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咖啡贸易还受到另一项颇受非议的规定的制约——1779年，特蕾莎女王在内廷参事格赖讷（Greiner）的建议下颁布酒精饮料消费税。统治者希望通过这项规定，将无产阶级的税收转嫁到资产阶级身上，然而却选错了方式。
首先，要取消那些人们认为可有可无的税负，如道路建设税、信贷税、人头税、务农税、葡萄种植税以及饲马税。这当然得到了公民的支持。然而，国家因此需承担的损失要通过征收该“酒精饮料消费税”弥补。为强调该税收的正当性，内廷参事格赖讷提出：“少喝一点酒精饮料意味着少支出一笔钱，这符合每个消费者的利益。而那些原本就没有经济能力消费酒精的穷人，本来就无需缴纳此税。”简直难以置信，特蕾莎女王在执政长达40年后，竟然听信了这一荒诞的谬论，并落入了圈套。于是，一个将葡萄酒作为全民健康食品的国家引入了这种非社会的“饮用税”。虽然女王因此失去了很多支持者，但该税增加了咖啡的消费，因为根据这一诏令，咖啡不属于“酒精饮料”范畴。
特蕾莎女王征收的“饮用税”是一项错误的奢侈税，但不具有典型性。奥地利从来都不是一个禁欲主义国家，和它的公民一样，奥地利的统治者也并不崇尚斯巴达式的严苛，历届执政者都倾向于较温和的执政方式。
奥地利大公约瑟夫二世（Joseph II）统治时期，奥地利“国家财政哲学家”索南菲尔斯（Sonnenfels）所倡导的执政理念，接近亚里士多德的“幸福主义”9。索南菲尔斯认为，人们追求的永远比实际需要的多，当然这是他们的权利。他写道：“人类的需求是有限的。有限的需求导致公民的工作机会也很有限。但这绝不是好事。一旦公民的生活舒适度提高、生活更加富足，需求也将随之增加。舒适和富余正是华丽的体现。（索南菲尔斯用了‘华丽’而不是‘奢华’一词。）然而，这些高谈阔论稍显轻率，它们并非像反对浪费那样反对生活的华丽。”
在这样的理念下，“奢侈品”（索南菲尔斯这样称呼鱼罐头、咖啡和强化酒）保持适中的进口关税，就能给人们带来真正的享受。在那个缺乏自由的时代，人们明白自由经济制度将给国家带来诸多好处。“自由提供享受。”公民只有幸福感提升了，才能更好地工作。
与同时代其他启蒙运动家一样，索南菲尔斯也反对同业公会，他认为公会的存在限制了行业选择的自由以及人口的增长。但人口的增长在当时不仅是国家的主要目标，还正如索南菲尔斯所主张的幸福观一样，关系到每个公民的切身利益。
“人口数量越大，抵抗的力量越强大，从而能保证国家的外部安全，这是政策的基本原则。
“人口数量越大，内部支持力量越强大，从而能进一步保障内部的安定，这是警察系统的基本原则。
“人口数量越大，需求越多；人手越多，商品的内贸和外贸越频繁，这是商品交易学的基本原则。
“人口数量越大，公共消费越高；政府税收分摊到每个人头上越少，这是财政经济学的基本原则。”
这一人口政策的合理性虽经不住推敲，但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奥地利特色的享乐主义理念。
然而，爱国主义哲学家费希特针对富余问题提出了另一种观点，并成为普鲁士的信条。他在1800年出版的著作《封闭的贸易国》（Geschlossenen Handelsstaat）中严厉批判了所谓的“华丽的权利”，并声明拥护计划经济：“首先要保证所有人的温饱，在装饰房屋之前先要有稳定的居所，讲究衣着华丽之前先要保证衣服穿起来温暖舒适；一个国家如果农业尚不发达，还需要劳动力和机械化，则不应追求奢华。即使有人说‘但我付得起钱’也不可以。非必需品若只有部分人可以承担，是不公平的……”
费希特这段社会学的话语中透露出当年路德的社会激情，尤其让人不禁回忆起前不久的腓特烈大帝。索南菲尔斯和约瑟夫二世并不像奥地利的劲敌腓特烈大帝一样崇尚军人主义。跌宕起伏的人生让腓特烈从信奉伊壁鸠鲁学派（Epikur）转变为斯多葛主义（Stoa）的拥护者，并且决定了他对待“富余”问题的态度。
只要这位莱茵斯贝格的王储依然认为人性并非建立在经验之上，而仅是为摆脱美学探讨中的不真实的愿景，就说明其依然信奉伊壁鸠鲁主义。那么何不让自己和这个世界享受富余的快乐呢？他在给伏尔泰的信中写道：“我喜欢法国人对生活的热爱，我很开心地看到，40万城市公民能享受生活的舒适，没有生活的苦闷。这是40万城市公民幸福的证明。我认为，每一个集体的首领即使不能让他的子民富裕，也应力求让他们感到满足，因为即使没有财富，人民也能得到满足。比如，一个参加节日或表演的人，或是在一个人多热闹的地方短暂停留的人，我可以说这个人一定是幸福的，他将带着无限美好的幻想和充实的内心回到家中。因此，应该尽力保持清醒以享受这些美妙的时刻，忘记其他的不愉快或是暂别苦闷！生活中最触手可及的财产即幸福。因此，如果能让一个大集体享受生活，等于创造了大批财富。”
愚蠢的统治者们并不知道公民的真实需求。他们之所以如此强调“马戏”，是因为他们从未听到要求“面包”的呼声。在战争年代，当一国之主必须担心“面包”时，也会放弃对公民进行“娱乐和富余”的洗脑，更不用说充当“娱乐导演”的角色。10
1763年3月30日傍晚，腓特烈二世已是迟暮之年，七年战争11如70年一般压得他喘不过气。他曾经引以为傲的祖国的繁荣有序不复存在。攻克了萨克森，却失去了其他一切。普鲁士王国的经济损失惨重——目光所及，百废待兴。
腓特烈大帝凭借与生俱来的天赋重整旗鼓，而“重建国家”这项任务比七年战争还要持久。腓特烈从一开始就决心要将其战需资金转化为和平基金。为修复被俄国焚毁的普鲁士东部地区，他不惜耗费40万黄金，并捐献骑兵队的战马以发展农业。同时，他还挪用大笔资金支持城市工业的发展。就像路易十四时代的柯尔贝尔一样，腓特烈大力推动手工业的发展。于是，柏林、柯尼斯堡12以及弗罗茨瓦夫13一片繁荣景象。经过12年的努力后，这位老人重新坐上王位，领导他的子民。“孜孜不倦的普鲁士式精神”就此诞生。
应运而生的还有大规模的财政计划。新的贸易政策必须保护本国的关税系统。作为重商主义者，腓特烈大帝十分重视利己的贸易平衡且成效显著：出口总额开始超过进口总额，西里西亚地区的亚麻大量出口到俄国。只有两种商品仍然很大程度上依赖进口，且价格昂贵：质量上乘的烟草和咖啡。这两样东西也深受国王本人的喜爱。
不久，他命人在普鲁士本土种植烟草以自足，但一些品种的烟草生长茂盛，另一些长势欠佳。他请教当时的化学家阿哈德（Achard），是否有可能“发明一种无毒无害的药水，可以在当地培育出美国弗吉尼亚种植园中那样上等的烟草”。答案是否定的，因此如果经济上允许，当时的普鲁士人抽的上等烟草依然依靠进口。
腓特烈并不考虑咖啡和烟草贸易由国家垄断。他认为这两样东西都是需征收高昂税金的奢侈品，下等的穷人根本无法承担。在这样的对内政策下，他采取了一种并不算智慧的对外措施：效仿法国，将咖啡和烟草的垄断权租赁给佃农。以此可以看出，腓特烈之前对法国的赞美对其经济政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年少时的他曾认为，只有在巴黎才能进行戏剧和诗歌创作，晚年的他依旧相信，效仿法国的经济政策一定能获得成功。
腓特烈充分信任的这些佃户（据说其中一人是马赛的破产者）所欠下的债务，给他本人及国家带来了不少麻烦。像其他重商主义者一样，一个国家的发展目标对于他来说远不止充实国库，他也动用非国库资金。重商主义的一条基本原则是：“工人必须为国家服务。高水平的劳动需要最专业的劳动力！”国王深信，法国官员能比本国那些迟钝不熟练、且过于老实的公民更好地管理这一租佃制度，因此他将咖啡和烟草垄断系统中的200个管理职位分配给了法国官员，结果必然导致普鲁士公民的反抗。他们不理解，为什么国王要把国家的经济管理权交给在罗斯巴赫等地吃了败仗的法国人。他们还指责烟草和咖啡监管者借维护公共安全之名干涉商品贸易。这一点或许道理上不充分，但情理上可以理解。
喝咖啡的习俗在柏林比在北德的运输中心汉堡和莱比锡兴起得晚。这些城市经济的蓬勃发展需要大笔资金，而腓特烈算了一笔账：每年至少有70万塔勒流出普鲁士，主要流向咖啡豆出口国荷兰。受其影响，普鲁士的啤酒产业日渐衰落。国王不可能不知道，他的子民之所以喝咖啡，是为了更高效、更长时间地工作！然而，当他看到日渐增长的咖啡消费和缩减的啤酒消费时，立即加以批判。于是，他颁布政令，对每磅咖啡征收八格罗森银币14的税，然而随之而来的是走私贸易的出现。“西部的窟窿”从埃姆斯河畔的埃姆登市被撬开，并沿着莱茵河向北，一直延伸到西北部的克莱沃。同时，瑞典的波美拉尼亚成为“北部的窟窿”15，咖啡从这里渗入普鲁士王国。普鲁士政府在全国各处安置警备人员，严格打击和抑制走私现象。然而，一些咖啡监管员借机勾结走私团伙谋取私利。
管理普鲁士垄断贸易的法国官员向国王提出了一个更好的打击走私的办法：进口咖啡豆一旦进入国内，必须立即送入国王建的烘焙房——只允许售卖烘焙过的咖啡豆！这样政府便能够监督咖啡的交易情况。如果有公民或咖啡馆老板烘焙走私来的咖啡，吡啶和糠醛遇热挥发出的强烈气味将泄露某处有人非法存有咖啡，附近的邻居和警察将立即予以没收。法国人还向国王保证，这一监督措施不仅不会妨碍咖啡贸易，还能让很多退役军人获得工作岗位。于是，大街上出现了许多七年战争中幸存的残兵，他们拄着拐杖、戴着三角帽、穿着制服、扎着马尾到处巡视——俨然模仿腓特烈的形象。不甘受辱的柏林、柯尼斯堡及弗罗茨瓦夫公民对此极为愤怒，当这群所谓的“咖啡鼻子”闯进他们家中，肆意取下饭锅，搜查他们的餐厅，质问家中所有人时，他们决定群起抗议。与之相比，北部乡村地区的公民要温顺一些。在劳恩堡和比托，如果当地公民敢私自从波美拉尼亚进口咖啡，两地的骑士阶级将依据政令将其全部扔掉。(www.xing528.com)
不难想象，政府对消费者的这一严厉管制引起了公民的强烈不满，以致咖啡销量下降。于是，即使咖啡价格降至每磅1塔勒，仍然无人买账，只能再降价一半，结果于事无补，人们开始寻找咖啡的替代品。一出文化悲喜剧拉开帷幕：在咖啡消费者和统治者的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菊苣根代替咖啡成为得利的渔翁。
向一位独裁的天才领导人陈述事实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而当时一位名叫海因特茨（Heinitz）的大臣做到了。他勇敢、果断地告诉国王，对咖啡贸易的这种垄断行为是一个失败的经济决策。并且还用数据证明，这一政策只是表面上增加了国库收入，实际上并没有效果。国家从咖啡贸易中盈利的96000塔勒也不过是一纸空文，因为一边是以5∶7的比例增加的收入，另一边却是以3∶10的比例倍增的垄断管理支出。
腓特烈大帝虽然不高兴，但海因特茨的建议让这位国王决定不再雇佣法国人。在他去世前三个月，其周围的大臣们都决心要废除这一垄断政策。实施者就是当时的王储，即后来的腓特烈·威廉二世（Frederick William II），他的亲信大臣叫约翰·克里斯托福·冯·沃尔纳。为了不影响腓特烈大帝，所有的措施都是极其秘密地进行。“我相信所做皆为正义，”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为了保护您的至高权威，我甘愿秘密地工作。希望我草拟的这些诏令今后被印刷并下达，而不是几经其手面目全非。”在回忆录中，这位王储的亲信大臣毫无保留地批判了这一经济政策：“这种垄断是对商人的折磨，对国内贸易和过境贸易的摧残，扩大了武装官员的规模，从而使劳动力队伍受创；此外还极大地增加了管理支出，外国人却借此捞得很大一笔油水。16”
腓特烈·威廉二世尚未加冕成为普鲁士国王，咖啡关税就已大幅度下降。“为了彻底遏制偷税的想法和行为”， 1787年7月1日，这一咖啡烘焙禁令被废除。
法国政治经济学家米拉波侯爵（Mirabeau）给这一夭折的经济垄断和租佃政策写下了最辛辣的墓志铭。一个法国人在普鲁士君主制的统治下向这位法国最高贵的友人直言不讳实为少见。不过也不足为奇，因为当欧洲政治和经济被一片阴沉和恐怖笼罩，当创造租佃制的法国荣光不再时，它陈旧的制度亦寿终正寝，彼时正是法国的崇拜者腓特烈大帝逝世后三年。
斗转星移，日新月异。
1.法军在1689年普法尔茨继承战争中占领了海德堡，并先后两次（1689年和1693年）用大炮重创海德堡城堡。——译者注
2.荷马的史诗《伊利亚特》第六卷中描述的一种会喷火的怪兽：它的前部是狮子，尾巴是一条蟒蛇，身子是山羊。——译者注
3.中世纪时期一些城市享有权利——干涉和限制城内商品的交易时间。商人可通过纳贡获得交易自由。
4.查哈里亚（Zachariae）1744年出版了一部名为《Der Renommiste》的英雄诗歌，生动描述了当时莱比锡和耶拿两座大学城的大学生生活。——译者注
5.法国诗歌当中的一种常用题材，起源于12世纪中期由朗贝尔·勒道尔和亚历山大·德·贝尔内合写的一部名为《亚历山大的故事》的诗作，该故事诗中的诗句每行均是12个音节，故此得名“亚历山大诗体”。——译者注
6.戈特舍德（1700～1766），德国诗人、作家和文学理论家。——译者注
7.讽刺作家皮坎多本名亨利西（Henrici），本职为税务员，从他的幻想曲中可知一二。——译者注
8.从一开始就如此。1933年档案中公布的文件显示，哥辛斯基等待多年才拿到咖啡营业许可。他必须通过信件和呈文的形式提醒执政政府自己曾经的英雄事迹。
9.Eudaimonie，亚里士多德学派的幸福哲学观，认为一切行为的目的是为了幸福，方法是通过道德行为来获得幸福。——译者注
10.“面包与马戏”（panem et circenses），出自罗马帝国著名的讽刺文学诗人尤维纳利斯（Decimus Junius Juvenalis）的著名警句，它讽刺了当时的贵族用免费的粮食和流行的斗兽场演出来安抚和拉拢平民。——译者注
11.七年战争发生在1754～1763年。当时欧洲的主要强国均参与了这场战争，其影响覆盖了欧洲、北美、中美洲，西非海岸、印度及菲律宾。——编者注
12.普鲁士东部领土。——译者注
13.今波兰城市，当时为普鲁士领土。——译者注
14.1塔勒=30格罗森银币。——译者注
15.该地区历史上曾经历过多个国家的先后统治。——译者注
16.指法国官员凭借这一垄断政策获得高薪水和红利。——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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