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疫：印度茶的崇拜者失去最优秀的追随者

乌兰特是个开朗热情的施瓦本人，他是南德意志派到柏林的使者。他全身倚靠在拉赫尔的钢琴上，随着琴键发出的声音来回摆动。乌兰特还亲自为茶作了一首特别的诗。他很可能在大陆封锁时期就已经在图宾根认识了来自俄罗斯的茶。在图宾根，施拉德（Schrader）教授的夫人总是“将才华横溢的年轻诗人聚集在她的茶桌周围”。1811年3月15日，路德维希·乌兰特写下了一首茶之歌：

但是，男性诗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这点他们必须实话实说。于是，乌兰特令人惊讶地继续写道：

诗歌如此的结尾真是出人意料。对茶的爱慕仿佛在诗的高潮戛然而止。茶好像是“女人的饮料”。因为无法自欺欺人，乌兰特选择与茶保持距离。当他在三年多后的1812年的新年夜写下著名的饮酒歌时，他的语气听起来与之前完全不一样，变得更为亢奋：

在这首诗中，乌兰特体内酒徒的狂放和生活的真相被唤醒。印度最终对他意味着什么呢？只是个地理名词而已。也许只有在不长葡萄的地方，茶才能受到来自北德浪漫主义学者那样的珍视（不长葡萄确实是柏林的气候问题之一）。

印度茶就这样失去了一批最优秀的崇拜者。这些年轻人中最著名的诗人早在1811年就写下了著名的反对“美好的茶”的文字。这位诗人名叫约瑟夫·冯·艾兴多夫（Joseph von Eichendorff），这些文字被写在他的小说《猜想与现实》（Ahnung und Gegenwart）中。这位年轻的男爵当时作为使者被派遣到首都——首个用浪漫主义的方式塑造讽刺形象的地方。“在很会优雅地斟茶的女主人的招呼下，女士们端庄地严格按照席位安排坐在几名绅士旁边，开始谈论一些有趣的事情。弗里德里希（Friedrich）很惊讶，这些女人怎么会对最新的文学出版物如此了如指掌，这些作品中有些他连名字都没听过。有些作品的名字他从来都是满怀神圣的敬意才敢说出口，却从她们口中轻易地蹦出来。”之后，一个诗人也加入了这个行列：“这名兴奋的男子非常乐于分享他的诗歌。他激情澎湃地朗读了一首关于上帝、天堂、地狱、人间和红榴石的长长的赞歌，收尾时的咆哮和坚决使得他的脸都青了。女士们为这首诗和这场演讲的英雄气概而疯狂。他还庄严地朗读了一堆十四行诗。没有任何一首不是感情真挚、辞藻华丽、画面迷人。每首诗中都蕴涵着一种独一无二、无穷无尽的思想。它们都与诗人的职业和诗歌的神圣有关，但这些诗歌本身——作为在我们评论之前打动我们的最初的、自由的、美好的生命，却因为只顾着歌颂诗歌而不见了痕迹。在弗里德里希的眼里，这些被用心打磨过的极度柔美的诗歌就像平淡、恼人的茶水蒸汽，桌上冒着热气的娇小茶壶就像缪斯的祭坛。”(www.xing528.com)

由此可以看出，喝茶让“虚假的轻松”玩笑般地掌控了生命中最沉重和神圣的东西。上帝、诗歌、生活和爱情被赋予了错误的分量。艾兴多夫的描述不是针对拉赫尔带头所做的事，更不是针对拉赫尔本人。这位年轻的诗人只是出于对社会稳定的考量，反对文学圈“茶疫”的扩散和蔓延。就是那些富有审美观念的人将奥托·冯·勒本伯爵（Otto von L.ben，这段描述的主人公）吹捧为伟大的诗人——正是这个勒本伯爵曾被乌兰特在一封意义深刻的信中警告过：对南方德语的使用要适度，因为“南方的鲜花在我们这儿很容易僵化成石头”。

比艾兴多夫的这段描述更为知名的是海因里希·海涅（Heinrich Heine）的一首诗：

这首诗抨击了19世纪20年代时，饮茶让人大胆地将虚假、肤浅和以次充好的东西混杂到对德国社会问题的探讨中的现象。拉赫尔的弟弟罗伯特·莱温（Robert Levin）也曾在一首诗中讽刺过空虚的社交和当下流行的喝茶之夜：

这里自然已经没有任何拉赫尔留下的痕迹了。这是女伯爵哈恩-哈恩（Hahn-Hahn）在平淡的19世纪40年代营造的空洞的气氛。虚假的理智是那个时代的标志。那个时代远没有咖啡时代的思想活跃，也远没有葡萄酒时代的兴奋和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