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问题及其意义-过时的智慧：科学通史十五讲

这一讲以专题的形式谈中国科学史，这个主题不在西方科学史的脉络之内，因此是比较难讲的，因为中国科学史方面的内容很多，但本身就很零散，很难概括或筛选出哪些是核心内容。这本书毕竟是以西方科学为主线来讲述的，因此这一章主要选取的是一些可以与西方科学形成对比的内容，例如数学和天文学。

我们知道中国古代有非常丰富的科学成就，我们的中小学教育和一般的科普宣传中也特别强调了中国古代科学的辉煌成就，而且介绍这些成就的时候往往要提一下它“比西方早N百年”。

笼统来讲这确实不错，中国历史源远流长，文化传统相对连续，在地理位置上相对隔绝，因此走出了一条相对独立的科技文明发展道路。中国的汉朝大致对应于希腊化时期，在数理科学方面当然不如希腊人辉煌，但也有独到之处。而到了唐、宋时代，中国的科技文明达到高峰，而西方正好处于中世纪的低谷，直到16、17世纪科学革命之后才一飞冲天。因此许多中国古代科学成就都要比西方人早几百年，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一直强调那些中国古代比西方早几百年的科学成就，表面上似乎在提高民族自信心，但仔细想来又总是哪里不太对劲，就好比一个高考落榜生对着高考状元吹嘘：我小学的时候都是班级第一，小红花拿了不知多少，你当年这样那样都比我落后多少……这种吹嘘与其说是自尊自信，不如说是心理不平衡的表现。关键问题是：既然你当年那么厉害，但现在你怎么就落后了呢？这正是在学术界大名鼎鼎的“李约瑟问题”。

英国学者李约瑟（公元1900年—1995年）主持编纂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中译本叫做《中国科学技术史》）是世界科学史界最权威的中国科学史资料。从1954年出版的第一卷到2004年的第七卷第二分册，已经出了7卷27册，其中14册的中译本已经出版。这套巨著不但是西方学者了解中国科学史的出发点，中国的科学史家也很难绕过它。

青年李约瑟作为生物化学家成名，后来因为爱上他妻子的中国学生鲁桂珍，对中国科技产生兴趣，从此致力于中国科技史研究。

李约瑟用翔实的材料向世人展示了中国古代科学与技术达到的惊人成就，展示了在西方近代的科学革命之前，中国科学曾经长期处于世界领先水平。那么问题来了，李约瑟问：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兴起呢？(www.xing528.com)

对于这个问题，国内外科学史界有许多争论，在李约瑟之前，早就有许多中国学者追问为何中国未能发展出近代科学的问题，李约瑟只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一些学者试图从思想倾向、社会制度等方面寻找原因，另一些学者则质疑李约瑟问题本身的前提。例如李约瑟的后继者之一，席文把李约瑟问题解释为一个伪问题，相当于问：“为什么今天报纸上没有出现我的名字？”席文认为近代科学的兴起与某个人的名字上报纸类似，是一个罕见的事件，我们可以追究一个人上了报纸的原因，但无法回答一个人为什么不上报纸。但这一解释似乎回避了李约瑟问题的核心，他揭示出中国古代高度发达的科学成就，因此认为中国更应该“上报纸”，就好比说一个人每天都在报纸头条上，突然就不出现了，这还是需要解释的。

吴国盛教授从另一个角度质疑李约瑟问题的前提，那就是中国古代科学曾经有一段时期比西方领先得多。但这一前提是可疑的，因为中国古代科学本身有一套完全不同的发展逻辑，因此即便说就某些细节方面而言中国表现突出，但作为一个整体的科学事业而言中国从来没有比西方优胜，或者说本来就没有可比性。就好比问一棵柳树明明曾经长得比桃树快，但为什么最终却是桃树先结果呢？

我个人倾向于这一解释。也就是说，中国科学与西方科学的差异从萌芽阶段就已经产生了，虽然在生长过程中有许多相似之处，但始终不能完全放在一个标准下衡量。当然这并没有完全消解李约瑟问题，即便我们承认中西科学在基本发展逻辑上就有所不同，但也不是说两者完全不可比较。究竟在何种意义上可以比较，这仍是有待梳理的。

事实上，李约瑟本人提出的“大滴定”^[1]，就是一套在不同文明之间建立比较的方法。技术创造就是一种滴定试剂，同一种技术在不同文明下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发展出不同的趋势，这种差异就提示出文明大环境的差异。不过李约瑟的这一视角经常被忽视，人们往往只注意到李约瑟对技术发明和传播的具体时间点的考察，而忽视了时间点的确定是为了给文明比较建立锚点。

另外，还有一个方面在李约瑟问题的相关讨论中似乎也没有充分注意到，那就是按照中国科学自身的发展来看，恐怕也不是简单地从古至今不断累积进步的，相比宋代，中国科学在明代似乎有某种衰退，比如说很多明代的数学家已经看不懂宋代的文献了。如果存在这种衰退，那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当然，蒙古人的破坏也许是造成中国科学在宋朝之后走向衰落的一大因素，但另一方面，通过蒙古人的中介，中国人其实有机会接触到阿拉伯世界的科学文献，事实上如《几何原本》、托勒密天文学等希腊学术确实曾经被引入中国，但并未激起回应，直到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又重新引入。而且在第一批传教士引入西方学术时，西方正值科学革命的高潮时期，如果中国能够及时反应，仍然有机会“与国际接轨”，但仍然错失了机会。这两次“错失”恐怕也不能归罪于蒙古人。

无论如何，李约瑟问题的意义不在于给出一个确定的答案，而是在于它引发的关于科学是什么以及科学与文明的关系等问题的思考。我也并不试图给出一个现成的解答，读者可以带着问题去独立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