咖啡在到达西欧的前几百年只是消遣品，尚未成为国民经济中的产品的一部分。直到咖啡的销量和产量开始不断增长，它才逐渐成为一种商品。统治者发现有利可图，便利用手中的权力，履行保护商品和商品贸易的义务。
国家政策可能五花八门，但必须都得到实施。无论是阶级制共和国，还是议会制君主制，或如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1所主张的绝对君主制，涌入欧洲国家的舶来品的流通都必须遵循符合国家利益的规定。
这一规定在最早实现现代化的法国实施起来着实有趣。专制主义的法国是第一个自主走国民经济道路的国家，尽管其在君主专制统治末期难逃破产命运。
现代化法国的国民经济政策由路易十四时期的财政大臣让·巴普蒂斯特·柯尔贝尔所开启。每一位哲学家和改革家，尤其是为国服务的哲学家和改革家都以实现自己的主张和愿景为目标，当然，他也不得不背负一些负面影响。柯尔贝尔所创造的这个强大的法兰西工业大国，无疑受到了西班牙没落的影响。西班牙发现美洲新大陆，从而成为欧洲贵金属资源最富足的国家，并以此实现了在西半球的霸权地位。然而，几十年之后，西班牙的黄金和白银却并未开花结果。西班牙人典型的瘦弱的贵族身材和简单的贵族大脑向来厌恶劳动，他们的黄金韧而不硬，白银白而无泽。当然，西班牙也有一些杰出的商人，可惜只占少数，更多的是一些贪婪的殖民地征服者2和掠夺者，他们只顾抢掠却不懂为己所用。意大利语中将货币比喻为园艺，“货币艺术的成果”这样的词是西班牙人怎么也想不到的。西班牙人不会耐心、细心地把时间奉献给不适合自己的事情，比如像培育植物一样管理金钱和财富。西班牙的每一个乞丐都自称贵族，对他们来说，财富只出现一次（就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于是他们开始质疑财富的价值。难道财富只能通过劳动获得？相较于劳动，这些哥特人和伊比利亚人的后代宁愿选择战争和乞讨，他们常常挨饿，靠掠夺维持生计。
柯尔贝尔从西班牙的例子中看到：非劳动创造的财富毫无价值。当他朝北望去，看到了另一番令人羡慕的场景：勤奋的荷兰人靠劳动创造财富。他们的目标不仅仅是打赢一场战争以获得河流入海口的统治权，这些只是他们崛起的前提。手工业和商品贸易既能给他们带来财富，亦能带来幸福。
在柯尔贝尔看来，法兰西民族性格上的基本要素并不比荷兰差，他们也是天生勤奋的民族，即使他们只愿意投身于有吸引力的工作。同时，他们在手工业方面聪慧灵巧，无论是纺织还是炼钢，都十分擅长。于是他决定将黄金投入工业生产，工业不仅可以创造财富，同时也可以解决不劳而贫这一社会弊病。建立工厂是让那些游手好闲之徒开始劳动的保险之法，同时也是帮助人们摆脱贫困的捷径。(www.xing528.com)
柯尔贝尔希望在一个以绝对君主专制为最高权威的体系中实现民族富强，却完全没有认识到这个不幸的失误。像其他同时代的人一样，他主张建立埃及式的等级制度。国王路易十四有一句名言：“朕即国家。”对柯尔贝尔来说这犹如自然法则：或许有这样一个人，他的智慧之光可以在任何时候参透国家的任一层面，因此，他不仅象征国家，且代表国家。这位被神化、如埃及法老一般的人物即路易十四。在柯尔贝尔写给路易国王的信中，没有卑躬屈膝的谄媚，而是发自内心的信仰：“人们必须虔诚地信仰并感谢上帝让我们在如您这般高贵的国王的统治下降生，这份崇高的权力只以您的意念为界。”
法国所采取的贸易政策是合理的：增加出口，同时尽可能控制进口，这意味着金钱的流入。为加速国内的商品流通，规定取消国内的货物通行税和过桥税，并将削减的这部分过路费大量转移到了边境。
法国禁止进口一切本国可生产的东西，例如产自意大利或佛兰德的商品，否则将收取高昂的工业税和保护税。而法国本土不生产的货物进口时需征收关税，例如所有产自热带的香料都需要缴纳财政关税，其中包括咖啡。
柯尔贝尔没有理由禁止咖啡交易。他的“重商主义”政策将整个世界市场拆解成无数个小贸易区。“重商主义”只是看起来贴近“自给自足主义”，反对“商品自由”，因为它拒绝让世界经济通过对外贸易介入国家经济。实际上，柯尔贝尔并非自给自足主义者，只是纯粹的重商主义者。他通过对咖啡进口征收高额关税，让国家获得进口盈利。但这不同于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3的爱国主义，医生们反对设立咖啡馆也与这位财政大臣毫无关系。恰恰相反，当时的政府公文在提到咖啡时也将其列为健康饮品，像法国这样的君主专制国家毫无理由将咖啡这种能够带来关税盈利的商品列为毒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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