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亨尼格向我解释了巴西是沿着怎样的金融路线走到“焚烧咖啡”这一地步的。像所有受过教育的巴西人一样，他也认为焚烧咖啡是荒唐至极的行为。如果有其他更好的方法，都会立刻替换。
可惜除了这个让人痛心的方法，没有人想出其他方案。
我身心俱疲，很想说：“人类的一位保护神就这样被毁！他供给着人类，而现在却因过于庞大或令人失望就要被焚毁？他难道不应该是神话吗？”然而我选择了保持沉默。
我们二人在城中闲逛。突然亨尼格停下来：“您到底到什么程度了？我是说，您对巴西的经济生活了解到哪一方面了？”
“到1929年咖啡防御政策垮台吧。现在是1932年4月，在欧洲已经找不到当时事件的材料了，只存留一些内容上相互矛盾的剪报和报道，给不了我们什么有用的信息。”
“不，有！”亨尼格说，“‘《伦敦剑桥经济服务》（The London and Cambridge Economic Service）’曾对整个事件过程做过记录。我们可以到书店去买这份记录。”
当天下午我就拿到了这本册子，撰写人叫罗维。
我从这本书中了解到：到1929年咖啡防御政策垮台时（由于种植园主的无政府主义策略，3000万袋咖啡将涌入市场），一位名为查里斯·莫瑞（Charles Murray）的男士勇敢地站出来，建议将“咖啡和货币”这两个唇齿相依的问题合并成一个问题来处理。他的计划大胆而简单。
莫瑞认为，1930年巴西的咖啡出口值为上一年的1/3。若出口值能达到与上一年相同，则货币的稳定性便得到了保证。“然而，”他继续说道，“如果我们把咖啡价格提高到以往的水平，将会导致咖啡产量过剩。因为这会刺激种植园主增种更多的咖啡树，情况便会恶化。如今的世界消费总量正在缓慢增长。值得注意的是，高价并没有遏制消费；事实上更明显的是，低价也未过多地刺激消费。消费并没有那些自由贸易派所高估的重要性……然而现在，我们必须立刻找到一条可行方案。首先，要将咖啡的黄金价格拉回到它原来的水平；其次，不能刺激种植园主展开新一轮增种，恰恰相反，他们必须尽可能少地赚取咖啡利润，降低产量；最后，这条方案必须能真正减少库存，因为正是库存压制着咖啡的价格……然而，这一切由谁来完成呢？”
对此莫瑞认为，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应对每袋咖啡征收100%的出口税。根据他的计算，六个月后黄金价格将会重新回到上一年的水平，而同时种植园主需维持当前的低价，这样一来，由于心理上的作用，他们只能选择控制生产。另一边，政府利用出口税收入收购库存的咖啡并销毁，在库存被销毁且咖啡产量受限后便可取消税收，并把咖啡价格交给自己的命运。这一销毁计划只需要实行两年时间……
当巴西人听到查里斯·莫瑞将这一方案提交到咖啡研究所时，群情激愤。他们知道，研究所自咖啡防御措施垮台后就一直在寻找一种新的经济计划，但不应是这一计划！种植园主威胁要发动革命。为稳定民心，新上任的财政部长惠特克（Whittacker）与美国签订了一份咖啡小麦交换协定，以良好的价格再次解决了种植园主的一部分咖啡。
然而好景持续不过半年。莫瑞计划的基本思想终究无法回避，政府想要强迫种植园主将咖啡总收成的1/5交由他们销毁，这自然引起了种植园主的愤怒。他们需将所收获的1/5上交政府而得不到一丝赔偿，并且还要自己承担生产和高额的运输费。没有哪个议会会通过这样的方案，也没有任何警察会执行这样的计划。但为了不让咖啡价格降至冰点，现在必须要采取措施，因此需要找到一个折中方案。
查里斯·莫瑞的计划似乎也不算太过分。1931年4月，几个咖啡大省商议一致后达成重要共识：从征收出口关税转变为大量购入销毁咖啡。
“现在由谁来承担焚烧咖啡的费用？”我放下剑桥手册抬起头问他。
“生产者和消费者！”卡洛斯·亨尼格说，“双方！最初是由出口商承担，他们需为每袋出口的咖啡支付10先令出口关税。出口商则尽可能地将这笔支出转嫁到种植园主身上……巴西政府用所获得的这笔收入支持销毁咖啡时的支出。”
“多少袋？”我继续问，“计划销毁多少袋？”
“里约最高咖啡委员会负责咖啡的销毁，他们计划一年内解决1200万袋咖啡。但我认为这个数字会更大！即将到来的这次收成总量巨大，因此种植园主必须要出口，而每出口一袋都有10先令流入政府的金库。那么销毁计划自然会持续下去。”
我惊愕地看着卡洛斯·亨尼格。突然说出了三天前从那位德国飞行员口中听到的那句话：“政府的这一决议可能足够理性！但同时也愚蠢至极，因为他们完全没有考虑承受能力、道德以及普通人的内心！”
亨尼格取下眼镜，露出他惊讶的眼神，然后轻轻地点了两次头，似乎表示同意这一番话，便又重新戴上眼镜。我觉得今天的他看起来似乎比昨天在坎皮纳斯时苍老了许多。他的眉毛就像17世纪的珍贵家具一般失去了光泽。脸上是平和的表情，似乎为自己无需再经历“世界可能会倒退回简单状态”而感到欣慰。
“多么混乱的状态！”我走在圣保罗的街道时心想。
圣保罗城倒丝毫不见无政府的混乱。这是一座白色的、干净的城市，比南边的其他城市都要干净得多。不过热带城市必须要保持特别干净的状态，因为肮脏在热带会变成瘟疫，瘟疫则意味着死亡。
然而圣保罗根本不像一个热带城市，至少市中心不是。这里像其他地方一样有警察和汽车、餐馆和商店，所有一切笼罩在上午凉爽的阳光中。这里离海面1000米高，确实也算不上是热带。
像无处可寻的热带元素一样，圣保罗商业区的行人也无视咖啡专制制度的弊端。文塞斯劳布拉斯街自1906年开始，在精神和行动上主导国家对种植园经济的干预（从咖啡防御政策的垮台开始，它将一部分权力移交给首都里约的最高咖啡委员会），这里看起来与其他所有办公楼没有什么两样。办公室内的墙上挂满了各种表格，办公桌旁坐着礼貌的公务员，桌上的日历俯视一切。几位公务员不紧不慢地书写着什么。
他们的一项工作无疑是计算下一次要将多少咖啡焚烧或倒进海里。水与火成为了过剩咖啡的重要消费者！当然，政府还计划签订咖啡交换协定：与北美交换小麦，与德国交换鲁尔煤和制成品，与奥地利交换电力，与土耳其交换所有可出口的产品。不过最重要的这两个元素——火与水才是最安全可靠的交易伙伴。
当我回到旅店，发现有人在等我。那人的形象看起来像是堂·吉诃德。他身穿一套皱巴巴、脏兮兮的白色热带套装（这十分显眼，因为这里大部分人都有几套换洗衣服）。
“您好！”他先说道，“我说德语，因为我母亲是德国人。我叫贡萨尔维斯，是退役中校。”
我鞠躬表示敬意。“我有什么可以帮您？”
“旅店看门人是我熟人……他告诉我您在此地。您在欧洲真的为报社工作吗？”
他说话的口音像极了一些欧洲人说美洲人名时的发音，带着羡慕和尊敬。但在这里却从一个美洲人口中听到，这声音引起了我的兴趣。
“中校您请坐！”
“我更喜欢站着。”他说。他的脸上泛起一丝红晕，“或许过会儿我再站起来……”
他闭了会儿眼睛，神秘地告诉我：“我认为您被骗了。他们欺骗了所有欧洲人。他们是不是告诉您，政府每年焚毁1200万袋咖啡？我向您保证，这不是真的！他们焚烧的咖啡不到600万，甚至不到200万袋！”(www.xing528.com)
“我不太理解……”我嘟哝着。
他痛苦地看着我。“请您相信我！咖啡被政府偷偷地运走了，”他试图找一句脏话，“以后好用它们进行投机！”
我发现这个男人近乎发疯了。就像提线木偶一般，他全身的每一根神经和每一块肌肉都被内心的躁动牵动着。突然他号啕大哭，却又立刻止住，然后一声不发，礼貌地坐下来。
“我看出来您不相信我。虽然我不能向您证明，但政府真的很可能不把这当一回事，否则就不会出现焚烧这种不合情理的方法了……”他开始在口袋中摸来摸去，找到了一本笔记本、一个木塞起子和两块麻布。他寻找的双手像自动电梯一般在夹克的两边上下移动，然而他并没有找到需要的东西。
“我曾经也是一位种植园主。咖啡价格低迷期，我必须放下一切，解雇我的工人并逃离。我的邻居来自阿拉戈阿斯州，他轻易地买下了我的一切，现在继续经营着我的咖啡园……”他若有所思地看向前方。
“咖啡真的是这个民族的不幸！政府并不把它当一回事，而是和富有的大种植园主联合起来。啊，我找到了。”他如获至宝。那是一个带玻璃盖的小厚纸盒。他将盒子和一个放大镜递给我。
“这就是咖啡浆果螟！”
“浆果螟？”我问道，“这是否就是对咖啡树有害的小甲虫？”
“我们十年前就发现了这种虫子！仅仅在坎皮纳斯城，它们就蛀蚀了成百上千棵树。不过这太少了……根本不算什么！”
“我也曾听说对抗这种甲虫的故事。如今政府是不是应该在每个种植园建一所抗病虫基地？”
他讥讽地大笑起来：“两位著名的昆虫学者洛佩斯·奥利维拉（Lopes de Oliveira）和安东尼奥·奎罗斯特列斯（Antonio de Queiroz Telles）甚至还撰写了一部电影剧本，以向全世界警示咖啡浆果螟的危害！”
我想起了锡兰岛上的种植园。50年来许多东西都在进步，防虫剂当然也更加迅速有效……我开始神游。朦胧中我听到中校说：“不应该杀死这些咖啡浆果螟！如果政府真正想拯救这个国家，就应该用飞机装运浆果螟的虫卵并撒在咖啡园中……”
“原来如此！”我站起身来。
“还有，”他吞吞吐吐地说，“我想请您在欧洲报纸上对此写点报道！”
我将手放到门把手上。“一定会的。”我说。
开往里约热内卢的夜间火车十点出发。火车名为“南十字星”，车身光亮的蓝色漆面让人联想到法国里维埃拉的海滨花园。不久后我们将朝南边的大西洋方向去往里约潮湿的温室、去往黎明的晨曦，并将途经1906年三位州主席会面的陶巴特市。但如果火车伴随着沉闷的声音驶向布满岩石和棕榈的海湾，我可能会醒来……
下午，我来到象征巴西独立的独立公园纪念碑前。碑上刻有保护神、士兵和象征符号。我还注意到有几位带羽冠的印第安人也加入了争取自由的战争。巴西人民用刚劲有力的葡萄牙语铭文雕刻了这一切。我坐到一张长凳上观察眼前这座纪念碑。但很快想起了贡萨尔维斯——上午遇见的那位疯子，想起他口袋里装着的东西。
我口袋中又有什么呢？看，一株咖啡树枝！在阿尔维斯·利马的种植园中，我情不自禁地折下它，插进衣袋作为纪念。树枝上有几朵快要枯萎的花，还有几个咖啡果……
整个世界的咖啡财富中，我仅仅占有这株咖啡枝，且不可能拥有更多，因为我既不是种植园主，亦非商人；既不是股票经纪人，亦非中间商，当然也不具备这方面的才能。我所拥有的不过是对这一切的幻想以及将其表达出来的语言能力。
我只是一个一贫如洗的消费者——要是想喝咖啡，我必须像其他人一样付钱！
这个想法实在古怪，我自己都忍不住大笑。
我摘下一颗咖啡果，将我随身携带的小刀插进去。刀尖首先穿透咖啡果的外果皮，随后是内果皮，紧接着是果肉和银皮，接下来是两颗像双胞胎一般左右依偎生长的种子……在这些可切割部分的后面一定还有一个果核。而果核的核中又是什么呢？会不会有什么植物学也无法解开的秘密呢？
我像个贪玩的小孩一样坐在那里。被切碎的咖啡果盯着我，令我着魔，它的魔力让我如入梦境。
我感觉自己如同沿着一条河流逆流而上。河很宽，几乎看不到对岸，也看不清这急速流淌的黄色河水到底是什么物质。但是我看到的第一座堤坝无疑是莫瑞的经济计划，第二座堤坝位于水流如尼亚加拉大瀑布一般的湍急之地——咖啡防御政策。此后水流缓和了一些，对岸也映入眼帘。我走向最早建成的一座堤坝，看到堤边刻着《陶巴特协议》。这勾起了我的回忆——1906年的咖啡保价运动。
如今这条河流重新焕发了活力。它不再是河流，而是一段人类发展史，蕴含着一连串著名的历史事件：随处可见咖啡馆的城市，拿破仑的大陆封锁政策，腓特烈大帝，路易十四时期的巴黎，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时期的莱比锡。地中海海湾旁站着戴面具的威尼斯商人，左边是阿姆斯特丹港，钟楼下是纷纷开往东印度的商船，以及伦敦城，那里的咖啡在圣保罗的影响下与啤酒和烧酒开始了一场激烈的斗争。
靠近地平线处是被土耳其人包围的维也纳，半掩映在阳光中的史蒂芬大教堂上的精细的线条勾勒着战争的痕迹。河流正是从这里发源，穿透这幅图，向后流向君士坦丁堡，经过博斯普鲁斯海峡，流向安纳托利亚，并继续流入梦中的阿拉伯。除了无穷无尽的香味，老酋长阿朴杜-卡德尔的声音也在我的梦中回响：
我终于醒来，环顾四周，这座民族雕像后的天空变成了橙黄色。如果当初舍和德特清真寺附近的山羊没有食用那里的灌木会怎样？如果伊玛目没有发现咖啡果振奋神经的功能——这既神圣亦邪恶的力量、这潜藏在原料后的普罗米修斯，又会怎样？
“没有什么原料！”我喃喃自语，“这一切既然存在，就是我们的神话！”关于原料的神话。
时间不早了，该回去了。返程前，我想自己应该写下这本书的第一句话：
“也门的夜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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