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果推理理论及其影响因素和发展

（一）效果推理理论的起源

效果推理理论诞生于2001年，由美国学者Saras Sarasvathy博士基于其导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Herbert Simon的有限理性决策理论提出，并于2001年在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上加以介绍。该理论不同于因果推理（causation），其根植于Knight的“真正”不确定性、Weick的“感知”理论以及March的“蠢人技艺”等思想，定义为在未来无法预测的情境下的决策逻辑（Sarasvathy，2001）。效果推理理论的诞生为理解创业创新行为提供了全新的视角（Perry，2012）。

不确定性环境下的决策理论可以分为计划、适应、愿景和转化4个视角（崔连广，张敬伟，2017）。转化视角是唯一强调控制、弱化预测的视角。效果推理理论作为转化视角的代表理论，包含4个原则：可承受损失而非预期回报、战略联盟而非竞争分析、利用意外事件而非已有知识、控制未知未来而非预测

（Read，2005；Sarasvathy，2009）。

Chandler等（2011）首次开发了效果推理的测量量表，从试验、可承受损失、柔性、先前承诺4个维度测量效果推理，对效果推理的构念化及测量做出了重大贡献。同年效果推理逻辑从最初的创业领域扩展到创新领域，Brettel等（2012）开发了效果推理在创新情景下的构念内涵及测量方式并证明效果推理正向促进创新。

（二）效果推理理论的研究成果

自效果推理理论诞生以来，相关研究主要可分为三个方面。

一是对效果推理影响因素的探讨。如，Gabrielsson（2011）分析了创业者的创业决策逻辑偏好和事业动机偏好之间的关系；Costa（2011）以及Johansson（2012）主要探讨了企业情境下影响创业决策逻辑选择的因素；Long（2017）的研究表明机会识别模式对效果推理决策逻辑的选择具有显著影响；Laine（2017）的研究表明效果推理与因果推理逻辑同时存在于中小企业的决策过程，但制度不确定性会促进对效果推理的选择；Stroe（2018）和Pfeffer（2018）探究了创业者个人特质（如激情、自我效能感、风险感知、机会识别经验、商业理想）对决策逻辑选择的影响。(www.xing528.com)

二是对效果推理的应用研究。效果推理理论解释了在不确定性条件下创业网络的动态过程模型中创业者如何行动的问题（Engel，2017）。在创业生态系统中，创业者的集体学习通过集体效果推理过程持续发生，促进机会的创造（Stritar，2016）。大量研究证明效果推理或其多个维度正向影响新创企业绩效（Roach，2016）。郭润萍等（2016）的研究表明效果推理的4个维度均正向影响新企业创业能力。Guo（2018）通过对中国高科技新创企业的212位创业者和高层管理人员的问卷调查发现效果推理通过机会塑造的完全中介作用正向促进创新战略，这一关系受到竞争强度的正向调节。Cai等（2017）的研究表明效果推理通过探索式学习正向影响新企业绩效。Schmidt等（2018）对73位天使投资人的研究发现强调手段导向原则的天使投资人，其投资对象估值在投资后早期阶段显著提升，而效果推理逻辑的另外3个原则（可承受损失，合作，利用意外事件）对投资对象的估值没有显著影响。在效果推理的中介作用研究方面，胡海青等（2017）的研究表明效果推理的4个维度在创业网络与新创企业融资绩效的关系中具有部分正向中介作用。彭学兵等（2017）对290家新创企业的研究表明，效果推理的可承受损失、战略联盟和利用权变3个维度，在创业网络关系强度与新创企业绩效以及创业网络关系质量与新创企业绩效的正向关系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在效果推理的调节作用研究方面，吴隽、张建琦等（2016）通过对珠三角215家创新型企业的研究表明，效果推理逻辑正向调节了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对组织绩效的正向促进作用。Deligianni等（2017）的研究表明除可承受损失维度之外，效果推理的其他3个维度正向调节了新企业产品多样化和绩效之间的关系。Mthanti（2014）发现效果推理或其多个维度正向调节创业导向对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

部分学者将效果推理理论拓展到国际创业领域，探讨效果推理对国际创业的影响。与国外市场已有关联的创业者更倾向于使用效果推理理论（Chetty，2015）。中小企业通过效果推理行为建立网络关系，进而产生国际化机会并影响国际化决策，决定了企业将进入哪一个国际市场（Galkina，2015）。效果推理帮助天生国际化企业（born－global firm）寻求更多合作伙伴（Andersson，2011），有助于解决创建国际企业过程中的核心冲突（Sarasvathy，2014）。在高度不确定性的条件下，从因果推理到效果推理的转变可以迅速提高在国外市场的投入水平（Kalinic，2014）。效果推理理论下的网络建立行为与国际化过程中的初始进入速度和国家范围速度正相关，与国家承诺速度负相关（Prashantham等，2018）。

在创新领域，效果推理正向影响科技创业企业的创新绩效（林琳，2018）。效果推理正向促进小企业的新产品研发（Berends，2014），但这种促进作用可能受环境因素的影响：在高度创新环境下，效果推理有助于研发项目取得成功；因果推理则对低创新性的项目有利（Brettel，2012）。部分学者发现效果推理或其多个维度推动商业模式创新（Hollyway，2010；吴隽，刘衡，2016），或新产品创新（Im，2013），促进新创企业新颖型商业模式设计（王玲玲，2018）。

三是对效果推理理论自身的完善。Arend等（2015）曾在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上发表文章，基于理论建立的自然顺序，运用“Experience，Explain，Establish”这一3E框架，以12项理论评估标准，首次对效果推理这一新兴理论做出正式评价，提出了效果推理理论的5个改进方向。由此引发了十余位学者在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发表多篇文章对Arend等人的批判加以回应，展开论辩（Read，2016；Reuber，2015）。在探讨、论辩的过程中，效果推理理论不断发展。

效果推理与因果推理并不相互排斥，在企业内部能够同时存在。近年来，多项研究表明效果推理与因果推理在企业内部共生共存，随着企业发展阶段、内外部环境的变化而交互影响和交替作用（Reymen，2017；Futterer，2018；Yu，2018）。Galkina等（2017）的研究表明效果推理与因果推理同时存在于企业竞争合作关系中，决策逻辑的选择受到竞合发展阶段和管理水平的影响。崔连广、张玉利等（2017）通过对183家在位企业的问卷调查，证实在探索式创新中，决策者混合运用效果推理和因果推理逻辑，而在开发式创新中则主要运用因果推理逻辑。

效果推理诞生并主要应用于创业领域，但从创业网络视角解释效果推理对创业绩效的影响的研究目前较少。另外，将效果推理理论与社会网络理论结合，研究其对企业创业网络的影响，并探究其作用机制的研究较为匮乏。创业过程中，创业者如何建立并管理外部网络关系，创业者的行为是否符合资源的外部扩张和合作企业间目标约束的平衡？现有研究并未对这些问题从理论上做出回答或从实践上做出检验。从创业网络视角解释效果推理的作用机制能够为创业网络的动态机制的研究提供新的理论视角。

效果推理理论是基于过程的，能够有效解释Knight不确定性下企业的决策逻辑，为理解与分析创业行为逻辑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范式。但其作为新兴理论，发展尚未成熟，关键概念较难测量和检验，较难开展实证研究，效果推理与因果推理二者如何共生共存的双元模式有待研究，效果推理与创业理论下其他已知构念（如资源拼凑、探索式学习、利用式学习、即兴、特定决策等）的关系有待开拓。已有学者指出效果推理理论的建立过程不够严谨，其普适性也有待进一步检验。效果推理理论在成为一个可靠的理论之前仍有很长的路要走，大量工作有待完成。效果推理作为一个新兴的理论，仍在探讨、论辩的过程中不断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