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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与现代:中国价值观念的转变

时间:2023-08-15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中国传统价值观念中的积极方面,在今天仍需保持,并发扬光大。孕育了中华文明几千年的中国传统价值观念在今天决无完全抛弃的必要,这是不言自明的。中国传统价值观念中的消极因素给中国社会发展带来的禁锢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新中国成立以后,传统价值观念中的消极的部分受到一定程度的克服,积极的方面得到继承和发扬。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幅价值观念复杂多元、激烈冲撞的图景。

传统与现代:中国价值观念的转变

传统的价值观念同古代社会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是相适应的。在生产规模狭小、商品经济很不发达、人们的生存很少依赖交换、社会变革不明显的社会背景下,任何统治阶级总是把维护社会的稳定视为第一要旨。统治阶级主要强调价值作为社会调节手段的意义,而比较忽视价值作为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的意义,形成了一种强调社会伦理的超功利主义的价值观念。

近代的价值观念却正好相反。当社会历史发展到商品社会,出现了马克思所描绘过的“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关系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的时代特点,旧的价值观念不足以保证这一具有复杂结构的社会正常运用转,这就必然产生新的价值观念。近代的价值观念具有实用主义的性质,这和商品社会需要维护社会机器高效率的运转是一致的。

价值观念也受一定历史时期的政治制度的影响和制约。传统的价值观念强调的是个人的义务而不是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具体的个人在这种价值观念看来显得毫无意义,人的个性几乎完全消溺在整体性之中,社会的构成要素似乎不是“人”,而是“有”、“族”、“国”,人被动地接受某种盲目力量的驱使,形成一种严重的依赖心理。毫无疑问,这种价值观念和封建专制政治是相适应的。而近代的价值观念崇尚个人的价值,崇尚人性的复苏和解放,这和资产阶级所建立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是分不开的。

当然,一定的价值观念的形成,还要受其他许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例如在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中,我们常常发现有一种消极、平庸的心态,如所谓的“知足常乐”、“知天达命”,这和封建社会长期实行的世系门第制度是密切相关的。在封建的“天命论”的影响下,人们认为自己的生死祸福都是由外在因素决定了的,一切听天由命,安于现状,敌视变革,创造精神也就无从谈起。

中国的传统观念是在封建社会基础上长期积淀而成的。对这种价值观念必须一分为二,看到它的两重性。一方面,它是博大精深、兼容并蓄的。它对于中国灿烂的古代文明的发育,对于中华民族的延续曾起过重要的作用。中国传统价值观念中的积极方面,在今天仍需保持,并发扬光大。如我国传统价值观念中有“公而忘私”的优秀成分,提倡“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些和我国当前正在开展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一致的。发果将它否定,而去鼓吹什么“自我中心论”,说什么当今世界“地球在缩上,自我在扩张”,那就必然导致个人主义思潮大肆泛滥,这决不是中华民族的福音。中国的现代化是建立在中国文化基础上的现代化。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中国的现代化并非格格不入的对立关系。事实上,在许多现代工业社会中,传统价值观念都有不同程度的保留,且起着不小的作用。孕育了中华文明几千年的中国传统价值观念在今天决无完全抛弃的必要,这是不言自明的。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这种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的价值观念在不少方面与今天的时代要求是不相符合的,其中一些消极的方面是极需我们加以摒弃的。

中国传统价值观念的消极方面有以下3个基本特征:

(1)在道德和利益之间,过分地偏重道德。所谓“群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把抽象的道德原则视为追求的最高价值目标。这种价值观念表现在生活中就是重视道德境界的提高,反对物质生活享受的追求。如“君子固穷”、“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等等。

(2)在守成和创新之间,过分地偏重守成。所谓“不为天下先”、“以不变应万变”、“中庸之道”成为人们待人接物的最佳方式。所谓“天道忌满,人事忌全”,不求进取,害怕竞争,提倡所谓“知足常乐”、“能忍自安”。这种价值观念在实践中表现出绝对的服从尊长、“畏祖不”、“畏大人”,使人的棱角磨平,创新精神泯灭。

(3)在价值的内取向和外取向之间,偏重于内取向。提倡所谓“万事无求于人”、“老死不相往来”,自我封闭,“独善其身”,关起门来称大王。要不是被不列颠枪炮轰开了大门,还在做“老子天下第一”的好梦。这种夜郎自大式的“我族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念在实践中表现为不重交往,信息隔绝。

中国传统价值观念中的消极因素给中国社会发展带来的禁锢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这种以伦理为本位的价值观念使人们的物质生活要求受到压抑。它贵义贱利,重义轻利,鄙视生产劳动,轻视科学技术,贬斥人的物质追求。在它看来,物质生产劳动和物质利益追求只有在维护纲常伦纪的前提下才被认为是“合理的”,否则,就会受到谴责和惩罚。

这种求稳守成的、内取向的价值观念,曾经束缚了民族创造精神的发挥。它只能歙人安贫乐道,满足于在小农的田园上吹奏动人的牧歌

新中国成立以后,传统价值观念中的消极的部分受到一定程度的克服,积极的方面得到继承和发扬。40多年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辉煌,中国社会40多年中发展起来的生产力超过了历史上数百年创造的生产力的总和。然而,事物的发展是曲折的,价值观念的更新也是曲折的。由于10多年左的路线的干扰和影响,由于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失误,所以在扬弃传统价值观念、确立的价值观念的变革过程中,极端片面的偏差曾经出现过。有的人发扬了传统价值观念中的落后、消极的方面,却抛弃了其积极的内容。有的人又全盘否定传统价值观念,而对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念全面赞扬,主张所谓“全盘西化”。所有这些倾向,都不利于我国价值观念的更新,不利于为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服务。

当前,中国最大的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赶上世界文明发展的步伐,而其中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在此基础上搞那两个文明建设。这就要求我们以这样一个宏伟的目标作为参考系,重新衡量、制订我们的整个社会价值系统。

当前,中国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观念取代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观念。这就不能不要求提高各个层次的主体追求业绩的进取心,要求开放创新,激励竞争,提供某种开拓冒险精神。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幅价值观念复杂多元、激烈冲撞的图景。传统的价值观念受到挑战,新的价值观念体系尚未形成,在这新旧交替的空白时期,实用主义的价值观念在我国却异军突起。(www.xing528.com)

禁欲主义的束缚下挣脱出来的近代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念,曾把西方社会导引成现代化强国。这是事实。但这种价值观念用唤起人心中“恶劣的情欲”、“卑鄙的贪欲”的办法刺激起人的进取心,也暴露出明显的消极方面。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当代西方的价值系统也面临着严重的危机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施行,西方文明蜂拥而入,近代资产阶级价值观念也在我国一部分人心中引起某种“共鸣”。最典型的是“一切向钱看”成为一种“时代风尚”。相当一部分人信仰所谓“理想,理想,有利就想;前途,前途,有钱就图”。尤其在一些青年人眼里,共产主义是“空谈”,政治理论是“教条”,只关心事物的物质价值和眼前的实利。

面对这样一种扑朔迷离的现象,不少人产生种种忧患意识。这是一个“价值分裂”的时期,也许我们要以很大的耐心来承受这一时期的种种冲击,但我闪也决不能因此而怀疑价值观念变革的必要性。

多种价值观念的冲撞可以促使它们互相了解,认识各自的长处和短处,取长补短,消除裂痕,促进新的价值观念的诞生。对扎根于社会心理深层的具有某种自发性的极为广泛的观念形态,如用强制方式去推行一种而阻止另一种,肯定是有害无益的。当然,如果对价值观念的冲撞完全放任,不加引导,也会引起社会行为的失控,造成社会不安定和混乱。唯一正确的做法是加以正确的舆论引导,把人们的思想、行为、态度纳入健康发展的轨道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今天,我们究竟应该树立怎样的价值观念,才有利于两的实现和社会进步?这是每个关心国家命运的人都在思考的问题。

价值观念人人有之,在需要选择的时候,人人都会趋利避害。但这里有一个自觉与否、稳定与否的问题。虽然人们清楚自己的价值观念,能按自己的价值观念去生活,但由于现代社会的复杂多变,人们的价值观念不断受到挑战,在多种价值观念交替更新的情况下,失去价值信念的可能性是经常存在的,这就提出了宣传、倡导正当合理的价值观念的任务。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还可以引用一个有关实验的资料,这个对价值理论有重大影响的实验揭示出:在允许自由选择食物的情况下,小鸡的选择能力表现出很大的差别。由于选择到好的食物,好的选择者比差的选择者长得更大、更强壮。如果将好的选择者所选择的食谱强加给那些差的选择者,后者则会长得大些和强壮些。这就是说,好的选择者可以为差的选择者选择更好的食物。由此看来,在人类中也会有同样的情况,在人类中也存在着好的选择者和差的选择者;只有健康的人的选择和判断可以告诉我们什么东西有益于人类的未来。

根据马克思的观点,一个理想的未来社会应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也就是说,在这样的社会里,社会的全面发展和个人的全面发展是互为条件的。因此衡量某种价值观念的优劣,唯一的根据是看它能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妥善处理好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使二者协调一致,同步发展。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当时主要矛盾的不同,能使二者协调发展的途径是各不相同的。而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今天,这个途径不是别的,正是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是整个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社会发展的可能性和程度归根到底取决于它。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力的发展更有一种绝对进步性。由于阶级对抗的不复存在,生产力的发展不仅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发展,而且将给社会每个成员带来利益。

今天,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在生产力发展极为不足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现阶段我们所碰到的一切困难、挫折、缺陷、矛盾可以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根源于生产力发展的不足。就以人们议论较多的物价、社会风气教育等问题来说,虽然有待于我们做多方工作,但最根本的工作是发展生产力。没有生产力的相当发展,就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需求,就不能为精神文明的发展奠定牢固的物质基础,就不能拿出更多的经费发展教育事业和改善知识分子待遇,也就不能有效地解决物价、社会风气、教育等问题。因此,我们应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以发展生产力为参照系去重新衡量、制订我们的整个社会价值系统,形成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价值观念。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极为紧张迫的任务。

价值观念的确立意味着主体意识的觉醒,在这里不能用死板说都、强行灌输的方法。这些方法只会引起被教育者的逆反心理,收到适得其反的效果。我们必须引导人们从本身的价值体验中明白究竟什么东西对他们是重要的、有益的,什么东西对他们是不重要的、有害的。在这里,“价值澄清法”是值得重视的。

所谓“价值澄清法”,就是对现有的价值观念进行整合、重组,为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提供合理的、文明的、进步的具体价值规范。我们认为这个工作可以从以下3个方面去做:

第一,对一些传统认为有价值而用新标准衡量是无价值的,就应该坚决摒弃。如“同步富裕”、“大锅饭”曾被认为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其实,它不利于发挥人的主动性、积极性,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根本不具有价值。

第二,对一些传统认为无价值而用新标准衡量是有价值的,应积极反拨为正。过去一讲“竞争”,就联想起资本主义弱肉强食的那一套,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有各种各样的竞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不仅不可避免,而且是一种择优汰劣的最好途径。它有利于打破“官办官养”的陈腐作风,使社会主义更具活力。

又如“个人利益”的价值,过去长期未被重视。一讲“个人利益”,就视为个人主义。其实,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没有个人利益,何来社会发展。在极左路线统治时期,个人、集体、社会三者的关系被扭曲了,只讲“大河有水小河满”,所谓“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国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这话本身并没错,但往往被利用来作为蔑视公民的个人利益、不关心人民实际生活的借口。这是必须纠正的。其实,现代社会之所以能高速发展,实有赖于每个人为着自身的和社会的利益充分地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因此,社会有责任唤起人们对自身价值的珍重和自我意识的加强,允许并鼓励个性的正当的发展。

第三,对大量尚未引起重视的价值,应大力弘扬光大,使其在人们的价值观念中得到确认。如人才价值、知识价值、信息价值、效益价值、环境价值、时间价值等等。这些价值有的尽管人们早已共知,但在今天尤显重要,而长期未得到足够的重视。我们应广为宣传“时间就是金钱”、“信息就是资本”、“人才就是资源”、“效益就是生命”、“环境是幸福的源泉”等观念,以利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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