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咖啡贸易自由的实现导致价格下跌

（1952年）

尽管咖啡作为饮料得到传播，但生产过剩威胁着巴西的经济。巴西这一最大的咖啡生产国在1931～1943年间焚烧了逾7700万袋咖啡豆（每袋重132磅）。这是国外最不喜欢的处理方式，即使不得不出此下策，他们也宁愿关起门来，但巴西却相反。因为此举可以维持咖啡豆在海外的价格，以此拯救数百万以咖啡为生的咖啡农和咖啡商，拯救他们在国内的生存。

人们后来既不用焚烧咖啡豆，又可以保住其价格的秘诀在于一种全新的技术——植物的“工业化”。1930年起，化学家开始认真研究咖啡果的工业用途。经过重重工序，丹德拉德（D’Andrade）、科克（Koeck）、梅斯纳（Me.ner）和林曼（Rinman）成功从咖啡果中提取出了酒精、色油、甘油、植物油脂、单宁酸和盐。用于冷藏业、饲料生产、氨气制造、磷酸钙制造、碳酸钾和氢气制造的汽油和二氧化碳也逐步被生产出来。其他工序则促成了咖啡炭（在冶金业中应用广泛）、焦油、防腐剂、木焦油醇的替代品和加热用煤气的工业化生产。化学家们还从咖啡果中生产出了想象不到的纸张、炸药和植物丝等物品。

人们最后从中生产出了最为重要的“咖啡塑料”，一种自发现之日起便得到成功应用的塑料替代品。获得这种材料的工序非常简单：萃取咖啡果中的油脂和咖啡因后，将残余部分加工至类似树脂的状态。人们以此生产了不计其数的物品：桌子、椅子、尺子、杯子、墨水瓶、烟灰缸、首饰、烟杆、牙刷、烟斗、收音机、电话、插塞接头、行李箱、梳子和墙纸等。巴西人起初认为这是个阿拉伯童话；我们不能喝又不能烧或扔进大海的咖啡可以变成这些东西吗？但他们后来意识到，这不是幻想。女士们可以真实地睡在咖啡塑料床上，用咖啡塑料盘吃饭，穿着咖啡塑料做的内衣、丝袜，撑着咖啡丝绸制的伞，最后还戴上咖啡树脂做的手套出门。因为在巴西，人们几乎可以用咖啡果制造任何东西。

但是，正当被出口、焚烧和用于替代塑料的咖啡数量火热地此消彼长时，巴西突然改变了咖啡政策。1937年11月3日，巴西突然放弃了自陶巴特会议以来坚持的维持咖啡市场价格的努力——他们已经努力了31年之久。

虽然原有的财政政策并未被完全弃用，咖啡的销售和焚烧权依旧掌握在政府手中，出口税依旧要为焚烧的咖啡买单，但该税的税额降低了，于是焚烧咖啡的数量也逐步减少。根据由总统热图利奥·瓦加斯（Getulio Vargas）颁布、副署财政部长索萨·科斯塔（Souza Costa）签署的法令，国家决定将一袋咖啡豆的关税由45密尔雷斯降到12密尔雷斯，降低到近1/3。随着该法令的颁发，自由贸易商长久以来希望的咖啡贸易的实际自由得以实现。供求关系现在将重新主导市场，此举导致了全球咖啡价格的下跌。

无论如何，巴西的态度转变着实令人费解。市场能否证明瓦加斯所颁法令的正确性？当时市场需求已经萎靡好几年了。1929～1933年的大萧条让欧洲变得贫穷，只能购买为数不多的咖啡（无论其价格多少）。意大利和德国的法西斯主义不乐意从拉丁美洲进口咖啡，他们需要资金增加军备。墨索里尼（Mussolini）通过他的非洲冒险夺得了属于自己的咖啡生产国埃塞俄比亚——世界上最古老的咖啡生产国。欧洲每年购买的咖啡数量比往年少了60万袋，但北美堵上了这个缺口。从大萧条中迅速恢复元气的美国的咖啡进口量增长了175万袋，自然成为了全球第一大咖啡消费国。

但是，巴西突然从保护主义到自由贸易的巨大转变对全世界而言自然是莫名其妙的，只有知道内幕的人才能看到其隐藏的原因。理由其实很简单：巴西嫉妒种植和出口咖啡的属西班牙的中美洲国家——哥伦比亚、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墨西哥、委内瑞拉、哥斯达黎加、圣多明各、洪都拉斯和古巴。这些国家都不存在生产过剩的现象，因此不需要焚毁任何东西。它们出口咖啡无需缴纳出口税，这使它们的出口价格更低。因此，这些国家与巴西的摩擦不断。与巴西关系尤其紧张的是国家虽小，但1935～1939年间出口的咖啡数量却几乎达到巴西的1/4（后来达到1/3）的哥伦比亚。

美国对巴西与中美洲之间糟糕的关系感到担忧。于是，华盛顿和纽约自然开始谋求让南部这些“争吵的兄弟”之间缔结经济协议。1936年2月，恩里克·彭特亚多（Enrico Penteado）作为巴西的代表被派往纽约。哥伦比亚的全国咖啡种植者协会也派遣了一名类似的代表米格尔·普马雷若（Miguel Pumarejo）。萨尔瓦多也在纽约设立了一间由罗贝尔托·阿吉拉（Roberto Aguilar）领导的办公室。但各国办事处起初各行其是，这意味着相互竞争。直到巴西和哥伦比亚的代表同年夏末在华盛顿会晤，以调解矛盾。在他们的推动下，首届泛美洲咖啡大会得以召开，与会的有九个国家。为了讨好哥伦比亚，会址选在了哥伦比亚的首都波哥大，会议从1936年10月5日持续至10日。各国在诸多外部问题上达成了统一，还通过决议，共同为反对咖啡的替代品进行宣传。他们还计划干涉意大利和德国对咖啡征收的高额进口关税。但是，在主要问题上，即统一价格政策和调整出口率的问题上，此次大会一无所成。次年八月在哈瓦那召开的第二次会议同样没有取得进展。于是，1937年11月3日，巴西的咖啡政策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为了摧毁以哥伦比亚为首的小国联盟，作为咖啡主要产国的巴西让纽约的咖啡跌到了从未经历过的谷底。

但这完全非北美所愿。罗斯福总统早已厌倦了拉美永无止境的咖啡之争。这些贸易政策上的冲突与罗斯福意在将美洲所有共和国统一在华盛顿外交政策之下的“半球政策”，即“睦邻政策”相悖。除此之外还发生了一些别的事情。10月3日的价格骤降使北美的咖啡进口商陷入了危机，因为他们的咖啡是高价进口的。巴西取消出口税几天后，咖啡进口商协会在新奥尔良进行了会晤。巴西的彭特亚多博士被要求在会上发言，他尝试以有说服力的言辞解释巴西的态度。他使用的语言当然是英语，他说，他的国家已经疲于独自承担全部压力。米格尔则站在他的对立面为哥伦比亚和中美洲辩护。他说的当然也不是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或许是咖啡使用时间最长的语言。现在，多年前的历史重演，消费者又一次取代生产者掌握了市场的话语权，坚持要使用英语。因为感受到背后有华盛顿政府撑腰的进口商的不满，争执不下的南美兄弟开始慢慢就出口份额达成一致，规定每个国家允许出口多少咖啡。一个已存机构，即设在纽约（而非咖啡生产国）的泛美洲咖啡办事处被赋予了一项权力。有了该权力，办事处未来应该可以杜绝争端。由此，世界市场上的低价竞争宣告结束。1938年和1939年，人们逐渐注意到咖啡价格的诱人。法国、比利时等西欧国家和位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北欧开始重新购买咖啡。市场得到了调整，眼看富足的年代就要来临，就在此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却爆发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给出口业带来了第二次毁灭性的灾难。在德国以暴风般的速度攻占荷兰、比利时和法国的过程中，巴西不得不停止与欧洲的贸易，这对于巴西来说虽然后果惨重，但还不至于致命。当德方潜水艇在加勒比海活动，给维持与北美的进口率的巴西商船带来过于巨大的风险时，巴西的灾难才开始。

1939年的美国咖啡储量还算丰富，1925年售价每磅50分的咖啡在1939年售价还可以达到22分。但当以欧洲作为第一个战场的战争爆发时，巴西逾1000万袋的咖啡便没有了出口的通道。桑托斯港一派萧条景象，不仅是因为咖啡不再出口，而且是因为一件同样糟糕的事情：本应从美国运来用咖啡换来的机器、拖拉机和汽车的轮船来不了了。这导致了双方的高失业率。这一经济上无法容忍的处境迟早必将导致与德国的一战。

根据“历史重演定律”，1917年的事件接二连三地在1942年的巴西重演。圣保罗和桑托斯之间的铁路线被逐月增长的咖啡山堵得密不透风。除了这场经济灾难之外，困扰巴西的还有对德国入侵的担忧。无疑，一旦占领法属西非，德国人肯定会经相对较短的海路进入巴西。所有人都还清楚地记得，德国人是如何经水路征服纳尔维克港和整个挪威的。巴西位于海边的圣卡塔琳娜州和南里奥格兰德州自整整一个世纪以来就居住着数千德国居民。在许多城市，德语是当地中小学教学语言和官方语言。但一夜之间，时过境迁。一经宣战，巴西人民就涌入这两个地区，强制使用葡萄牙语作为官方语言。虽然德军尚未来袭，而且之后也没有，但两年以后，一部分巴西军队还是跟随美国第五集团军攻入了意大利。

我们之前已经清楚地看到，对于巴西人而言，咖啡的生产过剩已经足以让他们站在西方大国的阵营为“海上自由”而战。只不过没想到，咖啡也能成为美国发动战争的众多理由之一。事实上，咖啡的缺席给全北美人民带来了巨大的心灵震撼。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北美洲消费了数量惊人的咖啡。虽然味觉敏感的北美人更偏爱中美洲的咖啡，但巴西每年通过海路出口到美国的咖啡的数量就多达近1000万袋，几乎占其全球总出口量的2/3。

170年前，咖啡成为了美国的国饮，人们记得这个源于殖民政策的事件发生的日子。1773年以前，北美的英国殖民者喝的是乔治国王和东印度公司的英国茶。他们一边抱怨高额的关税，一边却喝着茶。但1773年12月16日夜里，一群如同参加狂欢节般装扮成印第安人的北美爱国人士攻占了波士顿港，将英国船只上运载的茶叶扔进了大海。英国没有嘲笑这群人的疯癫行为，这次“茶叶派对”反而让它看到，它的议会和王位受到了挑衅。于是，镇压措施随之而来，又带来了新的反抗。最后，英国本土派来一支特别部队为沉没的茶叶复仇。这便是美国革命和美利坚合众国最终成立的起点。

从此以后，喝茶被认为是不爱国的表现，成为公共场合的禁忌。谁要是偷偷在家喝，便会遭到愤怒的同胞们的一致排斥，不能成为法官、神职人员或公务员。

在波士顿茶叶起义之后的170年里，咖啡的消费量持续不断地增长，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不久前创造了世界纪录。如我们所见，1920～1933年间的美国禁酒期让咖啡的进口量呈跳跃式增长。但禁酒令被取消之后，咖啡的进口量也没有下降。这与北美人的早餐习惯有关。欧洲人平均每天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但美国人喝得多多了，他们光早上就喝两杯。

他们在早餐中要消耗大量的燕麦，配上冷热皆可的牛奶或水搅拌。这样一个民族自然需要消费比其他民族更多的咖啡。直到150年前，人类的食谱里还几乎没有燕麦的踪迹。加图（Cato）在2000年前就不无效果地警告过，燕麦是毫无营养价值的杂草，是人类无法在自己的土地上容忍的。罗马天主教父圣哲罗姆（Der Heilige Hieronymus）在加图很久以后也曾写道：“燕麦只能喂养野蛮的动物。”正如雅各布在《面包的六千年历史》（Six Thousand Years of Bread）中所写，中世纪没有任何英国或法国骑士愿意吃马的食物。直到人们知道，燕麦富含营养，含大量维生素B1、铁和磷，它才成为普通美国人民早餐的主要部分。美国人食用大量的燕麦粥和相似的谷物食品，培根和鸡蛋就更不用说了。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美国人早上不仅需要数杯咖啡“打开双眼”，而且还需要咖啡“拉他们一把”。美国似乎需要一种力量把他们从磁铁般的餐桌上拉起来，然后送他们去办公室或工厂工作。咖啡就是这股力量。

而现在——1941年，一直以来乘着轮船而来的国民饮料来不了了（还能运来的只有来自中美洲的咖啡，但无法满足美国人的消费需求）。这时，发生了一件史无前例、美国人民出于世界观原因就厌恶的事情，就像他们厌恶一切计划经济一样——咖啡被定量分配。价格独裁者切斯特·鲍尔斯（Chester Bowles）在10月26日下令限制咖啡的出售。每个15岁以上的公民每五个星期只能购买一磅咖啡。1942年2月，这个分配额又被限制为每六周一磅，5月31日放宽为每个月一磅。政府这项“对抗公民早餐桌”的措施带来了不可低估的心理后果。美国人开始问自己，他们在历史中为什么可以打那么多胜仗。

德国人习惯了定额分配。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靠着大量咖啡的替代品将就过来了，但美国人不行。因为1906年颁布的一部异常严格地反对食品造假的法律《纯净食品和药品法》（Pure Food and Drug Act），他们习惯在包装上贴着的标签上看到食品和饮料的具体成分。为了激起美国消费者的反叛情绪，拉丁美洲各共和国大力宣传要维持咖啡的纯净，咖啡的每一次稀释都已等同于一次质量的下降，必须不计代价获得足够的咖啡。迫于民众的不满，政府不得不在1942年8月便取消了统制经济。

而美国的敌人那边的走势完全不同。德国人自然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咖啡荒中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学到了丰富的经验。根据荷兰商务部的战后档案和法国的统计，因为吸取了1914～1918年间经济封锁的教训，德国的统帅早在1942年就分别从荷兰带走了爪哇咖啡，从法国带走了巴西和安的列斯咖啡。德国人还尝试偷偷地经过土耳其大量收购东方的咖啡。但英国副首相艾登（Eden）的安卡拉之旅很快关闭了这扇小门。待最后墨索里尼的埃塞俄比亚咖啡以及塞尔维亚和希腊剩下的咖啡被偷偷运到北欧以后，欧洲自1941年起事实上就没有咖啡了——德国除外。但民众看不见咖啡的主要责任不在于咖啡，而在于执政党。政府储藏咖啡一部分是为了自己，但还有一部分是为了战场上的战士。因为谁拥有令人如钢铁般坚强和鼓舞人心的咖啡的时间最长，谁的精神武装就会优于缺少咖啡的人，这一点无人质疑。咖啡早已像钢铁和炸药一样，成为了战士的武装。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局部战争中也是如此。哪里有士兵，哪里就有咖啡。希腊的人民战争期间发生了一件趣事：一个雅典军团攻入一个共产主义山庄，只是想“从敌人手中夺取咖啡”（在荷马时代，要夺取的肯定是葡萄酒）。如果南美爆发全面叛乱，那你一定会在夜里的火光中看见，叛乱者背上背着枪支，胸前挎着咖啡杯。(www.xing528.com)

在以色列—阿拉伯战争期间，咖啡还造就了一首民歌。一位年轻的新希伯来语诗人查姆·菲纳（Chaim Feiner）在一棵被夜幕笼罩的橄榄树下，就着营火写下了这首诗，马克思·布罗德（Max Brod）将其翻译过来。这首诗叫《咖啡杯之歌》（Lied vom Findschàn），歌颂了战斗结束之后在战士们手中轮转的咖啡杯。并且，所有这些“犹太英雄们都按照古老、优良的阿拉伯习俗，用同一只磨得发亮的小瓷杯，一杯喝尽再斟满” ：

但是，它依旧还是一种商品。

美国的咖啡刚重新自由流通，消费量便又迅速攀升到从未有过的高度。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年，咖啡的消费量还在1900万袋，平摊到每个人头上只有18磅多一点。但是光1100万士兵就平均每人消耗32磅。咖啡位居进口商品榜首。1948年，美国单为购买咖啡，就往中美洲和南美洲输送了价值6.72亿美元的现金、商品和机器。1950年，该金额攀升至12.5亿美元，巴西获得了其中的一半，哥伦比亚获得1/4，其余11个咖啡生产国分享剩下的1/4。

这是1950年。1970年前后，咖啡的境遇又将如何呢？咖啡消费的地域界线会不会发生重大改变呢？

这当然取决于政治及其他因素。类似波士顿倾茶事件这样让半个大洲投入咖啡怀抱的政治事件自然不可能重演。万一咖啡消费的地域界线真的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一部分饮茶之国被转化为咖啡国，那么这次除了政治因素的作用外，必然还有其他因素。

150多年以来，喝茶和喝咖啡的国家之间的界线整体而言并无变化。英国人、俄国人、日本人、中国人和印度人一直是茶的追随者；南、中、西、北欧，地中海沿岸的伊斯兰国家如埃及、安纳托利亚、以色列等，整个近东地区都是咖啡的爱好者。此外，整个美洲是咖啡最为强大的消费者。（属于大英帝国殖民地的加拿大除外，它坚持喝茶的习惯。）

人们将全球划分为喝咖啡或喝茶的国家，除了土地和气候，其中几乎总有政治原因，但后来又加入了其他因素。历史上此衰彼兴或在同时代拼得你死我活的殖民帝国中，有些殖民咖啡生产国，有些殖民茶叶生产国。虽然它们进行殖民统治后会操纵关税，但政治并不是茶叶100年来在全球比咖啡更受欢迎的唯一原因。茶叶的受宠无论过去或现在都与其易于传播的特征有关。

烹煮一杯有效的咖啡一直是个“问题”。我们根本不需要持有著名的普克勒-穆斯考亲王（Fürst Pückler-Muskau）或汉斯·瓦尔德玛·费舍尔（Hans Waldemar Fischer）以及卡尔·乔格·冯·马森（Carl Georg von Maassen）曾发表过的观点。总之，自从路易十四在巴黎用酒精炉煮咖啡以来，人们为了满足美食家们，发明了一系列奇思妙想的咖啡装置。卡罗维发利咖啡机在奥匈帝国期间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咖啡装置界的标杆。后来取代其地位的是意大利的浓缩咖啡机，再后来是美国的玻璃咖啡机，之后又变为过滤式咖啡壶。即使没有咖啡机的人，也没有停止过与人争论“什么是烹煮咖啡的最佳方式”。第三次沸腾前是否应该加一小撮盐？煮沸后是否应该加点冷水用于快速冷却？每个主妇都可以信誓旦旦地告诉你她有自己的“处方”，并且花上一刻钟的时间向你解释，为什么她的邻居的做法是错的。想到烹煮咖啡的复杂，你会更加惊讶咖啡居然能达到今时今日的地位。

战争因它而起，议会舌战和国家要么因它溃不成军，要么因它硕果累累。走进厨房或沙龙，它又引起了烹煮方式之争。它对于精确度的要求特别高。贝多芬（Beethoven）是一个不怎么注重吃的人，但在咖啡面前，他却变成了法国著名美食家布里亚-萨瓦兰（Brillat-Savarin）：一杯咖啡必须由60颗咖啡豆烹煮而成（一颗不能多，一颗不能少）；巴尔扎克用很多页的文字来讨论咖啡豆究竟应该放在机枪中还是石磨中研磨；马克·吐温（Mark Twain）带着火热的宗教情感写下了反对“土耳其咖啡”的文字，他写道，土耳其咖啡不过滤“咖啡渣”，让人的喉咙“干如砂纸”。

但是，地球上的绝大部分人口都是穷人，他们没有时间在工作日反复思考如何制作一道饮料。如果你将一颗咖啡豆交给一个俄罗斯农民、一个中国黄包车夫或一个印度主妇，他们完全可以拿着它不知所措，而且理直气壮——因为如果要喝茶的话，只需要将煮沸的水倒在茶叶上。

要想扩大咖啡消费的地域范围，首先得从根本上简化烹煮方法，使其和泡茶的难易程度一样。

1899年，一个生活在芝加哥的日本人萨尔托利·加藤博士（Sartori Kato）将咖啡粉带进了贸易。这一“发明”只维持了100天，便被撤出贸易，因为它十分多余。将沸水倒在茶叶上或咖啡粉上对于家庭主妇们而言并无所谓。但是，1901年，还是这个叫加藤的日本人，在泛美洲博览会上首次展出了速溶咖啡。在参观者惊讶目光的注视下，有人将热水倒在咖啡粉上。不过几秒，一杯咖啡便泡好了。如果这杯咖啡味道也好的话，那么一场革新即将到来。

可惜事实并非如此。在加藤博士的秘密工序中，保证咖啡味道的油脂可能已经挥发了。五年以后，一个英裔比利时人在危地马拉发明了一种咖啡粉，他于1909年将其推入市场。欧洲模仿了他的做法，并将这种咖啡命名为“贝尔纳咖啡”（Belna）进行销售。有趣的是，发明这种速溶咖啡的人与美国前总统同名，也叫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人们应该觉得光这个名字就很引人注意了，毕竟，当时人们对这个发明的兴趣索然。不同于今日，当时人们依旧有不可思议的闲暇时间。研磨和煮咖啡并不能吓退勤奋的平民。但今时不同往日。1931年，节省15分钟对于一个上班族的经济而言至关重要。

谁带来了咖啡烹制的革新？是希腊人口中的“万物之父”。和平所无法做到的，战争以及为战士配备方便咖啡的必要性做到了。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的军队统帅便给军队配备了放在密封防水包装中的条状、药丸状和胶囊状的咖啡，每包刚好是一杯“五秒咖啡”的量。1919年缔结和平合约后，这项战争发明再次遭受批评和遗忘。但1941年，美国在遭遇日本的袭击后又一次进入战争，咖啡粉再一次登上舞台。它从战士手中流传到民间。工厂主自豪地保证，咖啡粉来了，并会留下。

在进入消费者市场的所有方便产品中，来自肯尼亚的药丸咖啡或匹兹堡的梅隆工业研究所（Mellon-Institut）生产的絮状咖啡本也是极具竞争力的。但它们太少参与竞争，就像香水工厂主大卫·伊辛（David Ishin）1939年在纽约尝试的“浓缩香水”一样。自从华盛顿发明速溶咖啡以来，便控制了美国市场的各类粉状咖啡，赢得了最终胜利。其中一种就是瑞士人和美国人合办的雀巢公司所生产的雀巢咖啡，一种极其美味的饮料。粉状咖啡赖以为基础的“粉末化”工艺听起来简单，实际却很复杂——需要将水注入烘焙并研磨好的咖啡豆中，然后让混合后的液体彻底蒸发，再将未蒸发干的水分烘干，最后留下细如灰尘的粉末。还有另一种方法叫“逆流法”，可以将生产成本降低75%，因为这种高度浓缩的饮料可以迅速干燥，无需事先蒸发。最后，干燥后的粉末被放入离心机，分离出较为粗糙的颗粒。

还有一种工艺叫“喷洒干燥法”：将浓缩的咖啡粉吹到一个一直有热气流流动的房间内，一旦粉末接触到炽热的气流，它们便会被烘干，然后要么被再次吹出钢制的房间，要么掉落在地板上；最后，筛出精细的咖啡粉中的异物后将粉末收集起来，密封包装后将其投入贸易市场。

但是，这样被烘焙、粉碎、注水后又被热风烘干，最后成为包装里的粉末的咖啡，还是真正的咖啡吗？欧洲人的本质决定了他们会有这样的疑问，因为质疑是他们的灵魂。麻袋里的咖啡豆是绿色的，商人售卖的咖啡豆是烘焙成黑棕色的，这些他们亲眼可见。但速溶咖啡经过了一系列外行人看不到的物理暴力手段的加工。对质疑者的回答是，自从粉末咖啡问世以来，美国公司之间的竞争之激烈，导致没有任何一个公司敢“在产品中混入葵花籽、羽扇豆或亚麻籽等”。此外，美国拥有之前提到的1906年的《纯净食品和药品法》。这是在厄普顿·辛克莱尔（Upton Sinclair）发表了其著名小说《屠宰场》（The Jungle），揭露了芝加哥的屠宰场罔顾道德的操作方式之后，罗斯福总统与国会共同颁布的。自此以后，该法律强制所有食品生产商在玻璃包装或铁罐头包装上详细注明食品的成分。比如，如果雀巢公司想要在雀巢咖啡中加入一定数量的糊精、葡萄糖和麦芽，用于稳定可能流失的味道（因为咖啡中的油脂极易流失），那么它必须注明添加了多少，让消费者可以选择。相反地，如果博登（Borden）和麦斯威尔（Maxwell House）宣称它们的产品不含碳水化合物，也就是说成分为100%的咖啡，那么它们也得用证据说话。

但是，即使商人售卖的烘焙成黑棕色的咖啡豆，也有可能是被预先加工过和伪造的。《美国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Americana）1949年还认为全球每年（进入官方视野的）假冒咖啡豆的数量为几百袋，甚至还提到了一些机器：它们能用坚硬的树脂生产咖啡豆，然后将其进行准确切割，并将染成棕黑色的假冒伪劣产品混入真正的咖啡豆当中。咖啡如此珍贵，具备伪造价值，就像油画、钱币或钻石。

两大“提神专家”之间长久以来的斗争在1970年的形势如何呢？亚洲市场上的速溶咖啡暂时还远远竞争不过茶叶。因为咖啡烹煮的快捷和简化带来的优势都因为价格的提高而丧失了。12盎司，即接近3/4磅咖啡粉平均可以冲出90杯浓度中等的咖啡，但是不能冲第二次，因为一次热水冲泡就让咖啡粉消失得无影无踪。但是，3/4磅茶叶不仅售价更低，最主要是它更为实在，因为茶叶可以反复冲泡。这不仅对于俄国人、中国人、日本人和印度人至关重要，甚至对于英国人而言也是如此。为什么要放弃与世世代代的记忆和爱相联系的、久经考验的习惯呢？除非大规模的政治经济变革迫使人们的行为不得不发生改变。

速溶咖啡的消费者必须冤枉地为生产咖啡的机械买单，为所有“喷洒塔”和“干燥房”买单。茶叶消费者需要付出的附加成本很少。一句中国古话说：“一无所有尚有茶。”借用到咖啡身上，这句充满悲伤的谚语或许在咖啡是“穷人的安慰”的南美仍适用，但在咖啡价格过高的消费国，这句谚语永远也行不通。

省钱和省时缺一不可。只有大幅降低省时的速溶咖啡的生产成本，它才可以在世界市场上与茶一争高下。目睹这场角逐必定是件极为诱人的事情，因为没有任何事情比各民族数个世纪以来的“最爱饮料”之争，以及这场争斗的不断变幻更夺人眼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