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服务问题：妇女服药产生畸形后代与抗药性引发的危险

本书前面已清楚地描述了西方“科学”医学取得的许多杰出成就，尤其是过去一个世纪的成就。即使是允许去考虑植根于世界其他地区不同“传统”医学实践体现出的各种见解，它们也不能替代已被证明有效的治疗疾病的那些方法，也没有任何能与之相比的体系在全球范围取得了类似的影响。在这一点上，可以理解研究现代西方医学史的学者会经常使用“进步”这一说法。然而，本书还要说明，对某种病完全征服的例子仍然很少，在其他许多方面以及在整体上征服疾病都太复杂，因而不能只是将其看做是不断取得进展的简略编年叙事。

比如，我们需要注意，医学科学的发展随之也带来了难以解决的社会、经济和伦理难题。像查德威克和西蒙这些人早期取得的成就，促使保健成为整个社会不断肩负的一种责任，这是20世纪在更为权威的医学与国家权力扩大之间建立更紧密联系的基础，无论是自由的还是专制的政权都是如此。几乎不管其有什么特定的意识形态立场，政府都已是为防治疾病进行集体动员的主要代表。这一过程还受到医生（他们本身这时已越来越多地成为国家雇员）倾向于使政策问题在广泛范围内有更多医学化的促进，这些政策问题包括环境质量、饮食质量、住房质量和工作条件以及建立“福利”社会的其他内容。

这些发展意味着，到21世纪初，医学在经济增长中已成为一个大产业。公共和私人花费的具体平衡不管是多少，在西方国家最富裕的社会中，保健开支普遍已增加到接近国民生产总值的10%。然而，在开风气之先的美国，这一数字螺旋式地上升得更高，到2011年为18%，自70年代初以来已翻了一番。这一统计数字显示，这些社会现在正在尽力攻克疾病，使人们身体更健康，寿命更长。这一过程使医疗成为一项主要的服务业。医疗行业的运转需要大量投资于各种形式的职业教育以及建造和管理复杂的医院系统，这些医院现在都成了使用“高技术”设备的主要场所。医疗还成了向医疗保险和药品生产这些领域积极经营的公司提供巨大商业利润前景的行业。病人更为常见的只是成为会计算账的对象，尤其是在那些想要使私人利润最大化或是要限制公共开支的人看来更是这样。

在公共开支的范围内，对20世纪后期卫生经济冲击最大的是，西方社会几乎无限制地要求改进医疗保健的倾向。近年来科技进步激发的希望，要远远超过现有可用资源能够满足的程度，在此情况下，期望值的上升与费用的增加不断发生冲突。在新千年来临之际，生活在西方的人一般要比以前任何一代人都更健康，同时又更担心自己的健康。在他们关心的问题中，比较合理的是对医疗服务“定量配给”的担忧，这已成为公众辩论的一个重要话题。在一个活得更长、活得更老的居民对资源有更多需求时，这是一个极为迫切的问题。但与那些生活在贫穷大陆上的人的命运相比，这些忧虑似乎只是相对富裕的西方因难以选择而产生的副作用。当21世纪来临之际，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地区，长期的政治不稳定和无法解决的贫困排除了所有这些选择，对医学科学的传播施加了非常彻底的限制，而医学是战胜疾病的决定手段。即使在今天，正如拉尔夫·达伦多夫所说，“全球化世界有一个贫穷和死亡的底层”。

现有的一些困境和忧虑与对科学诸多方面影响的一种可以理解的矛盾态度有联系。在医学领域，从对“医源性”病症的关注来看表现得特别清楚。“医源性”病症是由医生自己造成的疾病或残疾，这体现出现代治疗方法的复杂。一种药治疗某种疾病是无价之宝，但有时也会造成危险的伤害。在现代，最糟糕的例子可能是萨立多胺，这种药20世纪50年代先在西德使用，后来很快成为广为使用的非处方药。作为一种安眠药，它似乎比任何巴比妥类药物都更安全，不会上瘾，安全剂量之大足以使得不会因服用过量有危险。大约在1960年，西德的儿科医生遇到了从未见过的大批婴儿短肢畸形，又称“海豹肢畸形”，这是当时罕见的一种先天性长骨缺失毛病，病儿的躯体上直接长出正常的或残疾的手脚。这些孩子还有眼耳、心脏以及消化道、泌尿道畸形。很快真相大白，这些畸形与一种叫反应停（Contergan）的零售药有关。这些孩子的妈妈在怀孕早期（第二个月是关键阶段）服过这种药。其他以萨立多胺为主的制剂，比如在英国出售的迪亚塔瓦和在美国试用的克瓦东，很快也造成了类似的影响。据估算，约有20%在怀孕时服这种药的妇女生了畸形后代。西德卫生部长估计，大约有1万不正常的婴儿出生，其中只有一半活了下来。英国生了500个畸形儿，死亡率与西德大致相当。美国幸免这场灾难，管理药物的药学家弗朗西斯·凯尔西对这种药的安全一直存疑，她成功地顶住了强大的商业压力，不同意投入市场使用。

萨立多胺是某些药物的一个突出例子，这些药物出现是为满足公众需要，给生活增添便利，替代更危险的制剂，但却带来了想象不到的更严重的危险。在其他例子中，对药物的副作用尤其是长期副作用的怀疑经常被谈到，但很少有肯定的结论。对使用“女性口服避孕药”人们就有这样的忧虑。这种药使用很方便，在20世纪后期对性“放纵”的迅速发展起了主要作用。类似的忧虑还可能与伟哥有关，这是一种“治疗”男性性无能的药物，1998年公布时大加宣传，伟哥似乎注定很快就成为寻欢用品而不是严格的药品。

服“反应停”残疾的儿童

更为常见的还有来自抗药性的严重危险。在这一过程中，细菌、病毒、真菌和寄生物的基因突变使得那些有害微生物不太受以前对其有效的医学手段的影响。那些不具抗药性的类别被有选择地淘汰，剩下的都是些“超级病菌”。我们从医院常见的一些由细菌引起的重病注意到了这一发展，比如对新青霉素有抗药性的金黄色葡萄球菌就是如此。医生习惯于过多使用抗菌素使得情况更糟，出现危险的部分原因是，病人也经常自己很想要这类化学“常用药”。事情越来越清楚，使得微生物产生抗药性世系的基因突变完全是自然现象，但如果想要医学不退回到抗菌素出现前的那种状况，就必须对这种现象采取反制措施而不是视而不见。

这一特定问题还具体表现为，在21世纪来临之际，医生和基因学者相互影响的领域进一步取得科学突破的前景看来最为光明，但威胁也最大。差不多在克里克和沃森破译DNA后大约50年内，与消灭疾病有关的科学的主攻方向对准的是分子而不是细胞。这重点体现在人类基因组计划中，这是80年代发起的一项国际合作计划，2003年完成。科学家们计划绘出每个染色体上每个基因的位置，绘制出通过DNA双螺旋线的30亿分子“碱基对”顺序。在确立了这样一个基体后，调查者希望能够确定任何疾病或是遗传缺陷的准确基因源。此后，最迫切的挑战不可避免就是控制遗传材料，以便消除有毛病的缺陷。到2000年，基因筛选已被逐渐用于怀孕时检查未出生的孩子，看他是否会得囊性纤维变性、血友病这样的遗传病，而用于成人的检验技术也可加以完善，以便能够预测某个人是否容易得亨廷顿舞蹈病或早老性痴呆病。在这样的情况下，与现代科学潜力有关的伦理困境在不断加深，尤其是对基因程序适当改动的性质和限制提出的疑问。在什么条件下，有益的“改善”会成为潜在的危险“乱弄”？例如，在克隆羊后，一个赫胥黎式“勇敢的新世界”令人恐怖的前景离我们越来越近。在这个世界中，人类的婴儿可以经过“生物工程化”具有预想的完美体质。有关营养的类型也与此相似，人们越来越害怕，谷物转基因技术的迅速发展受到对眼前商业利润的强烈驱动，却对触发预想不到、无法控制且长期损害健康的危险没有予以足够重视。

到20世纪70年代末，有些人倾向于用大获全胜的说法描述人类征服疾病的历史，他们这样说也有些根据。正如前面第四章中提到，最具体的是这时已到全球消灭天花的最后阶段。在这样无可怀疑的基础上，人们会认为医学科学将继续迅速取得全面征服传染病的重大进展。然而，人们会事后聪明地看到，用比较严谨的说法，天花实际是比较容易击中的靶子。正如杰夫·沃茨所说：“天花没有动物充当病原储存，这种病容易识别、诊断，有有效的疫苗对付它，大家都害怕这种病。”而对其他许多类似的主要疾病就远没有这么凑巧。更关键的是，这些因素（在刚开始，对疾病的害怕简直就是纯粹的无知）都没有被立即用于另一种传染病，在赢得天花战役的胜利后人们很快就发现，这种病是对全球健康新的严重威胁。

这种病很快就被称为艾滋病（获得性免疫缺损综合症）。阿伦·M.布兰特对艾滋病爆发时机的历史意义做了评价：“这种病出现于对传染病相对较为志得意满的时刻，尤其是在发达国家。它不像1918—1920年的流感有那么大的潜在破坏力。西方发达国家在健康上已经历了从传染病为主到慢性病为主的转变，开始关注自身的资源，并注意常规的、非传染性疾病。艾滋病就出现在这一历史性的时刻，这时应付公共卫生危机还缺少社会经验和政治经验。”在1980年开始的调查初始阶段，这一问题的性质和规模都没有被充分意识到。虽然几乎可以肯定有几例更早但没被诊断出的病例，但问题在于这些让人困惑的免疫缺损病例最早是在洛杉矶人数不多的男同性恋住区发现的，后来又在旧金山和纽约的同类住区发现。没多久，同样的问题在欧洲的主要城市出现。早期阶段称呼这种病的名称有“同性恋病”和“GRID”（同性恋相关免疫缺损）。患者表现出对疾病的抵抗力大为降低，尤其是对肺炎和肺结核。到1983年，致病体被确认是一种核糖核酸逆转录酶病毒，后来称为HIV（人体免疫缺损病毒），通过血液和其他体液传播。另外，让人感到焦虑的是，有些人在出现得病（因而是在悄悄传播）的迹象前好几年可能就已携带了病毒，一旦出现症状，他们最终肯定会死于艾滋病。

这种病是前所未有的，至少在具体识别的对象和传播形式上以前没有见过。然而，病毒专家很快就明确表示怀疑，认为HIV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1985年，在中非西部发现的第二代病毒（命名为HIV-2）说明，在这一地区生活的孤立社区中，这些类型的病毒可能已存在了多年。到90年代末，在阿拉巴马大学的协调下，一支国际研究队伍所做的工作清楚地表明，人类的得病几乎肯定是起源于“丛林肉食贸易”的结果，这种贸易在加蓬和喀麦隆这些国家极为常见。泛类人猿亚种的黑猩猩与智人基因相似程度很高（98%），长期以来就是一种几乎与HIV一致的病毒的携带者。尽管这种病毒看起来对类人猿无害，但一旦通过血液混杂跨越了物种阻隔，它就会将病传给人，而血液混杂肯定是由屠杀和食用黑猩猩造成的。因此，艾滋病以前未被诊断出，人们以在中非西部肆虐的其他许多传染病来称呼它，使其不为人知。它当时是一些自给自足地区的地方病，后来才突破地区界限成为流行病。

艾滋病最终爆发的性质和速度显示，人们的流动性增强，还有其他行为的改变（包括性行为更“放纵”），这有助于说明我们所处“全球化”时代的特点。正如威廉·H.麦克尼尔注意到，“艾滋病毒如何避开过去对其栖息地限制的准确传播路线尚不明了，此后它就沿着非洲的牛车路传播，再通过飞机传遍世界，无疑不到20年就在全球繁衍。”根本就不用怀疑，以前就有的其他没有记载的病毒疾病会有如此的传播能量——即使是考虑到已发现的马尔堡、拉撒、裂谷、埃博拉（2014年埃博拉开始不受控制地传播到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的部分地区）这些危险热病在内，而还在传播的艾滋病就大不相同。在西方，艾滋病首先主要通过男性间性行为传播的特点激起了许多人以此来寻找替罪羊（就像过去对麻风病的反应），自然就指责同性恋不讲道德。同样有害的是，这也使得许多人认为这种磨难就是他们开始想象的“同性恋病”。不管怎么说，到1986年世界卫生组织制订全球艾滋病计划时，迫切需要提醒公众知道，艾滋病危险的范围要广泛得多。现在已更为清楚，传播方式还包括异性性接触（HIV-2的病例显然就是如此）、母婴之间围产期的联系、输血以及静脉注射非法毒品共用针头。另外还愈益明显，导致艾滋病的病毒要比流感一类病毒能更快突变，而流感这类病毒会转变为新类型，已经使得要想全面控制它颇为困难。

非洲的艾滋病人(www.xing528.com)

到20世纪90年代，流行病学家正在追寻艾滋病在三大地区的分布类型。在北美、西欧、大洋洲，还有拉丁美洲的城市地区，传播的主要动力来自于同性恋，尽管由于静脉注射毒品造成异性恋的传播率不断上升，而因围产期传染造成儿科病例的数量也在上升。传播的第二种类型出现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和拉丁美洲大部分农村地区，绝大多数通过异性恋传播，对男女造成的危害一样大。第三类传播区域包括北非、中东、东欧、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在那里艾滋病直到80年代中期才出现，主要是通过与以上两个地区被感染者接触得病。2012—2013年，世界卫生组织报告，艾滋病自出现以来全球的死亡人数已超过3600万。现在还活着的艾滋病患者大约也有这么多，几乎70%的病人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尽管加利福尼亚和纽约在80年代前期因艾滋病这一严重传染病迅速扩散而成为关注的焦点，但必须强调，这一疾病到21世纪初已成为发展中国家的又一主要病患。更为悲惨的是，它现在又以前所未有的有害方式“返回”非洲。艾滋病进一步扩散使这个多灾多难的大陆增加了社会和政治进一步不稳定的潜在危险。

为防止艾滋病流行的威胁，国际上不仅对政府而且对医学界所做的动员在许多方面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正如米尔科·戈尔姆克所说，“现代医学的伟大——它的高超——或许就体现在能迅速解决像艾滋病这样的一些复杂问题：它的症状学和病理学、致病体性质、传播途径和流行病学的监视。”不管怎么说，他也乐于承认，我们在现有情况下不得不对现有医学的可悲和低水准感到遗憾，这“在我们要从了解转向行动、从知识转向力量时就显而易见”。在现代征服疾病的斗争中，免疫学发挥的关键作用此时最为清楚，现在科学家会突然遇到一种疾病，这种病彻底破坏免疫系统自身的工作。甚至是在过去20年分子医学已有如此新发展的情况下，仍然没有研究出对付这种疾病的治疗方法。不过让人感到欣慰的是，已开始越来越多地使用一种抗逆转录病毒药合剂治疗艾滋病，以延缓其发病，经常也有病人得尽天年。即使这些药物治疗有鼓励人们放松对性行为持严谨态度的危险，但在花费公共开支进行大规模健康教育后，仍然在北美和西欧减缓了艾滋病的传播。至于现在世界上最迫切需要从艾滋病传播中得到解救的那些地区，贫穷继续限制它们得不到比避孕套更复杂的预防用品和有价值的治疗药物。有数百万人将注定在与历史上任何时代一样黑暗的“疫病”阴影下进入新千年。

大约在2003年出现了同样的事件，一种人们不熟悉的病毒性疾病突然流行，几乎引起了全球性的恐慌。这是一种致命的肺炎，很快被称为“非典”（重症急性呼吸综合症，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SARS），是“非典型性肺炎”的简称，起源于中国。这时，报警的级别相应提高，但跨洲的航空旅行使得情况更为复杂。因为没有疫苗，第一道防护就是预防用的口罩，很快口罩就同样改变了北京和多伦多部分地区的街景。国际金融市场受到严重打击，全球运输和旅游业遭受重创。这时，世界卫生组织仍有足够的时间来协调，做出努力以缓解病毒带来的严重破坏。即便如此，在27个国家死亡人数还是迅速达到800人左右。科学家认为，像艾滋病一样，这些人得的病是在经过某种跨物种传播后才出现的，一种中国人爱吃的美食灵猫成了动物中被怀疑的主要对象。

尽管2003年国际上对非典的反应过于强烈，但这种肺炎的出现仍是很实际的威胁。像流感这样的病毒性疾病暴发都是如此，其样式人们完全不熟悉，与以前的症状相比也有了重大的变化。比如，2009—2010年爆发的“猪流感”证明是1918—1919年肆虐的H1N1病毒世系的变异。由H5N1亚类病毒造成的“禽流感”是另一种未来的危险。那些患病者都是因接触过得病的家禽（无论是死是活）而得病。2003—2004年亚洲大部分地区禽流感大流行，这种禽类病毒还传到了欧洲和非洲，在家禽中传染，有可能变异成很容易传给人的类型，而人对此几乎没有免疫力。更值得注意的是，在21世纪初因为2001年9月11日曼哈顿世贸大厦倒塌的恐慌带来另一种危险，政治恐怖分子有可能会想到采用生物武器作为大规模杀伤的手段。

消灭天花这一具体的成就激起了人们更大的期望，但因为有艾滋病存在以及其他更为人熟悉的顽疾难以治愈又让人感到失望，其中一个病是癌症。在20世纪后期的西方，难治的癌症是激起人们普遍忧虑的疾病，至少在艾滋病的威胁造成人们极度恐慌前是这样。与艾滋病相比，癌症是一种不传染的慢性衰竭病，主要受害者是中老年。虽然古代就已知道癌症，但大部分生活在过去时代的人都不能活得那么长，以致有可能面对癌症。因而颇为矛盾的是，癌症是西方社会普遍趋于长寿的见证者。同样重要的是，在21世纪初一半以上的新病例出现在发展中国家。

癌症严格地说根本就不是单单一种病，而是包括了许多病，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计算数量超过一百种。它们共同的特点是，人体失去对正常细胞分裂过程的控制，最典型的是致使形成肿瘤的细胞增生。有时，这些“恶性”细胞转移，在体内扩散开来造成二次伤害。最容易生长肿瘤的部位是胃、肺、乳房、颈、结肠、直肠、前列腺和肝。

尽管人类多年来已大量投资于癌症研究，但仍不能基本解释癌变过程背后的原因，更不用说对其进行全面的治疗。不过可以肯定，至少在有些癌症中，基因特性或基因突变有可能是致病的重要原因，而别的原因有饮食、环境和其他外在因素，这些因素更有可能是诱因。早在1775年，伦敦的外科医生珀西瓦尔·波特就已经描述过一种男性生殖器癌症，这种癌症看来只有扫烟囱工人和其他衣服总是被煤焦油污染的人会得。自此以后，已知能够致癌的化学制剂种类大大增加。20世纪20年代，德国开始提出吸烟和肺癌之间是否可能有某种联系的问题。60年代前期，伦敦的皇家军医学院和美国卫生局长咨询委员会都明确肯定两者间有联系。以后，医务界就致力于与富有、有权势的烟草企业家院外集团长期（仍没有结束）斗争，烟草院外集团自欺欺人地否认不断增加的确凿罪证，并反对犹豫不决的政府对卷烟课征重税。至于核技术，最近50年的发展促使人们对核辐射致癌产生了日益增长且合理的恐惧。人们关注的类似方面围绕着其他的环境问题，比如认为皮肤癌发病增加与太阳紫外线强度变化有关。

到90年代末，据估计当时生活在经济发达地区的人至少有三分之一会得癌症。最近世界卫生组织2014年的世界癌症报告称，在全球范围，每年大约有1400万人被诊断患上癌症，到2035年每年得癌症的数字将会增加到约2400万人。这些统计数字令人震撼，因为治疗主要癌症（例如肺癌和胰腺癌）最常用的手术、化疗和放疗对存活率还不能有任何实际的根本改变。不过也有让人鼓舞的消息，2013年底权威杂志《科学》在“年度突破”中提到一种新方法，以免疫疗法作为更有效地治疗癌症的基础。文章中还称，有一种主要源自美国研究成果的“方式变化”，即采用防疫系统来抑制肿瘤细胞。这些防疫系统同样也被用来抵御病毒和微生物入侵我们的身体。

或许我们有理由宣称，癌症在20世纪已经代替痨病成为大卫·坎托所说的时代的“主要疾病象征”。然而，正如本书第七章末尾提到的，肺结核显示出其难以根除的程度要超出医学专家在一两代人之前所预料的情形。肺结核仍远未被征服，继续顽固地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尤其是还影响着发展中国家的百姓，其中年轻人得病特别多。一些主要的疾病未能根除，比如霍乱，我们已经在第六章中注意到它最近的情况；还有疟疾，在第八章中已探讨了它在19世纪非洲探险中所起的作用。20世纪50、60年代，疟疾成为一项国际灭绝计划的对象，目的与最终征服天花类似。可悲的是，消灭疟疾的战役只取得了有限的成功。虽然在北美、欧洲和苏联大部分地区已根除了疟疾，但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大片热带和亚热带地区，这种病仍是大祸害。蚊子已增强了对杀虫剂的抵抗力，与之相应，疟原虫也对像氯奎这样的药物增加了抗药性，同时国际航空旅行的发展也有可能散布传播疾病的昆虫。虽然近年来消灭疟疾的计划肯定降低了死亡率，但世界卫生组织2012年的估计是，每年的死亡人数约为60万，患病者超过200万，全球几乎一半人有得病的危险。

疟疾的意义还体现在，它反映了疾病与近来影响世界生态系统前所未有的迅速变化之间的联系。最让人担心的是人为的全球变暖问题。尽管有人否认，但绝大多数科学家现在都认为这是现实的危险。就像萃萃蝇与昏睡病的关系一样，在“全球变暖”的情况下，温度平均只要升高一两度就会造成按蚊成功孳生和再孳生区域明显扩大。诸如登格热和各类腹泻病也同样对现在气候的变化很敏感，也可以预料到旱灾和营养不良范围的扩大。在其他环境问题中，突出的是对空气、土壤和水的污染，尤其是化工产品带来的污染。含氟冰箱气体大量泄漏肯定对消耗大气上方的臭氧层有影响，因而导致其过滤紫外线辐射功能降低，使得患皮肤癌的危险增大。可能最引人注意的是核反应堆的灾难:1986年乌克兰的切尔诺贝利核反应堆爆炸，2011年日本的海啸造成福岛的冷却系统被毁。而且国际社会还不能长久地解决一个相关的问题，即如何及在何处储存核废料以使之能安全存放数千年。这些考虑关注的是对健康全球性的危害，且健康问题与人类对核能的控制密不可分，甚至是公开宣布和平利用核能也是如此。

在现在这个千年，对我们这个星球以及我们自己“中毒”的争论，不能与人口增长对全球环境的影响截然分开。20世纪医学取得的成功——例如使用抗菌素和免疫技术对付婴幼儿的死亡——最终证明其本身也成为问题的根源。1750年至1900年，全球人口大约从10亿增加到16亿。1950年上升至26亿，此后人口数字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据联合国组织报告，1999年人口已超过60亿；据最近的估算，到2013年将为72亿，预计到2050年将为96亿。前面一百年左右的历史表明，人类已经处于人口数量大增同时也要顾及质量的时期。在预计的人口数字中最引人注意的是，不断增加的人口至少有90%集中于全球较贫困的地区。但这一事实的意义或许在于，在21世纪初，这些地区有很多地方不正是艾滋病和其他主要疾病的肆虐横行之地吗？甚至就是现在，马尔萨斯和达尔文的著作仍在提醒我们有这样的可能，高死亡率——不管是艾滋病造成的，还是由当代世界的环境和社会剧变引起的人们预见不到的其他疾病造成的——有可能会减缓现在预计的人口激增。

由于不断对疾病开战，现代医学——社会、治疗和预防——给人类提供了过上寿命更长、更健康生活的前景。但在促使全球人口增长的同时，这也造成了或许是无法解决的困难。与此类似，先进技术给许多社会带来了一个世纪前无法想象的享受和福利。为做到这一点，它也带来了一些可能是无法解决的问题。至于物质的东西，这两个过程合在一起使人类跑到了自己文明状态的前面。原始的东西没有为了安全深埋。这就使人类会经常像动物一样生活：不受限制的繁殖，弄脏自己的环境，耗竭自己的资源，不为未来着想。政府告诉我们：“我们必须与环境保持和谐”，但这是回避问题。反之，人类必须与自身保持和谐。假如不学会自律，假如解决不了主要是由我们自己制造的困难，那么我们的问题看来就注定要用更严厉的方式来解决，至少是暂时这样解决。那时解决的手段就必然会在人类的一个或所有古老敌人手中，这些敌人是饥荒、瘟疫和战争——与这些《启示录》上的骑士一起来的灰马上还有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