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无所谓文献学”，从宋末元初马端临《文献通考》这第一部以“文献”命名的著作，到20世纪30年代郑鹤声、郑鹤春《中国文献学概要》第一部以“文献学”命名的著作，标志着文献工作向文献学的转化，“文献学”逐渐成了一门学科。从现行学科目录体系看，中国大陆一些综合性大学、师范大学的中文系、历史系、图书馆学系，以及近百个古籍整理研究所大都设有文献学专业，名称或为古典文献学，或为历史文献学，或为文献学。根据1997年、2011年教育部颁布的学科专业目录，这些专业因所属学科不同又分三类：中国语言文学学科所属的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中国历史学学科所属的历史文献学科专业，以及图书馆学、情报与文献学所属的文献学专业。三者在现行学科目录中，都属于二级学科。其中前两者，偏重古典文献学，以古典文献整理、校勘、辨伪、辑佚、版本等为主体，而后者属于现代文献学，其研究范围既包括古典文献的现代化及其利用问题，也包括现代文献发展现状及其规律，以及文献著录、检索和利用的研究。
就文献学研究成果而言，从20世纪30年代郑鹤声、郑鹤春撰《中国文献学概要》到80年代张舜徽撰《中国文献学》，文献学研究呈迅速发展的态势，以“文献学”命名的学术专著有二十余种，[10]如吴枫著《中国古典文献学》，王欣夫著《文献学讲义》，杜泽逊撰《文献学概要》，曾贻芬、崔文著《中国历史文献学》，谢玉杰、王继光主编《中国历史文献学》，赵国璋、潘树广主编《文献学辞典》，张君炎著《中国文学文献学》，单淑卿、张春玲著《中国经济文献学》等。这些著作或以古典文献为研究对象，或利用系统论、信息论的方法对文献本体发展规律进行探索，或者对专科文献进行研究，是文献学迅速发展的重要体现。
文献学的科学化、系统化，特别是专科文献学，如“文学文献学”“哲学文献学”“历史文献学”“数学文献学”“艺术文献学”等的提出和建立为文献学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专科文献学的提出和建立是相应学科发展和完善的重要标志，但从总体上看这些文献著作仍然存在严重不足，具体表现在：其一，没有很好构建专科文献学框架体系，没有处理好古典文献学和现代文献学、文献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甚至把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与文献学混在一起论述。其二，没有处理好古典文献学中版本学、辑佚学、目录学、校勘学与文献学整体框架的关系。其三，对一些文献概念缺乏清晰的界定，如“历史文献”，有的指“古典文献”，有的则指“历史学文献”。这与我国现行文献学分别隶属于不同一级学科的二级学科有直接关系，而专科文献学并没有单独作为某级学科出现。[11]鉴于文献学发展现状和学科设置的局限性，一些学者对目前文献学学科建设和发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冯浩菲[12]先生认为应从学科整体层面对文献学进行整合，提升文献学地位，使之成为与哲学、法学、历史学、文学并列的一级学科，从理论层面和技术层面上对文献学进行综合研究，并结合古典文献和现代文献的特点，设“中国古典文献学”和“现代文献学”两个二级学科，在不同的一级学科下，分别设置二级专科文献学，如表一：[13](www.xing528.com)
表一：艺术文献学在文献学学科体系中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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