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多利亚女王与俄国君主制的覆灭：疾病引发历史巨变

人们一开始都会认为，维多利亚女王最不可能是把列宁和他的布尔什维克同志送上权力宝座的人，她得不到这靠不住的荣誉。但在历史上就发生了这样的怪事，“伟大女王”实际上是沙皇制在其末期被推翻的主要原因之一，即使她所起的作用只是间接的、无意的。欧洲的皇族可能已经开始对他们是按“君权神授”实行统治的说法产生了怀疑，但他们仍固守一条荒谬的原则，只有他们才配戴皇冠。平民不能玷污皇室血统，联姻只限于皇室的圈子。由于这个圈子相当小，一个妻子就经常会与丈夫有很近的亲戚关系。

直到19世纪后期，也没人完全了解近亲联姻会有什么危害。基督教会禁止直系亲属结合，但允许兄弟或姐妹的孩子即堂表兄妹通婚。大家还认为，假如两兄弟都才智出众，那么他们的孙辈即两兄弟儿女的后代就很可能有更高的才智。不过没人注意到，才智并不是从父母那里遗传得来的唯一东西。

为了理解维多利亚在沙皇制垮台中所起的作用，我们需要追溯到19世纪中期，当时有个叫格里高尔·孟德尔的不出名的天主教修士对种豌豆有了兴趣。他在奥地利布鲁恩修道院的园圃干活，对这件事感到困惑不解：他撒下高株豌豆的种子为什么长出来的豌豆并不总是高的。他试着将矮株豌豆与高株豌豆一对一杂交，撒下种子，出乎他意料，长出的豌豆株几乎全是高的，而不是像他预料的那样一半高一半矮，或全是中等高度。他继续工作，得到一种全长高株豌豆的品种和另一种全长矮株豌豆的品种。然后，他把两个品种一对一杂交后撒种，结果长出的豌豆四分之三是高株，四分之一是矮株。

孟德尔断定，一定有一种“遗传因子”决定了高矮，就像高的因子会压倒矮的因子，这种因子肯定是双重的。假如这种因子是双重的，一株纯正高豌豆（T）与一株纯正矮豌豆（t）杂交，那么两个因子就会有四种可能的组合：TT、Tt、tT、tt。真正让孟德尔感兴趣的是，高因子肯定为主，因为其四分之三的后代都是高的（TT、Tt、tT），只有剩下的四分之一是矮的（tt）。但在高株豌豆中只有三分之一（TT）会长纯种豌豆，而在与另一种TT杂交后，会长出不混杂的高株后代；其余的三分之二（Tt和tT）中含有一个矮因子，即使与一个TT杂交也会长出一定比例的矮株。

在经过十多年研究后，1866年孟德尔发表了他的“遗传因子”理论。不幸的是，他的发现在一本没有影响的期刊里被埋没了，当时没有引起注意。如果其理论能被更快地理解，那么欧洲的历史就会理所当然地有所不同。事实上，直到35年后，才有来自三个不同国家的三位植物学家有了相同的看法。在研究过程中，他们都读过孟德尔的论文，并证明他的理论是正确的，这成就了他的身后名。1905年，在剑桥大学从事香豌豆杂交研究的威廉·贝特森，给孟德尔的遗传因子起了名字“基因”。

这些来自父母某一方的基因，决定了子女的外貌以及他或她对周围环境影响做出反应的基本方式。人来自于一个单一的雌性细胞卵子和一个单一的雄性细胞精子的结合。两个细胞中都有一个细胞核，每个核内有一种叫染色质的物质，在显微镜下看就像一团细心捆扎的螺旋线。染色质的主要成分是核酸，这就是我们今天通常称为DNA的非常重要的物质。当卵子受精后，两个细胞就混合组成一个单细胞。构成人体的几十亿个细胞最终都来自这个单细胞。当这个单细胞最初一分为二时，新的细胞含有同样的两性成分，这一过程贯穿人体的胚胎和发育生长阶段。当受精卵细胞开始分裂前，染色质的螺旋线就联合组成许多形似X的东西，这种东西称为染色体。正是这些染色体承载着遗传基因。

孟德尔原有的理论建立在肉眼观察的基础之上。他在种杂交豌豆时无法看到豌豆内部发生了什么变化。现代的显微镜观察研究证实了他的假说，遗传因子（比如TT或Tt）个体都是双重的，父母一方只能遗传一半这种因子给后代。在人体中，女性的卵子和男性的精子细胞中各有23条染色体，因此受精卵就有46条染色体。在很少情况下，也可能会多一条染色体，这会造成不幸的后果。在人类所有成员中，随着每个细胞的分裂，染色体数目总是保持恒定，但染色体的大小和形状不同造成了遗传性状的差异。

由于染色体承载着不同基因，以及父母只有一半的染色体传给后代，那么一个孩子从父母处各继承23条承载基因的染色体，就绝不可能与父母中的一方长得一模一样。同样，也不可能长得完全不像。同一个家庭，也不可能一个孩子与另一个孩子长得完全一样，除非是由单个受精卵细胞破裂成为双胞胎，他们在基因上相同。

通过观察画像我们可以发现，在几个世纪前就常有同一家族长相相像的情况，比如哈布斯堡家族成员都长得垂唇尖颏。尽管如此，如果能找到一幅生活在公元前100万年哈布斯堡家族成员的全身像，我们也不应该指望他与20世纪初统治奥地利的后人有任何相像之处。差别之大还不能完全用联姻不断注入新的基因来解释。他的脸和身体已与生活于今天的任何人实际很少有相像之处。

这是基因自身变化的结果。在数千年的演进过程中，正是由于基因突变，才从类人猿祖先甚至是人科生物出现前无人知晓的动物造就出了人类。这样的基因变化对有序的演化进程是必不可少的，因为这些变化使生物能适应逐渐变化的环境和更复杂的生活。在我们掌握的现有科学知识与技术能力的范围内，存在着这样一种诱惑，鼓励用人力去实现基因突变。我们之所以必须认识到“基因工程”有危险，其中原因之一就源于我们了解的在自然演进过程中已经出现的差错。

凡事皆会有失误。突变后的基因会产生一种以前基因类型中没有的怪异基因。这一变化或许会导致疾病。真正的基因疾病并不常见，因为假如这种病限制了个人的活力，这个家族很可能会在几代之中就完全灭绝。有一个例外，这就是最早被确认的一种基因缺陷——“亨廷顿舞蹈病”。这种病能使病人智力逐渐衰退，并伴有连续不自主的身体痉挛。1872年，美国医生乔治·亨廷顿第一次详细描述了这种病的病情，他在纽约长岛诊治过几个患者。亨廷顿的父亲和祖父治疗过其中几个病人家族中的先人，他祖父早在1797年就开始在那里行医。亨廷顿家的孙子因此能追溯病人家族的过去。他指出，这种病（也就是突变的基因）存在于英国萨福克郡布雷斯村的一个家族中，这个家族1630年在波士顿登陆上岸。他们的剧烈痉挛和精神病症引起了人们的怀疑，有些人因此在1692年臭名昭著的塞勒姆女巫审判（这场审判发生在马萨诸塞的塞勒姆，许多妇女被控行巫术，20多人被处死——译者按）中受到指控。亨廷顿舞蹈病是一个罕见的基因缺陷长期延续的例子，虽然无法治疗，病人通常也要到中年时才发病。因此，他们的孩子在发病前就出生了，这些孩子中约有一半会得病。在这个例子中，移民家族的病史前后不间断地延续了12代。

在其他基因疾病中，卟啉病特别让人感兴趣，不仅是因为它引发了相当出色（仍有争议）的一次医学的探究工作，而且还对历史进程产生了一些影响。“卟啉”意为“紫尿”，与此病最常见的症状有关，病人不时会排出紫褐色尿液。这种病通常在20多岁或30多岁比较明显，急性发作并伴有腹痛、便秘，还有局部的神经症状，比如皮肤过敏、风湿痛和精神错乱。20世纪60年代，艾达·马卡尔平和理查德·亨特经过研究发现，大不列颠和汉诺威的国王乔治三世是这种病的患者。乔治生前被残酷地看做“疯子”，用现代术语来说，他患有躁狂忧郁精神病，但现在许多医生认为他是个卟啉病患者。马卡尔平和亨特把这种病上溯六代到苏格兰的玛丽女王身上。在他们的家族中，发现这种病迹象的有玛丽的重孙女安妮女王和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一世。乔治三世的四个儿子都有得病迹象，到20世纪60年代还活着的两位王室成员也有这种病。他们隐名埋姓，一人是腓特烈一世的后代，另一人是乔治三世妹妹的后代。

乔治三世生于1738年，死于1820年，在1762年24岁至1804年间他八次发病，每次症状都相似。1810年10月，他再次得病，经过两年的恶化和缓解后，陷入了没有希望的精神错乱之中。他81岁高龄时去世，死时疯癫、目盲、耳聋。他最后一次发病时72岁，可能与卟啉病无关，更像是老年痴呆症的严重昏聩。

许多人将他的“疯癫”与其统治时最著名的事件即英国丧失美洲殖民地及独立的美利坚合众国诞生联系在一起。无疑，乔治是个顽固、缺乏想象力的人，人也不很聪明，在1775年引爆独立战争的愚蠢挑衅中，他支持首相诺思勋爵。但在几次发作的间歇期，他没有精神错乱迹象。他有些唠叨，会问像“苹果怎样填进布丁”这样的怪问题，经常显得对萝卜要比对国政更感兴趣，但他统治国家还算胜任且较为稳定。在1762年至1766年1月间，他只发过一次病，但病情不重，只延续了一个月。此后直到1788年7月他都没病。由于在1766年至1788年找不到任何有关他“疯癫”的证据，我们就不能把在1775—1781年战争中美洲殖民地的丧失归罪为卟啉病。国王的错误判断可能加速了危机的到来，他的刚愎自用也可能阻碍了友好解决争端的可能性，但他的错误要由大臣、下院多数议员和大多数英国公众一起承担。

患有卟啉病的疯癫国王乔治三世

实际上，乔治的病真正产生影响的不是美洲问题而是爱尔兰问题。18世纪，尽管天主教徒不能在都柏林的议会当议员，新教移民与天主教本地人在爱尔兰仍能友好地在一起生活。在18世纪最后几年，共和制的法国表示愿意帮助爱尔兰从英国奴役下解放出来，这一许诺引发了1798年的叛乱，天主教徒希望建立一个由天主教教士统治的“凯尔特共和国”。在叛乱被英国军队和爱尔兰新教徒联手残酷镇压后，威廉·皮特首相决定两个岛合并，在威斯敏斯特设立一个议会，以期实现恢复秩序和正义的良好愿望。他诱使爱尔兰议会自己解散，并让其在1800年宣布与英国合并，达成的谅解是天主教徒有资格在新的联合议会中成为议员。换言之，皮特使自己投身于天主教解放运动。

但皮特没有将其意图告知乔治三世。乔治把自己看做是纯正新教信仰的捍卫者。当大法官让国王注意皮特的建议时，国王立刻表示反对，皮特辞职。十天后，1801年2月，乔治的卟啉病发作，并伴有严重精神错乱。3月，他恢复正常，皮特对他郑重允诺，在国王的有生之年再也不提天主教的解放。“现在我总算放了心，”乔治回答道。于是，为了不激怒国王，天主教解放问题被搁置了28年。缺乏这一基本的要素，皮特抚慰爱尔兰的计划注定要失败。对爱尔兰天主教徒来说，与英国合并意味着让外来暴虐的新教徒统治。或许卟啉病要为19、20世纪的爱尔兰纷争付一部分责任。

维多利亚女王在历史上所起的最致命的作用是，把“甲型血友病”这种罕见的基因疾病传给了她的不少后代。这种病有个几乎一成不变的特点，女性是传播疾病的携带者，而只有她们的男性后代才会受病症折磨。即使是患病的父亲也不会直接把血友病传给儿子。与之不同的是，他的女儿会成为基因携带者，传给她们的男性后代。一个女性只有在母亲是基因携带者父亲是血友病患者的情况下才会得血友病。这种病的症状是流血不能在正常时间内凝结。这一不正常现象几个世纪前就被人尤其是行割礼的犹太人注意到了。对此最早的明确描述是在1803年一个叫约翰·C.奥托的费城医生写下的：“一种流血不止的现象存在于特定的家族中。令人惊异的是，只有男性才会得这种怪病。虽然女性不会得病，但她们仍能把病传给她们的男孩。”毛病出在病人体内对凝血有关键作用的血清（血的液体部分）中缺少一种蛋白质。正常血液凝结需要5到15分钟，而血友病人体内的血凝结至少需要半小时，一般是几小时甚至是几天。因此，血友病人生活在极度危险之中，在正常人是微不足道的小伤口就会使他们有生命危险。皮下毛细血管破裂引起的青紫也会让病人特别疼痛，因为淤血涌进了组织。由于外科医生只能用清创来对付，因而这样的内出血特别危险。

这种缺陷或突变的基因似乎来源于维多利亚女王，也可能来源于她的母亲肯特公爵夫人。维多利亚是唯一的孩子，因而就难以确定其基因的来源。在英国王族和她母亲的萨克斯—科堡—萨菲尔德家族中，都没有血友病史。维多利亚四个儿子中利奥波德亲王死于血友病。在她的五个女儿中有两个把血友病传给了儿子或孙子。遭遇最惨的是她最小的女儿比阿特丽斯公主，她嫁给了巴腾堡的亨利亲王。他们生的两个儿子都死于血友病。一个女儿恩娜嫁给西班牙国王阿方索八世，生的两个患血友病的儿子分别死于20岁和31岁。这是一部典型的家族病史，由于患者不能追溯到维多利亚已知祖先的母系或父系任何一方，有关她是私生女的话题就不可避免地被提出。她真是肯特公爵的女儿，还是某个隐名者的孩子？尽管她的面容很像肯特公爵和她的祖父乔治三世，也有可能基因就是首次在维多利亚身上或她的公爵父母其中一位身上自发突变（血友病有记录的病例中约四分之一是这种情况），但仍有人怀疑其生父的身份。

维多利亚的第三个孩子即第二个女儿艾丽思生于1843年，嫁给黑森—达姆施塔特大公路易四世。他们婚后生了两个儿子，其中一个3岁时死于血友病。他们生了5个女儿，活下来的最小的一个叫艾莉克斯，嫁给了全俄罗斯沙皇和皇帝、至高无上的君主尼古拉二世，因而就把维多利亚女王的血友病基因带给了罗曼诺夫家族。

艾莉克斯全名艾丽思·维多利亚·海伦娜·路易丝·比阿特丽斯，黑森—达姆施塔特公主，1872年6月6日生于达姆施塔特。她6岁时在白喉流行期间失去了母亲和一个妹妹。全家人每年常规拜访一次“维多利亚外婆”。在女儿去世后，女王把丧偶的女婿当成自己的儿子，他们去英国宫廷拜访得更频繁了。

艾莉克斯长大后容貌姣好，是个身材高挑的少女，满头金红秀发，蓝眼睛，肤色白皙中透着绯红，惟有孤傲、冷漠的表情有损她的古典气质。作为一个少女，她不是特别聪明但也绝不笨，15岁时已对历史、地理、文学和音乐有了很好的基础。她对医学很有兴趣。维多利亚时代的伟大理想，勤奋、自律和奉献贯穿她的一生。她成了维多利亚时代一个典型的正经“淑女”，私下里对性感到困惑，将公开讨论这一话题看做令人作呕之事。她有着病态的羞怯，缺乏本应成为王室成员基本条件的魅力。了解她的人不多，对那些了解她的人来说，她是“亮丽的”（Sunny），这一叫法用来指她富有光泽的秀发和明亮闪烁的眼睛。

1884年，这个无足轻重的12岁小王室公主第一次去欧洲最强大的陆上帝国的宫廷旅行，是去参加她姐姐与谢尔盖大公的婚礼，大公是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弟弟。在那里，她遇到了沙皇亚历山大16岁的儿子、皇太子尼古拉，尼古拉出生于1868年5月18日。这是个一见钟情的例子。

尼古拉二世全家

假如艾莉克斯有基因问题，那么尼古拉也有。他问题的根子出在孟德尔观察到的第一个“遗传因子”，身高的变异。亚历山大三世是高个，身高六英尺六英寸，肩膀相应也宽。他能够用手折弯银币，有一次他用肩膀顶住损坏的火车顶篷，全家人才得以逃脱。还有一次，奥地利大使不明智地在饭桌上谈到，可能有必要在边境上动员一两个师，亚历山大拿起一把沉甸甸的银叉，轻易地把它弯成个结，扔给这个大使说：“这就是我要对你的师做的事。”这个像头强壮公牛的男人，看起来像个木头疙瘩，但实际上说话做事都很干脆利落。他娶了个性格要复杂一些的娇小女人。尼古拉更多受他母亲玛莉亚·达格玛而不是受他让人敬畏的父亲遗传。尼古拉的性格特点是有魅力、勇敢、敏捷、聪慧，也表现出羞怯和犹疑，但致命的一点在于他易受个性更强者摆布。他长得矮小瘦削，只有五英尺六英寸高，而在他周围有一批人高马大的罗曼诺夫王朝的亲戚。

维多利亚女王对这门婚事很热心，因为他们结婚对她心爱的外孙女来说是个极好的机会，但一开始这件事就蒙上了阴影。亚历山大和皇后都不同意，因为他们两人讨厌德国人。另外，未来的俄罗斯沙皇皇后必须是东正教徒，而艾莉克斯是狂热的路德派新教徒。孝顺儿子尼古拉在日记中写道：“长久以来我压抑着感情，尽量用不可能的事欺骗自己，认为我的美梦终将成真。”在写下这些话的两年后，他的梦真的成真了。1894年4月，沙皇得了严重的肾病，儿子的婚事突然成了一件国家大事。尼古拉除了艾莉克斯对别的姑娘都不了解，他的父母只有顺从他的心愿。

亚历山大的身体每况愈下，到10月他显然快要死了。艾莉克斯被匆忙召来，10月23日到达克里米亚的里瓦几亚，正式的订婚仪式在沙皇的寝室举行。垂死的沙皇还象征性地坚持要在仪式上身着全副盛装。10月28日，艾莉克斯在尼古拉的日记中插入一段话，似乎是对未来的预言：“亲爱的孩子，你的亮丽姑娘会为你和你所爱的父亲祈祷的。坚强起来，每天要让医生单独到你这儿来，这样你就总是第一个知道，不要让别人抢先，你却被丢下，要表达你自己的想法，不要让别人忘了你是谁。”1894年11月1日，伟大的亚历山大去世，时年49岁，26岁的尼古拉二世获得了全俄罗斯君王、沙皇和皇帝的称号。

艾莉克斯以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夫娜的名字被东正教会接纳，婚礼在11月26日一种深切哀悼的气氛中举行。尼古拉忙于国务，无暇去度蜜月。但皇室婚姻不管是出于爱还是出于策略，它的主要目的都要实现，亚历山德拉在这方面没有疏于职责。1895年10月，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在以后的6年中又生了三个。每生一个孩子也就增添一份失望，因为四个都是女孩。最后在1904年8月12日，灾难的日俄战争正在进行中，圣彼得堡的大炮轰鸣，报告发生了一件改变俄国历史进程的头等大事。这天，不幸的男孩阿列克赛出生，亚历山德拉把维多利亚的血友病突变基因传给了这个她期盼已久的儿子。

在阿列克赛六周大时，血友病最早的迹象是他的脐带流血不止。很快，他在爬行或学步时轻微的碰伤就会出现淤血。毫无疑问，他得了血友病。亚历山德拉对所有孩子是一个事无巨细都要管的母亲，她不得不承认是她把这种可怕的病传给了自己无辜的儿子。她一直无法从了解真相的打击中恢复过来。没有生育一个血友病儿子经历的人不可能完全理解这个母亲的痛苦。她陷入了一个阴暗、没有阳光的孤独世界。假如这个男孩成为皇位继承人，痛苦必然就会更大，因为无法对人述说，生活成了一派谎言。

这就是尼古拉和亚历山德拉逃避社交生活，在皇村隐居的原因，他们在沉闷、狭小的宫廷圈子过着中产阶级的家庭生活。在许多方面，亚历山德拉都像她的外祖母维多利亚。她在皇村隐藏自己的绝望心情，就像维多利亚在失去深爱的阿尔伯特后在郊区的温莎城堡所做的一样。她们两人都有要强的个性，但两人也都要求被人控制，并从社会下层选择她们的主人。维多利亚有她的约翰·布朗和芒希，亚历山德拉有她醉酒的村夫。像这样生活，不可避免会有谣言流传。有段时间人们传言，隐居的维多利亚步她祖父的后尘也疯了。彼得堡的社会也在传闻，沙皇皇储不被允许在公开场合露面，是因为他得了癫痫，或许天生就是白痴。由于这个得血友病的男孩是俄国皇位唯一的直系继承人，真相更不能透露。

尼古拉、医生和侍臣们都对此束手无策。皇宫教堂教士的祈祷也同样无济于事，对东正教圣人的祈求没有回应。但上帝不会完全抛弃像亚历山德拉这样的人，她坚信主的仁慈是这样热诚，崇拜主是这样真挚。在什么地方一定会有个人，他的圣洁和力量足以能从上帝那里得到神奇的干预力，能独自拯救她的孩子阿列克赛。因为是这样真诚希望有这样一个人，这个人的出现就是理所当然的了。他出现时用了“拉斯普廷”这个名字，意思是“心灵导师”或云游圣人。

1907年7月，阿列克赛在床上躺了三天，濒临死亡。拉斯普廷被皇后召到皇村，他是由一位大公夫人也可能是皇后的一位身份卑微却关系密切的朋友安娜·维鲁鲍娃引荐的。圣人静静地坐在男孩的床边，握住他的手，给他低声讲童话故事和西伯利亚民间故事。第二天，阿列克赛不疼了，能够坐起来。当时很可能采用这种“治疗”方法，让病人安静的休息也算成功了一半。

皇子阿列克赛与陪护他的德雷温克

下一次发病情况与这次完全不同。1912年9月，阿列克赛9岁时，沙皇全家出访波兰东部的比亚罗韦扎。这个男孩在跳出小船时摔了一跤，左大腿根部出现大片淤血。他抱怨疼得厉害，家庭医生尤金·博特金让他卧床休息几天。两个星期后，当阿列克赛看来已恢复后，他们全家人去了斯帕拉，住在茂密森林中一个密闭阴暗的猎棚里。在这样昏暗的环境中，阿列克赛的病情没有起色，他看起来很不舒服，脸色苍白，感觉不好。亚历山德拉认为坐在敞篷马车里长途旅行会对他有好处，但道路崎岖不平，马车颠簸得厉害。在走了几英里后，阿列克赛开始感到大腿根部和下腹部剧烈疼痛。他的惊恐万状的母亲下令立即返回，归途成了一场噩梦。很显然，阿列克赛必须尽快卧床治疗，但让马快跑又颠簸得更厉害，这个孩子痛苦得大叫。当他们终于到达斯帕拉时，他已处于半昏迷状态。

两个星期前，阿列克赛跳出小船时重重地摔在船桨顶部，腿部表面的淤血误导了医生。阿列克赛跌破一根小血管，这根血管位于大腿根深处或是腹腔内壁。只要他不动，流血会很少。马车的颠簸不仅造成新的出血，还可能扩大了已经受损的小血管上的伤。

没有办法止住出血。在11天内，阿列克赛徘徊在生死之间，失血过多，发高烧，受着疼痛折磨。在这期间，亚历山德拉坐在他床边，几乎不睡觉，只是抓紧时间在他房间的沙发上休息片刻。最后，外科医生费奥多罗夫提醒沙皇，他的人民必须对皇储的死有所准备。沙皇下令在全国祈祷，还发布了通告，但没有提到病因。10月10日，教士们主持了临终圣仪，讣告已起草好，下一步就可能宣布皇储去世。(www.xing528.com)

那天夜里，亚历山德拉决定召拉斯普廷来。他已经回家去西伯利亚，只能通过电报联系。他不能立即坐火车赶来斯帕拉，于是回了一封电报：“上帝已经看到你的眼泪，听到你的祈祷。不要悲伤。孩子不会死，不要让医生打扰他太多。”

24小时后流血止住了。

无疑，这个故事基本上是真的。除非医生参与了这个有些神秘的阴谋，否则无法说明白，但这不影响结果。我们怀疑，此时拉斯普廷已对阿列克赛的母亲必不可少吗？任何有关拉斯普廷劣迹的报告会让皇后反对他吗？只有这个人才值得她为他祈祷，只有这个人拥有能直接并成功地与上帝沟通的神奇力量。既然上帝倾听他的话，拉斯普廷就肯定是好人。既然他是好人，任何违背他意愿或中伤他的人都肯定是坏的。事情就这么简单。

有关格里高利·叶菲莫维奇（又称拉斯普廷）的情况已出版了许多书和学术文章，但他仍然是个谜。在这里，我们只关注他与沙皇皇后以及她儿子之间的奇特关系，还有他控制她对俄国未来所造成的影响。拉斯普廷在约1860年或1865年生于西伯利亚的波克罗夫斯克村，1903年第一次出现在圣彼得堡。1905年11月1日，沙皇在日记中写道：“我们今天会见了一位圣徒格里高利，他来自托博尔斯克省。”“圣人弄臣”、占卜者和侏儒历来是俄国宫廷侍从的一部分。拉斯普廷不是第一个进入沙皇家庭内层圈子的行奇迹者。急于盼望生儿子的亚历山德拉一度深受一个名叫菲利普·尼采尔－瓦绍的江湖医生影响，以至于她误以为自己怀了孕。拉斯普廷很少拜访沙皇家庭，一年不会超过六次，但他与皇村之间的联系，他与一些大公夫人、富裕工业家、贵族妻子的密切关系，他在公众场合喝醉酒以及他公开的淫乱都在报纸上报导过（1905年后取消了新闻检查），这使许多有责任心的俄国领导人感到吃惊。

作为一个极少能进入皇村内层圈子的外来者，拉斯普廷显然对那些希望影响政府政策的人有用。不能指望他会明智地选择自己的雇主，这是他控制沙皇家庭最糟糕、最灾难的方面。但即使是他在不知不觉间破坏了所有人对政权的信任时，拉斯普廷的建议也不总是坏的。他深谙世故，了解他的农民伙伴。1914年战争期间，他不停地敦促更公平地分配食品。他预言，如果不采取措施加快分配的速度以防止人们在寒风中排长队等好多小时，那么必然出现严重的麻烦。他的预言被证明是对的，因为1917年3月的革命就是在彼得格勒为买食品排长队时爆发的。假如皇后少依赖他一些，他在宫廷的出现就能施加一种稳定政局的影响，因为大多数农民对他纵欲狂饮的故事没什么印象，而对他们中的一员能冲破贵族壁垒到达他们的小父亲沙皇（拉斯普廷亲切地称沙皇为“父亲”、皇后为“母亲”——译者按）身边印象深刻。

拉斯普廷

他用什么方法止住导致阿列克赛剧烈疼痛并使之生命垂危的内出血的呢？他串通好了御医，让他们告诉他施展他那所谓神力的恰当时间了吗？他采用了江湖医生彼得·巴德马耶夫介绍的“西藏神方”了吗？他采用了催眠术吗？还是他碰巧发现有这种可能，任何病甚至是无法控制的大出血或许都有心理因素，可以用精神疗法来辅助治疗？还是只是碰运气？对这些问题，我们永远也弄不清了，但基本的事实是，亚历山德拉坚信拉斯普廷有神力。

有证据表明，沙皇并不像他妻子那样对拉斯普廷着迷。他的日记或他写给皇太后和亚历山德拉的信对拉斯普廷的神力着墨并不多。他把皇储在斯帕拉的康复归功于所做的临终圣仪。尼古拉把拉斯普廷看做一个普通的俄国农民。“他不过是一个善良、虔诚、头脑简单的俄国人，”他这样写道，“当遇到麻烦或感到困惑时，我喜欢和他谈谈，然后总能感到心情宁静。”能收到警察报告的沙皇肯定比亚历山德拉更多了解拉斯普廷的放荡生活，无疑他有时也为皇后依赖这样一个人感到烦恼。不管他怎样和善、朴实，按上流社会的标准，这个人的行为放浪形骸。据说，沙皇的宠臣尼洛夫海军上将有一次斗胆问他，为什么还容忍拉斯普廷傲慢无礼的行为。尼古拉简短地回答，“拉斯普廷比歇斯底里的人要好些。”

1914年7月，与德国的战争迫在眉睫，这时拉斯普廷在西伯利亚家中调养以前匕首留下的刀伤。在听说沙皇已下达动员令后，他给皇村发去电报：“让爸爸不要计划战争，因为这场战争会断送俄国和你自己，你将损失掉最后一个人。”沙皇气愤地把电报撕成碎片。他希望直接指挥他心爱的军队，好不容易才劝说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担任总司令，此人是皇族中最有经验的军人。没有准备的俄国仗打得很糟。8月26—30日的坦能堡战役分散了西线的德军，从而挽救了法国，但却几乎毁了俄国的正规军。军火匮乏不断地阻碍俄军战斗力的复苏。虽然俄军对奥地利取得了一些惊人的胜利，但对德军作战却没有什么进展。到1915年8月，俄属波兰大部分丢了，近400万人死伤或是被俘。这时，沙皇决定自己接过最高指挥权。他不听大臣的劝告，决意这样做，但他得到了亚历山德拉的热诚支持。

这一举动即使可以理解但也是愚蠢的，她之所以热诚地支持沙皇是因为受这样的信念支配，即在帝国内她的丈夫决不能屈居任何人之下。无论是写信还是发电报，沙皇夫妇通常都用英语联系。1915年6月24日，亚历山德拉给当时在前线的尼古拉写信：“亲爱的，你总是需要别人推一把，提醒你是皇帝，能够做任何你乐意做的事——你从没享受过其中的乐趣——你必须表现你有自己的办法和意志，不要让尼古拉大公和他的参谋军官牵着鼻子走，他们限制你的行动，你到什么地方去都必须得到他们的允许。不，你要摆脱大公自己行动，用你的出现把祝福带给前线的将士。”

从1915年9月5日尼古拉离开皇村接过军队指挥权起，一直到1917年3月20日他在莫吉廖夫被捕那天为止，通过他和妻子的通信，我们可以追寻沙皇制度最后几个月所发生的几乎让人难以置信的悲剧事件。这一套信札组成了一份让人惊异的重要历史档案。但我们无法理解这些信件，除非我们理解并同情这对不幸的父母，他们完全信赖那个唯一能恢复他们心爱儿子健康的人。

1915年9月4日，亚历山德拉给很快要到大本营的丈夫写了一封信：“别担心后来的事……亲爱的，我在这儿，别笑话你的傻老伴，但她已穿上你看不见的裤子。”尼古拉回信欣喜万分：“想想，我的妻，你就不来帮帮你此时已心不在焉的丈夫？真遗憾，你已很长时间至少是在战争期间没有尽自己的义务了!”9月10日，亚历山德拉接受了对她的委托，回信道：“哦，心爱的，对你需要我的帮助我深受感动，我总是愿意帮你做任何事，只要不是不经同意的乱搅和就行。”就这样通过这些傻气的孩子话，俄罗斯的最高管理权落入皇后手中。喜好权力的皇后欣然接受，但她仍需要被人控制。她唯一能依靠的只有一个人，这就是拉斯普廷。

直到皇后亚历山德拉1915年底插手政府事务时，有关拉斯普廷的丑闻才成为一个迫切的问题。沙皇继位之初决心大权独揽，但在1905年革命临近爆发时做出妥协，同意建立一个称为“帝国杜马”的议会政府。亚历山德拉有两个原因讨厌杜马。首先，这个机构在1911年要对有关拉斯普廷的丑闻进行一次公开调查。其次，这个选举产生的杜马只要存在，就意味着限制了她丈夫的绝对权威，更糟的是对她儿子未来的统治也是限制。她对孩子健康的病态担心转变成一种信念，她儿子必须要作为拥有全权的君主进行统治。为了这个目的，尼古拉自己必须成为像伊凡雷帝、彼得大帝那样能把不受挑战的权力传给儿子的严厉专制君主。她一再提到这个话题：“看在宝贝的份上，我们必须坚强，否则留给他的遗产将糟透了。按他的个性，他不会向任何人低头，他要自己做主。”“我们要把一个强大的国家交给宝贝，为了他决不能软弱，否则他的统治将会更艰难，他要来纠正我们的错误。勒紧你放松的缰绳。”“他有自己强烈的意愿和想法，别让东西从你手指间滑掉，再让他不得不再次全部重建。”正是这样的驱动力引导尼古拉在他掌权的最后18个月犯下了本可避免的致命错误。

在战争爆发时，俄国总理是个圆滑的老官僚，叫戈列梅金，他就像沙皇的管家一样主持朝政。他也反对沙皇接过指挥权的决定，但没有料到自己在1916年2月2日被解职，由宫廷典礼官B.V.施蒂默接任。不用说是亚历山德拉提出了这个人选。此人起初是拉斯普廷靠得住的朋友，得到亚历山德拉支持，被委任了内务大臣这一兼任的关键职务。他对自己的职责一无所知，也很少尽力去完成这些职责。即使他不乏才干，但施蒂默这一条顿人的姓也让他招人怀疑。许多有影响的人包括协约国的大使都认为他会促使沙皇与德国单独媾和。11月初，杜马对他进行了激烈的批评。亚历山德拉形容他为“一位诚实、正直、可靠的人”，但1916年11月7日她给尼古拉写信：“为了安抚杜马，施蒂默应该称病离开，休息三个星期，他已成了招惹那座疯人院的红布，最好应该消失一段时间，到12月等那些人离开后再回来。”

尼古拉同意妻子的说法：“诚如你所言，他不仅对杜马是块红布，而且对整个国家也是如此，哎!我听到四处都在议论他，没人相信他。天哪!我担心他将不得不走得干干净净。”11月22日，他解除了施蒂默的两个职务，任命内阁资深成员交通大臣A.F.特列波夫担任临时总理。亚历山德拉对此一点也不高兴：“特列波夫，我个人不喜欢他，对他也不可能有像对老戈列梅金和施蒂默的那种感觉……假如他不信任我，不信任我们的朋友，事情就麻烦了。我让施蒂默告诉他，如何对待格利高里并始终要保护他。”

特列波夫的任期一直延续到1917年1月，然后被沙皇统治时的最后一任总理尼古拉·戈里岑亲王取代。伯纳德·佩尔斯形容戈里岑是“一位身体虚弱的诚实老绅士，皇后了解他是因为他曾为皇后出任一个慈善委员会的代主席”。戈里岑对这一任命诚惶诚恐，声称自己体弱，没有经验，但他不能不听从沙皇的直接命令。他根本不必担心自己或特列波夫要为沙皇统治最后岁月的任何事情费心。皇后和拉斯普廷发现了一个理想的搭档来配成这三人政治，这人就是A.D.普罗托波波夫，他先当代理大臣，然后是沙皇政府最后一任的内务大臣。

乍看起来，挑选普罗托波波夫是明智的，因为他曾是杜马的副主席。实际上，他甚至连出任第一个职务都不合适。在亚历山德拉对沙皇多次要求后，他才在1916年9月23日担任这一职务。几年前他得过梅毒，由江湖医生彼得·巴德马耶夫用“两藏神方”治愈。拉斯普廷有效治疗沙皇皇储的病可能就得益于巴德马耶夫，此人是“拉斯普廷帮”中名声更臭的一员。无疑，普罗托波波夫此时得的是典型的后期梅毒，又称为“麻痹性痴呆”。许多跟这位大臣来往的俄国人都把他看做疯子。他对自己的工作一窍不通，在当内务大臣时把大部分时间花在制订要求彻底改革军队、政府和整个帝国的怪异计划上，计划书中还画了繁杂的图表。他怕麻烦，很少出席内阁会议并明智地避开杜马。

尼古拉开始怀疑让一个疯子出任主管内部事务的大臣是否明智。1916年11月10日，他给妻子写信：“我对普罗托波波夫很抱歉——他是个善良诚实的人，但他常从一个主意跳到另一个主意，不能决定任何事。一开始我就注意到这一点。他们说他几年前生了场病后就很不正常（那时他正向巴德马耶夫问医）。在这样的时候把内务大臣位置留在这样一个人手中是危险的……我只是求你，别把我们的朋友扯进这件事里。责任在我肩上，所以我希望能自由做出选择。”但沙皇不能“自由做出选择”，因为“我们的朋友”拉斯普廷已经做出决定，普罗托波波夫必须留任。亚历山德拉给丈夫送去一封言辞相当激烈的信：“我请求你不要现在就换掉普罗托波波夫——他对我们是诚实的。哦，亲爱的，你可以信任我。我也许不够聪明——但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这种感觉经常比大脑还管用。我求你，在我们见面前不要撤换任何人，让我们平心静气地讨论这个问题。普罗托波波夫尊重我们的朋友，他会得到祝福。他没疯，只是他的妻子为看自己神经的毛病找过巴德马耶夫。让我放下心来，答应我吧，原谅我吧，但我这样抗争都是为了你和我们的宝贝。”

亚历山德拉已安排好去看望在莫吉廖夫的丈夫。11月12日，在写过这封信的两天后，她出发去大本营，在那里待了三个星期。这不是一次轻松的旅行，因为尼古拉表现得一反常态的固执。他声称自己在各方面都很讨厌普罗托波波夫。她恳求他要“坚强”、“严厉冷峻”，表现出自己是一国之君，不在乎民意鼎沸，尤其是必须信任拉斯普廷。就在这场危机爆发前不久，她写道：“啊，亲爱的，我诚心向上帝祷告，想要让你感觉并意识到，他是关心我们的。如果他不在这里，我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他用他的（His）祷告和睿智忠告救了我们，他是我们信仰和救助的基石。”应该注意到，在这里拉斯普廷不仅是“我们的朋友”，还在用指称他的代词时冠以代表神的大写字母。12月4日，亚历山德拉离开沙皇，尼古拉写信给她，对自己在她来访期间表现出如此“情绪郁闷和不受约束”表示歉意。但她仍随心所欲，普罗托波波夫保住了位子。

描绘拉斯普廷控制沙皇夫妇的漫画

到1916年秋天，沙皇、皇后和拉斯普廷在俄国各阶层中都极不得人心。这种仇恨情绪在不到18个月中发展起来。许多人善意地想让沙皇了解真实情况。他的母亲、几位大公、英国和法国大使、杜马主席都恳请他摆脱拉斯普廷，“让自己和人民站在一起”。亚历山德拉最喜欢的姻叔保罗大公和她的亲姐姐伊丽莎白大公夫人，都恳请她摆脱拉斯普廷的邪恶影响。他们试图让她明白，拉斯普廷对军事事务的干预给人的印象是，她在背叛国家，帮助德国的统帅部。他们全都没有成功，因为她听不进任何说拉斯普廷的坏话。结果，皇族中有些成员决定直接行动。

不幸的是，他们不能就行动的最佳方案达成一致。大多数人认为，亚历山德拉现在可以被看做是疯子，但他们发现，除非沙皇退位，否则没有办法除去她。这一极端的方案遭到拒绝，因为大家认为这样做太危险。最后，他们决定谋杀拉斯普廷，认为此人一死就可以使亚历山德拉住进精神病院治疗，那时就可以劝没有主见的沙皇不再担任总司令，并与杜马合作统治。谋杀计划由沙皇的姻侄费利克斯·尤苏波夫亲王制订。他还得到两个人的协助，这两人是沙皇最喜爱的堂弟、保罗大公的儿子德米特里大公和一个狂热的君主主义者、杜马的极右翼成员V.M.普里什克维奇。

这次1916年12月30日对拉斯普廷的谋杀水平低劣，计划不周，有关的故事已讲了多遍，也有许多不同的说法，因而就不需要在此详细讨论。肯定有不少人怀疑在他喝的酒和吃的饼中到底投入了多少氰化物（假如有的话），但他确实被左轮手枪近距离击中，又在稍远处再次击中。然后，他被扔进涅瓦河的冰面下，人们随后发现他是在呛水后才死的。所有这些表明，如果罗曼诺夫家族的其他成员谋杀都如此无能，那么他们当沙皇也不会比尼古拉好多少。拉斯普廷的死对亚历山德拉的影响似乎与预料的正好相反。她远未陷入无望的躁狂中，而是很快就从刚开始的惊愕中恢复了过来。这个故事中最精彩的一章是这个病女人表现出令人惊讶的坚强，她支撑这个家庭度过了以后18个月悲惨和屈辱的生活。

沙皇却垮掉了，在妻子的急迫要求下，他匆忙从大本营返回皇村，在那里只住了两个多月。在这段时间，所有见到他的人都为他外貌和态度的改变感到吃惊。他昔日的魅力消失了，脸上布满皱纹，表情麻木，眼白浑浊，瞳孔失去光泽。他郁郁寡欢，迟缓犹疑，有时看上去连当天是星期几都不知道，对周围环境也视而不见。有些人认为他喝醉了或是使用了毒品（“由巴德马耶夫提供”）。没有任何证据支持这些说法，但我们可以假定，他的崩溃有精神和身体的原因。在过去18个月中，沙皇不仅生活在极度的压力之下，而且还几乎完全被孤立开来，因为他所有的顾问和旧日的密友都在亚历山德拉的命令下辞职或被免职。他肯定知道，他的这种孤立状态是由他忠于妻子和她对拉斯普廷的看法造成的。拉斯普廷对她已必不可少，所以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来保护。现在拉斯普廷不在了，实际上亚历山德拉看来却不为所动。所有这些牺牲和错误都是不必要的。

导致沙皇崩溃的身体原因见于他的两封信中。早在1915年6月，他在回复亚历山德拉询问的信中写道：“是的，我亲爱的，我开始感到心脏的老毛病又犯了。第一次犯病是在去年8月萨松诺夫（萨松诺夫是俄军将领，在1914年的坦能堡战役中他率领的集团军全军覆没——译者按）大灾难之后，这次又犯了——在呼吸时我感到左边疼得厉害。”1917年3月11日，他从大本营回来时又留下一段更加不祥的记载：“今天早晨，我在祈祷时胸部感到一阵难以忍受的剧痛，持续了一刻钟。我都不能坚持把祈祷做完，前额上布满豆大的汗珠。我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因为我没有心悸的毛病，后来疼痛消失，在我跪在圣母像前时突然消失。如果它再发作，我要去告诉费奥多洛夫。”沙皇似乎是得了不严重的心肌梗塞，也可能是心绞痛。

就在三天前，尼古拉被阿历克赛耶夫将军从皇村紧急请回大本营，可能是因为一些军队的纪律出了问题，引起了他们的警觉。同一天，彼得格勒爆发骚乱。即使是对俄国的冬天来说，今年的天气也异乎寻常的酷烈。许多火车头的锅炉被严寒冻裂，铁路几乎陷于停顿，没有煤和食品能够运进城里。据说政府存有大量面粉，但却因燃料太少烤不成面包。杜马猛烈抨击政府的食品政策，大批民众在街头漫无目标地游荡，要求得到面包，但他们没搞什么破坏就在警察的命令下平静地散开。第二天人更多，一些食品店遭到抢劫。哥萨克帮助警察恢复秩序，但无论是示威者还是执法者似乎都不愿意攻击对方。

一直到3月10日星期六，游行队伍中才出现政治活动的迹象。人群中有几个人举着红旗，一些人呼喊“打倒那个德国女人”的口号。从其他方面来看，这场混乱不过是场范围较大的食品骚动。到星期天，群众的情绪更激烈，警察召集军队向人群开枪。帕夫罗夫斯基团兵变，拒绝开火，但他们被著名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近卫军解除了武装。夜幕降临时秩序得到恢复，在白天表现得不可靠的沃伦斯基团回到了营房。当天夜里，他们发动兵变，至少杀死一名军官。3月12日星期一早晨，他们也加入了街头的人群之中。就是这次行动把一次无目的的面包骚乱转变为一场革命。

实际上，自从上星期五以来，俄国就不存在一个有效的政府了。那天阿列克赛和他的姐姐奥尔加都在出麻疹，不久后另外三个女孩和安娜·维鲁波娃也得了麻疹。亚历山德拉尽心竭力在照顾他们，无暇顾及政务。普罗托波波夫几乎在独力实施统治，他能得到的帮助来自拉斯普廷的幽灵，让拉斯普廷在一系列降神会上显灵。

3月12日星期一，杜马的左翼代表亚历山大·克伦斯基建议沃伦斯基团到杜马开会的塔利达宫去。沃伦斯基团派代表去卫戍部队的各个团，请他们离开兵营，大家一起“保卫杜马”。到了晚上，除了伊斯麦洛夫斯基近卫军的三个连和轻步兵师的三个连以外，整个彼得格勒的驻军都发动兵变了。杜马给在大本营的沙皇发去了急电。

这时，杜马已经成了某种暴乱统治的中心，力不从心地企图恢复秩序，但时而遭到工兵代表委员会（苏维埃）的支持，时而遭到反对。苏维埃代表是在一千人选一名代表的基础上用举手方式匆忙选出的。3月14日夜里，经过激烈的争论，杜马和苏维埃达成一致意见，尼古拉必须退位，但继续保留沙皇制度，阿列克赛出任立宪君主，由他的叔叔米哈伊尔大公摄政。尼古拉试图去皇村，但被挡了回来，这时他正在普斯科夫与军队指挥官联系。两名杜马成员亚历山大·古契可夫和巴西尔·叔尔根起草了一份退位诏书，他们在3月15日黎明时分启程去普斯科夫。

同时，将军们在商议后做出决定，尼古拉必须退位。沙皇在犹豫片刻后同意退位，3月15日下午他起草了诏书，指定阿列克赛为继承人，他的弟弟米哈伊尔为摄政。然而他在与医生费奥多洛夫商量后又改变了主意。当古契可夫和叔尔根于那天晚上10点到达时，他告诉他们他不能与自己得血友病的儿子分开。他会退位，但只赞同米哈伊尔大公当沙皇。

这两位都是君主制支持者的杜马代表吓坏了，尼古拉破坏了整个计划。在杜马监护下的12岁孩子才能够被各方接受，米哈伊尔只会成为另一个罗曼诺夫王朝的专制统治者。结果证明确是如此。当两位代表在彼得格勒车站宣布米哈伊尔为沙皇时，遭到了民众的怒吼，他们费尽周折才逃离了愤怒的人群。24小时后，米哈伊尔也放弃了俄罗斯的皇冠。血友病毁掉了挽救罗曼诺夫王朝的最后机会。

接下来的夏天，在临时政府低效率的统治下，人们经历了无政府状态、幻想的破灭和战争的失败。本来还要在12月选出一个制宪会议来确定政府，但在1917年秋天，唯一能召集起俄国绝望民众的东西是面包、土地和和平。少数派的布尔什维克党向他们许诺的就是这些，因而他们赢得了政权。在随之而来的内战中，沙皇全家被送往由布尔什维克控制的一个矿业城镇——乌拉尔山脉东侧的叶卡捷琳堡。就在这里，1918年7月16日夜里，叶卡捷琳堡苏维埃下令将他们全部枪杀。他们死时就像平时活着时一样，一家人聚在一起。80年后的同一天，人们为在叶卡捷琳堡被杀的罗曼诺夫家族大部分受害者的遗骸在沙皇帝国过去的都城重新举行了葬礼。1998年（大约在7年前苏维埃的统治结束），他们的遗骸被送回这座城市。这座城市不再叫列宁格勒，恢复了圣彼得堡的旧名。棺材里放的是尼古拉和亚历山德拉的遗骸，还有他们的女儿奥尔加、塔季亚娜和安娜斯塔西亚以及四个忠实侍从的遗骸，被一起安葬在圣彼得和圣保罗堡式教堂内作为罗曼诺夫家族陵寝的小礼拜堂内。2007年，又有两具碳化的残缺遗骸在叶卡捷琳堡附近找到。在经过DNA测定后，俄国当局宣布一具是第三个女儿玛莉亚。另一具确定是男孩遗骸，肯定是这个故事最具悲剧色彩的人物，他将维多利亚女王与俄罗斯沙皇命运联系在一起。这就是患血友病的皇储阿列克赛。

1998年在圣彼得堡举行的葬礼最引人注目的是，有约50位与尼古拉二世有不同亲疏关系的罗曼诺夫家族亲属出现。这些来访者中有些人借机四处看看，看到在涅瓦河上停泊着的过去帝国海军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布尔什维克起义开始时舰上的士兵曾用大炮威胁在冬宫里的临时政府的部长们，并由此揭开了70年共产主义专政的序幕。毫无疑问，这些皇族成员从苏维埃政权最近的解体中获得了一些宽慰，但他们又显然感到不满。在为罗曼诺夫王朝末代统治者举行葬礼时，圣彼得堡大主教竟拒绝参加并不给予教会的认可。他认为这场葬礼毫无意义，理由是根据他的教义信念，法医所用的DNA测试根本无法鉴定出这些尸骨是皇室的遗骸。可悲的是，这件事只是表明，在沃森和克里克建立DNA分子模型将近50年，在孟德尔再次发现遗传因子近100年后，基因的观念还没有深入某些人的头脑，这些人随心所欲地对现代科学尤其是生物学视而不见，或是肆意嘲笑。随着20世纪临近尾声，在苏维埃统治之后的发展时代，俄国人为建立稳定的管理和经济结构遇到了严重的困难。所以，大主教这样做就更让人感到遗憾。在1998年7月这一以重新安葬沙皇为标志的政治和解的庄严时刻，人们看到教会仍坚持蒙昧主义，而这正是沙皇政权的主要弊端之一，这又使面临诸多问题的俄国遇到的麻烦更多。一个大好的机会被错过，这或许就是维多利亚血友病基因留下的真正遗产。