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使大众暗示成真-疾病改变历史

从广义上讲，疾病有两类：肉体的疾病和精神的疾病。肉体疾病有时又称为器官疾病，有明显的损伤，医生可以通过病人口述病情以及他们自己能发现的病人体征来诊断疾病，可以采用触诊和听诊的古老方法或是像X光和验血这样现代的辅助手段治疗。而精神的或情绪的疾病就没有明显的身体损伤，但病人也确实受到真实病症的折磨。癌症是一种可以通过特定体征和症状确定的肉体疾病。恐癌症就是一种很常见的精神病，病人或许会述说与癌症有关的症状，但在身体检查时却没有相关体征。上面所说的是一种简单化的说法，因为疾病很少是单纯肉体或单纯精神的。病人得病可能与身体原因无关，诸如财政困难，事情不顺，失眠和食欲不振这些麻烦都会造成与病人肉体疾病无关的精神症状。相反，一种精神的疾病常会造成像抽搐、瘫痪、食欲紊乱这样的身体变化，这些都与疾病本身的症状无关。

因为这些原因，我们可以说，所有疾病都程度不等地存在精神方面的特征。可以来看看前面几章讨论过的两个例子。亨利八世得的梅毒几乎可以肯定是肉体疾病。假如是这样，其影响就被他强有力的地位、傲慢和不宽容增强了。而后两点就是精神缺陷。他的主要麻烦无疑是一种肉体疾病，精神因素是次要的。相反，拿破仑在一生中得过许多肉体上的小病，但他真正的病是精神的。他自以为是世界的主人，因此就把自己看得超出了实际。

我们在圣女贞德这个让人迷惑的个案上，可以发现精神与肉体疾病结合的极好例证。贞德生于法国洛林杜瑞米一个富裕的农民家庭，1425年13岁时开始听到神秘的声音。后来，她宣称听到的声音来自圣米歇尔、圣玛格丽特和圣凯瑟琳。这些声音告诉她，上帝选择她为的是从英国侵略者手中解救法国。他们引导她去见法国王太子，劝太子加冕为国王。他的使命就是要驱逐英国人和勃艮第人出法国，奉献他纯洁的王国为上帝效劳。在这一点上，贞德无疑是不正常的，因为正常人不会听见超自然的声音，也不会看见圣徒的形象。但贞德肯定没有疯，不然的话，弗洛伦斯·南丁格尔也会被看做是疯了，因为她在17岁时听到上帝对她说话。就像南丁格尔小姐所做的，贞德表现出相当讲究实际，制订出最终获得成功的策略。所以，把她听到的声音和看到的形象当做是脑子有病的幻觉是很不明智的。当人们承认她是个“奇怪的姑娘”时，就是说她的行为与普通姑娘不同，我们应该来寻找这些视觉和听觉迷乱的肉体原因。

唯一可靠的证据是，1431年2月和3月她受审时在博韦主教面前所做的陈述。起初，贞德很不愿意讲述她的来自天上的客人。审判她的法官急于要证明是巫术给了她灵感，有一次还暗示她服了迷幻药。他们问她要曼德拉草做什么用。贞德回答：“我没有曼德拉草，从来都没有。我听人说在我家乡附近有。我还听说这是邪恶、危险的东西。我不知道它有什么用。”

她勇敢地为自己辩护，整个审判期间都很坚强。在问她听到的声音时，她告诉法庭第一次听到是在13岁，声音把她吓坏了。她不能理解告诉她的内容，直到第三次才听懂。它们对她说了一遍又一遍，除非周围非常安静，否则就不能弄懂这些声音的意思。对她说话的圣徒的模样也是后来才显露出来的。她拒绝描述他们的具体模样，但说她拥抱了他们，他们身上有好闻的味道。再问下去，她两次声称幻影把她吓得要死以致她跪倒在地。然后，她继续陈述，这是从医学角度来看她的最重要的陈述：“我听到声音在我右手边响起……如果没有一道光亮我就很少听到声音。当声音响起时，光亮来自同一边，通常是一道强光。”有一次她睡着了，声音把她惊醒，不是被触摸而单是被声音惊醒。声音不在贞德睡觉的牢房，但她能肯定是在城堡的什么地方。她为感谢声音而起身，坐在床上紧握双手。

把圣女贞德绑在火刑柱上

贞德在火刑柱上被烧死25年后的1456年，法国为她举行了平反审判，这次提供了更多一点的证据。两位牧师作证，在她被烧的那天早晨，他们在牢房拜访过她。她告诉他们，她的圣徒或精灵以小斑点的模样出现在她面前，数量非常多，也非常小。其他唯一有暗示含意的证据是，在审判期间她得了某种很神秘的病，使得审判延迟了三天。看押她的狱卒把这场病归因于她吃了西鲱鱼，一道卢瓦尔名菜，而贞德本人则认为祸根是博韦主教送给她的鲤鱼。负责照顾她的医生约翰·蒂费纳问过她，发现她有病，还吐了几次，与其他情况不同的是这次得病时间更长。

在这里还不能下一个明白、准确的诊断，但可以试着猜一猜。贞德在发育的年龄就有了这种毛病。她间歇地有耳鸣的毛病，耳朵里有歌声、铃声，有些人还把它们转变为说话声。（本书作者之一就有个病人抱怨说耳朵里不断有《基督徒士兵向前进》的歌声。）贞德的耳鸣在一侧，总是在右边，这是通常的表现。她还有视觉障碍，眼前会出现亮光、闪光，混杂着飞舞的黑斑。眼前出现斑点是恶心通常的症状，贞德有时特别严重，她实际在呕吐。同时她还感到头晕，使得她只能坐着或跪着。贞德可能得的是1861年最早由普罗斯帕·美尼尔描述的一种综合症——内耳性眩晕病，现在通常称为美尼尔氏综合症。

但在这个故事中，贞德的肉体毛病无论是什么，显然都是次要的。她让自己相信，她听到的声音要求她去解放法国。她对自己的使命是这样坚信，以致让其他许多人也相信了，从而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的民众运动。法国当时正处于一种糟糕境地，国内人民在经历了70年不成功的战事和外国占领后感到没有希望。贞德以自己的榜样给她的同胞注入了新的希望。以贞德为例，我们可以有把握认为，个人可以引起民众行为的巨大变化。在历史上，有许多这种有关民众行为变化的例子。有时，我们挑选出造成一系列连锁反应的个人或事件，但在别的一些例子中我们就发现不了个人的促进作用，因为这时似乎有一种普遍的看法，有些看法无疑已被接受成为惯例。一个现成的例子是英国人对猎狐和猎鹿的态度。20世纪初，狩猎还普遍被认为是受欢迎、丰富多彩的“运动”，狩猎集合时所有阶层都在一起，买不起马的人就步行跟着。不到一百年，这一“运动”因其残酷对待动物遭到强烈反对，社会的各个方面都要求废除它。就这个例子而言，没有人能确认哪个人发动了这场大规模的民众运动，造成了人们思想方法和行为方式的改变。

在许多世纪中，狐狸被当做害兽捕猎，鹿则供人食用。也就是在最近一些年，人们对动物的感情使得大家开始关心它们。为动物着想是人类文明的一种进步，是人类的动物外表下另有东西觉醒的结果。在这些外表下仍然存在着人的动物性原始本能。恐惧、仇恨、愤怒、贪婪、自我保存和人类种族的保存这些本能始终存在。在人的一生中都会有个别时候外表破裂，某种原始的本能会暴露出来，由文明施加的控制丧失，我们可以恰当地称之为个人的兽性狂怒或动物性恐惧。

人是一种群居动物，这样的物种不喜欢与同伴分开，害怕他们会被赶出群体。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互相模仿，这也是为什么无理智、无缘由的恐惧或愤怒在适宜条件下会从个人传到大众中去。作为大众的一部分，那些像个人一样在面对面的相互交往中显然很敏感的男女总会有一种错觉，他们整个的同类都是相互敌视的。在世界历史上已有太多这样的例子，一群人把另一群与自己非常相似的人看成是怪物、魔鬼的工具、非人和破坏的手段。这就是常被称为暴民癔症的现象。

形式最简单的暴民癔症可以以常出现的集体昏晕为例。一个工人在工厂晕倒在地，另一人接着晕倒，几分钟内就有十多人“昏迷”。有时是有身体的原因，或许是车间太热，气味有毒。更多情况并没有明显的原因。实际上，第一个姑娘晕倒是因为她来月经失血过多，或是某个男子没吃早饭就来上班。剩下的人则都是“同情性昏晕”的例子。这种是癔症（歇斯底里）或情感的昏晕，没有体质原因。

恐惧也可以是传染的和歇斯底里的，有时会造成悲剧。一个著名例子发生在1883年5月30日，新的布鲁克林至曼哈顿大桥开通后不久。不知怎么的，人群中散布开一种没有来由的恐惧感，说大桥的框架就要倒塌。在逃离本来很安全的大桥的慌乱中，12人被踩死，26人受伤。造成恐惧的起因一直没有找到。在1944年伦敦遭受空袭期间，一阵类似的没有根据的恐慌造成许多人死在通往地下的防空掩体台阶上。

同情性昏晕或恐慌都是依靠大众暗示，一个人昏晕或恐慌对别人就暗示着他们也应该做同样的事。这就是大众为何能够被操纵的原因。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在1997年8月31日戴安娜王妃悲剧性死亡后出现的歇斯底里狂潮。开车司机喝酒造成乘客死亡，有时还是有魅力很有名的乘客，这样不幸的事很平常，引起不了多少公众注意。王妃肯定是有魅力的，她婚姻的纠葛也让人同情，相当小范围的人还了解并赞赏她喜爱儿童以及她为禁止使用地雷所做的人道主义努力。假如一个询问者在事故发生前几天在英国任何地方挨家挨户走访，问一个简单的问题：“你了解戴安娜王妃吗？”许多人的回答只会是“不了解”。然而，就在不到一星期后，成千上万的人由一种大众的行为模仿程序联合在一起，把一束束花放在肯辛顿宫门前，就像在悼念他们的至亲密友。

不管是在教堂的讲坛，还是在街角的肥皂箱上喧嚷，今天的媒体和过去政客的力量都是如此。明智的统治者知道得很清楚，上个星期大声向他欢呼的民众或许明天就会要他的命。向暴民恳请可以唤起他们对君王的爱国忠诚，也可以唤起恐惧、仇恨和愤怒这些更原始的冲动。这些冲动对个人来说就意味着，他或她更应该立即采取暴力，但也有可能没有打击的目标，或是抗议的对象过于强大。当这一对立即行动的要求主体由个人转到群体时，一场民众运动就会随之而来。因为参加者不能将他们的抗议有效转化，就可能会采用一种奇怪的形式。

中世纪德国的舞蹈躁狂就是后者的一个例证。我们或许能发现一个诱因，黑麦的麦角病。黑麦是欧洲北部通常用来做面包的一种谷物，有时在潮湿季节会感染麦角真菌，产生的麦角化学成分很复杂，其化合物之一是麦角酸酰二乙胺，通常称为LSD，用其瑞士名称的首字母。这是在20世纪60年代通俗音乐会上使用的一种致幻药，它能增强对节奏的反应。其他作用还包括产生幻觉、激愤和色彩强烈的视觉形象。

“舞蹈病”

从中世纪前期到16世纪后期，在德意志一直都有小规模的舞蹈躁狂。这种现象并不限于德意志，在许多国家也有发现。最后一次影响了许多人的著名“舞蹈病”，是在1911年靠近达达尼尔海峡通往地中海的入口处爆发的。最严重的发病开始于1374年7月的亚琛。患者控制不住自己，在街上跳舞，大声尖叫，嘴上泛着白沫。许多人产生了幻觉，有些人宣称他们浸泡在血海中；还有些人称自己看见天开了，基督坐在王位上，与圣母玛利亚在一起。

这些舞蹈者起初没有明确目的，但他们很快就有了模仿自己跳个不停的追随者，几千人受到影响。随着狂热情绪的发展，这一活动被具体化为反教士的抗议，目标主要对准让人痛恨的兼任公国君主的主教。舞蹈者蜂拥进入低地国家（指西欧地势较低的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三国——译者按），沿着莱茵河向前推进，在整个德意志召集新的追随者。暴民们聚集在修道院门前，赶走修道院正副院长，对修士们肆意辱骂。有趣的是，统治公国的主教中没有人被杀甚至都没有被赶走。在后来阶段，舞蹈者经常表现出对剧烈疼痛和其他外来刺激感觉麻木，这是一种歇斯底里症状而不是LSD中毒。这种躁狂症状很像本书第二章提到的鞭笞派运动。要记住鞭笞派运动开始时是为对付瘟疫而向上帝求情的祈祷活动，后来发展成一场反对富人、教会和政府的抗议运动。

鞭笞派运动和舞蹈躁动都造成愈演愈烈的性行为。暴力行动和暴烈情绪都会促动人最原始的本能、保存种族的性冲动或性本能。这就是舞蹈为什么是巫术仪式的组成部分。女巫狂热在好几个方面都是神秘的。有人肯定地认为，女巫狂热主要是教会在中世纪前期有意建立的一种魔鬼教义，这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不同地域、不同国家女巫的活动是那么相似。不过很少有证据表明魔鬼宗教的鼓吹者四处游荡去寻找改教者，但通过教士所写的书面谴责清楚地表明，这曾广为人知。

某种崇拜的暴民癔症和对这种崇拜进行镇压者的癔症同样有趣。我们不能把行巫术和猎巫分开来。假如镇压巫术的猎巫有时采取的是民众运动的形式，那么巫术本身也是采用同样的形式。就像对它的镇压一样，这种崇拜同时也四处传播。因此，当我们在谈论女巫狂热时，应该将同样的说法用于女巫和猎巫。女巫癔症流行的三个主要时期大致与文艺复兴、新教改革和天主教反改革这些事件相吻合。在这每一个事件中，我们注意到，对信仰一致的控制放松了，结果就促动了信仰的偏离以及对其进行镇压。巫术只是这些偏离中的一种，而猎巫则是对不守教义者进行普遍镇压的一部分，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同样都要实施镇压。

行巫术有癔症的特征。有关女巫骑着长扫帚远距离飞行去参加夜半集会的传说是癔症的一种症状，人有升空的感觉。夜半集会时，大家筋疲力尽地狂舞，唱怪诞的歌并放荡纵欲，这是集体癔症。大嚼让人作呕的食物吃不出味道，跟恶魔头子接吻或交媾也感觉不到热度。女巫经常抱怨有一种蚂蚁在皮肤上爬的感觉。寻找女巫的人会用粗针在嫌疑者身上找没有感觉的地方。所有这些都是癔症明显的症状。

女巫被授予了想象的传播疾病和厄运的魔力，肯定就会成为不知情者实施恐怖行为的对象。但我们或许能发现与猎巫有关的一种更原始的冲动。虽然绝不是一成不变，但行巫术者一般都是拥有超自然力量的妇女，她是女性邪恶的体现。对那些独身教士和笃信征服妇女的严厉新教徒来说，她是仇恨和恐惧的一个特定对象。这些男人在巫术中不仅看到了对宗教的淫秽嘲弄，还看到了对男性至上地位的威胁。女巫成了原始的爱—恨关系和两性间争夺统治权长久斗争的一种象征。(www.xing528.com)

在不受约束加以镇压的时代，巫术活动的实际增加造成了极大的恐慌。恐惧产生出恐惧，仇恨生发出仇恨，人们到处都发现了女巫。洛林的尼古拉斯·里米为人温和，有学者风度，他在1595年至1616年把两三千受害者送上了火刑柱。虔诚的特里尔大主教在1587年至1593年烧死了22个村庄的368个女巫，1595年有两个村庄只剩下一个妇女还活着。从1623年到1631年，统治维尔茨堡的主教为镇压巫术烧死了900多人，其中包括他的侄子、几个孩子和19个教士。法国、德意志、瑞士、西班牙、瑞典和苏格兰都加入了这种集体谋杀。德意志受影响最严重，这个故事后来还有余波。在实施恐怖的高峰期，相信存在着巫术成了一种信条，而否认存在女巫会遭到谴责。

在英格兰和美洲殖民地，过火的镇压与清教极端主义有关。虽然那里的镇压从未达到欧洲大陆的程度，但有两次却臭名昭著。第一次发生在1644—1647年，受影响的是英格兰东部各郡，当时清教议会军正占上风。歇斯底里的指责和控告是由马修·霍普金斯煽动起来的，他经过钻营在1645年被委任为搜寻女巫总管。他本是伊普斯威奇的律师，此时在乡村中到处寻找女巫。还有一个名叫约翰·戈德博尔德的律师协助他，此人是为这次的特定目的经议会投票任命的法官。仅用一年多时间，这两个恶棍就在埃塞克斯郡吊死了60多个妇女，在诺福克郡和亨廷顿郡也有许多人被吊死。1647年，霍普金斯出版了《发现女巫》一书，同年他被控告是江湖骗子。他没能通过游泳的考验，也就是把手脚捆着丢进水里结果是浮在水面。最后他被当做男巫判了绞刑。

美洲的事件发生在马萨诸塞殖民地波士顿城东北约15英里的塞勒姆村。女巫狂热开始于1692年，有个10岁的姑娘指控两个老女人和一个西印度奴隶对他们施魔法。那个奴隶叫蒂图巴，他的主人是塞缪尔·帕里斯大人。看来主要应该由帕里斯对煽起迅速传播的歇斯底里情绪负责。在四个月内，几百名妇女被抓受审。法官判决19个妇女绞刑，1人因拒绝认罪被压死，许多人被判监禁。歇斯底里情绪的消失几乎与其出现的速度一样快，政府很快就对猎巫做出反应。1693年5月，费尔普斯总督下令释放所有在猎巫时被监禁的人。

波士顿公理派牧师科顿·马瑟1713年成为皇家学会会员，他在这类事件中起了奇特的作用。有时他被认为是猎巫的发起者，但毫无疑问他本人也坚信巫术，在1700年前还就这一问题写过几篇论文。另一方面，他又警告那些采用不公正手段的法官，警告他们不公正地判决了几个受害者。不管真相如何，有趣的是，像马瑟这样一个严肃的科学家也会相信有女巫存在。

两百多年后阿道夫·希特勒和纳粹党的兴起表明，当一个有病的人、一种进行大众暗示的能量、一股实施迫害的狂热和一种暴民癔症状态结合在一起，用于整个国家，就能够推行什么样的迫害。希特勒本人不自觉地成为历史是如何不仅被疾病同时也被个人对疾病的看法影响的一个例证。他对一个有病国家的看法是建立在两个假定基础之上的。第一个假定是，社会不仅与一个生物有机体相似，而且实际上为了所有目的它就是这样的一个有机体。社会经常以“人体政治”（body politic）的名义被比作有机体。但希特勒像在他之前的许多人一样误解了对现实所做的比喻。在《我的奋斗》中，他宣称：“作为雅利安人，我们可以把国家看做只是一个民族活的有机体。”他的第二个假定是从第一个假定衍生而来的，是他的种族主义思想意识的关键，其内容为：因为人类社会是一个生物有机体，那么它也会以与个人同样的方式患病、退化。再者，如同两个个人结合会产生出一个体质或智力较差的第二代，两个社会或“种族”结合也会造成退化的产物。

为了证明这一假说正确，希特勒必须假定存在着一个“纯粹人种”。于是他强化并发展出“雅利安神话”即北欧条顿人是纯种雅利安人的谬论。由于他认为对雅利安人统治和文化最直接的威胁来自想象中的“犹太种族”，因而犹太人就代表着主要的退化因素。希特勒的遗传理论建立在古代讲究实际的混血观念基础之上。因此，他会使用像“种族的有毒污染”和“血液的疫病掺杂”这样无意义的说法。依照逻辑，他会进一步扩展有关疾病比喻的范围。由于他把“犹太种族”当做主要污染物，于是就将犹太人形容为侵蚀他所生活的社会活力的细菌或寄生虫：“将探寻的刀小心插入这种脓肿，人们立刻就会发现一个小犹太人，像一具腐烂尸体中的蛆虫，突如其来的亮光常会弄瞎他的双眼。”这一有关疾病的观念处于希特勒对宇宙看法的核心，因而造成了人类历史上最恐怖的事件。然而，在某种特殊的意义上，希特勒也说得不错。从1918年到1945年，他确实生活在一个有病的社会。这种病不是体质上的而是思想上的。

在“一战”中德国做出的牺牲比其他任何交战国都大。1918年春季，德国的胜利似乎已最终在望。俄国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签订了屈辱的和约，罗马尼亚投降，德军已经打破堑壕战的僵局，把协约国军队赶回巴黎和英吉利海峡一侧的港口。所有这些都在欣喜的战报里向德国人民宣布过了。但当进攻减缓、停顿并转而退却时，报纸上没有透露一点真相。有关局势已经迅速变得毫无希望的情况仍然几乎只限于让最高统帅部知道。10月初，宣布政府正在寻求签订和约的消息使德国举国震惊，感到迷惑不解。到这时，国内防线仍完好无损，这一消息传来就像晴天霹雳造成了恐慌。常常不为人提起的是，即使在11月11日全世界听到签订停战协议时，德军仍在外国的土地上坚守阵地，没有一个协约国士兵进入德国领土。

这时，德国的经济形势已变得更糟。在以后几个月中，一支复员的军队进入已在失业重负压力下不稳定的劳力市场，造成更严重的普遍不满情绪。支付赔款的需要造成马克贬值，美元与马克的比值从1914年的1：4降至1921年7月的1：75，而到1923年1月更降至超过1：1.7万。在这个月，法军占领了鲁尔工业区，减少了德国煤钢生产的80%。到1923年8月，美元与马克比值降至1：400万，到11月15日，更降至令人难以置信的1：4200亿。货币完全崩溃使得所有储蓄化为乌有，企业破产，民众失业，食品又开始短缺。对德国社会基础的动摇，马克崩溃起的作用远远超过战争、1918年革命和凡尔赛条约合在一起的力量。

以后，德国开始缓慢复苏，只是在遭遇世界大萧条时除外。这场经济大萧条开始于1929年的美国，在1930—1931年加剧。德国工业没有能力对付它。1929年失业人口上升至200万，到1932年增加至500多万。这时的德国已是有病的国家，国内大多数人半饥半饱，生活闲散，前途受挫，幻想破灭，把他们所受的困苦转变成了一种受迫害的怪念头。

这就是希特勒所了解的德国。他个人没有经历过1914年前很有效率、经济繁荣的德国，因为他不是德国人。他是哈布斯堡帝国一个海关小官员的儿子，1889年4月20日出生于奥地利和巴伐利亚边境的布劳瑙。他的父亲阿洛依斯是玛利亚·安娜·席克格鲁贝尔的非婚生子。阿洛依斯的父亲是谁不确定，据说是约翰·格奥尔格·希德勒。阿洛依斯在阿道夫出生前13年在法律上采用了“希特勒”的姓。没有证据表明J.G.希德勒是犹太人，但阿道夫可能会相信这个有争议的祖父有部分犹太血统。可能这就是阿道夫·希特勒恶毒的反犹主义的一个基础，因为如果他的祖母不被一个犹太人诱骗，那么家谱上就不会有私生的耻辱。至少这一解释要比另一不止一个作家提出的说法可能性更大，后一种说法认为他的困惑源自他与一个犹太妓女的性关系。

阿道夫·希特勒在上奥地利林茨城外的一个小村子度过了童年，他父亲1903年死在林茨，这时他还不到14岁。他在当地学校除了自己想学的科目外学业成绩不佳。1905年16岁时，他离开了学校，没有拿到应该得到的结业证书。他继续与寡母住在一起，虽然不给她经济资助，但仍以自己奇特的方式爱着母亲。他怀有当一名杰出建筑师的雄心，但没有受过正规训练，只是喜欢在笔记本里画画，还画了重建林茨的精细计划。1907年，他决定当一名艺术家并申请进入维也纳的艺术学院。他没能通过入学考试，当他一年后再次申请时甚至都没被允许参加考试。他的母亲1907年底去世。1908年初，阿道夫没有朋友，没有能力，不愿工作。他有五年时间淹没在住房价格低廉并供应膳食的维也纳，在那里打零工。1913年，他去了慕尼黑。

但希特勒不仅仅是个不愿工作的逃避者。现在已经清楚，他编造了自传中一些比较卑劣的部分。为此，他为自己寻找借口，因为希特勒是最喜好自怜的一个好例子，属于没有才能却自以为将成为有作为艺术家的那种人。这样的人是梦见自己杰作诞生的梦想家，在他们的幻想中，伟大的著作写就，画作绘出，交响乐谱成，从开始到完成不经过任何直接的步骤。他们的梦想从来不创造二流的东西，因为他们的思想臆造的产物总是杰作。自然随之而来的是，他们自己是伟大的，周围全是一群宵小，这些宵小出于嫉妒、误解和无知不承认他们的卓越成就，或是不让他们拥有统治地位。因此，在长久地幻想自己伟大的同时，也会产生对其无价值同类的仇恨和蔑视。

阿道夫·希特勒的早年历史清楚地表明，他患有妄想症，其行为依赖于某种固定信念，完全与现实脱节。他得的是精神分裂型妄想症，认为自己是受迫害的对象，而其行动也就受对假想中迫害者的厌恶所支配。妄想症造成了他的懒散，造成了他在不得不工作时会爆发出狂热工作的热情，造成了在事情不像他希望的那样得到确切安排时会躁狂暴怒，造成了他时而郁闷绝望时而又失去理性地抱有希望。但这样一个人到底是如何获得最高权力的呢？

假如他不在“一战”中参军服役，决不会做成这些事。如果不在军队服役，他的悲惨生涯肯定会不可避免地在狱中或是贫民窟中结束，也可能是自杀。1914年他25岁，战争恰好给了他最需要的东西：逃避不了的现实、发泄暴力的渠道、一个团伙的成员、严酷纪律的安全感。希特勒在战前尽量逃避服义务兵役，但在战争爆发时却自愿入伍。他没有加入自己本国的奥地利军队，而是要求加入作为德国军队组成部分的一个巴伐利亚团。希特勒是个优秀士兵，因为他是自愿为他仰慕的国家服役的，他发现在军队中有他不再能摆脱的稳定一致性。由于这一原因，他在战争结束时要比1914年时能力更强，情绪也更稳定，但他的毛病并没治好。他仍患有妄想症，迷恋于这样的幻想，认为自己远远高居于同类之上。

希特勒似乎总是对政治活动以及那种在啤酒馆和街角流行的政治思想有兴趣。据说他在表达极端观点时表现得过分激烈，并在面对合乎情理的反对或是有所克制的辩论时毫无控制力。像这样一个人，不管在政治上是右翼还是左翼，对民主类型的政府都没有用处。因为他认为自己作为条顿人是上层精英的一员，所以雅利安人必须成为主宰种族。因而，雅利安人的使命就是在他领导下使破碎的德国恢复昔日的伟大。只有掌握绝对的权力，希特勒才能做到这一点。

1932年希特勒与戈培尔在魏玛

希特勒的追随者或帮派是一伙心怀不满、嫉妒和愤恨的人。像赫尔曼·戈林这样的前军官、阿尔弗雷德·罗森堡和约瑟夫·戈培尔这样的失意知识分子、失去工作的工人、被通货膨胀毁了生意的小店主，所有这些人都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希特勒拒绝给予一种阶级或年龄的认同。他对自己的大批追随者写道：“这些好伙计，他们什么牺牲都愿意做出，为了党整天都在工作，整夜都在执行任务。我特别要寻找那些衣衫不整的人。穿着硬领衣服的资产阶级会把所有事弄糟。”奥地利的资产阶级没有资助大人物希特勒，弄得他在维也纳的贫民窟勉强过活。而随后证明，他必须得到中产阶级的支持，他不能像列宁那样只是靠工人的肩头登上权力宝座。然而，他还是经常表现出对白领支持者的蔑视。

在希特勒夺取绝对权力的13年期间，他的组织发展到德国青年中，创建了新的更有进攻性的团伙。1926年前后，希特勒建立了青年团，这是对童子军的丑陋模仿。这个团伙人数增加很快，到1931年在波兹南火炬照亮的体育场已有十多万团员在领袖面前接受检阅。学生联盟和纳粹学童联盟是他向青少年灌输思想的另外方式。纳粹主义活跃的突击组织冲锋队人数发展迅猛，从1925年的2.7万人增加到1929年的17.8万人。但在1923—1929年，德国正尽力趋向繁荣时，纳粹党作为不满分子组成的好斗党派难以有大的发展。随着全球经济不景气，他们的机会出现了转折。1928年，纳粹党在国会选举中获得81万张选票。在经济不景气的第一年1930年，他们获得了6409600票，接近总票数的五分之一，1932年7月获得13745000票。这时希特勒已成为一个主要政治人物。骚动的冲锋队有着更加不祥的预兆，连他本人都难以控制。作为一支主要来自失业者的准军事部队，冲锋队此时人数已超过40万——四倍于凡尔赛条约允许德国拥有正规军的规模。

阿道夫·希特勒1933年1月30日作为总理执掌权力。在1932年11月的另一次国会选举中丢了200万张选票后，他只拥有全国选票的33%。他不是通过爱国的英雄主义急剧高涨（就像这一细心编造的神话所说的那样）实现了自己的野心，而是通过与右翼政党这些“旧卫队”进行卑劣的交易实现的。希特勒及其追随者在过去一些年一直攻击这些党派。这些右翼政党的目的是，要重新发挥其过去统治阶级的作用，摧毁共和国，恢复霍亨索伦王朝君主制，镇压工人和工会，推翻凡尔赛条约，重建德国的军事力量。此时在年老昏聩80多岁的兴登堡和贵族气的弗朗兹·冯·巴本领导下，他们犯了最后的错误，相信阿道夫·希特勒是他们找到的会帮助他们实现这些目标的人。因此，他们没有怀疑自己控制希特勒的能力，信任了他做出的许诺。他们不是唯一这样做的人。尼维尔·张伯伦、爱德华·达拉第和约瑟夫·斯大林都犯过类似的错误，造成了灾难的后果。精神病学不是培训政治家的必修科目，如果他们不了解不应相信一个妄想狂患者的行为或是诺言，我们不能去指责他们。

于是，德国落入了团伙帮派的统治之中。这一团伙要求人们服从其法律和习俗。希特勒及其同伙，自我陶醉的戈林、邪恶的戈培尔、虐待狂的希姆莱，他们都向民众宣扬纳粹主义的美德，而民众则报之暴民的歇斯底里大叫，以示崇敬，就像40年后没头脑的年轻人聚在一起对他们敬佩的明星歇斯底里尖叫以示崇拜一样。但年轻人虽然傻却无害，而德国暴民则不然。他们攻击假想的敌人，毁坏财产并宽纵凶手。

在出任总理后的几个月内，元首就确定纳粹党是德国唯一合法的政党，然后开始了一场现代版的猎巫运动，目的是消灭与其团伙类型不同的每一个人。由于希特勒将犹太人当做恶魔的代表或腐败机体的工具，“犹太种族”就顺理成章遭受了最大的灾难。他们受迫害就像在16、17世纪德意志迫害女巫一样，但规模更大，并因技术进步，一切能做得精密细致。在第三帝国时期，大约有500万犹太人死于德国控制的集中营和灭绝营。在这些地方，有关细菌和寄生虫的说法转化为丑陋的现实。对最狂热的纳粹分子来说，犹太人不是人。那些信奉希特勒世界观的人转而将他们远古的部落祖先称为“人”，这就意味着其他部落、群体或村民不具备人的美德或天性。

纳粹分子的目的是保持他们想象中的种族不受污染，他们害怕并仇恨任何会威胁其自我保存的东西。因此，恐惧和仇恨、自我保存和种族保存这些原始的本能都突破了文明的外表，露到表面。20世纪20、30年代，绝望的德国人抛弃了隐藏着原始人性的外表。他们发现自己立即就在暴力中获得了满足并认同于这一团伙。希特勒的整个活动，包括在纽伦堡的歇斯底里集会、向青年灌输思想、猎巫和荒唐的种族理论，其中部分是两次大战期间那种特有的忧虑促成的。不过，这也体现了对原始时代的仇恨、欲求和恐惧的回归。这是由大众暗示与暴民癔症带来危险和妄想的一个可怕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