一个偶然的，又有规律的世界。也就是说，事物都必然地服从自然规律，但自然规律本身是上帝自由意志的偶然产物。

规律是可以被人所理解的，但上帝的心意并不能直接被人类揣摩，这样一来，人类就不可能从理性本身出发推测出自然规律，然而却可能从上帝的实际造物那里间接地揣测世界的秩序。

图7.6.1　经验研究的合法性(www.xing528.com)

古代人的信念——无论是多神论、泛神论还是希腊哲学家的观点——大多无法为人类的感觉经验提供一个坚实的知识论地位。在柏拉图看来，感官只是求知的干扰，只有纯粹从理性出发获得的知识才是确定的、永恒的。人们也许可以从感觉经验中获得一些辅助或启发，但并不必然要通过经验研究才能获得知识。

并不是说希腊人根本不重视经验研究，事实上希腊人同样注意经验观察，特别是在亚里士多德的知识体系下，经验研究乃至工匠的知识都占有一席之地，只是地位不如理论知识那么高罢了。现代科学不也是如此吗，现代人的知识体系以数学和理论物理学为核心，越是不依赖经验的科目就越是“硬”科学。

然而差别在于，现代科学体系是还原论的，各门理论科学和经验科学虽然在建制上日益分化，但在存在论上却是统一的，也就是说，不同科目所面对的是同一个世界。例如，理论物理学在概念上进行推演的那些数学符号，与实验科学通过经验把握到的实际现象，指向的是“相同的存在者”。

这正是现代科学不同于古希腊科学的特点。在希腊人那里，理论科学要么是研究现实世界的工具，要么就是超越现实世界之外的独立知识。前者的典型是托勒密体系，托勒密所构建的理论模型并不被认为是现实世界本身，而只是为了拟合经验数据而虚构的数学工具。后者的典型是柏拉图，柏拉图认为理念世界与现实世界并非同一，现实的圆是对理念的圆的摹仿，即便对现实的圆的描画有助于激发关于理念的圆的“回忆”，理论知识和经验知识指向的终究是不同层面上的事物。

因此柏拉图能够接受对行星轨道的定性描述，而托勒密可以接受作为数学工具的“均等点”，而不在乎真实的宇宙中这个位置上有没有东西。而到了现代，开普勒无法接受理论推演与经验观察之间的8分误差，因为他相信他在理论中演算的与经验中观察的是同一个东西。

由于对上帝造物的研究能够让人类间接地揣摩上帝的意志，由于上帝是至善的，因此经验研究必将激励人们体会上帝的善意，并且礼赞上帝的伟大。这种体会和礼赞并不需要得到实用的效益才有意义，因此基督教科学仍然保有超功利的特征。

希腊科学的自由精神是通过对现实世界的贬斥而树立的，因为只有对永恒真理的沉思静观才能让灵魂获得自由，高尚的学者决不能沉迷于杂乱多变的感官经验。然而基督教科学一方面恢复了感官经验的地位，但另一方面仍然坚持自由求知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