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上瘾：咖啡搅动历史，遭遇强劲拦路虎

阿尔迈尼尔·帕斯卡尔经历了巴黎的破产后，悄无声息地搬到了伦敦，在这里，他竟然遇到了一个与他同名的对手：希腊人帕斯卡尔·罗塞（Pascal Rosea）。他原名叫格拉艾科-韦内齐亚纳（Graeko-Venezianer），因为他来自拉古萨（今属克罗地亚），中世纪时受过圣马可之狮利爪攻击的地方。伦敦商人丹尼尔·爱德华（Daniel Edward）曾乘船去过土耳其的士麦那（即今天的伊兹米尔）。在返程中，他于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在拉古萨下船时，遇见了头戴希腊小帽卖咖啡的帕斯卡尔。在士麦那，每个安纳托利亚的居民都会煮咖啡，这在爱德华看来是件稀松平常的事情。但越靠近英国，这就越少见。因此，他从位于黎凡特—希腊地区边界的拉古萨带上了帕斯卡尔·罗塞。他雇用帕斯卡尔做他的佣人，以后每天早上为他煮咖啡。“这一全新的习惯吸引了许多朋友来拜访爱德华，”纂史人安德森（Anderson）在《商业史》（History of Commerce）中写道，“以至于他一直到近下午时分都得忙于跟客人们聊天，满足大批访客的好奇心。”咖啡确实在任何一个时代都能让每个认识它的人爆发强烈的说话欲望。因为不胜其烦，所以爱德华后来为帕斯卡尔建了一间开放的小木屋，让他在那儿用咖啡来招待客人，而不用自己亲自到场。这种“黑色的令人喋喋不休的饮料”在帕斯卡尔的手上从小木屋转移到了一间咖啡馆。英国首家咖啡馆就这样在科恩希尔大街上开张了，就在圣迈克尔教堂的对面，可谓毗邻最虔诚的地方。他的广告词可以是“英国第一口公开烹制和出售的美味咖啡，由帕斯卡尔·罗塞为您提供”。

但帕斯卡尔没有料到自己会遇到强劲的拦路虎。一位巨人、所有北欧国家的霸主——啤酒杀了出来。商人和酿酒工人可不想因为豆大一粒、弱不禁风、散发着女性香水味儿的咖啡豆让自己的啤酒花和麦芽发霉腐烂。于是，他们首先向市长告发帕斯卡尔“不是一位自由民”。他们质疑，从什么时候开始，外国人可以打压本地产业了呢？市长了解了他们的要求后，派自己的马车夫波曼去做帕斯卡尔的合伙人。对这一处理结果并不满意的酿酒工要求，必须对这个新兴行业征收特别高额的税。此后，帕斯卡尔不得不缴纳6000便士的税，但即使如此，他最终也没能逃脱被逼走的命运。

波曼被迫在他的咖啡馆里兼售啤酒。尽管如此，咖啡的成功仍然有目共睹。所以，舰队大街上的一位理发师詹姆斯·法尔也开始采购咖啡豆，然后售卖咖啡。于是，他成了众矢之的、酿酒工们积攒的怒气的发泄口。他们将他告上了公堂。“我们在此控告身为理发师的詹姆斯·法尔烹制和售卖一种被称为‘咖啡’的饮料，控告他因此制造难闻的气味，给邻居造成困扰；还有，整天甚至整夜在壁炉和房间里燃烧明火，给周围所有人带来了巨大的安全隐患和深深的恐惧。”

虽然酿酒工人对他进行了如此卑鄙的控告，但法尔的咖啡馆却恰恰逃过了1666年烧毁旧伦敦的全城特大火灾。

考文特花园附近的剧院区咖啡馆林立，其中有些咖啡馆还颇负盛名，如巴腾咖啡馆、加拉韦咖啡馆、威尔咖啡馆和汤姆咖啡馆。这里成为了上流社会的聚集地，商人、法学家、医生和议员们意气风发地在此相聚。整个国家的灵魂人物戴着象征身份和地位的假发相聚于此，想从咖啡中获得智慧和清醒。

至此，啤酒之神甘布里努斯不得不表现出满意的样子。一波刚平，一波又起，负责婚姻、生育和关爱的朱诺女神却又挑起了争端——只要咖啡在哪儿出现，诸如此类的争端就一定如影随形。她对另外一个女神，即维纳斯女神曾在马赛遭遇的失败感到不满，于是在伦敦女性中挑起了对刚进入伦敦的黑色饮料的强烈抗议。1674年，这些夜里被丈夫轻蔑地扔在一旁的女人就已经强烈抗议过她们被无视的遭遇：她们控告咖啡让自己的丈夫丧失了生育能力，就像这种带来厄运的浆果所生长的荒漠地区一样；她们强大祖先的后代会像猴子和猪一样慢慢消失……

男士们在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中回应了女性们对咖啡的仇视，该文用于“为他们自己的行为辩护，为喝咖啡这一良好习惯辩护，以及反驳一篇危言耸听的抨击文章对咖啡的污蔑”。

男士们取得了最终胜利。伦敦已婚女性对咖啡太过极端的控诉让她们的行为丧失了公众的同情。(www.xing528.com)

但朱诺女神也被击退了：声称咖啡毁掉家庭和生意的控告套上各种各样的伪装层出不穷。称“出入咖啡馆让男性不务正业”的说法不过是换汤不换药的老套控诉。一张传单上写着：“咖啡馆是性欲的大敌。一些以前处事认真、前程似锦的绅士和商人去了咖啡馆以后就不如从前了。为了见朋友，他们在那儿虚度三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朋友又带上其他朋友，他们就要荒废工作中的六七小时甚至八个小时……”

这样的控诉更像无理取闹，但因被咖啡抢走信众而损失惨重的啤酒神甘布里努斯也时不时地杀个回马枪。他现在摇身一变，成了一名国民经济学家。他借一名经济学教师的嘴表达了这样的担忧：“咖啡馆的存在阻碍了大麦、麦芽和小麦等国产产品的销售。佃农的生活因此被毁，因为他们的粮食卖不出去。地主的生活也随之被毁，因为佃农付不起租金。”

尽管如此，咖啡仍毫不动摇地在为英国人提神的道路上昂首阔步，直到它遭遇了众神之首朱庇特和世间万物的政治秩序。众所周知，在咖啡的传奇史中，历史总是一再重演：正如麦加总督克哈伊尔-贝格曾打击过喝咖啡之风，因为它使人政治化一样，咖啡馆在伦敦也遭遇了流言蜚语的中伤，人们说它们事实上是政治俱乐部的所在。一份申诉书中以妻子般的口吻写道：“这是怎样的一场传染病啊！普普通通的手工业者整日坐在咖啡馆里闲谈政治，放着可怜的孩子在家里嗷嗷待哺。如果生意失败，他们自己将被送进监狱或被迫服兵役。”

但也不是所有言论都是诽谤。咖啡馆确实是政治阴谋的集合地。政党政治活动的热闹最终将偶然走进咖啡馆的无组织、无敌意的客人都变得不重要了。圣詹姆斯咖啡馆和士麦那咖啡馆是崇尚民主的辉格党员的大本营， 托利党的议员们（他们今天绝不会走进任何一间咖啡馆）也聚居在咖啡馆里。针锋相对的国会议员们在对一件事情的认知上却是统一的，正如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在《夺发记》（The Rape of the Lock）中所写的：

咖啡馆里“思想机器”运转不停，这对于政府而言是不可控制、不受欢迎的。因此，政府通过一纸声明宣布关停咖啡馆。距1676年新年还有两天时，伦敦的大街小巷贴满了总检察长威廉·琼斯（William Jones）要求关闭所有咖啡馆的呼吁书，“因为人们在咖啡馆里散播的流言蜚语给陛下领导的政府和整个国家造成了困扰”。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证明了一个变得清醒的国家所拥有的力量。所有党派突然之间联合起来对抗这一“反人性的非法行为”。咖啡馆曾是议会党派的聚集点，同时也是他们的宣传厅，怎么能就此放弃它们呢？伦敦的抗议达到如此程度，以至于麦考莱（Macaulay）说：“全世界都起来反抗了。”

不过几日，当权者就不得不让步。在咖啡馆所有者承诺不再允许文章、书籍和传单进入咖啡馆，以及不再允许客人发表损害他人名誉的言论后，政府重新开放了咖啡馆。于是，人们又可以毫无阻碍地公开享用咖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