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本”是指“一书经过多次传写或印刷而形成的各种不同本子。指书籍制作的各种特征，如书写或印刷的形式、年代、版次、字体、行款、纸墨、装订、内容的增删修改，以及一书在其流传过程中所形成的记录，如藏书、印记、题识、批校等。研究版本的特征和差异，鉴别其真伪和优劣，是为版本学”[30]。“版本”概念是不断发展的，出现于雕版印刷产生以后，“版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自冯瀛王始印五经，已后典籍，皆为版本”（《梦溪笔谈·技艺》）。尔后，版本概念进一步丰富，出现以雕版为主体，又包括写本、活字本、批校本、手稿本、石印本、铅印本等。中国古典文献，一般根据印刷技术和载体两方面区分版本：其一，按载体分为纸本、甲骨、金石、竹木、帛书等，现在又出现了电子版古籍文献；其二，纸本书献按照印刷（抄写）技术分为写本、批校本、题跋本、刻本、套印本、活字本、石印本、影印本、饾版与拱花印本等。
艺术文献版本研究的目的在于借助版本学知识，了解各种类型版本的优劣，利用内容最真实可靠的版本为艺术文献校勘、整理和结集服务，而不是就文献“书写或印刷的形式、年代、版次、字体、行款、纸墨、装订”等进行研究。艺术文献版本研究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艺术文献的版本研究对象主要应该是纸质文献，而不包括其他载体的文献。
其二，结合艺术文献的特点，了解不同印刷技术印刷文献的特征。艺术文献除了文字文献之外，还有插图或图录文献，其印刷方式不同于一般文字印刷。中国第一本研究文献版本目录著作钱曾的《读书敏求记·考古图》曾对一种影钞本[31]金石文献进行描述：“此系北宋镂板，予得之梁溪顾修远，洵缥囊中异物也。后为季沧苇借去，屡索不还，耿耿挂胸臆者数年。沧苇殁，此书归之徐健庵，予复从健庵借来，躬自摹写。其图像命良工绘画，不失毫发。楮墨更精于椠本，阅之沾沾自喜。”可见影钞本对保存图录艺术文献的作用。在中国版刻发展历史上，对图录艺术文献的处理有很多独到之处，并由此形成了珍贵的文献版本。“饾版与拱花”是适合图录的印刷方式，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饾版与拱花印本”。“饾版即将画稿，按深浅浓淡阴阳向背各刻一版，以此套印，有至十多次者。”“拱花”就是今天的凸版印刷。[32]明胡正言辑录刻印的《十竹斋笺谱》、清王槩《芥子园画传》、近人张兆祥《百花诗笺谱》等用的就是“饾版与拱花”技术。
其三，在包括艺术文献在内的古典文献中，刻板印刷和活字印刷版本占绝大多数，即所谓的刻本和活字本。刻本书献，按照时代可分为唐五代刻本、宋刻本、金刻本、元刻本、明刻本、清刻本、民国刻本；按照刻书地域分，北宋以浙江杭州和四川峨眉为中心的“浙本”和“蜀本”；南宋时福建建阳也成了刻印中心，所刻书称“建本”或“闽本”；此时中国北方金朝以及后来元朝，山西临汾（古称平阳、平水）也成了刻印中心，出现了“平水本”。明朝的刻板中心主要在江苏、浙江、安徽、福建等地，尤其是苏州、常州、金陵和安徽吴兴、新安等。按照刻书资金来源和用途，可分为官刻本、私刻本和坊刻本。官刻本是指在官府资助下刻印的，如国子监本、公使库本、学署本、书院本、州府本、经厂本、藩府本等。私刻本是私人刻印的版本。“五代毋昭裔已开私家刻书之风”[33]，南宋时盛极一时，据叶德辉统计，出现了以岳飞后代岳珂“相台家塾”为代表的50余家私刻馆，每家刻书少则一两种，多则八九种。坊刻本是指书商为牟利而刻印的文献版本。不同版本，其刻印书籍的质量有别，主要表现在内容的准确性和用纸上。一般来说官刻本质量高于私刻本和坊刻本，因为官府资金充裕，雕版材料好，刻工水平较高，利用的底本多为官府所藏，校勘认真。而坊刻本因牟利需要，纸张、校勘、刻工和底本比较差，所印书籍质量一般不高，但在一些文化比较发达的刻印中心，如南宋时杭州的一些坊刻本质量也很高，与官刻本质量无异，如陈思、陈起父子的坊刻本质量上乘；而南宋时“闽本”“麻沙书坊”雕版材料、底本、纸张、校勘都比较差，印数大，属于“宋版”书的下乘。“宋刻本中以官刻最善，私刻为精，坊刻为下。以刻地而论杭州刻本最精，蜀刻次之，建刻最下。”[34]
其四，艺术文献版本研究的现状与存在问题。艺术文献版本研究是伴随着一般文献版本研究发展起来的，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尤袤《遂初堂书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是最早记录文献版本的著作。明朝研究文献版本的著作较多，如晁瑮 《宝文堂分类书目》、周弘祖《古今书刻》等。清朝考据学和版本学研究的勃兴，研究版本的著作逐渐增多，如钱曾《读书敏求记》、于敏中等人编《天禄琳琅书目》、黄丕烈《百宋一廛书录》、莫友芝《邵亭知见传本书目》、邵懿辰《四库简明目录标注》、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等，而《读书敏求记》是第一本专门研究文献版本的目录著作。此外，还有民国时期柳诒征等编《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图书总目》、孙殿起《贩书偶记》等；解放后有《上海图书馆善本书目》《中国善本书提要》，以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等。[35]这些研究版本的目录学著作记录有大量版本信息，是了解艺术文献版本的重要途径。(www.xing528.com)
《古书经眼录》所收文献，版本、作者、校勘，甚至有关辨伪的信息甚详，如《历代名画记》条目载：“唐张彦远撰。明嘉靖间刊。棉纸。半页十一行，行二十字。白口，单鱼尾。徐乃昌旧藏本。”[36]《铁网珊瑚》：“一为明朱存理撰。作十六卷，计书品十卷，画品六卷，初刊于明嘉靖间。又清雍正六年年希尧刊本。按：邵氏《四库简明目录标注》云：此书旧题朱存理撰。其实乃赵琪美得秦氏焦氏两家无名氏书画题跋并为一本。又以所见真迹补缀而成。俗谓之‘朱铁网’。一为明都穆撰，作二十卷。为其七世孙肇斌校刻。俗谓之‘都铁网’。”[37]
《贩书偶记》是古籍书商孙殿起根据多年经手及见到的古籍编写成的目录，主要收录清以来在《四库全书》和各种丛书中未收录的印本、稿本、抄本、脚本。各书在书名、卷数、作者之后为注释，对作者、版本及刻印特点进行描述。收录美术文献主要分布在书画之属、篆刻之属，是了解明清艺术文献版本的重要依据，如：“《图绘宝鉴》八卷补遗一卷，前五卷元夏文彦撰，第六卷明毛大伦撰，后二卷钱塘蓝瑛武、林谢彬同撰。补遗一卷，吴兴夏士良撰。康熙癸亥武林传经堂刊。板心下有‘借缘草堂’四字。”“《芥子园画传》初集五卷，绣水王安节摹，康熙十八年湖上李渔刊本衙藏板。乾隆壬寅金图书业堂重刊。”[38]
王重民撰《中国古籍善本书提要》收录古籍艺术文献数量虽然有限，但对文献版本及相关信息考证最为详细，包括书名、主要版本、前人考证、主要内容，以及版本特征等。如：“《法书要录》十卷，四册（《四库总目》卷一百二十）（北图）。明刊本（十一行二十字）。原题：‘唐河东张彦集。’（卷一）集当脱‘远’字。传氏《双鉴楼善本书目》卷三所载者，行款与此同，当是同一刻本。傅氏谓为嘉靖间所刻，不知据序跋，抑据目识也？卷内有：‘周氏焕农’‘积学斋徐乃昌藏书’等印记。自序。”[39]
记录现存古籍艺术文献版本最全面的是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但该书只记录版本名称，对版本其他信息及储藏地不作描述。如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有“明刻本”和“明刻本，清丁丙跋”两个版本；唐朱景玄《唐朝名画录》有“明刻本”“明刻本，清周尔墉跋”“明朝刻本，清丁丙跋”三种版本；《宣和画谱》有“明万历三十六年高拱明刻本”“明刻本，傅增湘校并跋”“明抄本，明瞿式耜校并跋”“明抄本，清韩应陛跋”“明卧云楼抄本，清周星诒跋”等版本。类似的版本记载虽然简单，但给版本研究提供了重要而有效的途径。[40]
在近现代的艺术文献研究中，版本已经摆脱了原来按照印刷方式（如木板雕刻）确定的概念，甚至不再限定在纸质载体上，而以“异本”代替“版本”。所谓“异本”即不同的本子，同一种文献被不同的文献收集，就形成“异本”。《四库全书》虽然代表了中国古典文献整理和研究的最高成就，但对古籍版本的标注不甚严格，用“异本”标注文献，以收集人、储藏地等当作版本名称，如《古画品录》“两淮盐政采集本”、《贞观公私画史》“浙江鲍士恭家藏本”、《林泉高致》“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图画见闻志》“内府藏本”等。余绍宋先生则将“版本”和“异本”概念结合使用，有时既注明某种刻本，又注明被某书收集而形成的“异本”，如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十卷）明刻本、《王氏画苑》本、《津逮秘书》本、《学津讨源》本、《续百川学海》本。于安澜先生在《画论丛刊》《画史丛书》《画品丛书》也基本采用这种方式，如《林泉高致》《山水纯全集》为《画苑补益》本，《历代名画记》为《津逮秘书》本，《图画见闻志》为《四部丛刊》本等。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美术论著丛书》《中国画论丛书》也是如此，认为《历代名画记》通常所见版本包括明王世贞《王氏画苑》本、明毛晋刻《津逮秘书》本、清张海鹏《学津讨源》本。谢巍先生在《中国画学著作考录》一书中则把艺术文献版本范围进一步扩大，将并非完整收录的文献也称为一种版本，如《历代名画记》一书记载了北宋刊本、《说郛》本、《津逮秘书》本、《太平广记》本、《古今图书集成》本、俞剑华《中国古代画论类编》本等26个版本。《太平广记》《古今图书集成》《中国古代画论类编》这类文献，并非完整收集，严格上不属于一个版本，但理清这些分布规律对辅助艺术文献版本、校勘等工作是有意义的。[41]艺术文献版本研究，目的是了解各种版本优劣，尽量选择官刻本或质量较高的私刻和坊刻本，进行校勘、结集，为建立艺术文献版本目录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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