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立科学的最高价值观

作为社会的、文化的人的需要、目的、价值追求或价值取向，是多系统、多维度的。简单地说，大体上包括物质价值与精神价值。物质价值具体表现为金钱或其他物质财富；精神价值既可以是人所追求的功名，也可以表现为审美价值或道德价值。孔子并不反对人生对物质价值的一般追求，并承认“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里仁》）。他又说：“学也，禄在其中矣！”（《卫灵公》）《论语》记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教之。’”（《子路》）就是说，以物质生活的富裕为保证，才能提高人的精神素养。孔子还把满足黎民的利益，作为从政“五美”之首要大事。但孔子反对以牺牲精神价值来追求物质价值。他说：“富与贵，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里仁》）“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述而》）富贵有义与不义之分，义体现了最高的价值。

孟子发展了孔子的思想，提出了天爵与人爵之分。“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孟子·告子上》）天爵，即价值世界中的高尚道德；人爵，即感觉世界中的功名利禄。天爵作为高尚的道德、人格的尊严，操之在己，求则得之，不可剥夺，因而是永恒的。而人爵作为名位权势上的尊贵，则是他人给予的，是外在的、暂时的、可变的。一味追求人爵，是外于生命以求人生价值，恰似王阳明《咏良知诗》所说：“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持钵效贫儿。”在孔孟看来，真正的人生追求是“志于道”，“义以为上”。道德是人生的最高价值取向，是生命的本性。没有道德，生命的意义无从体现；丧失道德，也就丧失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所以，孟子说：“无侧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孟子·公孙丑上》）至善作为人生最高价值取向，具体内容就是仁。仁与忠恕相通。忠恕是实现仁爱的途径。忠是尽己，恕是推己。尽己，就是尽己之心之力，以学问道德修好自身。推己，从消极方面来说，就是孔子所谓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卫灵公》），即尊重他人，不强人所难；从积极方面来说，就是孔子所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即翔别人，推己及人。

对于孟来说，仁是先天本有的，“仁义礼智根于心”（《孟子·尽心上》）。仁代表了内在生命的真诚，有了这种生命真诚的贯注，人才可能去表现生活的意义，达到生活的极致。因此，人一旦选择了至善作为自己一生最高的价值目标，就会义无反顾，勇往直前。“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里仁》）贫贱艰难、颠沛流离都不足以动摇追求至善的信念。所谓“孔颜乐处”，即以苦为乐。“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述而》）；“一箪食，一飘饮，在陋巷，人不堪甚忧，回也不改其乐”（《雍也》）；“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孟子·尽心上》）。这种快乐并不是来自对某一对象获得的满足，而是在追求至善过程中所产生的自悦、自愉、自乐。(www.xing528.com)

在人生追求至善的过程中，往往会面临生死与善的冲突。正如孟子所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避也。”（《孟子·告子上》）这种冲突，实质上是人的自然生命与人的德性尊严之间的冲突。孟子的选择表现了超乎自然生命之上的人生价值之极则，表现了人为至善而献身的强烈的殉道精神。人能舍生而取义，又表现了人自觉主宰自己命运的主体性——以死来创造更高层次的人生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