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观点认为，行政协议案件的受案范围应严格限定于《行政诉讼法》第12条第1款第11项规定的“认为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者违法变更、解除政府特许经营协议、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等协议的”，直接起诉要求变更协议，超出了法定受案范围。笔者认为，对该条不应做如此狭窄的理解。2014年《行政诉讼法》将行政协议争议从民事诉讼调整到行政诉讼，其目的是更有效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更有利于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更实质性地解决行政争议。所以行政诉讼对行政协议争议的当事人，其救济功能不应低于民事诉讼的救济功能。故将行政协议争议的受案范围局限于该条列举的几种情形，利害关系人在很多情况下将无法寻求救济，不符合2014年《行政诉讼法》的立法本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5〕9号，已废止）第15条第2款已经规定“原告请求解除协议或者确认协议无效”属于行政协议案件受案范围，这是完全符合立法本意的。既然解除、无效属于行政协议案件受案范围，那么变更、撤销当然也属于行政协议案件受案范围，否则就无法构建完整的行政协议救济体系。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行政协议是一个整体，利害关系人若有异议，只能请求撤销整个协议，而不能只请求变更协议的一部分。笔者认为，行政协议的整体性不能一概而论，在特定情形下，协议的部分内容具有相对独立性。就本案而言，原告只对协议确定的安置人口和安置面积有异议，对协议的其他部分均无异议，并已实际履行（已经领取补偿费并腾空房屋），甚至对已经确定的安置人口与安置面积也无异议，只是认为遗漏了一个安置人口及相应安置面积。此时，原告对协议有异议的部分就具有相对独立性，仅仅变更协议的该部分并不会与协议的其他内容产生冲突。若强制性地要求原告只能提出撤销整个协议的诉请，既不符合原告的本意，人为制造和扩大了矛盾，也给法院审理案件无谓增加了难度，不可取。事实上，原告也绝不会提出对自身如此不利的诉讼请求，否则其宁可之前就拒绝签订协议；若强制要求其只能提出撤销整个协议的诉请，实际上是阻断了其寻求司法救济的可能途径，不利于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且在民事诉讼的合同纠纷中，原告仅提起要求变更之诉，法院不能直接判决撤销合同。前已论述，行政诉讼对行政协议争议的当事人，其救济功能不应低于民事诉讼的救济功能。(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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