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贤人格：实现最高理想人格的基本要求

中国历代的哲学家、思想家，几乎无人不谈如何求贤成圣的问题，这也就成为他们人格论的首要论题。

“圣”的意义，从语源学上说，最初是指聪明人的意思。“圣人”是对聪明人的称谓，而没有什么玄妙莫测之意。《说文解字》云：“圣，通也。从耳呈声。”《尚书·洪范》说：“睿作圣。”《传》曰：“于事无不通之谓圣。”通达各种知识、预见各种道理的聪明人为“圣”。《诗经》中经常讲“圣”，如“母氏圣善”（《北阝风·凯风》），说的是母亲聪明能干。再如“维此圣人，瞻言百里。维彼愚人，复狂以喜”（《大雅·桑柔》），这是说，圣人所见、所谈的都考虑得很深远，而愚人只看到眼前的事，不知祸患将至，反而发狂地高兴起来。在这里把“圣人”和“愚人”对举，圣人只是聪明人的意思，没有神圣、神秘的意义。《周礼·大司徒》说：“六德：和、仁、圣、义、忠、和。”郑玄注说：“圣，通而先识。”也是说“圣人”是比众人先通晓事物道理的聪明人。

先秦诸子书中“圣”字的意义，有沿用聪明人的意义，如《管子·心术上》说：“物圆有形，形圆有名，名当谓之圣人。”能为事物命名、正名，做到名实相当，便是“圣人”。《老子》说：“绝圣弃智。”王弼注说：“圣、智，才之善也。”此处的“圣”是有智慧、才能的意思。

春秋末期，由于列国兼并，连年征战，人们深受战乱之苦，希望有一个“圣人”出来结束战争，统一全国。如，仪封人说：“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八佾》）从孔子开始，把“圣人”神圣化了。孔子面对当时“乱臣贼子”、“犯上作战”、“礼崩乐坏”的混乱的政治局面痛心疾首，焦急万分，他向往西周的礼治社会，力图恢复周制，认为“三代之治”是个理想的社会，并把尧、舜、禹视为崇高、伟大的理想圣人。《雍也》载：“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如何？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腕其犹病者。’”在孔子思想观念中的圣人，是同天一样崇高、伟大的。孔子把圣人作为全备天德、不可企及的理想人格来看待，并作为人生的奋斗目标去追求。孔子的圣人观，具有神圣、神秘的色彩。

孟子继承了孔子的圣人观，把“圣人”视为“人伦之至也”（《孟子·离娄上》），“百世之师也”（《孟子·尽心下》），是“平治天下”的伟大人物。孔、孟圣人观的相同之处是：圣人是与天一样崇高、伟大的完人。

但是，孟子的圣人观还具有其现实性的一面，即圣人不仅是天上的完人，而且是现实中的伟人。他既把传说中的尧、舜、禹奉为圣人，又把社会中的伯夷、伊尹、周公、柳下惠、孔子视为圣人，他们都是“古圣人”。圣人的种类有：“圣之清者”、“圣之任者”、“圣之和者”、“圣之时者”等等。圣人是可望又可及者，“从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这就比孔子的思想更具体了。

先秦各家虽然政治主张不同，对圣人的说法有异，但都希望有一个具有聪明智慧和实际能力的“圣人”来结束战争、统一国家、治理天下。如《墨子·兼爱上》说：“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管子·正世》说：“圣人者，审于是非之实，察于治乱之情也。故其治国也，正明法，陈严刑，将以救群生之乱，去天下之祸。”都是说，圣人治理国家，可以结束战乱、兼并，使国家统一、富强。这是春秋战国时代，各家圣人观的共同处。

先秦时代，人们心目中的“圣人”，既是一个有能力开创历史新局面的伟人，又是一个有智慧通晓人伦物理的完人。荀子说：“圣也者，尽伦者也；王也者，尽制者也；两者尽，足以为天极矣。”（《荀子·解蔽》）“大圣者，知通乎大道，应变而不穷，辨乎万物之情性者也。”（《荀子·哀公》）“圣人备道全美者也，是悬天下之权称也。”（《荀子·正论》）“圣人”是一个十全十美、全智全能的理想人物，这种人当然与常人不同了。(www.xing528.com)

汉代以后的哲学家、思想家，几乎人人都讲圣、求圣、尊圣，圣人成为人们理想中的人格、奋斗的目标、尊崇的对象。

与“圣”紧密相联的是“贤”。“贤”的含义，最初是指多财的意思，才能、德行的含义是后来才有的。《说文解字》说：“贤，多才也。从贝、臣页声。”段玉裁径将“多才”改为“多财”。足见“贤”的本义为“多财”。《庄子·徐无鬼》说：“分人以财谓之贤。”把分财与为贤联系起来，说明有财能分人者为之贤，无财则不能分人，也就无贤可言了。贤是财中产生的，即贤者必然是多财之人。

“贤”是多财之义，演化为德行和才能之义，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社会历史进步的结果。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道德观念的变化，在周朝衡量一个人贤与不贤，不只是以财富多少来决定，而是以各种条件综合考虑，即要用才能和德行来决定，“贤”由此而为多财与多能两种含义。

春秋战国时代，面对征战混乱的局面，需要伟大而崇高的“圣人”来完成统一大业，当然也需要“贤人”协助、辅佐“圣人”来统一国家、治理天下。于是“贤人”便被用来指有才能和德行，仅次于“圣人”的那种人。

在先秦诸子中，除道家老子“不尚贤”外，都是“尚贤”的。《子张》说：“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是说贤人能认识事物的根本道理，不贤的人只能认识事物的细枝末节。孔子教育弟子们要互相学习，向贤者看齐，“见贤思齐焉，见不贤则内自省也”（《里仁》）。孔了称赞最得意的门生颜渊为“贤者”。孔子不仅称贤、学贤，而且提倡举贤、任贤，也主张以“仁”的标准“举贤才”、“任贤人”。墨子人为，“尚贤”是为政之本，国家之贫富、治乱的关键在于是否“尚贤”。因此，墨子极力主张“尚贤”、“明贤”、“举贤”，无论什么人，只要是“贤者”、“能者”，就“举而上之，富而贵之，以为官长”（《墨子·尚贤中》）。他要求国君做到：不分亲疏贵贱，尚贤任能。

先秦各家都尊崇贤人，把贤人视为仅次于圣人的有才能和有德行的人。《荀子·哀公》说：“如此则可谓贤人矣。”杨亻京注云：“贤者，亚圣之名。”“圣贤”是人伦之师，万世之法，是人们歌颂、学习的理想人格和现实榜样。对于统治者来说，要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为楷模，对于士大夫和庶民来说，要以孔、孟等为榜样。如王安石就说：“圣之为称，德之极；神之为名，道之至。故凡古之所谓圣人者，于道德无所不尽也。……盖言诸圣人之事，而大成万世之法耳。”（《夫子贤于尧舜》）王安石认为，孔子和孟子“皆圣人也”，“故立乎千万世之上而为学者师”（《命解》）。这种说法，在封建社会中，有相当的代表性。“圣贤”在人们的观念中，成为崇高伟大的理想人格和崇拜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