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在西周时期本是贵族统治者的通称。儒家的君子人格就是从西周君子演变而来的，但两者又有着原则的区别。西周君子的内涵只表明世袭的贵族身份，非后天的人为努力所能追求的，因而具有身份垄断性；先秦儒家则打破了这种垄断性，使君子成为一切人皆可追求的理想人格。这种内涵的变更，首先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演变的结果。
西周末年以后，整个社会发生日趋激烈的变动，大部分贵族丧失土地和人民，走向衰落，并且受到谴责和嘲弄。从旧贵族中蛹化蝉蜕出来的新兴阶层与旧君子判然有别。君子的名与实开始分离，君子称号的原有内涵开始丧失。与君子名实分离相应的是贵族的礼仪规范被践踏、僭越，造成了“凡百君子，不知德行”（《诗·北阝风·雄雉》）的局面。这样，君子原有的标准就失去了权威性与公认性。同时，为适应急剧变化的社会的需要，人们开始探索新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这些新价值观念与贵族的传统见解相离异。例如晋国的张老推荐魏绛为卿，并非由于他出身贵门，或拥有土地财富，而是认为他具有“智、仁、勇、学”四种新品格，“若在卿位，外内必平”（《国语·晋语七》）。这些新品格与以往的世袭身份是迥异其趣的。这些新品格的细目不断增多，如“仁德正直”（《左传·襄公七年》），“敬、忠、信、仁、义、知、勇、教、孝、惠、让”（《国语·周语下》）等等。随着新观念的传播，这些新品格逐渐被确立为人的基本品格，如有人提出“人所以立，信、知、勇也”（《左传·成公十七年》），“夫仁、礼勇，皆民之为也”（《国语·周语中》）。处于探索时期的人们对新观念的解释不尽相同，但有一个共同趋向，即都把新品格解释为符合变化中的社会的需要。如赵孟解释他提出的“忠信贞义”，认为“临患不忘国，忠也；思难不越官，信也；图国忘死，贞也；课主三者，信也”（《左传·昭公元年》）。这显然与地域国家的兴起有紧密联系。而穆叔与范宣子关于“不朽”的辩论，更鲜明地表现了新旧两种人生价值观念的对峙与转变。范宣子认为，只要能继承、延续祖宗的 祀，保持世袭的禄位，就可以“死而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这是一种传统的以贵族宗法、血缘关系为基础的道德价值观念。穆叔否定了这种落后的不朽观，认为“此之谓世禄，非不朽也”。他提出了新的人生不朽观，即’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同上）。他认为人生应该追求的伟大目标和崇高理想是“立德”、“立功”、“立言”，肯定人生的价值在于对社会的积极的贡献。穆叔对世禄表示蔑视，他说：“禄之大者，不可谓不朽。”这说明“保姓受氏，以守宗枋，世不绝祀”的宗法价值观开始动摇，新的人生价值观念和人格范型开始占据历史舞台。先秦儒家就是在这新时代精神的氛围中，将新的人生价值观念加以系统化和升华，创立了新的理想人格——君子人格，并在变化着的社会中继续加以拓展、弘扬和完善化。(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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