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赔偿范围收窄至严重精神损害，是法律多方权衡的无奈之举。将精神损害赔偿加上严重精神损害之限制，对于克服精神损害赔偿的滥疡确有效果，但缺陷也不容忽视。
1.判断标准不明晰
严重性是一个高度模糊的概念，尽管具有限制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意思，但严重性到底是指什么，是被害人的主观感受还是客观认知，难有一个统一的定论。以我国为例，我国虽对精神损害的严重性作出了要求，但无论是立法上还是理论界，对于严重的标准均没有达成一致的认识。立法并没有正面回答“严重”的标准，涉及严重性判断时往往只作排除式表述。比如，从反面阐述“偶尔的痛苦和不高兴不能认为是严重精神损害”。[56]在司法实践中，自规定精神损害的严重性条件以来，围绕“严重性”判断标准产生之纷争一直备受关注。侵权人、受害人、当事人之外的第三人立场不同，对严重性的感知也就迥然有异。比如，在“裴某霞等诉钱某明人身损害赔偿案”中，怀孕6个月的孕妇在散步时被被告驾驶的摩托车撞到腹部而致胎儿早产，婴儿出生后因早产而免疫力低下，住院治疗14天。原告主张1000元精神损害赔偿，法院却以未造成严重后果为由对其主张不予支持。[57]在本案中，胎儿早产，父母所受的精神痛苦不容否认，法院却以未造成严重后果为由不予支持，其合理性必然遭受质疑。
判断标准不明晰既对于法官处理案件造成困扰，又造成受害人举证证明困难的问题。在理论上，学者们就精神损害的严重性判断提出了多种观点。比如，有的学者提出，是否达到严重程度应依据一定的客观判断标准，依一般观念判断，通常要考虑侵权的外在表现，如伤残等级、损害结果、侵权情节等因素。有的学者认为，应在区分权益的基础上结合伤残等级，在没有造成伤残时由法官根据个案进行自由裁量；[58]有的学者认为，应依据侵权行为类型判断严重与否，如果一个神志正常、身体健康的人不能妥善对付案件中的侵害事件所带来的精神压力，使思维、行动出现异常，身体健康发生变化，应认为后果严重；若侵害行为严重违反公序良俗，情节恶劣、影响很坏和损害结果严重的，应认定为严重后果；[59]有的学者认为，认定精神损害的严重后果，需以受害者所受的精神损害为基础，运用主观标准加以认定，客观方面的侵权情节只能作为辅助因素加以考虑。[60]这些从不同角度出发提出的观点，对于丰富精神损害严重性判断的理论极具意义，但离形成共识还相去甚远。
2.违反完全赔偿原则(www.xing528.com)
有损害必有救济。在现代法上，除奥地利法和瑞士法等少数国家立法例外，完全赔偿原则已经成为各国损害赔偿法的一项基本原则。[61]通常情况下，行为人只要有过错，对于其行为就应予以赔偿。正如阿蒂亚所说：“过错犹如具有魔法一样，一旦加害人被认定为有过错，就会陷入任由被害人宰割的境地。在一般情况下，过错的大小或过错导致后果的大小都是无关紧要的。被告因为过错而导致原告的损失，要对原告承担全部赔偿责任。”[62]按照完全赔偿原则，损害赔偿责任不因赔偿义务人为故意或过失而有不同，只要归责要件具备，加害人即应全部赔偿；反之，若不具备归责要件，则无赔偿义务。[63]
完全赔偿原则是民事责任补偿功能的反映，补偿意味着要通过责任的适用填平受害人所遭受的全部损害，使其恢复到如同损害未发生时的状态。将精神损害赔偿限制于严重精神损害，势必将相当部分未达到严重程度的精神损害排除在损害填补责任之外，对受害人的救济也就变得不完全。而且，将损害限于严重的程度，势必要设定精神损害严重的各种标准，如伤残等级、损坏后果、侵权情节等，而很少考虑受害人真正的主观感受，必然偏离客观真实。
3.放纵恣意妄为行为
精神损害赔偿除了具有补偿功能，还有一定的惩罚功能。侵权导致精神损害，既有故意侵害，亦有过失侵害。通常而言，为体现精神损害的预防、惩罚和抚慰功能，需要充分考虑行为人的过错程度。行为人的故意与过失直接影响法官对于精神损害赔偿的酌定。若仅以受害程度作为损害赔偿的标准，将损害赔偿限于严重精神损害的程度，而不考虑行为的性质，行为人的过错程度等因素，则行为人即使恣意妄为，只要损害不是特别严重，就可以成功地逃避责任。这会导致精神损害既达不到完全填补的目标，又达不到预防侵害及惩罚恣意妄为之行为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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