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法学的历程中的身份认同建构成果

前言：面对社会科学的学说

学说之身份认同很大程度上是暗中构建起来的。在明确把自己列为法律渊源之一后，学说从此对自己不置一词。对于其他的群体，如果其成员想共同完成一项任务，人们会称之为群体的“目标”。但学说背后的群体却是最不正式、最心照不宣的群体，以至于至今仍有人否认其存在。所有人都接受的词是“集体”（ensemble），而且该集体是通过行为上的相似性逐渐形成。所以学说纯粹是通过定义其任务始能形成。

在学说身份建构的时代（大约在1880年—1920年之间），法律文献超出了学者法的重心。《民法典》和一般性质的立法不再是学说反思的唯一对象。对于民法学家而言如此，对于那些专精其他终于从民法的支配下摆脱并得到极大发展的法律领域的学者而言亦如此。出于不同的原因，行政法学家、商法学家、国际法学家、刑法学家，又或者那些“工业立法”（也就是后来的劳动法）的推动者都开始超越文本。他们大多数开始研究判例，少数则转向习惯，但同时也开始关心经济学、统计学、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

这些新学科首先吸引了一些法学家，然后才让大部分法学家感到焦虑。最初，除了其他可能的功能外，那些创造了法律渊源理论的学者有意使用这些学科为他们当时所称“事实渊源”的研究提供正当性基础^[127]，当时可以说是社会科学向前发展的时刻。既然事实渊源已经有了法律渊源的地位，那么以下论证也就不难预见了：社会科学可以进入法学话语之中，只要它们还在创造着法律。

这一以前所未见之势态出现的运动同时也带来了重大危机，惹尼在讨论法官时对此洞若观火。如果法学家不再认同立法的完整性和排他性，如果立法不再是他们无法超越的地平线，那么缔造法律规则之形式权力就会以无法预见的方式转移。如此一来，我们岂不会进入“个人独断之阴影？我们岂不会满心欢喜地暴露于经验与偶然判断的违宪之中，而代价是牺牲对作为社会生活本身安定性保证之法律确定性无可取代的、无可辩驳的绝对需求”？^[128]以上无疑是新思潮面临的最为重大的质疑。要应对社会科学带来的危机，就必须为法律的新模式穿上“坚实的盔甲”（该用语仍来自惹尼）。对学者法之方法革新可以提供一种解决方案。正如1912年戈德梅（Eugène Gaudemet）的一位学生、未来的教授古诺（Emmanuel Gounot）所言，如今不能再仅仅满足于“为日常法律生活中出现的问题提供实践解决方案”。^[129]学者们必须改弦更张，并且关注重大的理论问题，而不是流于泛泛而谈或一些错误的关于法律的“清楚思想”。现在必须创造比19世纪规模更大的法学建构（constructions juridiques），因为它们能够切实发挥作用，能够主导和指引所有形式和事实法律渊源中的可能贡献，如此才是最不可抗拒之必要性！

换言之，法律渊源理论中的向心一面很快就消失了。在面临分崩离析的风险时，法律渊源理论展现出其真实的内在逻辑——用一种渊源来统领其他一切渊源。这种主导性的渊源不是其他，正是学说。从此，学说肩负的任务就成了掌控新思潮可能带来的混乱，完成任务的手段则是回归需要顺便革新的教义学。实际上，首先需要强化这种教义学，这只有具备对法学之整体知识而非局限于某个特定法律部门之现实操作的法学家才能完成。而这又意味着他们必须把足够多的时间花费在掌握必要知识上。从罗马法时代以来一直存在的那种由伟大实务人士写作教科书的模式，将要让位于一个正在争取自治的学说场，一个从此只为一心想要从法律实务中脱身的全职法学教授保留的学说场。^[130]

此时此刻，在教义学的支配地位和法学教授训导权威的双重作用下，关于学说的一种身份认同悄然确立。

1.一种建立在教义学支配地位上的身份认同

如我们所见，伴随着20世纪初的学术繁荣而来的是令人不快的混乱。许多在当时任教与出版作品的法学教授都是“担惊受怕的法学家”。^[131]当时的法学家出于自身需要把此前的传统法律解释方法想象为“解经方法”。他们在贬低传统方法之后，发现只有通过发明一种新方法才能限制法官的恣意。但他们对科学客观性的追求却导致了逐渐向法律原教旨的回归，20世纪的学说之地位与功能正是以此原教旨的名义确立的。

1）追求科学客观性

法学家们深深的担忧在他们之中激起了内容相当丰富却转瞬即逝的反思，而且最终并没有平息真正的混乱。

a）一种内容丰富的反思。最感担忧的是民法学家，因为批判法典解释的经典方法最直接影响的就是他们。但没有哪个法学家可以置身事外。在一个部门法专业化还并不明显、民法还在所有法学家的培养中占据最重要地位的年代，每个人都或多或少是民法学家。更何况所有的法律部门都受到这一运动的影响，其明证便是1880年—1920年以各种法律为对象的新思想不断涌现。

在这一关键时代里，一些作者们试图解决的核心问题大致可以如此概括：如何在不牺牲法律安定性的情况下让法律适应社会生活？他们的答案将会是：通过科学！但“科学”一词在他们脑海中从来都只有模糊的含义。科学研究意味着仅仅观察社会现实吗？今天人人都知道这种方法无法指示任何法律解决方案。还是说他们已经有意无意地考虑过以自己对实证法的统摄来实现目标的前景呢？

要想理解忧虑的法学家们的思想中的这种模棱两可，就必须首先指出此前已经提到过的对社会因素的认识。纵然并非所有人都有心在一个饱受种种冲突困扰的社会中重建和谐——毕竟这需要很高的政治敏感度，至少关于社会因素的思想建立了一种特定的知识气候，对此无人能够忽略。尤为重要的是，再也无人能接受对文本的语法研究足以回应飞速发展的社会中产生的新问题之说法。确实也无人想要牺牲法律安定性。然而这一安定性不再像人们印象中的19世纪法学家所想那样，以抽象和不容置疑的方式强加于人。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人们需要论证如何调和社会事实的观察所展示的那些相互冲突的利益。无论身在局中的人对此是否有所认识，法律安定性能够获得优先地位，是由于法学家的意志，而非真实或想象的科学法则。

无论如何，紧随对解经方法的批评而来的是重构工作，其中萨莱耶和惹尼完成了其中部分的理论工作，朗贝尔（Édouard Lambert）的贡献则少一些。这三名作者每人都将以自己的方式构想两种要求之间不可能实现的调和，一种是在表面上的科学客观性要求，另一种是法律教义学之要求。

下定决心要改革法学思想的法学家们形成了一个非正式的松散圈子，萨莱耶是其中的核心人物。其中一些人在当时或日后成了不同领域的知名学者。在1890年—1895年与萨莱耶在第戎大学做同事的惹尼自不待言，这个圈子里还包括了巴坦（Étienne Bartin，既是国际法学家也是民法学家，因为他负责了奥布里和劳的著作的更新工作）^[132]、戈德梅、朗贝尔、蒂西耶（Albert Tissier），甚至还有公法学家狄骥。萨莱耶希望在这个圈子里推动历史方法的运用，因为历史方法既重视不断变化的复杂社会事实，又能够与对稳定和安全的追求相结合。令法律和生活保持一致的想法让萨莱耶“用建立在社会逻辑之上的‘理性方法’取代建立在形式逻辑之上的‘论理’方法”。^[133]

这种说法看上去确实意味着法学家们将必须通过新的社会科学来科学地了解社会现实，并在其后用法律建构把社会现实翻译成法律。萨莱耶把这些法律建构和法律科学定义为“把从社会视角下得来的理性思想化为具体的实证形式，并以尽可能准确的方法提供给裁判者”。^[134]

萨莱耶的主张其实和惹尼“自由科学研究”（libre recherche scientifique）^[135]招牌下的实质内容差别并不太大。在巧妙地反驳了传统理论后，惹尼至少部分把法学家从立法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但由于担心法律的解释者完全依赖于自己的主观判断，他提出了另一种形式的替代性解释方法。在需要裁判的案件已由立法文本提供准确解决方案时，解释者必须严格按照文义来解释。当文本的编纂者未曾预见到当前情况时，解释者可以脱离文本，但必须严格按照科学的要求进行判决。为此，解释者必须运用所有道德和政治哲学所提供的材料来“考究人性的个人和社会本质”^[136]：社会学、政治经济学、一般哲学、伦理学、心理学、公法……所有这些学科都要满足在法律生活之关系中找到“实证法所需实现之和谐因素”的持续关怀。^[137]因为对于惹尼而言，必须以最客观的方式实现的就是此种和谐状态，该状态本身就足以提供平衡“目前利益”的方法。从惹尼的用语中，我们不难找到德国法学家耶林（Rudolf von Jhering）的印记。^[138]耶林的利益法学思想当时在法国也广受欢迎。^[139]

朗贝尔批评的就是这种处理方式。朗贝尔1893年以为他人缔约为主题，提交了一篇极具创新意识的博士论文，这也是最早以判例为研究对象的博士论文之一。然后，他1896年在教授资格考试中拔得头筹。在成为里昂法学院教授后，他马上投身于比较法学的研究。萨莱耶邀请他参加了与1900年世界博览会同时在巴黎举行的第一届国际比较法学大会，随后他便在1903年出版了《比较民法的功能》（La fonction du droit civil comparé），该书也是一个包括许多著作的丛书的第一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又建立了此后大有发展的里昂比较法学研究院^[140]（译注：此处提到的“丛书”即为“比较法丛书”，我国著名律师吴凯声在法留学时完成的博士论文也在此丛书中出版）。

从1900年开始，朗贝尔认为惹尼的著作中存在一些缺点，并试图让它更为完善。他对自由科学研究最核心的批评是，这种方法无法以足够的客观性发现“实证事物之本性”。他也不相信惹尼用以支持自己方法的新生社会科学能有任何实质性的用处，因为这些学科本身还在非常初期的孕育阶段。朗贝尔认为有一项更加紧急的任务：“让民法学家认识到民法作为一种观察之科学的真实特征，并为民法学找回真正的目标——适应当代的复杂而可变的法律体系。”^[141]换言之，必须抛弃对法典的研究，用对判例丰富得多的研究取而代之。但仅仅观察判例还不够，必须伴随着判例的演进。而“对于引导判例发展而言不可或缺的要素”又从何而来呢？朗贝尔的回答是“比较民法和共同立法”。^[142]所以，比较法，或者更准确地说比较方法，取得了自由科学研究的地位。^[143]惹尼相信可以从对“实证事物之本性”中找到客观性，朗贝尔则从“国际法律意识”寻找。^[144]朗贝尔在此后的岁月里不断捍卫此种观点。

历史方法、自由科学研究、比较方法：每一次改变，目标总是一样的，那就是让法学家超越立法的权威，但也防止他们倒退回会导致混乱的自己主观性之中。但这种反思并未真正起效，因为这本身就是一种不可能的任务。

b）一种并不成功的反思。萨莱耶、惹尼和朗贝尔都为自己独特的法律观涂上了客观性的色彩，而教义学和科学之间的调和还未完成。意识到悖论的法学家萨莱耶此后的作品都在试图克服社会中的悖论。同样，惹尼通过自由科学研究也希望调和彼此冲突的利益，在实证法的深处找到假想的社会和谐。朗贝尔追随着惹尼的步伐，并相信可以从发达程度至少与我们大致相同的国家所展现的国际法律意识中检验到这种和谐。使用比较方法的目的就是展现这种国际法律意识。如此，我们已经说明只有教义学可以提供这种社会和谐，而且只要让法学家在较大的范围内自行实践，教义学就可以实现和谐。

但是在一开始，他们的尝试为整个法国法律思想吹进了一股强劲的清风。法律思想的领域突然在规范渊源和事实渊源两方面得到了大大扩张。

在规范渊源方面，把判例作为首要的研究对象（不仅仅在行政法领域）并以新的方式考察之成了完全合适的做法，因为法院的作品已经成了了解社会生活及其发展的最佳素材。各种新的法学建构从此以判例研究为基础，如若斯兰（Louis Josserand）在1905年提出、1927年加以发展的著名“权利滥用”理论。这种理论是那一时代的产物，正是由于人们开始重视主观权利的社会功能，才会有权利的滥用一说。^[145]

在事实渊源方面，新生社会科学以某种方式渗入法学。最能引发法学家兴趣的是社会学。比如奥里乌，他一开始是“社会学主义”的坚定反对者，却终究与社会学联系在一起，他的制度理论从中借鉴不少。至于狄骥，他的现实主义法律理论受他在波尔多经常往来的涂尔干（Émile Durkheim）启发，本身就意味着与所有建立在抽象概念上的形而上法律理论划清界限。

但这股清风本身就带来了反对自身的种子。比如说，自由科学研究虽然招牌上有“科学”二字，但其实预设了一种体系性的先定法律观。因为惹尼和其他同时代的作者一样，无法接受让法律屈服于社会生活之恣意，所以法律人只要考虑到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就足够了，并不需要任由社会生活支配法律。20世纪初的法学家是推崇秩序之人，而且执迷于法律安定性。即便如此，人们有时还指责他们——特别是指责狄骥——想要摧毁法律的传统结构。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所希望实现的“科学”方法不是纯然理论性的（spéculative）。他们所需要的是一种行动的方式，因为他们永远关注应然而非实然的一面。1900年著名的国际比较法学大会上的辩论就见证了这种心态。其中一个重要议题是接替此前所说“比较立法”（législation comparée）而出现的新“比较法”（droit comparé）应当承担何种使命。它应该成为一种理论性甚至批判性的学科？还是反其道而行之，成为服务于所有法学家的工具，作为传统法律解释方法的有用补充，并因此让比较法成为建构性的、服务于实践行动的学科？在规范科学努力驯化法律空间的语境下，毫无疑问第二种主张占据上风。

实际上，忧心忡忡的法学家正在创造的是一种相当特殊的学科。哪怕对事实的观察也是他们所希望实现的，这种观察对于他们大部分人而言其实还是发挥着纯粹教义性的作用。事实观察为法学的建构或理论提供了无法反驳的基础，而且以得到事实验证的权威结论科学性地强化了法学建构与理论。社会连带（solidarité sociale）的事实就是如此，狄骥用它来塑造了自己的体系，而且对他来说这一事实既未受反对，又无法反驳：“这是一个来自于观察的事实，因而不可能成为争论的对象。”^[146]所以，通过新生社会科学的方法观察到的现象不是用来让人继续争论的，而只是客观的事实，为法学家自身提供追求客观性之道路上的辅助因素。然后，他们再把这些客观事实按照与自己学科的相关性排序。

萨莱耶在1903年写道：“从文本中获得的客观性是法律确定性无比珍贵的基础，但现在必须为其加上来自经济与社会现实的客观性了。”^[147]除了这一客观性的想象特征之外，我们还看到萨莱耶并不打算考虑这些事实的原本状态，而是把他们转化为法学建构，从而更好地让法学家仍可以把社会事实掌控于股掌之间。^[148]

面向行动也就是面向实践的法学始终在描述性和规范性之间穿梭往返，最终动员新生的社会科学为他们对秩序的追求涂上客观性的色彩。更新过的法学最后还是把自由科学研究和其他对应物抛诸脑后，回到了原教旨中。

2）回归法学原教旨

法学异端德莫格所遭受来自其同事的无情抨击完美地证明了法学原教旨的回归。让我们首先把各项事实联系起来。1911年，德莫格指出法学建构只是对事实的掩盖。完全清楚这场辩论意义的惹尼立刻奋起回击，用他大作（《实证法中的科学与技术》）中大部分篇幅反击德莫格并大获成功，他所象征的那种思潮最终胜出。然而，就算德莫格输了，惹尼也未必真的赢了。和他的前辈萨莱耶一样，惹尼并未把他不断赞赏的方法真正付诸实践。但其他人则走到了这一步。普拉尼奥、埃斯曼、热兹、塔勒尔、巴坦和蒂西耶等人超过萨莱耶和惹尼的地方在于他们写出了重要的“精要”、关于实证法的专著和教科书，这些作品在法律的各个领域形成了“一般理论”（或者用萨莱耶的话说，“法学建构”）。

面对德莫格的挑战，法学建构或一般理论之伟大缔造在事实上无声地应和着惹尼的回应，从而使其影响一再扩大。他们的胜利如此明显，以至于在整个20世纪都没再出现过成功的挑战者。人们对新的挑战只需报以轻蔑的沉默。

a）对德莫格挑战的理论回应。当时还是里尔法学院教授的德莫格在1911年出版了一本标题为《私法基本理论》（Les notions fondamentales du droit privé）的著作，他有意使用了12年前惹尼曾经用过的副标题：批判性作品。而且德莫格明显延续了惹尼所辩护的一些想法，他的著作出版前的宣传语就证明了这点。在批判了19世纪的作者们看待法律的方式后，德莫格提出应该用不那么抽象、更贴近实践现实的理论再造法律技术，这些理论应该从政治经济学中取得经验数据，和司法判例齐头并进。然而在序言的前几页中，德莫格就宣告了与自己原本置身于其中的一场学说运动的决裂。这场运动的参与者包括卡皮唐和普拉尼奥，他们都是《民法季刊》的主要撰稿人，德莫格则负责为该期刊撰写债法方面新动向的评论。卡皮唐和普拉尼奥都认为应该用“一般原则”支配实证私法。德莫格则不然，他主张采取“批判视角，从而展现完全无法调和、不可忽视的那些时刻困扰民法的冲突和矛盾”。^[149]

这句话概括了该书的全部内容。作者想要揭示在民法核心位置的自相矛盾，而且他只关心实证法，因为其他的都是形而上学的理论。就算他承认法学家应该以调和这些矛盾为终极目标，也慢慢确信这是完全无法实现的理想。哪怕是最低限度试图让纷争平息的法律建构也绝无可能。正当他的同行们都致力于革新法律方法，从而找到科学手段消除困扰法律体系的那些悖论时，偏偏有这么一个法学家要他们运用批判思想，并在长达700页的篇幅里论证这项工作的虚无。无一理论能有价值，无一和谐可以实现，无一法律技术是确定的，目力所及全是短暂且不完美的均衡。在把大部分私法甚至部分公法的法学建构降低到虚构的水平后，这就是该书残酷地得出的结论。

毫不意外，没人可以接受与当时盛行之思想如此相反的理论。特别是惹尼，他写了一篇书评，字里行间透着恨不能手刃德莫格的心态。“本书作者几乎排他性地实践着那种肢解一切的思想体系，他给了我们一幅万花筒般的画面，这当然也是让他的作品如此具有原创性的特点，但其风险是让社会生活瘫痪，并否定所有那些能够让我们思想有所发展、有所引导的那些坚实基础。”简言之，惹尼批判此书是“无可救药的悲观主义”，并且预言了其不幸的未来——“无法满足法律学科中本质精神需求”。^[150]

在德莫格作品所引起的其他评论中，也能找到完全一样的强烈反应。没有任何读者同意他的结论。所有人——不管是私法学家还是公法学家——都指责他是丧失信仰的学者，所说所想毫无根据。惹尼一名密友的观点极具代表性：“和谐、平衡和适度是精神和人类心灵的自然需求……种种原理是实现和谐的前提。千万不能让我们的法律失去对这些原理的尊重，否则它就会丧失权威性和清晰性。”^[151]

但还不仅如此。惹尼开始意识到正是他自己对传统方法的批评，启发了像德莫格这样的作者，把法学进一步推向了滑往“虚无主义”深渊的下坡路。至少部分是为了回应德莫格的挑战，惹尼在1915年—1924年陆续出版了他的四卷本《实证私法中的科学与技术》（Science et technique en droit privé positif ： nouvelle contribution à la critique de la méthode juridique）。两名作者之间的争论分成两条线展开：

第一，惹尼指责德莫格拒绝探究“法律的终极目的”，简单地说就是不相信自然法。而他自己则曾以自然法——老实说是一种天主教自然法的角度捍卫法律，但他尝试以科学的方式论证自己的主张。正如他曾在1911年所写的，为法律的辩护既包括了“从社会学角度对人类生活条件最细致的研究”，又包括了“关于理想的探求，这些条件试图提供引导的强制力只能通过理想得以正当化”。^[152]此类晦暗不明的公式显然和科学的惯常目标不符，似乎辩论也并没有在这一点上展开。然而，那些相信“自然法复兴”的人和那些捍卫法律实证主义的私法或公法学家之间的对垒，确实是20世纪早期一件大事。即便他们的辩论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大概可以说，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法国学说大部分还是染上了模模糊糊的自然法色彩。但自然法问题既没有得到严肃的讨论，也没有获得真正的重要性。20世纪的作者们和他们19世纪的前辈相似：在一些关于自然法非常一般化的反思后，他们最关注的到底还是实证法及其适用。所以后人才说，他们是“模糊的自然法学家、肤浅的理想主义者、实际上十足的实证主义者”。^[153]

第二，惹尼指责德莫格提出了一种无法保证法律客观性与确定性的法律技术观。对于德莫格而言，法律技术只是一种工具，而且不断发展，其目的是达成不稳定的妥协，过度的抽象反而会让技术僵化。对于惹尼则相反，技术让法学家可以为科学揭示的要素提供“一种形式、外表、存在的方式”，并“为了适应生活之需要”而调整这些要素。^[154]甚至仅仅技术本身就能“为法学家提供一个自主行动的空间，他们可以再次真正实现按照当今需求创造和更新实证法的心愿”。^[155]在这一精神的指引下，惹尼用了很长的篇幅来论述他关于法律技术的理论，这种技术仰赖足够明确和有根据的法律工具，应该能够为社会提供足够的保护，又能避免过度的抽象化。但这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而且他的理论最终深陷于遗忘中。法国学说相信在技术自身之中就有他们所寻找的那种客观性，因为法律技术在过去许多个世纪都是具有学者法性质的教义学，而不是因为惹尼那种无用的复杂理论。在这个意义上，也仅仅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惹尼胜过了德莫格。德莫格只有在一些批判思潮的参与者眼中是重要的作者，而且是在美国而非自己的祖国。但惹尼之所以能取胜，仅仅是因为那些建构一般理论的作者驰援而来。他们实践着法律技术，却从来不去探问其依据。

b）“一般理论”缔造者的无声回应。如果我们把讨论的范围限制在1900年前后仍占据舞台中心的民法，不难发现这些建构者中最重要的大师是普拉尼奥。^[156]短暂在巴黎从事律师业后，他1880年通过了教授资格考试。在1887年前往巴黎法学院之前，他先后于格勒诺布勒和雷恩法学院任教。在巴黎的第6个年头，他继承了伯当的教席，成了6名民法学教授之一。当时，普拉尼奥已经因为法史学方面的著作为人所知（在雷恩教书期间他参与了对布列塔尼地区习惯的整理），他为《立法与判例批判评论》（从1886年开始）和《达洛兹汇编》（从1890年开始）撰写的判例评论也大受欢迎。他更于1899年10月开始出版《民法导论》的第一卷，这和惹尼的《实证私法的法律渊源与解释方法》出版于同一个月！在此讨论先后顺序已经毫无必要，因为两部著作之间的共时性说明，新思想此时已经飘扬在空气中。相反，可以确定的是，正当惹尼完成了既令人惊讶又最终没有太多实践后果的理论化时，普拉尼奥以更自然的方式应用了科学方法，虽然他自己绝非那一小群法学方法革新者的一员。

与他的前辈不同，普拉尼奥不打算把自己限制在对《民法典》和那些补充它的特殊立法的研究上。他想研究的是判例。他把判例与历史、比较法、政治经济学一起，放在了民法的习惯法渊源序列之中。从这一分类出发，普拉尼奥开始阐述被他明确称为“一般理论”的那些概念：立法的一般理论、证据的一般理论、合同的一般理论、赠与的一般理论、遗嘱的一般理论……这些中间概念让他得以整合所收集的种种信息。惹尼曾经尝试用自己所理论化的那种方法写成了一篇关于快信的长篇著作，这本著作出版于1911年，吸引了普拉尼奥转向对所有形式和事实渊源的重新布局，并希望能把它们整合成和谐的整体。

普拉尼奥所采用的方法明显受到德国潘德克吞法学的启发，但带有强烈的法国色彩。这种方法开启了当代学说著作的潮流。在普拉尼奥之后，法国民法学家“不再按照《民法典》的顺序，而是按照各种一般理论的顺序讲授民法”。^[157]那些19世纪法学家们还只能以不完美和不完备的方式使用的方法（奥布里和劳可能在相当抽象的意义上算得上例外），他们20世纪的接班人则已经应用自如了。所以，普拉尼奥曾经是且目前仍是法国法学家之榜样，堪称顺理成章。就算不如惹尼出名，他比惹尼和萨莱耶更高明之处在于没有让自己的追随者在那么多关于方法的理论性而非实践性的思考面前感到头痛，而是以实实在在的例子向他们展现如何应用这些方法。

其实，从19世纪90年代初开始，法国的公法学家已经养成了结合形式和事实渊源来形成一般理论的习惯。比如说奥里乌就在1892年出版的《行政法与公法精要》中首次提出了对行政法的现代理论概括，即便他自己也承认过度的学说简化可能让人们无法认识活生生的法律惊人的复杂性。3年后，埃斯曼通过历史和与外国宪法的比较研究，在《宪法精要》中建立了一套完整、自洽的宪法学体系，并以此确立了其第三共和国宪法基本原则之守护者的地位。^[158]今天的读者并不会对他所使用的方法感到惊讶，因为他后来在参与创办的《民法季刊》中阐明了这一方法。他当时也是《新法史学评论》的主编。

1898年，也就是与无处不在的萨莱耶一道创办《商法年鉴》12年后，塔勒尔出版了《商法学导论》（Traité élémentaire de droit commercial）。该书因为所使用的方法和援引的渊源多种多样而和此前同类型的著作有所不同。它不再是对《商法典》和关于破产、公司的重要立法文本的简单评论。塔勒尔使用了习惯、判例、比较法和历史，来创造统一商法各个规范的体系，并满足其独立自主的要求。这本书甫一出版就取得了成功，并且直接帮助其作者获得了巴黎的商法教席，使其能统领若干才华横溢的作者撰写一部更为详尽的教科书。这些合作者后来构成了下一代商法学人的中坚力量。^[159]

如此这般，在1899年之前已经出现了不少“一般理论”的例子。只不过在1899年以后，它们充盈了整个学说空间。民法显然是受新学说支配最明显的领域，这多少要归功于影响深远的里佩尔（Georges Ripert）接过了继续完成普拉尼奥教科书编写工作的重任，他最终在这部巨著上刻下了自己的名字，以十四卷的《法国民法实践论》作为交代。这部书的第一版于1925年—1934年陆续出版，编写组包括了大部分在日后大放异彩的民法学家。其实，普拉尼奥所建立的这种模式在所有的部门法（刑法、国际私法、民事诉讼法等）中都成了典范，偏偏法国民法学家宁愿认为自己传承的是惹尼和萨莱耶。正如一位国际私法学家后来说的那样：“我们这一代法学家激动万分地阅读惹尼和萨莱耶关于方法的作品……此前的几代法学家，包括尼布瓦耶（Jean-Paulin Niboyet）则把这些方法付诸实践，并美妙地变成现实。”^[160]

在公法学领域，作者们也朝同一个方向前进。只要读一读迪韦尔热（Maurice Duverger）为他去世的导师博纳尔（Roger Bonnard）写的纪念文章中关于方法的部分，就一目了然了。他说博纳尔自觉而充分地应用了“法学构造的方法”，以此反对“实证、全然描述性的方法”。这种方法在博纳尔于1926年首次出版的《行政法精要》（Précis de droit administratif）中得到了最好的体现：“从判例所提供的无数种解决方案中找出启发这些判例的基础性原则——有时这些判例的作者自己都未必意识到其存在。他进而以把这些原则抽象成一套学说作品的方式将他们联系起来，从而可以在以后有需要的情况下推论出新的解决方案。”^[161]

这种所谓的科学方法希望同时帮助作者们远离“形而上学”（和此前一个世纪的作者截然相反）和新思想所提出的“法律经验主义”。该方法的普遍使用让人们终于可以理直气壮地把德莫格提出的挑战置之不理，社会生活对法律的入侵终于不再是困惑与混乱的根源。而且德莫格几年后（1923年—1931年）出版的七卷本债法论著仅取得了非常有限的成功。我们无法在这部作品中找到任何纲领，它向人们提供了许多司法判例，但没有试着告诉我们为什么其中充满了矛盾，除此之外就是一些主要关于法律政治学的泛泛而谈。他的朋友卡皮唐^[162]轻描淡写地说，德莫格是个“现实主义者”，然后才接着说“有人可能会指责他过分现实主义，因为在他罗列的那些无穷无尽的事实中，原则消失不见了”。^[163]

在德莫格和卡皮唐的对话中，^[164]占据上风的很明显是卡皮唐（他的名字总是和里佩尔联系在一起）。在为《私法基本理论》撰写的书评中，卡皮唐指出，“无论作为立法者还是解释者，技术人员扮演的角色至关重要，所以需要为他们提供确定的方向，可靠、趁手的工具，使他们能够阐明一种关于技术的理论”；他还惋惜无法在德莫格著作的第二部分找到这种工具。^[165]不过，技术人员们很快就得到了他们需要的这种工具，因为卡皮唐从1914年开始出版他与后来成为最高法院法官的科兰合著的三卷本《法国民法导论》（Cours élémentaire de droit civil français）。该书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两位作者从未忘记使用充分的历史和判例材料说明原理、完成法学建构。1923年，卡皮唐出版了一部关于债法上原因的作品，这算得上“一般理论”登峰造极之作，卡皮唐也因此成了这一技艺的集大成者。

仅有少数学者没有跟随大多数人投身于一般理论中，他们拒绝于教义学中退守，转而选择了“法学社会主义”——其实质是一种建立在社会力量关系上、反对学说综合的集体权，但这些学者要么在大学体制中处于边缘地位，如朗贝尔、莱维（Emmanuel Lévy）、塞尔（Georges Scelles），要么根本在大学体制之外，如富尼埃（Eugène Fournière）和勒鲁瓦（Maxime Leroy）。^[166]其他的法国法学家都成了“体系建构者”。或许应该说他们“重新成了”体系建构者，因为法学家们或多或少一直如此。罗马时代法学家的体系建构色彩少一些，17世纪以后人文主义和受现代理性主义影响的法学家则多一些。但出于两个原因，20世纪的法学家们为法律建构的大厦之竖立贡献了力量：

第一，他们清楚地提出法学方法之相关性问题，并以此后无人置疑的方式回答了该问题。其证据就是里韦罗在1951年所写的《体系建构者礼赞》（Apologie pour les faiseurs de systèmes）获得了从未有人怀疑的成功。该文回应的是在后来成为最高行政法院副院长的舍诺（Bernard Chenot）关于法学建构在法官眼中毫无相关性的质疑。^[167]

第二，普拉尼奥的继承人们以这种法学建构完成了数量空前的作品。包括卡皮唐、里佩尔在内的大部分私法学家和包括狄骥、奥里乌、热茨、博纳尔在内的公法学家。他们的专著从此宣称既整合了大量的形式渊源，又从不同的社会科学中获益。似乎可以合乎逻辑地宣告开始于19世纪20年代的危机已经终结了。其中1922年又最能象征这种终结，因为正是在这一年，一场法学本科教育的改革标志着向传统的回归。人们认为此前开始于1905年的体系过于繁琐和零散了，对于1922年改革的支持者而言，有必要回到更经典的教学秩序之中，也就是以罗马法和一系列私法教学为核心的体系。^[168]上一代法学家关于新生社会科学的担忧已经烟消云散，因为“一般理论”已经把它们考虑在内了。又因为对判例的研究实际上取代了社会学的位置，也就没必要用专门的课程教授社会学了。这种意见在此后数次改革中反复出现，包括1954年的那次。^[169]

正因为这种方法会带来不少正面的效果，所以法国学说或学派或风格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进入了它的经典时期，直至今日。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普拉尼奥的模式一直到20世纪末还未过时。它从普拉尼奥与里佩尔的著作开始，支配了所有民商法的作品，其印记如今仍保留在国际私法、民事诉讼法、劳动法、行政法和宪法之中。在普拉尼奥的追随者名单上，人们可以列出一长串伟大专著和教科书的作者：马佐家族（Henri，Léon et Jean Mazeaud）、马蒂（Gabriel Marty）、雷诺（Pierre Raynaud）、魏尔（Prosper Weil）、施塔克（Boris Starck）、巴蒂福尔（Henri Batiffol）、罗布洛（René Roblot）、瓦利纳（Marcel Waline）、德洛巴代尔（André de Laubadère）、韦德尔（Georges Vedel）。^[170]而他们的继任者还延续着他们的事业。当然，每个作者都有他们独特的个性，我们可以从中分辨出重要的不同，无论涉及写作的风格还是每个时代的精神。但模式本身从来没有遭到质疑，无论是口头上还是事实上。

确实也不时有人以多少有些离经叛道的方式提出过一些反对意见，但经典模式的力量就在于这些反对意见从来没有得到正式的回应。

c）对后续挑战的不回应。后续挑战来自很多不同的方向。打头阵的还是法社会学，其中的代表人物是1946年在巴黎法学院创立了社会学研究中心的莱维-布吕尔（Henri Lévy-Bruhl）和后来成为巴黎法学院院长、写过一本《法社会学》的卡尔博尼耶（Jean Carbonnier），此后还有阿诺（André-Jean Arnaud）、科马耶（Jacques Commaille）、拉斯库姆（Pierre Lascoumes）、塞尔维兰（Evelyne Serverin）等人。这些法社会学家立足于不同的、有时候针锋相对的视角，但共同尝试在法学院加强对社会学方法的教学，而且取得了一定的成功。^[171]

社会学视野真正在法学教育中蓬勃成长是1968年“五月风暴”之后的事情了。比如说，巴黎政治大学（Sciences Po.）和外省的政治学院把公法看作政治生活的一个要素，相比于劳动法，这些机构更愿意让老师讲授“重大社会问题”，有些人认为法学院的课程设置也应该有类似的转变。这种想法转瞬即逝，但有必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在巴黎一大和巴黎二大建立的时候，人们还是选择让其中一个（巴黎一大）研究更多的社会科学，而另一个（巴黎二大）研究更多的教义学，这也是为什么巴黎一大的法学家总觉得自己处于其他社会科学的包围之中。但就连在巴黎一大，法学家们的传统最后还是重新振作，社会学家们就算再怎么异端和桀骜不驯，与法学家的关系还是以合作为主。

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法律的批判理论上。这一思潮在20世纪70年代发展出了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法律观，并催生了许多很有趣的作品，既包括了专著，也包括了新创立的期刊《审判》（Procès）。但批判法学并没有进入那些随着高等教育改革新创立的大学法学院中。“批判法学”运动雄心勃勃的教学改造计划并没有取得成功，而它的参与者最终也只能停止造反，选择了其他的道路。

老实说，那些带来另外一种法学研究之计划的方法总是由那些虽然才华横溢但形单影只的优秀个人提出，这导致他们的成功难以延续。维莱（Michel Villey）就是一例。他在很长时间里一直是巴黎二大的教授，也是《法哲学档案》（Archives de philosophie du droit）的主编，可他对现代理性主义的反复攻击并未带来一种不那么追求体系化的法学。作为罗马决疑术和自然法的捍卫者，维莱专门写了一本法哲学教科书，他希望该书能反对现有那些“精要”性质的作品，也就是说“摧毁其他在达洛兹出版社发行的那些各种部门法精要中用科学方法建构起来的种种真理体系”。^[172]但维莱对数代法国法学家的影响还是局限于教义学领域，他只带来了一种对争论喜好和法律的“对话”观。阿蒂亚斯（Christian Atias）可谓是这种喜好的最佳辩护人。^[173]或许可以加上最近泽纳迪（Frédéric Zenati）回溯到罗马法模式中所提出的学说模式。^[174]

总体来说，所有那些法哲学和法学理论（théorie du droit）的方法都满足于留在一个特定的领域之中。它们并没有影响到人们展示实证法的方式，特别是当它们试图挑战在20世纪20年代定型的那种主导学说话语时。曾经有学者受奥地利著名法学家凯尔森（Hans Kelsen）的启发，试着用真正的“法律科学”（science du droit）取代今日人们普遍实践着的法教义学，^[175]但他们的命运也是如此。他们的计划本身问题很多，主要的质疑是凯尔森的理论也不能帮人们科学地认识法律。^[176]而教义学就算不能真正算得上是一种科学，还是保留了自己的正当性，^[177]因为就连后凯尔森派的支持者们也不否认教义学确实有用，他们自己也不时应用教义学。所以，受凯尔森启发的人以一种不那么雄心勃勃、不那么极端的方式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他们的计划可以在教义学之外为法律科学找到一席之地，而教义学始终是实践中不可或缺的。就算如此，这种想法也仅仅局限在一个非常小的作者圈子里。因为正如他们自己也能意识到的那样，当代学说的基础是一种科学性主张，任何质疑这一主张的念头都会激起剧烈的反对，以至于无人会真正考虑教义学的实际内容。

总而言之，从20世纪20年代起，法国出现过一些要么质疑教义学之排他性，要么质疑教义学实践的知识潮流。但是这些思潮从来没有真正改变人们心中根深蒂固的话语模式，这也揭示了法律的经济分析为何在我们国家如此孱弱。另外，法国人无法垄断这种话语。因为一位比利时法学家曾经在1948年说教义学“几乎是整个法学的唯一方法，而且几乎是大学教育的唯一可能性”。^[178]而且我们今天似乎也不像是处在马上能见证显要变革的时刻。大学教授们是“一般理论”的捍卫者，通过更新这些理论，他们不仅仅在来自其他知识领域的挑战面前保存了法学的独立性，^[179]而且还进一步强化了自身在法学家共同体中的训导地位。

2.一种建立在教授训导地位之上的身份认同

前言：科学训导与道德训导

教授们在整个20世纪形成并巩固了自己的训导地位。如果说学说的功能很低调，只能去说服别人，那么至少学说的代表人物常常以带着导师威严的口吻说话，特别是在对他们自愿提供咨询的法官说话时。

人们往往在潜意识里认为教授们的知识正当化了他们的训导地位，但其实远不止于此。学说给了自己权力说出什么是对立法和判决的“好解释”。除了必须尊重一些至为明显的限制，这些好解释几乎就是作者自行判断的结果。而明眼人都能看出来，他们用法律技术夹带了那些出于道德和意识形态原因而认为应该成立的法律解释。或者说每个人都能用法律技术为自己的选择辩护，正如我们在无数场学说争论中看到的那样，每一方都强调自己用来推论的不过是技术而已。

因此，科学训导很快就偏向道德训导的方向。道德训导以同样潜移默化的方式立足于解释来源于科学认识的想法之上。这种想法认为解释只是认知的结果，其推论是，对于具体的文本，必然会存在一个准确的解释，其他的解释则是错误的。凯尔森和许多英美法哲学家提出的那些关于法律解释的所谓现实主义理论质疑的正是这一想法。在这些作者看来，所有的文本都可能有多种不同的意思，在大部分情况下，没有一种解释能够仅仅因为纯粹的理性而优于其他解释。也就是说，没有任何一种解释比其他的解释更准确。因此，法律解释也是一种意志的行为，解释着以此向他人或者试图向他人强加自己的选择。类似的观点自然是反对法学教授之训导地位的，因为它要求后者解释每一种解释的优劣之处，而拒绝承认他们以科学为名要求他人接受其解释的权利。很能说明问题的是这种理论并未进入法国学说之中。法国学说以最深不见底的沉默保存着自己的研究对象，更乐于保持自己对人们所称“唯一正解教义学”的忠诚。^[180]

研究建立法学教授训导的种种因素很有必要。我们可以就此指出，那些垄断着“一般理论”并自认为是唯一能确保一般理论科学特点的法学院教授们以他们所独占的科学之名言说。而且他们借着把古老的大学教师特权古为今用，成功让其他法律人接受了自己的话语。

1）对科学的独占

在20世纪初，新博士们奠定了他们的形象，并从此以把一种不可比拟的科学保留在自己的手中为业。这种科学在各种教科书之中体现得最为明显。

a）一种不可比拟的科学。博士的新任务是为法学构造创造不同于他们前辈所构建的宽度。实际上，解经家们所津津乐道的那些原理不再仅仅来源于对立法文本的研究，而是以所有可能渊源为基础。人们刚刚提供了关于这些渊源的理论，作者们正好可以利用这些理论。

在这些渊源里占据首要地位的是判例，因为它们在展现法律与事实之互动方面有巨大的优势。法学家必须把它们整理、剖析、分类，再置回于具体的历史语境中，最后综合，从而形成 “几个非常简单清晰的规则”，按里佩尔的话说，这些规则让判例可以在新情况中适用。^[181]对于许多认为法学也应该是一种实验科学的作者而言，新判例能启发他们的法学构造或者为法学构造提供信息。^[182]这也是1902创刊的《民法季刊》想要实现的目标，在这一方面，新刊物延续了此前《批判评论》的做法。

另外，正如惹尼反复说到的那样，博士们必须有能力考虑到社会科学之整体——包括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心理学等。但这些社会科学最好的位置是作为法学的“辅助学科”存在，他们只有在为法学家提供信息这一意义上才有用，因为法学家必须是社会现实的优秀观察者，仅此而已。按照科尔纽（Gérard Cornu）院长的表达，“实证的混乱”绝不能取代“教义学的秩序”。^[183]萨莱耶也早就在1911年说过“法学首先是一种理性科学，重要的是能用来论理”。^[184]所以，法律之外的素材只能用来服务于理论建构，而理论建构才是理性的最完美成就。不要忘记，萨莱耶曾把它定义为“理性理念的实证表达，从社会观念中获取素材并最终形成的准确性可以最大限度地限制任意”。^[185]自从经典方法失败、立法再无法保证客观性以来，人们孜孜以求想要限制的就是任意性。

要完成的任务因此具有了前所未见的广度。新模式下的博士必须熟知立法和判例，而且是判例的历史演变。所以，他必须熟知所有的辅助学科，还得深入了解比较法学，以便判断现有的法律解决方案是否符合“国际法律意识”；还不能忘记自己要实现的是技术人员目标。当卡皮唐和里佩尔在1924年接手《立法与判例批判评论》时，致力于用技术表达“一个民族的法律才能”。简而言之，新博士必须有能力以融贯的方式处理许多不同的素材、使用种种逻辑资源，甚至还得考虑直觉，毕竟伯格森（Henri Bergson）在20世纪初的法国法学家中十分受追捧。

谁来完成这项工作呢？显然只能是教授们！正如萨莱耶（还是在1911年）所写：“这些职位的缔造者是学说的代表人，是法律的理论家，是学院中的法律人。”^[186]至少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只有教授们才有足够的时间和相应的环境完成必要的研究。实务人士不再享有同样的可能性，或者说人们认为他们不再享有同样的可能性。当人们说学校和法院之间相隔不远时，也就意味着学校其实获得了相对于法院的独立地位。^[187]属于马尔卡代、蓬和特罗隆这些伟大实务人士的时代似乎已经一去不复返，特别是在私法领域。整个20世纪，少见的例外只出现在一些十分专业而大学教授之学说无暇顾及的领域，比如最高法院判决写作技术、出版法、财税法。事实上，这些领域也确实很难实现沐浴在“魔术般抽象”中的“美妙的”法律构造。^[188]和债法、国际私法一样，对理论的塑造首先要留给那些贵族气质的人士来完成。

还有另一个原因让学校远离法院，那就是对客观性的追求。自从立法不再能保障法律安定性开始，这一追求一直是法学家的首要任务。法学建构要做到的就是通过原理来实现客观性。而实务人士（律师、法官等）恰恰没有这种特权，因为他们过于局限于职业生活的细节之中，以致无法退一步去观察大局。为了应用里佩尔所说的“学者们冰冷的中立性”，^[189]或者为了“如同化学家一样同时从分析和综合两个角度”研究法律，^[190]真正的法学家最好不要把自己完全投身于混乱之中。^[191]而教授们正是如此置身于日常的实践之外；而且这里说的教授指的是全职教授，而不是偶尔去法学院讲课的那些实务人士。

所以，用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话来说，大学教授们似乎确保了一个真正的学说“场”在法律场中的自主性。他们的新工作就是阐明多种多样的法律建构，从而把学校和法院分开，以便前者可以继续享有对学说话语的垄断。这一点在教科书写作中尤其明显。

b）一种体现在教科书中的科学。在如此以科学之名垄断了学说话语之后，大学教授们成了20世纪的伟大法学家，^[192]而且他们可以在学说文献上打上自己的烙印，让学说著作很快成为一种教科书文学。^[193]因为这一现象是我们的时代特色，所以有必要多解释几句。

19世纪的解经法学家虽然以解释《民法典》为己任，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太过关心教学法。如果我们还能试着让刚开始学习法律的学生理解德尔万古的书，那么让他们去读图利埃、蒲鲁东、德莫隆布、于克、特罗隆、奥布里和劳的作品就真是勉为其难了。那些不那么野心勃勃的著作更有可能以传道授业为首要目的，比如说各种《释义书》，它们对学生而言非常重要，而他们的编纂者却偏偏往往是实务人士。到了19世纪，事情开始出现明显的改变。博德里-拉康丁内里的《民法要义》和普拉尼奥的《民法导论》都是为教学服务的作品。特别是普拉尼奥那本，它的篇章安排严格遵循1895年7月24日的法令所确定的法学院民法教学计划。正是这个法令第一次允许教师们不按照法典的章节授课。顺便一提，此后的法学院教学改革又不断修改上述教学计划，每次修改都会在法学教科书中得到体现。

博德里-拉康丁内里和普拉尼奥凭自己的教科书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们开启了一个在整个20世纪一直延续的传统。自从法学建构成了博士们最主要的工作，教科书就自然而然地走到了舞台中央，因为它们最能让作者们在最广泛的范围内把法律结构化。一篇专题论文或者博士论文只能针对一个具体的问题建构理论，而各种不同的教科书则不一样，它们可以针对一个部门法整体完成理论建构。要是能提出一种为第三人缔约之抗辩力的理论自然不错，但要是能阐明一种私法上之抗辩力的理论那就更好了；如果能一鼓作气、长驱直入至提出民法、行政法、国际私法等整个部门法的理论，那更是好上加好。

总而言之，法国法律思想在20世纪的革新者们欣然让教授回到台前，同时让他们把“科学”放在教科书里，并以此作为法学专业的一个重要特色。在其他的学科（如物理学和数学），正在形成、未有定论的科学则不会出现在教科书中。法学教科书因此享有一种模糊的地位，因为它们虽然名义上是给学生所写，却也对实务人士至关重要，因为后者可以从中找到对法律清晰而结构分明的阐释，超越文本所造成的混乱。

这一导向同样导致作者之间等级排序的形成。20世纪初教科书编写风格的变化将在此后很长时间里把作者的特权地位与他们所出版的或长或短的教科书相连。通才首先就比专才的重要性高得多。在所有的教科书中，民法教科书就比家庭法、物权法、债法这样的教科书更能为作者带来荣耀，出版一本伟大的“民法论”能让人登上盛名之顶端。这就是为什么普拉尼奥在写出了至今仍为所有人敬仰的教科书后，在法学家之集体记忆中一直比萨莱耶地位高得多，尽管后者在债法、刑法、比较法、法律理论等众多领域提出了革命性的见解，并在25年内发表了228篇论文。

按照马丁的定义，“一般理论”指的是“为了把一个确定的领域之内的想法整合为一个融贯体系的组织清晰、方法明确的知识建构”。^[194]一般理论的范围越是宽广和普遍，其作者就越有机会进入法学博士的先贤祠。而现在先贤祠只接受法学教授。他们能够享有这种类似垄断的地位，同样因为法学教授们的任务受到大学特权的保护。

2）大学教师的特权

大学特权绝非新鲜事，它在大学于12世纪出现时就存在了。就算法学院的特权在17世纪和18世纪大幅下降，但其成员很快又重新恢复了法学院的盛名。在此意义上，19世纪对法典和判例的双重开发对法学院地位重建贡献良多。但是，优秀的实务人士也相当活跃地参与了此项工作，所以法学教授并未因此掌握后来成为“学说”的事物的核心，也还没有因此走上前台。为了真正从实务人士手中夺取权力，不仅需要重新发明“一般理论”并确保法学教授对它们的垄断，还要把这种知识领域的变化体现在教学机构组织上。

在19世纪的前半段，法学院中进行口头讲课的人士到底能不能比肩伟大法典的解经家们还犹未可知。而且此时的解经家绝不仅包括教授。虽然从1804年开始，负责所有法学院教学的总学监就要主持教授职位的竞考，但法学院的教师招聘整体而言还局限在其所在地，而且人们几乎毫无例外地认为法学教育质量平平。转变发生在1850年前后。包括拉布莱和沃洛夫斯基等人在内的学者大力提倡德国模式，希望能够将其引入法国。在莱茵河彼岸的影响下，第二帝国最终建立了受德国式编外讲师（Privat docent）制度启发的教授团体。在成功通过教授资格考试之后，年轻教师们虽然有了教授的头衔，却没有职位，只能在此后的十余年内努力找到一个空缺的教席。竞考在1855年成了全国范围的考试，不再由各个学院自行安排。不过创新的直接后果很有限，毕竟当时中央集中的法国还是一个保守主义盛行的国家。

通过教授资格考试的这些人大部分会成为大学教授，后来，在他们之中真正形成了一种集体精神，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每年只有极少数人能通过的教授资格考试（1882年的考试录取了20人，这已经是很长时间里没有出现的高录取率了），他们能在考试中取得成功，本身就获得了常人难以企及的特权。此外，大学教授的高收入和他们投身于法学研究的科学事业、自甘从实践中抽身，也为他们带来了人们的爱戴。

到了20世纪初，法学教授们可以认为自己既是智者又是精英了。甚至其他法律人和其他学科的大学教授们也这么认为，尽管后者大部分都毕业于高等师范学院（译注：在二战前，法国的高等师范学院是培养高级公务员和知识精英最重要的场所，因此师范学院毕业生的社会地位远远高于法学家）。一名年轻教授前往格勒诺布勒大学文学院任教时写下的这段话证明了法学教授在同侪心中的地位：“法学院完全有资格认为自己是各个学院中最优秀和最重要的。法学院的教师队伍从整体来看是大学中最优秀的。在文学和自然科学领域，我们能够得到任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的头衔或出身，因而导致了巨大的不公平。那些法学的大师们则全部通过了艰难的教授资格考试。考试确保了他们水平的统一和他们的价值。”^[195]

在1900年，卡皮唐、狄骥、惹尼、奥里乌、普拉尼奥、萨莱耶和塔勒尔这些第二代从全国教授资格考试中走出的大教授们，完全清楚自己在法学家中的支配地位。他们的继任者也如此。一直到1968年，法学教授都还是一个非常封闭的小社会，对他们自己、他们的特权和他们的特殊角色充满信心，擅长建构一般理论。他们和那些牢骚满腹的知识分子不同。他们才是专家。他们才是现代共和国中那些王公贵族的宠臣^[196]（译注：人们因为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给了总统较大的权力，有时候嘲讽其为“共和君主制”，并把法国总统称为“共和王公”）。

随着法学家形成了对自己所处共同体的自我意识，随着他们真正掌握了知识权力，学说也就开始相对独立于其他试图完成学者工作的法学家。其中一个表现就是教授资格考试评委组成的变化。法学教授从19世纪80年代末才开始在评委中占据优势。此前，用1874年11月16日的行政命令的表达方式来说，评委中必须包括足够的“主权者管辖权”的代表——法官。1891年1月6日的新行政命令不再要求评委中各种职业的比例，这也是评委几乎全部由法学教授出任的开始。而且其实从1871年开始，不少人认为委员会应该完全由教授组成，因为最高法院的法官们“惯于以律师的方式思考”。这种表达方法已经暗示了实务人士和法学教授的思考方式有所不同。^[197]

此外，20世纪教授资格考试之习惯规则在1929年、1965年、1969年、1972年、1984年经过了多次改革，招聘法学教授的模式也逐渐增多。通过对规则的确定，教授群体的特权（至少相对实务人士如此）得以强化。一个具体的例子是，可能在卡皮唐的学生亨利·马佐的影响下，人们在二战后开始把文章或讲座分成两部分组织，而且越来越多人这样做。如今，这种安排方式是法国学说的重要特色，而且人们自然而然、不假思索地使用它，仿佛它是和笛卡尔的思辨方式同样古老的模式。^[198]也是在同一时期，关于教授资格考试的幻想逐渐形成：考试成了一种人们想要加入一个“部落”、一个“同质的群体”，甚至一个“家族”、一个“全国性的科学家族”必不可少的“通过仪式”。^[199]另一个幻想多少要归功于里韦罗，他说考试中著名的集体讲座环节可以在竞争者中创造友谊。现在显然不是如此，这种现象几乎从一个世纪以前就不存在了。

种种神秘笼罩着教授资格考试。不成文的规则在每一代人之间口口相传，为它创造了一个宗教面向，所以人们才会说，竞争者们准备考试时就跟“新任神职人员终于准备宣誓献身宗教事业”一样。^[200]就算法学教授还不算法国社会一直宠爱的那种“精英群体”，上述因素至少都帮助他们形成了一个均质群体。至少他们重新找回了很久以前的先辈们曾经享有的特权。要知道中世纪的大学教授曾希望能够组成一个独立的骑士团。要指出的仅仅是，教授团体的特权未必总能用于支配其他团体，比如最高法院的法官们。

第一部分的结论

20世纪的学说显然不是从一片虚空中出现的。此前它已经长期致力于身份认同的建构，只是到了1900年前后与其相关的内容才逐渐确定。它从此前25个世纪的古老传统中汲取了多种多样的要素。

从古罗马的法学家那里，现代学说学到了今天用于撰写判例点评和在法庭前做总结陈词的书写技术。从注释学家、后注释学家和解经学家那里，现代学说学到了如何为文本赋予其所能表达的最全面意义。从大学特别是德国大学传统中，它则借鉴了教授们所享有的特权。从多玛、奥布里、劳，还有其他许许多多作者笔下，它学来了对体系的品味。从几乎所有法学家那里，它或多或少学会了从种种材料中找到原理的艺术，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明说自己准备把法律缩减为少数几条原理的卢瓦塞尔和解经法学家们。从波蒂埃那里，则学会了举例说明所有事情的能力。我们还能把这份名单继续扩展。

还没有回答的问题是——而这才是最重要的问题——既然构成学说的种种要素早就已经存在了，为何直到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那一刻，现代意义的学说才最后形成？为何此前它没有出现？似乎有三个因素可以提供解释：

第一，随着观点的大幅增加，作者们愈发清晰地认识到他们能够形成一种集体力量。在这个意义上，是法学期刊孕育了学说。这些期刊始于18世纪末，在整个19世纪一直处于上升态势。天文学家早就说了，形成行星首先要有可以让金斯不稳定性得以出现的分子云。所以法学家们必须笔耕不辍，这也是他们最终可以形成集体力量的前提。在其他国家，如果人口比我们还少，法学家人数也不够多，他们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代理案件而非写作上，那么我们也不会认为那里有“学说”。

第二，法学家的统一性足够强了。我们只有在彼此相似的情况下才可能真正统一，这也是为什么中世纪的罗马法和教会法学家甚至想都没想过要彼此联合，甚至更偏好维持他们长久以来所习惯的、让他们保持高产的争辩。实际上，那些伟大法学家，如果不缺乏其他联合的必要因素，本来可以携手合作。但他们似乎除了萨宾派和普罗库鲁斯派之间永无休止的辩论之外，也找不到更好的事情可做。与此相反，全国性的教授资格考试帮助当代的法国法学家以最有效的方式达成了相似性。

第三，出现了对法律消解于其他学科的担忧。这种担忧很晚才出现，因为毕竟社会科学本身出现得也很晚。有必要再次提及的是，直至19世纪末，法学家几乎是唯一研究社会事务的人。他们拥有关于社会的知识，而且是经验性知识，却没有任何人——包括哲学家——能够与他们严肃地争论。社会科学的发展因而可以说是他们所面对过的最大的革命，比工业革命和印刷术的发展还要严重。这解释了为什么法学家们回到了他们自己的学科之中，并以学说之名构筑了自己的身份认同。

除此之外，其他的原因都只发挥了辅助性的作用。比如说，对《民法典》和立法的信念确实严重动摇这一事实，的确也发挥了作用，但在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没有成文法的时期实在占据了大多数，但这些时代也没有出现学说。那么规训法律空间的努力呢？毫无疑问，但此前也不是没有出现过类似的现象，罗马法学家也广泛使用各种法律渊源，旧制度时期那些想要统一法国法的习惯学者也是这么做的。至于对法律安定性的担忧，当然也贡献了一份力量，但没有哪个时代的法学家不追求法律的安定性，他们也是因此获得保守主义的名声的。真实情况是，惹尼和他同时代人唯一的特点是把这种担忧变成了对法律不安定的恐惧症。他们真诚地相信自己是在为诉讼当事人的安定性而斗争，实际上他们却在无意识的情况下满足了他们那个时代的法学家自身对确定性的需求。

对法律不确定性的恐惧无疑在我们的时代中持续存在，不时浮现以完成各种各样的创新。但在一个法律场的自主性几乎不受质疑的时代，它的基础其实是系统内部的惰性，而且出于另一原因，这种情感一直维持着其现实相关性。惹尼对此说得很清楚，那些科学学派的法学家以坚实的原理为基础构建起法律真实，构成了让所有人接受他们对自己信念表达的方式，无论他人是否持有同样的信念。这种做法让人想起格老秀斯（Hugo Grotius）为了让自然法变得普世而世俗化自然法的过程。到现在还有不少法学家在做着同样的事情，试图从各项原理中直接推导出法律问题的解决方案。这种法学实践更接近神学而非过去所说的“审慎”，至少他们在进行判断的时候，并不关心事实如何。

【注释】

[1]让我们一次把问题澄清：和法律一样普遍的教义学总是以分析为基础，分析的方法可以是解经式的，也可以是其他形式的；在很多情况下（但并不必然），随之而来的是第二阶段，也就是综合阶段，法国学派对此尤为钟爱。

[2]Philippe Rémy，éloge de l'exégèse ，Revue de la recherche juridique，1982，p.254-262.

[3]关于图卢兹的情况，见Jacques Poumarède，Le barreau et l'Université，in Jean-Louis Gazzaniga（dir.），Histoire des avocats et du barreau de Toulouse，du XVIIIe siècle à nos jours，Toulouse，Privat，1992，p.163-180.

[4]Gabriel Dumay，étude sur la vie et les travaux de Proudhon，Pedone Lauriel，1878，p.7.

[5]“这一著作让作者成了法国商法真正的奠基人。”Jean Hilaire，Introduction historique au droit commercial，Pari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1986，no 65.

[6]Madeleine Ventre-Denis，Les Sciences sociales et la faculté de droit de Paris sous la Restauration，Paris，Aux amateurs de livres，1985.

[7]Charles Lyon-Caen et André-Ferdinand Herold，Notice sur la vie et les travaux de M.Valette，Paris，A.Marescq Ainé et Delamotte fils et Cie，1880，p.XLIV.

[8]A.Duverger，Bibliographie des Mélanges de droit，de jurisprudence et de législation par A.Valette，Revue Critique de Legislation et de Jurisprudence，1880，vol.9，p.174-178.

[9]Pierre Gothot，François Laurent： entre la religion de l'avenir et le présent de la loi ，in Johan Erauw，F Laurent，Rijksuniversiteit te Gent et Faculteit Rechtsgeleerdheid （dir.），Liber memorialis François Laurent，1810-1887，Brussel，E.Story-Scientia，1989，p.69 sq.

[10]Philippe Malaurie，Anthologie de la pensée juridique，Paris，Cujas，2000，p.184.

[11]Eugène Gaudemet，Aubry et Rau ，Revue trimestrielle de droit civil，1923，no 1，p.65 sq.

[12]本节大部分的内容来自于Hervé Leuwers，Un Juriste en politique ： Merlin de Douai （1754-1838），Artois，Artois Presses Université，1996，390 p.

[13]Alexandre Mérignhac，Notice sur Paul Pont ，Revue critique de législation et de jurisprudence，1889，vol.18，p.729 sq.

[14]最近的研究参见André Giudicelli，Biographie expliquée de Raymond-Théodore Troplong ，Revue d'Histoire des Facultés de droit et de la science juridique，1999，vol.20，p.95-122.

[15]对特罗隆的重新评价，参见Philippe Rémy，Préfaces de Troplong，préface aux préfaces ，Revue d'Histoire des Facultés de droit et de la science juridique，1997，vol.18，p.161-188.

[16]Ibid.

[17]André-Jean Arnaud，Les juristes face à la société du XIXe siècle à nos jour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1975，p.7.

[18]Philippe Jestaz et Christophe Jamin，En relisant Eugène Gaudemet ，in L'interprétation du Code civil en France depuis 1804，Paris，La Mémoire du Droit，2002，p.9-36.

[19]Eugène Gaudemet，L'interprétation du Code civil en France depuis 1804 （1935），Paris，La Mémoire du Droit，2002，p.71-72.

[20]André-Jean Arnaud，Les juristes face à la société du XIXe siècle à nos jours，op.cit.，p.56.

[21]Charles Demolombe，Cours de Code Napoléon，Paris，Durand，1845，vol.1，no 8.

[22]Jean-Louis Halpérin，La lecture de Pothier par la doctrine du XIXe siècle ，in Aline Terrasson De Fougeres，Jean-Louis Sourioux et Joël Monéger （dir.），Robert-Joseph Pothier d'hier et d'aujourd'hui，2001，p.65-75.

[23]Philippe Rémy，Le rôle de l'exégèse dans l'enseignement du droit au XIXe siècle ，Revue d'Histoire des Facultés de droit et de la science juridique，1985，vol.2，p.91-105.

[24]Req.，30 juillet 1873，S.1873，1，p.448.

[25]Antoine Marie Demante，Programme du cours de droit civil français fait à l'école de Paris，Paris，Alex-Gobelet，1830，p.VIII.

[26]Napoléon Marcadé，Le code civil et ses interprètes ，Revue de législation et de jurisprudence，1846，no 2，p.285-302.

[27]Frédéric Taulier，Théorie raisonnée du code civil，Paris，A.Delhomme，1840，p.5.

[28]Marielle de Béchillon，La notion de principe général en droit privé，Aix，Presses Universitaires Aix-Marseille，1998，p.135.

[29]Jacques Poumarède，Défense et illustration de la coutume au temps de l'Exégèse ，in Claude Journès（dir.），La coutume et la loi，Lyon，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Lyon，1986，p.94-114； Jean Gaudemet，Les écoles historiques du droit en France et en Allemagne，Droit germanique，droit français，Revue d'histoire des Facultés de droit et de la science juridique，1998，vol.19，p.87-124.

[30]《情感教育》第三章。同样，福楼拜还在1844年的一封信里写道：“告诉我你过得如何、在做什么。你有没有不时在梦里遇见乌多？迪朗东有没有在噩梦中压上你的胸口？瞧瞧法律学校为了让人无聊都发明了什么啊！它肯定是所有造物中最无趣的……”

[31]Julien Bonnecase，La Thémis （1819-1831）： son fondateur，Athanase Jourdan，Paris，Sirey，1914，p.198 sq.

[32]关于他和老迪潘之间的争论，参见Antoine Marie Demante，Dupin aîné et Ducaurroy ，Revue critique de législation et de jurisprudence，1864，vol.23，p.55.

[33]Philippe Rémy，La “Thémis” et le droit naturel ，Revue d'Histoire des Facultés de droit et de la science juridique，1987，vol.4，p.145-160.

[34]Athanase Jourdan，Coup-d'œil sur l'Histoire de la science du droit en France ，Thémis，vol.2，p.64-73.

[35]拉布莱真人尺寸的雕像就在自由女神像附近，和其他五名对向美国赠送自由女神像一事功劳最大者的雕像放在一起。可惜的是他和摩西的宿命一样，终其一生未能进入应许之地。自由女神像也在他去世后才竖立起来。

[36]Evelyne Serverin，De la jurisprudence en droit privé ： théorie d'une pratique，Lyon，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Lyon，1985，p.74； 还有人认为法官很早就获得了实质性解释法典文本的权力，比较Jean Hilaire，Jugement et Jurisprudence，Archives de Philosophie du Droit，1994，vol.39，p.181-190.

[37]Bernard Beignier，La conscience du juge dans l'application de la loi au début du XIXe siècle.La jurisprudence au temps de l'exèges，in Jean-Marie Carbasse et Laurence Depambour-Tarride （dir.），La conscience du juge dans la tradition juridique européenne，Pari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1999，p.277-292.

[38]Edmond Meynial，Les recueils d'arrêts et les arrêtistes ，in Le Code civil，1804-1904.Livre du centenaire，Paris，A.Rousseau，1905，p.177-183.

[39]F.-F.Patris，Avis de l'éditeur pour la troisième édition du Journal du Palais ，Journal du Palais，1842，vol.3，p.VIII.

[40]Alexandre Ledru-Rollin，Coup d'œil sur les praticiens，les arrêtistes et la jurisprudence ，Journal du Palais，1842，vol.3，p.IX.

[41]Christophe Jamin，Relire Labbé et ses lecteurs ，Archives de Philosophie du Droit，1992，vol.37，p.247-267.

[42]Revue critique de la jurisprudence，t.1，1851，p.1.

[43]Ibid.

[44]Faustin Hélie ： Revue critique de législation et de jurisprudence，t.III，3e année，1853，p.IV à VII.

[45]Lemoine Devilleneuve et Antoine Auguste Carette，Préface ，in Jean Baptiste Sirey （dir.），Recueil général des lois et des arrêts： avec notes et commentaires，présentant sur chaque question le résumé de la jurisprudence e la doctrine des auteurs； rédigé sur l'ancien Recueil général des lois arrêts，Paris，M.Pouleur，1840，p.VI.

[46]Claude Bufnoir，Allocution de M.le président Bufnoir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de législation comparée，1891，vol.20，p.66-70.

[47]关于他的生平，参见Eugène Gaudemet，Raymond Saleilles （1855-1912），Paris，L.Marchal，1912，p.5-49.

[48]Raymond Saleilles，Quelques mots sur le rôle de la méthode historique dans l'enseignement du droit，Revue internationale de l'enseignement，1890； Raymond Saleilles，Les Méthodes d'enseignement du droit et l'éducation intellectuelle de la jeunesse，Revue internationale de l'enseignement，1902，vol.43，no 2，p.313-329；Raymond Saleilles，Droit civil et droit comparé，Revue internationale de l'enseignement，1911，LXI，no1，p.5-32.

[49]Christophe Jamin，Les intentions des fondateurs ，Revue trimestrielle de droit civil，2002，vol.100，no 4，p.646-655.

[50]Adhémar Esmein，La jurisprudence et la doctrine ，Revue trimestrielle de droit civil，1902，vol.1，no 1，p.5-19.

[51]Jean-Louis Halpérin，Adhémar Esmein et les ambitions de l'histoire du droit ，Revue historique de droit français et étranger，1997，vol.75，no3，p.415-433.(www.xing528.com)

[52]Raymond Saleilles，L'école historique et droit naturel ，Revue trimestrielle de droit civil，1902，vol.1，no 1，p.82-112.

[53]Jean Rivero，Jurisprudence et doctrine dans l'élaboration du droit administratif ，études et documents du Conseil d'état，1955，p.27-40.

[54]Ibid.

[55]行政法学总体历史参见François Burdeau，Histoire du droit administratif，Pari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1995，p.323 sq； 以下文章同样把行政法学发展和判例相连，不过把时间提前到了1850年左右。Jean-Jacques Bienvenu，Les origines et le développement de la doctrine ，Revue administrative，2001，spécial，p.13 sq.； 最经典（但是过于老生常谈）的论断可见Maurice Hauriou，Droit administratif ，Répertoire de droit administratif，1897，vol.15，p.1-28.

[56]Jean-Louis Mestre，Aux origines de l'enseignement du droit administratif ： le Cours de législation administrative de Portiez de l'Oise （1808），Revue française de droit administratif，1993，no 9，p.244-246.

[57]René de Lacharrière，Cormenin，politique，pamphlétaire et fondateur du droit administratif，Paris，Librairie générale de droit et de jurisprudence，1941，96 p.

[58]Frédéric Blancpain，Léon Aucoc，praticien et théoricien du droit administratif ，Revue historique de droit français et étranger （1922-），1974，vol.52，no4，p.733-741.

[59]Léon Béquet，Avant-propos ，in Répertoire de droit administratif，Paris，Paul Dupont，1882，vol.1.

[60]Rodolphe Dareste de la Chavanne，La justice administrative en France，Paris，A.Durand，1862，p.VII.

[61]Édouard Laferrière，Traité de la juridiction administrative et des recours contentieux，Paris，Berger-Levrault et Cie，1887.

[62]Pascale Gonod，Edouard Laferrière，un juriste au service de la République，Librairie Générale de Droit et de Jurisprudence，1992，p.1-32.

[63]Ibid.，p.VII.

[64]François Burdeau，Histoire du droit administratif，op.cit.，p.330.

[65]Gaston Jèze，Notes de jurisprudence ，Revue du droit publique，1914，p.314-315.

[66]Gilles Guglielmi，Émile-Victor Foucart，ou le sacerdoce du droit public et administratif ，Revue du droit public et de la science politique en France et à l'étranger，1996，no5，p.1291-1318.

[67]Firmin Laferrière，Cours de droit public et administratif，Joubert Librairie-Editeur，1860，p.I-XLVIII.

[68]Adolphe Chauveau，Principes de compétence et de juridiction administratives，Paris，Cotillon，1841，p.XIV.

[69]Ibid.，p.VII.

[70]Denis Serrigny，Traité de l'organisation，de la compétence et de la procédure en matière contentieuse administrative dans leurs rapports avec le droit civil，A.Durand，1842，préface.

[71]Alfred Gautier，Précis de matières administratives dans leur rapport avec le droit public，Lahure préface.

[72]Roger Vidal，Batbie et les débuts de l'organisation scientifique du droit administratif ，Revue du droit public et de la science politique en France et à l'étranger，1950，p.804.

[73]Pierre Lavigne，Les manuels de droit administratif pour les étudiants des facultés de 1829 à 1922，Revue d'Histoire des Facultés de droit et de la science juridique，1985，vol.2，p.125-134.

[74]较新的成果见Marc Milet，L.Duguit et M.Hauriou，quarante ans de controverse politico-juridique（1889-1929），in Herrera Carlos （dir.），Les juristes face au politique.Le droit，la gauche，la doctrine sous la Troisième République，Paris，Kimé，2003，p.85-121.

[75]Achille Mestre，L'évolution du droit administratif （Doctrine） de 1869 à 1919，in Les transformations du droit dans les principaux pays depuis cinquante ans （1869-1919）： livre du cinquantenaire de la Société de législation comparée.Tome 2，Paris，Librairie Générale de Droit et de Jurisprudence，1922，p.19-34.

[76]Colloque Gaston Jèze ，Revue d'histoire des facultés de droit et de la science juridique，vol.12，p.9-103； Marcel Waline，L'œuvre de Gaston Jèze en droit public ，Revue du droit public et de la science politique en France et à l'étranger，1953，p.879-890.

[77]Jean Rivéro，Maurice Hauriou et le droit administratif，Toulouse，France，Université de Toulouse，1968.

[78]Pascal Arrighi，Hauriou： un commentateur des arrêts du Conseil d'état ，in Le Conseil d'état.Livre jubilaire publié pour commémorer son cent-cinquantième anniversaire，Paris，Sirey，1952，p.341-345.

[79]François Gazier，Aperçu sur l'œuvre juridictionnelle des commissaires du Gouvernement depuis 1900，in Le Conseil d'état.Livre jubilaire publié pour commémorer son cent-cinquantième anniversaire，Paris，Sirey，1952，p.303-310.

[80]Jean-Jacques Bienvenu，Remarques sur quelques tendances de la doctrine contemporaine en droit administratif，Droits，1985，no 1，p.153.

[81]Marc Milet，Les professeurs de droit citoyens： entre ordre juridique et espace public，contribution à l'étude des interactions entre les débats et les engagements des juristes français （1914-1995），Thèse de doctorat，Paris 2，2001.

[82]Moniteur du 30 juin 1840.

[83]Prosper Eschbach，Cours d'introduction générale à l'étude du droit，ou Manuel d'encyclopédie juridique，3e éd.，Strasbourg，Derivaux，1843，p.139 sq.

[84]Prosper Eschbach，Cours d'introduction générale à l'étude du droit，ou Manuel d'encyclopédie juridique，3e éd.，Strasbourg，Cotillon，1856，p.27 sq.

[85]Charles Beudant，Leçon d'ouverture du cours d' introduction générale à l' étude du droit： prononcée à la Faculté de Paris le 16 Novembre 1863，Paris，Noblet，1863； Charles Beudant，Le droit individuel et l'état： introduction à l'étude du droit，Paris，A.Rousseau，1891.

[86]在以下著作的前言部分可以找到对当时可见《法学导论》的批判性书评：Jean Brethe de La Gressaye et Marcel Laborde-Lacoste，Introduction générale à l'étude du droit，Paris，Sirey，1947.

[87]Henri Capitant，Introduction à l'étude du droit civil： notions générales，Paris，A.Pédone，1898，p.2.

[88]Ibid.，p.14.

[89]Charles Demolombe，Cours de Code Napoléon，op.cit.no8.

[90]Gabriel Baudry-Lacantinerie，Précis de droit civil，Paris，L.Larose et L.Tenin，1882，p.VII.

[91]Marcel Planiol ： Revue critique de la législation et de jurisprudence，nouvelle série，t.25，1896，p.659.

[92]对“法律渊源”术语的批判性分析，参见Paul Amselek，Brèves réflexions sur la notion de sources du droit，Archives de philosophie du droit，1982，vol.27，p.251-258.

[93]Charles Demolombe，Cours de Code Napoléon，op.cit.，p.IV.

[94]Nader Hakim，L'Autorité de la doctrine civiliste française au XIXème siècle，Paris，Librairie générale de droit et de jurisprudence，2002，p.229.

[95]Ibid.，p.232.

[96]Req.24 juillet 1866，DP 1866，1，p.429.

[97]Nader Hakim，L'Autorité de la doctrine civiliste française au XIXème siècle，op.cit.，p.13.

[98]Georges Appert，De l'interprétation des volontés dans le code civil ，Revue critique de législation et de jurisprudence，vol.7，p.272.

[99]Frédéric Zenati，La Jurisprudence，Paris，Editions Dalloz - Sirey，1991，p.254.

[100]Raymond Saleilles，Methode historique et codification ，in Atti del Congresso Internazionale di scienze storiche，Roma，Academia dei Lincei，1904，p.14； Frédéric Tellier，Le droit à l'épreuve de la société，Raymond Saleilles et l'idée du droit social，Revue d'histoire des facultés de droit et de la science juridique，1999，p.147-177.

[101]Jacques Donzelot，L'Invention du social ： Essai sur le déclin des passions politiques，Paris，Seuil，1994.

[102]Léon Duguit，L'Etat，le droit objectif et la loi positive，A.Fontemoing，1901.

[103]Raymond Saleilles，Les accidents de travail et la responsabilité civile： essai d'une théorie objective de la responsabilité délictuelle，A.Rousseau，1897.

[104]在此时社会风潮之中，沙尔蒙把自己的“民法课导论”命名为“法律的社会化”。Joseph Charmont，La socialisation du droit ，Revue de métaphysique et de morale，1903，vol.11，no3，p.380-405.

[105]Le Code civil，1804-1904.Livre du centenaire，A.Rousseau，1905，p.X-XI.

[106]Note de la rédaction ，Bulletin de Société d'études législatives，1902，p.19-20.

[107]Thomasset C.，J.Vanderlinden，et P.Jestaz （dir.），François Gény，mythe et réalités ： 1899-1999，centenaire de Méthode d'interprétation et sources en droit privé positif，essai critique，Bruylant，Blais，2000，397 p.

[108]François Gény，Méthode d'interprétation et sources en droit privé positif ： essai critique，Paris，Pichon et Durand-Auzias，1899，no63.

[109]Discours de M.Ballot-Beaupré，Le Code civil，1804-1904.Livre du centenaire，op.cit.，p.27.

[110]或许正因为如此，尽管已经提出了不少限制，还是有许多作者认为此时是判例造法盛况空前的一段时期。Jean-Louis Halpérin，Histoire du droit privé français depuis 1804，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2001，no119.

[111]Julien Bonnecase，Introduction à l'étude du droit ： notions élémentaires，Sirey，1939，no 76.

[112]François Gény，Méthode d'interprétation et sources en droit privé positif，op.cit.no 116.

[113]Ibid.no138.

[114]Ibid.no146.

[115]Ibid.no150.

[116]Paul Amselek，Brèves réflexions sur la notion de sources du droit ，op.cit.； Denys de Béchillon，Qu'est-ce qu'une règle de Droit？，Paris，Editions Odile Jacob，1997.

[117]Marcel Planiol，Traité élémentaire de droit civil，Librairie Générale de Droit et de Jurisprudence，1899 no 9.

[118]Ibid.，p.IX.

[119]Jean Brethe de La Gressaye et Marcel Laborde-Lacoste，Introduction générale à l'étude du droit，op.cit.no 206.作者在此批判性检讨了三名公法学家（狄骥、热兹和博纳尔）的经典理论。

[120]Julien Bonnecase，Introduction à l'étude du droit，op.cit.no 82.

[121]François Gény，Méthode d'interprétation et sources en droit privé positif，op.cit.，p.426 sq.

[122]Louis Josserand，Cours de droit civil positif français，Paris，Sirey，1930，p.14 sq.

[123]Louis Josserand，Cours de droit civil positif français，op.cit.préface.

[124]Philippe Antoine Merlin，Autorité，in Répertoire universel et raisonné de jurisprudence，H.Tarlier，1827，p.spécial.VII.

[125]Ambroise Colin et Henri Capitant，Cours élémentaire de droit civil français.Tome 1er，Paris，Dalloz，1923，p.34.

[126]Jean Brethe de La Gressaye et Marcel Laborde-Lacoste，Introduction générale à l'étude du droit，op.cit.no 317.

[127]但这种想法在博纳卡斯之前甚少有人明确提及。Julien Bonnecase，Introduction à l'étude du droit，op.cit.，p.182.

[128]François Gény，Méthode d'interprétation et sources en droit privé positif，op.cit.no 86.

[129]Emmanuel Gounot，Le principe de l'autonomie de la volonté en droit privé： contribution à l'étude critique de l'individualisme juridique，A.Rousseau，1912，p.8.

[130]只是出于经济原因，教授们真的从律师业中脱身需要等到20世纪70年代才实现。

[131]这种说法最早来自于1899年—1906年任巴黎法学院院长的格拉松（Ernst Glasson）。最近它又引发了一名研究法国法律思想史的魁北克同行的兴趣。Marie-Claire Belleau，Les juristes inquiets： classicisme juridique et critique du droit au début du XXe siècle en France，Les Cahiers de droit，1999，vol.40，no3，p.507； 同样可以参见André-Jean Arnaud，Les juristes face à la société du XIXe siècle à nos jours，op.cit.，p.75.

[132]Emmanuel du Pontavice，éloge d'étienne Bartin ，Annales de la faculté de droit et des sciences économiques de l'université de Clermont，1966，vol.3，p.192-200.

[133]Eugène Gaudemet，Raymond Saleilles （1855-1912），op.cit.

[134]Raymond Saleilles，Droit civil et droit comparé，op.cit.

[135]François Gény，Méthode d'interprétation et sources en droit privé positif，op.cit.，p.457.

[136]Ibid.，p.512.

[137]Ibid.，p.517.

[138]Guido Fasso，Histoire de la philosophie du droit？： XIXe et XXe siècle，Librairie générale de droit et de jurisprudence，1976，p.149.

[139]James Whitman，Jhering parmi les français，1870-1918，Annales de la faculté de droit de Strasbourg，1997，p.151 sq.

[140]Suzanne Basdevant-Bastid，L'Institut de droit comparé de Lyon ，in Pierre Garraud （dir.），Introduction à l'étude du droit comparé： recueil d'études en l'honneur d'édouard Lambert，Paris，Librairie Générale de Droit et de Jurisprudence，1938，vol.III/I，p.11-15.

[141]édouard Lambert，Une réforme nécessaire des études de droit civil，Librairie Maresq Ainé，1900.

[142]Ibid.

[143]Christophe Jamin，Le vieux rêve de Saleilles et Lambert revisité.à propos du cente-naire du Congrès international de droit comparé de Paris，Revue internationale de droit comparé，2000，vol.52，no4，p.733-751.

[144]Édouard Lambert，Le droit comparé et la formation d'une conscience juridique internationale ，Revue de l'université de Lyon，1929，V，p.441-463.

[145]Louis Josserand，De l'esprit des droits et de leur relativité，1927.

[146]Léon Duguit，Traité de droit constitutionnel，Bordeaux，impr.J.Bière Paris，E.de Boccard，éditeur，1928，p.86.

[147]Raymond Saleilles，Methode historique et codification ，op.cit.

[148]Ibid.

[149]René Demogue，Les notions fondamentales du droit privé： essai critique，pour servir d'introduction à l'étude des obligations，Paris，A.Rousseau，1911，p.VII.

[150]François Gény，Compte-rendu ，Nouvelle revue historique de droit français et étranger，1911，p.110-125.

[151]étienne-Ernest-Hippolyte Perreau，Compte-rendu ，Revue générale du droit，1912，p.289-304； 比较Julien Laferrière，Compte-rendu ，Revue du droit public，1911，p.795-809； Fernand Dessertaux，Compterendu，Annales de droit commercial，1911，p.107-124； Henry Capitant，Compte-rendu ，Revue trimestrielle de droit civil，1911，p.729-741.

[152]François Gény，Les procédés d'élaboration du droit civil ，in Les méthodes juridiques： leçons faites au Collège libre des sciences sociales en 1910，Paris，V.Giard＆E.Brière，1911，p.173-196.

[153]Georges Wiederkehr，La culture des revues françaises de droit privé，in André Jean Arnaud （dir.），La culture des revues juridiques françaises，Paris，Giuffrè，1985，p.25.

[154]François Gény，Les procédés d'élaboration du droit civil ，op.cit.

[155]Ibid.

[156]关于普拉尼奥，最近有两部重要的研究可以参阅。Philippe Rémy，Planiol： un civiliste à la Belle époque，Revue trimestrielle de droit civil，janvier 2000，no1，p.31-46； Gilles Babert，Le système de Planiol： bilan d'un moment doctrinal，Thèse de doctorat，Faculté de droit de Poitiers，Poitiers，2002.

[157]Gilles Babert，Le système de Planiol，op.cit.no 46.其实卡皮唐略早于普拉尼奥的《民法导论》，已经开始使用一般理论来展现法国法的全貌。

[158]Cf.Jean-Louis Halpérin，Adhémar Esmein et les ambitions de l'histoire du droit ，op.cit.

[159]René Savatier，La science du droit qu cours du dernier siècle： France ，in Helmut Coing （dir.），La Scienza del Diritto nell`ultimo secolo，Padua，Casa Editrice Antonio Milani，1976，p.327-329.

[160]Paul Lerebours-Pigeonnière，L'œuvre de Jean-Paulin Niboyet ，Revue critique de droit international privé，1952，p.411.

[161]Cf.Maurice Duverger，Roger Bonnard： sonœuvre et sa doctrine ，Revue du droit public et de la science politique en France et à l'étranger，1944，no1，p.4.

[162]不妨参见德莫格为他所写的一份非常有趣的传记。René Demogue，Henri Capitant （1865-1937），Revue trimestrielle de droit civil，1938，no4，p.727 sq.

[163]Henri Capitant，Compte rendu ，Revue trimestrielle de droit civil，1932，no4，p.722.

[164]Cf.Christophe Jamin，Henri Capitant et René Demogue： notation sur l'actualité d'un dialogue doctrinal，in L'avenir du droit，Mélanges en hommage à François Terré，Paris，Dalloz，1999，p.125-140.

[165]Henry Capitant，Compte-rendu ，op.cit.

[166]Cf.Carlos-Miguel Herrera，Les juristes face au politique ： le droit，la gauche，la doctrine sous la IIIe république，Kimé，2003，204 p； Christophe Jamin et Pierre-Yves Verkindt，Droit civil et droit social： l'invention du style néoclassique chez les juristes français au début du XXe siècle，in Nicholas Kasirer （dir.），Le droit civil，avant tout un style？，Montréal，éditions Thémis，2003，p.

[167]Jean Rivero，Apologie pour les faiseurs de systèmes ，Chronique Dalloz，1951，no 23，p.99-102.

[168]Michel Miaille，Sur l'enseignement des Facultés de Droit en France.Les réformes de 1905，1922 et 1954，Procès，Cahiers d'analyse politique et juridique，1979，p.78-107； Jacqueline Gatti-Montain，Le système d'enseignement du droit en France，Lyon，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Lyon，1987.

[169]George Ripert，La réforme des études dans les facultés de droit ，Chronique Dalloz，1958，XXVI，p.195 sq.

[170]关于行政法学说的后续发展，参见Louis Favoreu，L'évolution de la doctrine depuis 1945，Revue Administrative，1997，spécial，p.18-23.

[171]Cf.Jean Carbonnier，Renato Treves，et Simona Andrini，Jean Carbonnier，Renato Treves et la sociologie du droit： archéologie d'une discipline，Paris，Librairie Générale de Droit et de Jurisprudence，1995，p.25 sq； Evelyne Serverin，Sociologie du droit，Paris，La Découverte，2000，p.55.

[172]Michel Villey，Réflexions sur la philosophie et le droit，Pari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1995，p.XX-28.

[173]Christian Atias，La controverse et l'enseignement du droit ，Annales d'histoire des facultés de droit et de la science juridique，1985，no2，p.107-123； Christian Atias，Epistémologie juridique，Paris，PUF，1985.

[174]Frédéric Zenati，L'évolution des sources du droit dans les pays de droit civil ，Chronique Dalloz，2002，p.1 sq； Frédéric Zenati，L'avenir des revues juridiques et la séparation de la théorie et de la pratique，Revue trimestrielle de droit civil，2002，vol.100，no4，p.691.

[175]关于两者的区别，参见Michel Troper，Science du droit et dogmatique juridique ，in La Théorie du droit，le droit，l'Etat，Pari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2001，p.3 sq； Jacques Chevallier，Doctrine juridique et science juridique，Droit et société，2002，vol.50，no 1，p.103-120； Etienne Picard，“Science du droit” ou “doctrine juridique”，in L'unité du droit： mélanges en hommage à Roland Drago，Paris，Economica，1996，p.119-171.

[176]Paul Amselek，La part de la science dans les activités des juristes Amselek，Paul ，Chronique Dalloz，6 novembre 1997，no39，p.337-342.

[177]Michel Troper，La philosophie du droit，Pari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2003，p.61.

[178]Jean Polydore Haesaert，Théorie générale du droit，é.Bruylant，1948，p.20.

[179]情况根据不同的部门法有所不同。刑法对其他科学的开放性似乎更高一些。Marie Elisabeth Cartier，Libres Propos sur L'enseignement du Droit Pénal à L'aube du XX Siècle ，Revue de science criminelle et de droit pénal comparé，janvier 2000，no1，p.177-192.

[180]Michel Boudot，Le dogme de la solution unique： contribution à une théorie de la doctrine en droit privé，Doctorat en droit，Aix-Marseille 3，Aix，1999.

[181]Georges Ripert： Revue critique de législation et de jurisprudence，1912，p.126.

[182]Emmanuel du Pontavice，éloge d'étienne Bartin ，op.cit.

[183]Gérard Cornu，Aperçu de la pensée juridique française contemporaine ，Annales de l'Université de Poitiers，vol.1，p.24.

[184]Raymond Saleilles，Droit civil et droit comparé，op.cit.

[185]Ibid.

[186]Ibid.

[187]Christophe Jamin，La rupture de l'école et du palais dans le mouvement des idées ，in Mélanges Christian Mouly，Paris，Litec，1998，p.69-83.

[188]Pierre-Yves Gautier，Les articles fondateurs （réflexions sur la doctrine），in études offertes à Pierre Catala，Paris，Litec，2001，p.265.

[189]Georges Ripert，Aspects juridiques du capitalisme moderne，Paris，LGDJ，1956，p.4.

[190]Ernest Roguin，La Science juridique pure，par Ernest Roguin，Librairie générale de droit et de jurisprudence，1923，p.61.

[191]Christophe Jamin，L'Oubli et la science： regard partiel sur l'évolution de la doctrine privatiste à la charnière des XIXème et XXème siècles，Revue trimestrielle de droit civil，1994，p.815-827.

[192]比如说，在以下这篇文章中作者所举的20世纪最伟大的5名民法学家（普拉尼奥、萨莱耶、惹尼、里佩尔和卡尔博尼埃）无一例外都是大学教授。Philippe Malaurie，La pensée juridique du droit civil au XXe siècle，La Semaine Juridique Edition Générale，no 1.

[193]Christian Atias，Premières réflexions sur la Doctrine française de droit privé： 1900-1930，Revue de la recherche juridique，1981，p.189-201.

[194]Didier Martin.Préface ，à José Duclos L'opposabilité ： Essai d'une théorie générale，Paris，Librairie générale de droit et de jurisprudence，1984.

[195]Raoul Blanchard，Je découvre l'Université，Fayard，1963，p.89，cité par Christophe Charle，La République des universitaires （1870-1940），Paris，Le Seuil，1994，p.246.

[196]比较Marc Milet，Les professeurs de droit citoyens，op.cit.，p.612.

[197]Eliacim Naquet，De l'enseignement du droit ，Revue critique de législation et de jurisprudence，1872 1871，p.403.

[198]Marc Lemieux，La récente popularité du plan en deux parties ，Revue de recherche juridique，1987，no 3，p.823-845.

[199]最后两个说法来自于Jean Rivéro，Pour la leçon en équipe ，Chronique Dalloz，1976，p.403.

[200]Roger Merle，La leçon d'agrégation dans toute sa splendeur ，Chronique Dalloz Sirey，1987，p.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