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谋简史：揭开第四章兔子洞的陷阱与原因

在21世纪，阴谋论的兔子洞之旅最常见的第一步就是看一段视频。人们观看视频的原因各不相同。可能只是一时兴起，可能是从朋友那里听说过这个阴谋论，也可能是在网上看到过一些讨论。出于好奇，再加上一开始也很怀疑，于是他们决定做一些研究。所以，他们要么在网上查找资料，要么看一段朋友推荐给他们的视频。如今，这些视频主要在YouTube上。但是，对于较年长的阴谋论者来说，这些视频可能来自共享的DVD。下面就是哥本哈根的化学教授尼尔森·哈里特的遭遇：

记者：请问，你是如何决定接受“9·11”阴谋论的？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具争议的事件之一。

哈里特：这或多或少是有人给了你启发，是命运使然，然后你被卷入其中。我的经历和其他数百万人的经历没有太大的不同，因为在那一天，以及那一天以后，我没有想太多。我，也许我接受了恐怖分子劫持飞机撞向双子塔等说法。但是，2006年，一次机缘巧合，我观看了7号楼的DVD，这让我这个自然科学家感到震惊，因为我根本无法理解我看到的。

许多以前（和现在）的阴谋论信徒也讲述过类似的故事。例如马丁·比尔德，他曾经是英国“化学凝结尾”圈子里非常活跃的成员：

我的故事可以追溯到2007年，当时（我快30岁的时候）我还是个单身汉，还在酒吧里泡着，每个周末（以及大多数晚上）我都喝得烂醉如泥。在为世界上最大的制药公司之一——礼来公司（Eli Lilly&Company）工作时，经人介绍，我认识了一个大胡子的南非小伙子，他让我去看了《时代精神》……这才有了后来的一切……

从那以后，我惊讶地发现，这些确凿的证据证明了我们生活的世界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它像雪球般越滚越大，亚历克斯·琼斯、大卫·艾克、Edge TV、英国专栏……几个月后，我的整个世界都变了，我很快就离群索居，窝在当时的公寓里，借酗酒来麻痹所谓真相带来的痛苦，这样的日子越来越多。

这些人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有一些空闲时间。这些视频可不是你在午休时间碰巧会看的短片。《时代精神》（这部影片把比尔德和其他许多人都带进了兔子洞）长达两个多小时。《时代精神》是一部相当奇怪的电影。影片一开始就对耶稣进行了一些猜测，然后深入研究了“9·11”控制爆破拆除、犹太人银行家统治世界以及强行给人们植入微芯片以奴役他们等阴谋论。哈里特看到的DVD可能是更常见的“9·11”阴谋视频《脆弱的变化》（Loose Change），具体时长取决于你选择的版本，最长可达130分钟。一旦开了这个头，人们往往就会疯狂地追看多个阴谋视频。有时他们会一遍又一遍地观看同一部视频。你从和他们交谈的过程中可以感觉到，这种视频就像是一种毒品，他们在视频中感知到的“真相”在激活他们大脑中的某种功能，与他们产生共鸣，并满足了某种需求。

某些个性和心理因素与相信毫无根据的阴谋论的倾向相关。人们需要有一种独一无二的感觉，一种在事物中寻找规律的过度倾向，还有一些因素，比如对新观念的开放度、亲和力、智力以及对权威的态度——研究人员已经发现，这些因素与阴谋之间存在着一些粗略的关联。

但是这些因素人皆有之，只是程度不同罢了。而它们与阴谋之间的关联性通常也非常小——拥有一个或多个个性因素只会增加任意某个人成为阴谋论者的可能性。这并不是说，这些个性因素就是阴谋论的思维方式的真正原因。

比尔德之所以成为阴谋论者，并不是因为他想要与众不同，也不是因为他最喜欢的政党在选举中落败了。他之所以成为阴谋论者，是因为他在生命中的某个时刻观看了《时代精神》，当时他独自一人，每天晚上都喝得酩酊大醉。虽然更有可能是个性因素促使他跌入了兔子洞，并最终跌得更快更深入，但如果他没有观看《时代精神》，他也很可能会留在兔子洞外。

“9·11”恐怖袭击发生时，记者、活动家兼艺术家艾比·马丁才17岁。世贸中心倒塌后，她的高中男友应征入伍，引发了她早年对新闻业的兴趣。越来越多的人怀疑官方发动伊拉克战争的正当理由，这对她的新闻写作产生了影响。她对“另类”信息源的欣然接受，很快让她接触到了“9·11”阴谋论。

在YouTube上的一段视频中，马丁大致描述了她掉入兔子洞的路线。当时她正深陷其中，参加了2008年圣莫尼卡街头举行的“9·11”真相大游行。24岁的马丁是圣迭戈“9·11”真相集会小组的组织者，也是“9·11”真相论坛的活跃分子。当她举着写有“‘9·11’真相大白”的标语在威尔榭大道上游行时，有人问她是否认为“9·11”事件是一场“内幕交易”，以及为什么这么认为。

绝对是！我很清楚这一点，因为我已经研究了三年。我发现的所有证据都坚定了我的信念，那就是这件事的确有“内幕”，而我们的政府就是同谋……我看到了五角大楼，这让我很困惑，于是我开始做更多的研究。我看到了7号楼，我看到了双子塔就在我眼前被摧毁……这就好比有人告诉你苹果是橙子，你只需要动动脑子就知道你亲眼看到的才是真的。

随后，马丁又被问到“内幕交易”最令人信服的证据是什么。

当然是7号楼，这是毋庸置疑的。7号楼，毫无疑问。7号楼被控制爆破拆除了。任何人都能看到。真不敢相信，但真相一目了然。没有人能看着那座大楼，说它是被火烧毁的。那里什么都没有，没有残骸。即使是双子塔，你看看世贸中心遗址，那里什么都没有，只有粉尘。一座110层的大楼去了哪里？

然后，她用自己的整体世界观来审视这一点。在她的世界观里，当权者对媒体施加了强大的控制力，基本上一切都是谎言，人们看不到她看到的真相。

令人震惊的是，他们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做出了如此行径，这实在是令人愤怒。人们看不到它，因为就像纳粹宣传者所说的，这是一个弥天大谎，所以人们看不到它。他们无法相信它，因为这个谎言实在是太大了，就在你面前。

我在这里，我参与“9·11”真相活动已经有差不多三年的时间了，因为我觉得这是最需要揭露的问题。他们不希望任何关于“9·11”真相的证据被发现，因为那会毁掉他们的整个体系。他们让每个人行尸走肉般地看着电视，对他们在电视上看到的一切都深信不疑。所以，如果他们泄露了一个证据，就可能毁掉整个体系。

到2014年，马丁基本上已经放弃了控制爆破拆除这种极端的观点，转而采取了一种更为合理的立场，只是对政府应对并利用“9·11”事件的方式提出批评。她出现在杰西·温图拉的节目《与外界隔离》（Off the Grid）中，当时温图拉仍在推广更复杂的控制爆破拆除阴谋论，但他们并没有直接讨论这些阴谋论。艾比·马丁令人匪夷所思地提到，她认为自己之前相信的控制爆破拆除阴谋论其实是一种抹黑行为。她似乎没有意识到温图拉本人仍然声称自己坚信这些阴谋论，尤其是与7号楼有关的阴谋论。

马丁曾经说过：“我看到了五角大楼，这让我很困惑，于是（2005年）我开始做更多的研究。我看到了7号楼……”这是什么意思？她很可能只是看了“9·11”真相网站和“9·11”真相视频，比如《脆弱的变化》（2005年）。她说的那句“有人告诉你苹果是橙子”的评论，直接引用自安东尼·劳森2007年在YouTube上发布的一段热门视频。这段视频将7号楼的倒塌与类似形状的建筑物的常规拆除进行了对比。她对于双子塔“只有粉尘”的评论，则受到了当时（乃至今天）的许多视频的影响。这些视频声称，这些大楼不知何故被“纳米铝热剂”或宇宙能量束等未知手段变成了灰尘。就连她所说的“弥天大谎”，也能在《脆弱的变化》和2007年拍摄的影片《时代精神》中找到类似的说法。

艾比·马丁掉入兔子洞的路线似乎比马丁·比尔德的路线更有自主性，但他们两人有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的兔子洞之旅都是从观看诱人的视频开始的，也都是由观看这些视频加速的。

你的朋友几乎肯定在某些时候有过类似的最初经历。他们看了一段视频，这段视频又引出了另一段视频，然后他们就掉进了兔子洞。这是影响因素中最常见的“如何……”部分。接下来我们需要关注的是“为什么……”。为什么他们这么容易被吸进洞去？如果我们知道了“他们是如何掉进去的”和“他们为什么会掉进去”，那么我们能做些什么呢？

关于阴谋论和阴谋论者，人们常问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人们会相信阴谋？”这与性格类型有关吗？他们是怎么把事件和阴谋联系起来的？是被过去的一些事件触发了吗？这与他们的智力有关吗？他们患有精神疾病吗？跟他们的成长方式有关，还是跟进化的大脑功能有关？是他们缺乏教育，还是受到了同龄人的影响？

虽然说出“因为××，所以人们相信阴谋”这样的话可以理解，但事实是，对于像你朋友这样的人，答案不会那么简单。即使我们考虑的是更广泛的人群，在任何一个因素（比如智力）和阴谋论思维方式之间也没有明确的联系。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问题并不重要。这些年来，我逐渐意识到——我为这本书所做的研究也极大地证实了这一点——任何人都有可能掉进兔子洞。的确，某些因素似乎或多或少会导致这种情况发生，但关键似乎并不在于个人的性格类型或某些心理状态，而在于他们接触到的某种令人信服的信息，比如视频。

我们不能简单地指出一个已经存在的因素，甚至是一系列的因素，然后说这就是为什么当一个特定的人第一次接触到一个新的信息源时，他就会迷上一个特定的阴谋。阴谋论者和你我一样都是普通人，但他们是掉进兔子洞的普通人，而你和我幸运地留在了地上。

也就是说，了解性格类型和特征如何影响一个人掉进兔子洞的速度和容易程度，有助于了解任何一个人的总体情况。也许你的朋友实际上是那种阴谋论思维与他们的特殊心理怪癖密切相关的人。也许他们身上确实发生了什么事，或者他们目前的情绪状况迫使他们进行强迫性的研究，并对权威自动采取不信任的态度。

心理怪癖、心理异常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每个人都有心理上的怪癖，但是我们也有我们认为每个人都有的正常的一面。确实存在一些常见的认知偏差，比如，邓宁-克鲁格效应显示，人们会高估自己的能力。还存在确认偏差，也就是说，我们倾向于搜集支持我们理论的证据，拒绝相反的证据。有来自太多信息的偏差，有来自选择性记忆的偏差，有来自决策压力的偏差，还有来自不完美地填补信息空白的偏差。这些都不是失常，而是我们的大脑工作方式的自然功能。偏差是人类思维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任何诚实的思考者都必须付出同等的努力，既要在自己的思维中尽量避免偏差，又要在别人的思维中识别偏差。

纵观当前学术界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非常有用的视角。虽然心理怪癖可能不是直接的原因，但它们肯定会放大诱人的新信息源的影响。它们也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这些新的信息源［比如Geoengineering Watch（地球工程观察）等网站，奥利弗·斯通导演的《刺杀肯尼迪》等电影，或者《9·11：新珍珠港》等视频］能产生如此大的影响。是它们摁下了什么按钮吗？它们最吸引什么类型的人呢？它们利用了哪些常见的偏差呢？

除了为我们提供有用的视角外，对心理因素的理解也为我们与阴谋论者朋友交谈提供了有用的工具。尽量不要向你的朋友提起具体的心理怪癖，因为这会不可避免地导致他们认为你在说他们有精神病。你当然可以提出正常的认知偏差的想法——这些认知偏差是我们所有人共有的。

你可以建立一种直接的共同点，特别是说出自己经历的真实案例。例如，许多人会觉得巴德尔-迈因霍夫现象（刚刚听说的新事物会在之后经常看到或听到）的个人案例似曾相识，即使他们以前没有听说过这个词。你可以分享你自己的经历（“我买了一辆新车，现在我到处都能看到同一款车”），看看他们是否会分享他们的经历。然后，也许你可以把这种情况与他们在对“化学凝结尾”阴谋论感兴趣之前从未在天空中看到过“化学凝结尾”的情况进行对比。

对阴谋论成因的学术研究已经进行了几十年。在美国，这种学术兴趣因阴谋论者对美国历史上重大创伤事件的反应而高涨：1963年肯尼迪遇刺事件、1993年韦科围城事件、1995年俄克拉何马城爆炸案，以及最重要的2001年“9·11”袭击事件。这些事件的存在显然是人们相信的一个因素，但它们也为学术研究提供了一个框架，研究是什么导致人们怀疑背后有某种政府阴谋。

近年来，最常被引用的学术论文中有一篇是2014年发表的《阴谋论信念的测量：通用阴谋论信念量表》，作者是罗伯特·布拉泽顿、克里斯托弗·弗兰奇和艾伦·皮克林。这篇论文以一句话开头，你们（包括我自己在内）在阅读任何关于阴谋论起因的论文或热门文章时，或者在聆听任何所谓专家关于这一主题的讲话时，最好都要牢牢记住这句话：

阴谋论信徒的心理还没有很好地被理解。

这种情况真实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心理状态本身，即人脑的运作，还没有很好地被理解。我们不能像理解汽车发动机那样理解大脑，甚至不能像理解复杂的计算机程序那样理解大脑。个人对事件和感受的描述往往非常主观。许多事件和情况（比如一个人经历“9·11”事件的方式，或者他们参与自己家庭生活的方式）是独一无二、不可复制的。每个人都是不同的，我们在某些方面可以进行科学有效的观察和推断，而这些方面通常是许多人的统计汇总。有时这些发现适用于个人，但通常情况下并不适用。

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阴谋论心理学研究领域不断发展，但还存在一个问题，即对阴谋论者缺乏明确的定义。如果我们对什么是阴谋论者都没有一个清晰的衡量标准，那么我们怎么能衡量阴谋论者与普通大众之间的区别呢？此外，关于低水平“大型制药公司”和“全球变暖”阴谋论者的研究，是否适用于分界线另一端的“化学凝结尾”和“地平说”阴谋论者？

布拉泽顿试图在这里引入一些秩序，他创造了一种方法来衡量人们在阴谋论光谱中的位置，特别是“通用阴谋论者信念（GCB）量表”，提供了一个相对简单的方法来衡量一个人投入阴谋论的程度。它不是第一个也不是唯一一个这样的量表，但它很快就成了许多研究者在研究中使用的流行量表。

大多数这些研究试图通过类似GCB量表的测试来确定一个已经存在的因素（例如社交焦虑、智力或性格类型）与随后的阴谋论发展之间是否存在统计学上显著的相关性。在许多情况下，一种微小但显著的相关性会被发现。遗憾的是，这种类型的研究经常被大众媒体报道，仿佛这个因素是阴谋论背后的唯一原因。你会看到这样的标题（实际的标题）：

·研究发现，觉得自己与众不同的需求与相信阴谋论有关。

·科学家说，阴谋论者有基本的认知问题（虚幻的模式感知）。

·研究发现，失败者更可能相信阴谋论。

·研究发现，相信阴谋论的人更容易遭受压力。

·自恋和自卑预示着相信阴谋论。

·阴谋论：为什么受过更多教育的人对此并不相信。

·研究：消除不确定性的个人需求预示着相信阴谋论。

·阴谋论大多为极左、极右政治势力所信奉。

这些说法太直白了！你的朋友是阴谋论者，因为他们自恋、有压力、自卑。他们渴望与众不同，消除不确定性；他们常常在没有规律的地方看到规律。他们受教育程度低，政治倾向上极左或极右，他们支持的候选人在最近的大选中失利了。

很明显，这么做既把事情过于复杂化（不可能所有这些因素都对任何一个人产生很大的影响），又过于简单化了。真正危险的是过于简单化。如果我们只看某一条头条新闻的标题（尤其是小报上的报道），会误以为科学家已经发现了人们相信阴谋论的唯一原因。

即使你深入阅读了原文，要从这些研究中获得很多信息仍然是困难的。它们本质上是在一个非常复杂的情况下，只看到了一个非常简单、非常狭窄的方面。测试的对象通常不是你可能感兴趣的阴谋论者群体的特殊代表，他们也很少能和你的朋友这样的特定个体相匹配。他们代表社会的一部分人，有时这样的人会出现在另一个国家，你不能满怀信心地推断结果。它只是给你一个统计学意义上的相关性，通常用很难理解的数学概念来表达。

综上所述，让我们对两项比较热门的研究进行更详细的了解，看看哪些研究可以有效地应用。

“我知道他们不知道的事情！”法国研究人员兰提安、穆勒、努拉和道格拉斯调查了阴谋论的动机基础是否仅仅是想要与众不同。首先，他们对参与者展开了调查，以找出相信阴谋论与掌握独特知识的感觉之间是否存在简单的关联。参与者（大多是二十多岁的法国人）接受了一项问卷测试，对他们在阴谋论信仰光谱（类似于GCB量表，该问卷测试只询问参与者对“李·哈维·奥斯瓦尔德并非单独行动”等各种阴谋论主张的认同程度）中的位置进行排名。接着，参与者被要求对他们用来回答问题的信息的独特性进行排序，并回答这些信息是他们自己得到的还是从别人那里获得的。毫不奇怪的是，他们在阴谋论光谱中的位置越高，他们就认为自己掌握的知识越独特，也就越倾向于认为这是他们自己获得的知识。兰提安认为这是阴谋论满足独特性需求的证据，但并没有建立任何因果关系。(www.xing528.com)

第二项研究的目的是回答那些长期需要独特性的人是否在阴谋论光谱中排名更高。第二项研究针对的是美国的参与者，使用的是亚马逊的“土耳其机器人”系统，该系统允许以相对较低的成本（本例为每人30美分）向大量特定于人口统计学的人提出一系列问题。和以前一样，参与者被排列在一个阴谋论光谱内（使用的是布拉泽顿的GCB量表）。使用类似的问卷调查技术进行调查时，他们也被告知了“独特性需求”的尺度。

这项研究的结果是，“对独特性的更高需求与对阴谋论的更高信仰相关”。但相关性有多大？简单地说是“不大”。作者给出的相关系数“r”为0.17。相关系数是一种衡量两件事在统计上的联系程度的指标——越接近1.0，联系就越紧密；反之，系数越接近0.0，联系就越弱。这意味着，对独特性需求的变化与约3%的阴谋论信仰的变化有关。

这听起来并不是那么令人印象深刻，也与报道这项研究的热门文章的标题相去甚远。大众科学网站IFLScience宣称：“心理学家说，相信阴谋论的人只想与众不同。”不过，他们似乎连这篇论文都没看过，因为他们的这句话其实转述自另一个网站PsyPost的文章，该网站文章的标题写着：“研究发现，感觉与众不同的需求与对阴谋论的信仰有关。”

兰提安的论文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建立一个简单的相关性的理念，在接下来的两项研究中，他们试图操纵人们相信阴谋论的可能性。第三项研究没有得出结论，但第四项研究似乎表明，阴谋论信仰和人们对独特性的渴望之间可能存在因果关系。这就是说，如果你鼓励人们把独特性看作一件积极的事情，那么他们就会比一个受到鼓励、认为融入社会或为共同事业而奋斗是好事的人更有可能相信阴谋论。

因果关系很重要，因为它能让我们更进一步了解实际发生的事情。如果我们只是发现了对独特性的需求与对阴谋论的信仰有关联，那么这并不一定是对独特性的需求导致了这种信仰，甚至也不一定是它促成了这种信仰。对阴谋的信仰实际上可能会让你的朋友体验到拥有特殊知识的独特性，并享受这种独特性带来的感觉，然后寻找更多相同的东西。相关性不是因果关系。

兰提安研究的最后一部分似乎表明，在这种情况下，确实存在某种因果关系。如果他们能通过改变人们对独特性的需求来操纵人们的阴谋论思维，那就意味着对独特性的需求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阴谋论思维。

但是，到底存在多大的因果关系呢？这很难说，因为这里的衡量标准还是相当间接的。我们并不是在衡量对独特性的需求是如何导致多年来的阴谋论思维的。我们衡量的是一个人在被问了几个暗示性问题后的五分钟内，信奉阴谋论的倾向会立即发生多大改变，从而使他更加看重独特性。它只是在测量一个人为的时刻。

如果我们把这种需要独特性的观点从学术领域带入更主观观察到的现实世界，那么这就有些道理了。虽然人们对独特性的需求在陷入阴谋论之前尚不完全清楚，但在很多案例中，有一种情况非常明显，那就是，那些掉进兔子洞又爬出来的人留在洞里以及通过更多的“研究”挖掘更深的洞的巨大动力，来自他们真的很喜欢那种特别的感觉。

如果你的朋友确实存在这种情况，那么你应该避免让他们觉得自己很普通。有探究精神确实是个优点。他们在提出问题，而不是盲目地接受别人告诉他们的一切，这确实是一件特别的事情。试着把这一点传达给他们，同时也要把它与纠正错误的需求结合起来。

还有一种可能性是，成为科学和理性的倡导者，也可能会满足对独特性的需求。本书中的许多（但不是全部）故事都来自那些真正喜欢不同类型的特殊知识的人。他们现在确切地知道为什么他们过去相信的观点是错误的，而他们现在对这个世界有了更多的了解。正如威利所说：

我过去对阴谋论很感兴趣，但现在看到它们被揭穿，我也很开心。

他们仍然会从“我知道他们不知道的事情”中得到些许快感，但现在他们知道了真正正确的事情，这就更好了。

最近与阴谋论相关的一条不怎么吉利的新闻的标题是“阴谋论是为失败者准备的”。这其实是在玩文字游戏，这句话的出处是埃德尔森等人写的题为《阴谋论思维和动机推理对相信大选舞弊的影响》的研究论文。这项研究与“失败者”一词的典型含义（指那些自己无能、一事无成的人）无关，而与一个不足为奇的发现有关，即那些认同在野党（在最近的大选中落败的政党）的人更有可能相信执政党在实施某些阴谋。或者，更简单地说，保守派更有可能相信奥巴马是肯尼亚人，而自由派更有可能相信特朗普与俄罗斯勾结。

更具体地说，埃德尔森的研究与选票造假有关。同样不足为奇的是，那些认为大选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操纵或过度影响的人往往是刚刚在大选中失利的一方。因此，才有了“阴谋论是为失败者准备的”这个倒霉的新闻标题。

这个侮辱性的说法来自这篇论文的另外一位作者约瑟夫·尤辛斯基，他在研究了1897年至2010年发表在《纽约时报》上的给编辑的信后，在2011年的一篇同名论文中开创了这个说法。在那篇论文中，尤辛斯基及其合著者说：

我们认为，以国际和国内冲突为标志的权力不对称，会影响阴谋论在美国产生共鸣的时间及原因。基于这一推理，阴谋论符合一种帮助弱势群体管理威胁的战略逻辑。此外，我们发现，存在分歧的国内两党均涉足阴谋论，虽然是处于相互交替的格局中，但外国的阴谋论在外来威胁加剧时会挤走国内的阴谋论。

这基本上表明，人们更倾向于相信他们认为会对自己造成威胁的阴谋论，包括来自外国的威胁和他们投票反对的政客的选举。

尤辛斯基在2014年与约瑟夫·帕伦特合著的《美国阴谋论》一书中继续阐述了这一主题。他认为，阴谋论在政治上两极分化最重要的因素在于总统所在的党派，因此，无论谁掌权，任何一个阴谋论的流行都有其高涨和回落的时候。

有趣的是，这在“9·11”阴谋论中得到了证实。“9·11”事件发生在乔治·W.布什总统（共和党人）的任期内，因此，人们倾向于将此事归咎于一个秘密的右翼阴谋集体。对威利的自由派朋友来说，这个想法在他们的世界观里根深蒂固，以至于当威利告诉他们他不再相信“9·11”事件有内幕交易时，他们问他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现在加入共和党了吗？”

本书稍后会介绍的前阴谋论者史蒂夫也注意到，在“9·11”运动早期和茶党运动早期，左翼政治倾向都有所体现。

“9·11”运动的初期是在小布什政府时期。当时白宫里有像切尼这样的人物，他们看起来有些阴险，这使得“9·11”阴谋论显得更加可信。后来，从小布什政府向奥巴马政府的转变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这种猜测，因为奥巴马政府里有很多人都是自由派。

茶党最初是在加州的圣莫尼卡，当时吸收了很多自由派人士。茶党里有很多反银行人士和“9·11”真相寻求者，只有一半的成员是保守派人士，这样的组合非常奇怪。最初的事情是，躲在“9·11”事件背后的人是如何制定环境法的。根据这项环境法，政府就可以接管你的房产，或者你的整个生活。茶党现在属于保守派，也是很多阴谋论者趋之若鹜的地方。

阴谋论在政治上的两极分化是有意义的观察结果吗？首先，你应该避免使用“阴谋论是为失败者准备的”这句话，即使是在开玩笑，即使你立刻进行了解释，也不可以。被称为阴谋论者已经够难受的了，所以，如果你在阴谋论者身边挥舞着“失败者”的标签，那就麻烦了，他们会对你接下来说的话产生心理障碍。

如果你想和他们提起这件事，那么你应该用一句话来解释整件事：“在选举中支持败选一方的人，更有可能相信那些被认为是获胜一方精心策划的阴谋论。”

尽管如此，在阴谋论者走出兔子洞之前，和他们讨论“失败者”理论也并无多大的益处。当他们深陷其中时，这种想法在他们看来就像是在轻视他们的担忧。除非你自己也经历过类似的阶段（并从中恢复过来），否则这么做是无济于事的。

另一方面，如果你的朋友正从兔子洞里钻出来，或者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在洞外，那么一定程度的合理内省可以帮助他们巩固新的立场。如果他们的阴谋论确实主要针对的是一个对立的政党（比如“9·11”事件和小布什，或者枪支管制假旗事件和奥巴马），那么，明白这些想法的诱惑力被失败方放大了，这至少会在某种程度上使他们认识到，这种诱惑并非纯粹基于事实。

基本上，这个有趣的学术研究真的很有趣，但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具有学术意义的。如果人们需要独特性，那么他们更有可能相信阴谋论，这很可能是真的。但是，除了稍微迎合这种需求之外，这还算不上是特别有用的信息。

其他研究在个人层面甚至更没有用处。平心而论，这些研究的目的通常是从总体看问题。如果我们将它们应用到更大范围的事情上，比如教育政策，甚至是撰写揭发虚假阴谋论的书，那么我们可能会从中获得实际利益。但在和个人打交道时，我们很难知道他们是否符合某个特定的类别，更不用说采取什么措施了。

例如，德·克尔斯梅尔克尔和罗特在论文《虚假新闻：不正确，但很难纠正》中特别提到了三个发现：

1.当人们知道他们的态度是基于错误的信息时，他们就会调整自己的态度。

2.认知能力低的人（相对认知能力高的人）调整态度的幅度较小。

3.认知能力低的人调整后的态度仍然带有偏见。

这段话的意思是：“你可以通过揭穿虚假信息来改变别人的想法，但要是碰上了愚蠢的人，想改变他们的想法可就难了。”前半句话让人颇感欣慰——至少我们知道，提供缺失的信息是有效果的——但是，告诉人们认知能力低的人更难对付并无实际意义。如果我们的朋友认知能力低下，那我们该怎么办，就这样放弃？（你可以试着提高他们的认知能力，但这几乎并不可行。）

类似地，《自恋或自我厌恶能预示对阴谋论的信奉吗？自恋、自尊和对阴谋论的认可》这样的论文在个人层面很少有帮助。相关性的程度往往非常小，而且它们还涉及一些很难在你朋友身上进行判断的因素。请注意，“自恋”和“自卑”是对立的因素。你觉得你的朋友有点儿自恋，就把事情往相反的方向推，结果发现他陷入了自卑，这该怎么办？这很可能是在浪费时间。

我们暂且不讨论学术性，也不进行分类，先看看实际情况。人们究竟是如何从兔子洞里出来的？

通过改变视角来开启逃脱之旅往往始于一粒怀疑的种子——他们发现他们信奉的阴谋论的某些基本内容并不正确，于是开始研究阴谋论中他们信以为真的其他内容。逃脱之旅也可以简单地来自更多地了解世界是如何运转的，获得更多的生活经验。他们每次从洞里钻出一点儿，慢慢地学习新的东西，直到他们发现自己站在了他们原本以为不可逾越的界线的另一边。

另一种情况是，只有在最初他们强烈抵制的新信息越积越多后，他们才会幡然醒悟，逃离兔子洞。他们在接触新信息时内心是拒绝的，把它们当成虚假信息。最终，他们对这些与阴谋论相悖的证据的认识逐渐加深，突然意识到是自己错了。一时间，如大坝决堤般，他们迅速越过了自己的分界线。

这两条路线都有一个原动力：接触新信息。阴谋论者被封闭在兔子洞里，在阴谋论的世界里越陷越深。如果有人问他们是从哪里获得新闻的，他们通常只会提到类似“亚历克斯·琼斯的信息战”这样的边缘网站，或者像Rense.com这样更深奥的阴谋论网站，甚至是大卫·艾克的“爬虫族光明会”等相关新闻。

卡斯·桑斯坦和阿德里安·维梅尔将此描述为“残缺的认识论”——简单地定义为“相关信息源的数量极其有限”。你可以充当你朋友的新信息源，同样重要的是，你要介绍他们认识（或帮助修复）其他相关的信息源。

这两种通过接触新信息（和信息源）帮助人们走出兔子洞的主要方式在两个逃离“9·11”阴谋论的人身上得到了体现，这两个人就是艾比·马丁和查理·维奇。

艾比·马丁似乎是通过新的视角以更加循序渐进的方式改变了自己对“9·11”事件的看法。2008年，她是“9·11”真相运动的支持者，在加州圣莫尼卡参加“9·11”真相大游行时，她将“9·11”恐怖袭击描述为“内幕交易”。2012年，她搬到了华盛顿特区，在RT America电视台工作。这让她接触到了更多处于不同权力地位的人，也让她观察到了“政府是如何真正运作的”。她发现，华盛顿特区是一个腐败而行动迟缓的官僚机构，与那种超级能干、无所不能的邪恶政府完全对不上号，而要实施她之前认同的“9·11”阴谋论，这种邪恶政府是必不可少的。她似乎慢慢地从兔子洞里冒出头来，逐渐意识到，她以前信奉的观点在她现在了解的这个世界的背景下是毫无意义的。

多年来，维奇一直是一个精力充沛、直言不讳的真相寻求者。他似乎深深地陷入了“9·11”阴谋论的兔子洞里，这个兔子洞是他观看了亚历克斯·琼斯的电影《恐怖风暴》后进入的。在BBC组织的一次为期几天的公路旅行中，他突然接触到了新信息。他认识了许多与“9·11”事件密切相关的人——双子塔的建筑师、急救先遣队员以及受害者的家属。他们当面告诉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们知道什么、他们认为发生了什么。对维奇来说，这些只是他以前无法获得的信息，尽管他意识到人们普遍不认同他信奉的阴谋论。他们告诉他的事情对他来说是有道理的，经过最初的坚决抵制，他很快就认识到自己以前的立场是错误的。几天之内，他就从那个兔子洞里迅速、几乎完全地钻了出来。

逃离兔子洞的路线各不相同，最重要的是，接触新信息和新视角确实会改变人们的想法。

就像进出兔子洞的路线是不同的一样，人们最终走出兔子洞后可能会到达不同的地方。对一些人来说，这种变化是二元的，从信徒到怀疑者，是一个接近180度的大转变。威利现在喜欢揭穿阴谋论，而曾经他被阴谋论所吸引。稍后我们将认识史蒂夫，他曾经是一个坚定的阴谋论者，一个“9·11”控制爆破拆除阴谋论的信徒。但他很快就改变了想法，从积极参加阴谋论游行变成了参加游行是为了说服与会者（其中有很多是老相识）他们攻击错了目标。就像一些曾经的烟民或宗教人士一样，他发现一个新的真相后的反应就跟他以前发现旧的“真相”的反应一样，充满激情和狂热。

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在两个极端之间果断切换，有些人至少把一只脚还留在兔子洞里。“9·11”阴谋论者可能会从确信一枚导弹（而不是一架飞机）击中了五角大楼，转变为认为官方报道有很多错误。当然，也许双子塔并没有被事先埋好的炸药炸毁，但他们仍然对劫机者的身份、“9·11”事件的真正策划者以及幕后黑手心存疑虑。这种确定性已经消失了，但怀疑——有时甚至是调查的热情——依然存在。改变的只是他们对分界线重新进行了划定。

许多从兔子洞里钻出来的人对阴谋论失去了兴趣。他们在生活中基本上不谈阴谋论的话题，把重心放在其他事情上。比如斯科特，他是BBC《阴谋论之旅》节目中《不明飞行物》一集的参与者。录制节目的几天来，他不断收到大量的新信息。

我来这里是想知道一些事实或答案，但我什么也没有得到，这让我觉得其实根本就没有答案。我不想再坐在那里思考什么是真的、什么不是了。你要知道，我宁愿忘掉它，专注于其他事情。

斯科特认识到，他信奉的关于不明飞行物被掩盖的阴谋论并没有真正站得住脚的地方。他似乎也认识到，现实是复杂的，并不总是能够得到直截了当的解释。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非常诚实的自我意识的觉醒。我们无法解释所有事情，我们无法了解每件事背后蕴含的数学和科学原理，就像我们无法知道在政府高层的密室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一样。虽然对科学感兴趣是一件好事，但有一种观点是完全正确的，许多研究不同课题的科学家也对此表示赞同——简单地说，你不知道所有问题的答案。有些人继续对政治和腐败感兴趣，但并不是所有人都会这样。做你能做的，但要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性，然后继续你的生活。

不管人们是如何进出兔子洞的，也不管他们最终会在哪里落脚，最重要的是，逃离兔子洞对他们来说是一次非常积极的、往往会改变生活的经历。我收到过许多电子邮件，其中一些来自我在本书里记录下了其逃离之旅的人，他们在信中感谢我帮助他们摆脱了阴谋论的思维方式。

让我们进入下一个阶段：我们究竟如何帮助人们逃离兔子洞？最佳做法和实际步骤又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