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事业服务偏少偏弱。《重庆英才服务管理办法（试行）》确定的17项服务中，直接涉及事业发展的仅有金融支持、税费优惠、企业注册登记3项服务，风险投资、成果转化、创业辅导等服务供给不足。相比而言，合肥对引进的领军人才和创业团队，最高给予500万元资助和2 000万元创业引导基金支持；吸纳优质第三方科技服务机构，分创新创业辅导、商业管理咨询、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人才引进与人力资源管理咨询、财务管理、投融资及资本运作、市场营销及宣传、法律服务8个模块，服务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
二是生活服务供给不优。人才住房保障房源结构不平衡，现有人才住房约9万套，中低端房源多、高端房源少，定向配租住房占67%，人才公寓占33%，有的是将低端闲置房源作为人才公寓，存量住房改造提升占76.7%，新建占11.1%，配建占1.8%，且位于辖区核心地段的较少（图5）。相比而言，深圳、西安等城市专门成立人才安居平台公司建设人才住房。杭州实行人才专项租赁住房用地出让供应，招标优质开发商建设人才住房，人才满意度较高。医疗服务质量不高，针对人才提出的“专家看病、随到随诊、检查拿药不排队”等要求还不能完全满足。北京、四川、安徽等地设置干部门诊，高层次人才参照当地厅局级干部标准，可在干部门诊就诊、入住干部病房。由于主城区公办学校学位紧张，人才子女入学难以制度化安排，成都市规定高层次人才子女在成都市就读幼儿园到普通高中期间有一次选择公办学校（幼儿园）的机会。
图5 全市人才住房筹集渠道和安居方式分布(www.xing528.com)
三是人才服务模式有待创新。社会化、市场化、专业化人才服务中介机构不够发达，政府购买专业服务机构的创业指导、成果转化、人事托管等创业服务的机制尚不完善，缺少集人才发展政策和生活服务信息于一体的权威人才服务平台，以及风险投资与科研项目对接平台。相比而言，中关村将天使投资、知识产权服务机构、产业服务机构等认定为创新型孵化器，给予政策扶持，并为“瞪羚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的政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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