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什么都闻不到吗？”飞行员问道。飞机的窗户是敞开的。飞行员离开驾驶座走进舱内，将方向盘和驾驶任务交托给随机工程师，然后从里面关上门。尽管我们飞得不快，驾驶也很耗费体力。前方的风呼呼地吹打着飞机。
“您什么都闻不到吗？”飞行员再次问道。
“我什么也闻不到！”我回答。
“这里就是它开始的地方”，他动了动鼻孔继续说道，“上周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现在海拔多高？”我问他。
“1000米。”
“这么高能闻到什么？”
我向外望去，才发觉十分钟前，窗外的景色已经发生了变化。我们从北一直向南所看到的绵延的淡绿色海岸线以及从黎明开始拍打绿色海岸的白色镶边浪花已消失不见，连时而阻断这条绿色缎带的橙红色礁石也不见踪影。往常礁石周围的白色镶边应该更宽，浪花拍打得也更加激烈。
我们正经过一片雾区，周围是厚厚的云层。因此必须飞得再高一些，或者云层要更靠近地面、不高于两层楼才行（当然这不可能实现）。
由于视线被遮挡，眼睛稍感疲劳。一切都变得混沌不清，就像日出前我们从里约热内卢出发时那样雾蒙蒙的。伴随着阀门喷出的一股火焰，我们开始上升。下面是里约城的建筑和兵营，我们在重峦叠嶂的山脉间飞向山谷的出口。飞机右翼几乎拂过一个巨型白色石雕像。“那就是耶稣！”发动机的轰鸣声中传来飞行员的声音，“他屹立在科尔科瓦多山上，有一百多米高。”之后我们飞出山谷，发动机的声音变弱，光线也变得更强。当我们看到下方的乳白色开始分离又融合，便认出了那片深蓝色的海域。
“我们现在只要沿着海岸线飞，就可以抵达桑托斯。”飞行员萨特解释道。他时不时回到舱内与我闲聊几句。他是位德国军官，1918年后在里约成为飞行员。如今他驾驶的是康多尔航空公司的伊皮兰加飞机。每周一次飞往南部的桑托斯和弗洛里亚诺波利斯，往北飞往巴伊亚州、伯南布哥州和纳塔尔。
我指着雾中的云团问：“如何能看见桑托斯呢？”
他没有回应。但现在我能闻到了！一股鲜明的清香从下方飘散上来，香味飘散的速度比风和我们的飞机速度更快。这正是咖啡被焚烧的味道，但这香味浓度过高，以至于人处在其中会产生眩晕和头痛。
飞机滑翔到海拔500米。云团纷纷散开，显露出绿色的土地，紧接着是一直被雾层遮住的炫目的黄色。
“那是火！”我说道。
“是的，正是这火焚毁了咖啡！”飞行员怒气冲冲地吼道。
气味开始让人难以忍受，紧接着又充斥着尖锐的噪声，令人饱受折磨，感觉像是穿过一座正在响铃的巨型闹钟。片刻之后一切消失，一股新鲜的空气透过窗户飘进来，说明我们已经越过了火灾区。桑托斯港的山峦和浅色的联排房屋尽收眼底。
“不，着陆让我自己来！”萨特说道。他通过传话筒让那位有一半印第安血统的葡萄牙工程师下来，然后他自己爬出去，五分钟后我们便坐在了港口旁。
我们坐在海边的平台上，头顶的弧光灯如同土星环，蚊子和飞蛾在周围舞动。
海浪不再呼啸，更像在呻吟。灰暗色的海面仿佛在一片梦魇下向东延伸。空气中的水汽覆盖陆地，让这个无星的夜晚更加潮湿闷热。有人给飞行员和我搬来了几把躺椅，坐在上面感觉连木头和亚麻布都像要出汗。萨特点燃香烟，烟雾让蚊虫无法靠近我们。我又想喝点威士忌缓解这沉闷的气压。带有著名商标“黑白狗”的酒瓶立在桌上，就像是一座流动着静谧、散发着英式冷淡气息的塔楼，心跳和呼吸也渐渐减弱平息。
“说吧，你对焚烧咖啡一事怎么看？你认为这有可能吗？”萨特问道。
“我在欧洲有所耳闻。但坦白说，我不相信这事！您估计焚烧的区域有多大面积？”
“您是指今天我们飞过的区域？至少有10公里，也可能有15公里！”
“难以置信。”
“您设想一下：仅从桑托斯就搬出了几百万袋咖啡，再将它们倾倒、焚烧。已经持续了好几个月。”
我拿起威士忌喝了一口。
“事实上这跟我没有任何关系！”萨特突然说道，“我来自军人家族，如今是一名班机飞行员。这件事让我气愤的是它毫无逻辑：这里在焚烧咖啡，而对于另一边欧洲的穷人来说，咖啡却是支付不起的奢侈品！”
“您认为应该将这些咖啡赠送出去？”
萨特仔细地审视着我：“我当然不会有如此蠢的想法。要赠送咖啡，就必须有人承担运输费用。如果咖啡不是作为商品售卖，谁愿意来支付这笔费用？”
“是的。”我说，“人类所能做的最高尚的行为就是‘赠予’，但它在经济社会中却无一席之地。一旦某物品被赠予，便失去了作为商品的价值。”
“您理解吗？”萨特惊奇地看着我。
“不能说理解。我只知道，这是事实。”
他深吸一口烟，然后也喝起了威士忌。
我笑了，因为这让我想起一件事。“您还记得《浮士德》的第一部分吗，‘女巫的九九表’？”
他点头。“我记得。‘你必得领悟，由一作十， 二任其去， 随即得三， 你则富足……’”
我笑得更大声。“那么现在您要注意！在世界经济政治中也存在‘女巫的九九表’，甚至是理所当然、符合逻辑的！您马上就会理解，为什么要焚烧咖啡！”
他站了起来。“您喝醉了吗？”
“我没醉，我只是向您证明，之前您认为焚烧咖啡没有逻辑，是缺乏道理的。这虽然是丑陋的行为，但是合乎逻辑。”
“或许您想引用老前辈黑格尔的名言？”萨特嘲讽道，“您是不是认为，存在即合理？”
“不过黑格尔这句话确实有理。我来给您讲一个今天欧洲国民经济学专业的大学生都会听到的童话。一个关于总价值的故事。”
“嗡嗡嗡嗡，小蜜蜂飞来了！1”他哈哈大笑。
“这是一个严肃的童话。”
“那我很期待。”(www.xing528.com)
“一位农民收获了五袋谷物。第一袋用来充饥，第二袋用来吃得饱足，第三袋用来喂养家畜，第四袋用来酿酒喝，第五袋则用来喂养鹦鹉取乐。那么每袋谷物的价值是否相同？如果这位农民仔细思考，就会发现每一袋谷物因用途不同，价值也相应不同。如果用来充饥的第一袋谷物的价值用5个系数表示，那么第二袋是4，依此类推，最后一袋是1。正因为这位农民同时拥有五袋谷物，便错误地认为五袋价值同等，即最低价值为1（经济学中称之为‘边际价值’）。五袋乘以单位系数1，总价值为5。”
“这有什么不对吗？”萨特噗嗤地笑起来，“难道5乘以1不等于5？”
“并非任何情况下都如此，您马上就能理解了。请设想：如果现在他失去了一袋谷物，他会怎么办？他将立刻停止喂养鹦鹉。而剩下四袋谷物的价值将因此上升到用来酿酒的谷物的边际价值。这样四袋谷物乘以单位系数2，总价值达到8。数量下降了，但价值增长了。”
“天哪！我头都晕了！这是真的吗？”
“是真的！现在您应该能理解，如果把咖啡销毁，咖啡的价格真的会上涨。”
飞行员笑得浑身抖动：“理解，那么空气……空气……空气呢？”
“您说的空气是什么意思？”
“如果这条经济规律在咖啡上起作用，那么人类最重要的物品——空气难道没有价值？只要人类还可以无限制地享受空气……直到空气供应量有限，例如在潜水艇中，那么从经济意义上来说它也具有价值。哈哈，而且越紧缺价值越高。”他拍着大腿大笑道。
“恭喜您，萨特先生！您完全理解了这个道理！”
“这就是国民经济学讨论课上年轻人学习的东西？”
“是的，国民经济学从50多年前就开始流行对心理学方向的研究。其奠基者是德国经济学家戈森（Gossen）及英国经济学家威廉·杰文斯（William Jevons）。由于这一理论之后由奥地利人卡尔·门格尔（Karl Menger）、庞巴维克（B.hm-Bawerk）及弗里德里希·冯·维塞尔（Friedrich von Wieser）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人们称之为‘奥地利学派’。”
“这一学派的主张是什么？”
“他们主张边际效用价值论，即价值会随供给增加而减少……四袋谷物的价值高于5，因为……需要我从头再来吗？”
萨特气愤地拍桌子，桌上的威士忌瓶左右摇晃，玻璃杯发出清脆的碰撞声。“够了！”他怒气冲天地说道，“这些教授所教的可能是最理性的东西，同时却也是愚蠢至极的东西，因为他们完全没有考虑承受能力、道德以及普通人的内心！太过锋利就会造成缺口，太过聪明会导致愚蠢。这个世界不可能属于这些教授和经济学家。”
第二天我出发，离开了空气令人窒息的港口，前往圣保罗高原。这里有与在飞机上感受到的同样充足的阳光和清新的空气。傍晚在宾馆大厅里，爵士乐队响亮地演奏着乐曲（这些人看起来很像巴黎、特鲁维尔或是圣莫里茨的乐队，只是肤色更深一点）。看门人轻声问我：
“您想观看一场火灾吗？”
“一场火灾？什么意思？”
“您知道，这里的咖啡都在被焚烧！我可以给您弄一部汽车到城外去看看，车程只要半小时。”
“为什么要搞得这么神秘？因为禁止观看吗？”
“不，禁止倒没有，但政府不喜欢欧洲人跑出去看……原因很显然，欧洲的咖啡还很贵，如果他们看到我们把咖啡当作毫无价值的垃圾焚烧，一定会生气。”
我沉默思索片刻。“那里有没有很多警察？”
“或许有四五个警务人员。我们这儿没人对观看焚烧咖啡感兴趣。”
“我原以为，”我惊讶地说道，“可能会有人想把待焚烧的咖啡偷偷拖走。竟然没有，这太不可思议了！”
我瞅了瞅看门人的脸，他对我的反应倒是更惊讶。究竟谁的想法不合常理，是巴西人还是欧洲人？“我们这里没人对这个感兴趣。”噢，这一切实在太不可思议了！这片陌生的土地以及它危险的财富都令人不可思议。如果无人管控，这财富将会骤变为极端的贫穷……
我取了车开往城外，沿着一条漫长的公路，经过一片又一片风景优美的城郊。当我们到达一个圆形广场时，一间仓库映入眼帘，仓库朝后锁了门。这座仓库很欧式，屋顶由熟悉的油毡屋面铺盖。仓库后冒着滚滚浓烟，并传出咝咝的声音。我能闻到焚烧东西的味道，但没有咖啡味，也看不到火苗升起。
司机走进仓库，片刻后和一位警察一同出来。他向那位全副武装的警察解释，我“想观看焚烧咖啡”。他冷漠地看着我，然后告诉我可以往里走几步。我付钱打发了那位等得不耐烦的司机，这样“不会引人注意”。警察打开仓库的门锁，用他的枪示意我可以往前走多远。
于是我走到火堆旁。我头顶上仓库的屋顶消失不见，这个烟雾缭绕、神秘莫测的空间似乎有2公里，甚至是20公里的长度。
我似乎置身于一片被白色、黑色和红色的烟雾包围的神秘雾区，只能看到自己的双脚。我向前伸出双手，没过几米便能真切感受到一种难以忍受的滚烫。那是一个炉子，尽管每隔几秒就会有火苗蹿出，但当我朝里看时，却看到了地狱。这个神秘的地方充斥着幽灵的声音，尘世间凡人无法理解的声音。
这些声音十分特别，它们并不像焚烧一栋大房子时火苗自由地在空中摇摆所发出的呼啸声和嗡鸣声。种植咖啡的山上发生火灾时从来不会看到红色的烟团，因此也不会出现这样的声音。这声音在音色上也透露着阴险和黑暗，它时而缓慢懒散，时而聒噪哀鸣。烧红的炭火像满怀内疚一般耷拉着脑袋躺在地面。这气味也令人难以忍受，像烧焦后的物质所发出的臭味……
但当我站到仍在冒烟闷燃的火堆前时，一阵风突然吹来，将难闻的气味推到一边。紧接着飘来一股香味。每当火苗在风的吹动下重新聚集时，都能闻到这股香气。这火焰在最初并非为扼杀，而是要烘焙咖啡豆。烘烤时飘出的神奇烟雾是阿拉伯的香气。它遮住了我的双眼，我的眼泪不禁簌簌流下来。咖啡在烘焙时经历第一次变身，也是它使人类大脑感受幸福所必须经历的预备阶段。然而，这里的烘焙过程却预示着它的毁灭。
这香味令我着迷！它是我小时候在1896年柏林贸易展览会上第一次闻到并爱上的味道！约翰·阿巴克尔（John Arbuckle）发明的一种圆筒形机器在展览会上展出。当时的我认为，能够操控这个咖啡豆烘焙机，并能同时观察烘焙的进度，实在太奇妙了。淡色的咖啡豆表皮经过烘焙，变成棕色和深棕色，当时的我特别羡慕那些可以靠近烘焙机感受热风扑面的工作人员……然而现在，我却宁愿这咖啡伴随着臭味而腐坏，而非香气。
我准备离开，突然从左侧传来强烈的嗒嗒声。发生了什么？难道是一队反叛者来抗议焚烧咖啡吗？不，事实并非如此。不过是一堆在焚烧中爆裂的咖啡豆，同时还闪烁着微光。它们看起来像是飞行速度极快的萤火虫，在黑灰色的烟雾中描画着抛物线。这一切很快便结束，咖啡最后一次反对毁灭的化学反抗运动被扼杀。它变成了煤炭——一种无止境的死亡状态。
我沿着街道，顺着两列高高的围墙径直离开。围墙后生长着仙人掌、石松和桉树。圣保罗的夜晚是如此的凉爽！被烟雾笼罩的上空本看不到星星。不过今夜晴朗，星星们不再躲藏，虽然可以看到的不多。南半球的天空并不像这里的土壤一般肥沃，在我看来，这星空比北半球要稀疏一些。我仰起头开始数南十字星座、半人马座和圆规座。突然我看到空中的两片巨大的深色斑块，人们称之为“煤袋”。这片区域没有星星，看起来比任何东西都要焦黑。一位印第安人走过，他穿着蓝色的工作衫，前胸敞开，甚至能看到肚脐。我们没有打招呼，我注意到他瘦削的脸颊和呆滞的眼神。他就这样带着难以言说的孤独走过。他赤着脚，没有人听到他的脚步声。
我转过身看他。他与其说是走，不如说是飘到那座仓库的地方。或许是去换班守夜的？从衣服和赤裸的双脚可以得知，他一定很穷。他是在偷偷运走咖啡售卖，是在拯救咖啡吗？
然而没有人想到这一点。咖啡在巴西成了廉价品，任何人都可随意取走。谁会关心欧洲的穷苦人民因这里焚烧咖啡，致使咖啡价格升高而喝不起呢？
大多数巴西民众对咖啡的焚烧置若罔闻。当然他们并非表示赞同，因为这些淳朴的人民并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同伴们生产的物品被毁，不过他们也没有反感或抵制。要是有外人偷偷从背后将咖啡拖到海里，很容易被警察捕获。然而，过剩的咖啡比香蕉还不值钱。谁愿意为此冒着掉脑袋或是胸口中枪的危险呢？
“但一定有人不同意焚烧咖啡！他们不同于这些对一切漠不关心的穷苦人民，他们深思远虑，将咖啡的消亡看作一种国民经济问题……”
我将这番话告诉了卡洛斯·亨尼格，一位在巴西已生活40多年的德国商人。
“当然有这样的人的存在，例如那些憎恶国家干涉自由贸易行为的自由派，代表人物有这个国家最富有的人、葡萄牙后裔阿尔维斯·利马（Alves de Lima）。他甚至还写过一本抨击统制经济的书。”
“我可以跟他交谈吗？”
“他在圣保罗有一家报社。我马上电话联系他。”
不一会儿，卡洛斯·亨尼格回来告诉我，阿尔维斯·利马不在家里，而在坎皮纳斯城附近的一座大面积种植咖啡的庄园中。“坎皮纳斯在哪？”一听到不需要坐几天的飞机就能找到他，我开心地询问道。相对于巴西辽阔的地域，四个小时的快车车程不算远，可以说是圣保罗的郊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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